论生活书店2

（《全》#9，630页，1939年4月）干事会须有充分的创造精神。同人小组办法，不但别的机关所未尝有过，就在本店也是创举，所以没有什么前例可援，也没有什么榜样可仿，全靠我们自己多加考虑，创定新的办法，解决进行中可能遇到的困难，继续不断地增富新的内容。

（《全》#9，631页，1939年4月）本店事业的重要目标有三个：一是促进大众文化；二是供应战时需要；三是发展服务精神。

（《选》，240页，1939年5月）我们的店是时时刻刻在进步的大道上迈进着的。我们所以能这样，是因为我们常在努力求进步，不以故步自封。我们常常注意发挥原有的优点，改正或有的缺点。不但如此，我们的进步不是一二人的事情，是要用全体同仁集体的力量来共同努力造成的；因此，我们有所发挥，有所改正，必须大家来研究，大家有彻底的了解，然后大家来努力。

（《全》#9，130页，1939年6月）本店事业的发展，是建筑在广大的社会信任与同情上面的。这只要看本店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几件比较轰动社会的事情就可以明白。

（《全》#9，690～691页，1939年6月）诚然，我们是前进的书店，但是在上海和我们同时或先后成立的前进的书店不止一家。何以我们的书店会比较有更广大的发展？这固然有赖于全体同仁的努力，但也在乎我们从开始及过程中就有着广大的社会信任与同情，这是我们的最可宝贵的传统的个性。所以我说，我们在作风上不仅顾到少数的前进分子，同时要更充分地顾到落后的群众要求，要更充分地顾到各阶层的文化需要。这不但不致消灭本店的个性，而且是更能发扬光大本店的个性。

（《全》#9，691~692页，1939年6月）本店自被误会，分店被停业者已有九处之多……（《店讯》#55，656页，1939年7月6日）（一）关于禁书问题。这个问题如把事实分析一下，便知并不严重。就统计所示，本店出书共约六百五十余种。其中，最大多数是关于一般的知识，有关思想者，仅四十一种，而在此四十一种中，有二十四种已由内政部审查给予注册执照的，未及注册者仅十七种。依我们最近从重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设法取到的《不准发售书刊一览》所载，本店出版之书籍被列入禁书者八种，这在六百五十种书籍中所占不及百分之二。而且这八种被列入禁书的书，有五种是已由内政部给与注册执照的，在实际上只有三种。这三种也在上面所说的未及注册的十七种里面。

（《店讯》#56，669~670页，1939年7月15日）（二）关于经费问题。本店历史，如溯源于生活周刊社，已有十五年，即从本店正式成立日算起，亦有八年，靠先后全体同人的努力，广大读者的深厚同情，才有现在的基础，向未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有账可查。不幸竟有人捏造谣言，说本店每月受共产党津贴一万元！

（《店讯》#56，670页，1939年7月15日）生活书店的前身是生活周刊社。

（《选》，328页，1939年10月）总处有业务会议，每两星期举行一次，由总经理或经理召集，各部科主任共同参加的；各分店也有和这个会议相类的会议，就是店务会议，也是每两星期举行一次，由各店经理召集，由各店全体同事参加的。

店务会议有许多重要的效用，试举其尤其重要的有：（一）各店负责人有机会把总处及本分店的最近的重要事项报告给同人知道；（二）各店负责人可借此提出业务上的问题征求同人的意见；（三）同人对于业务上的报告或问题有发表意见及参加共同讨论的机会；（四）各部门的负责同事得借此报告他所担任的工作，得到共同研究或纠正的机会；（五）这种会议在本店不仅是一个报告和讨论业务的机构；而且含有关于业务上的教育的意义，学习的意义，是同人教育自己，加强自己学习的一种媒介。

各店负责人和各店的全体同人应该把店务会议视为沟通同人意见，增加同人了解，增加工作效率，商讨改善办法，辅助同人关于业务的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机构。

（《店讯》#71，906页，1939年10月28日）各店负责人和各店的全体同人应该把店务会议视为沟通同人意见，增加同人了解，增加工作效率，商讨改善办法，辅助同人关于业务的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机构。

（《全》#9，642页，1939年10月）我们一面要注意按劳取值，尽可能使每一个同事能按他所贡献于本店的“劳”而取到相当合理的“值”，但同时希望店的经济力一天天宽裕。对于同事的家属如妻子生活费的负担、子女教育费的负担、养老金，以及医药费的更优待等等，都能更充分地做到每一个同事都无意外之忧、无内顾之忧、无后顾之忧。

（《店讯》#77，1008页，1939年12月9日）本店是一个商业机关，而且是没有党派关系的商业机关。

（《店讯》#78，1022页，1939年12月16日）民国十九年设立“书报代办部”，对读者还是纯尽义务，不过与同行立有合同，用特殊批发折扣的一些收入作该部一部分的开销。最初主持书报代办部的是严长衍同事。这“书报代办部”是附属于“生活周刊社”的，它可算是“生活书店”的胚胎。

（《选》，333页，1939年12月）薪水是偏重按劳取值，津贴是偏重解决困难，我在《店讯》上曾略加说明。津贴所要解决的困难大概可分为三种：第一是尽可能使工作者无意外之忧，第二是尽可能使工作者无内顾之忧，第三是尽可能使工作者无后顾之忧。

（《全》#9，664页，1939年12月）我们的这个店是一个文化事业的机关，同时也是一个商业性的营业机关。我们应该认清“工作第一”，在报酬方面我们首先应该注意“按劳取值”的原则……（《店讯》#84，1160页，1940年2月3日）后来分店有了汉口、广州两处，事情已比“独此一家”的时候复杂一些，再后来竟增加了三四十个据点。

（《全》#9，619页，1940年3月）请略谈生活书店在管理方面的组织。生活书店是一个商号注册的商业机关，它在业务上的组织有总经理、经理、各部科主任等等，都是依着他们所担任的职务而由总经理任用的，这方面和其他的事业机关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除此之外，为着运用民主集中的原则于事业管理之中，为着实行集体的管理，它让全体同人（须在正式任职半年以后）公举理事参加理事会，共同商量关于营业的事情；让全体同人公举人事委员参加人事委员会，共同商量关于人事方面的待遇及奖惩的事情；让全体同人公举监察委员参加监察委员会，其主要任务在查阅账目；让全体同事组织自治会，共同处理关于同人的卫生、娱乐及教育等问题。

（《全》#9，608页，1940年4月）生活书店由于海内外读者及朋友们的深厚同情，热心赞助，经十五年之惨淡经营，始略具规模，对于国内民族的文化事业，无日不在艰苦奋斗中，以无负海内外读者及朋友们的热诚期望。自抗战爆发以来，对于抗战国策的宣传与前方精神食粮的供给，尤竭尽心力，不敢懈怠，所设分店深入战区及游击区，同事冒战地危险而努力服务，屡次押运大量书籍出入敌对封锁线，艰苦备尝，几遭不测，有一同事因忠于职务，不幸惨遭敌机炸毙，为抗战文化而牺牲。凡遇党政当局有所号召，本店无不竭诚响应，不敢后人，举其较显着者，如在战时首都，本店第一家响应党部对于义卖的号召；在党政军五大机关五十万封慰劳信的伟大运动中，本店同人全体动员，单独征得慰劳信十三万余封；中央党部征求翻印总理遗教，本店亦为第一家响应实行者；此外如广印《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特为前方战士编行《全民抗战》周刊战地版（总数已达五十余万册），为一般民众编行《战时读本》（总数已达百余万册）、《大众读物》（宣传抗战的通俗小册，总数已达三百余万册）等等，凡遇与抗战有裨的文化事业，虽在印刷纸张及运输极艰难的情况中，无不全力奔赴。本店虽自愧贡献微薄，但尚可告无罪于国家民族。

（《选》，351页，1940年4月）谣言中最动人听闻者，为本店以如许小资本（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向实业部商号注册资本十五万元，领有执照设字第八七六号）怎样能办这样大规模的事业，于是认为这就可以作为本店必然受了共产党津贴的铁证！……本店最初为生活周刊社，该刊销数每期在十五万份以上（有当时邮局盖章的立券簿为证），仅仅该刊每年的订费即有数万元。本店忠诚为读者服务，积时既久，信用日着，所以刊物种类亦渐多，都深蒙读者赞许，每年所收订费，总数亦逐渐增加；此外因侨胞读者以及内地读者经常存款委托随时代办书籍，邮购户经常总在三万户以上：这两项每年一二十万元以上的订费存款，虽非资本，但只须分期及随时由书刊中逐渐偿还，在运用资金方面实为读者对本店间接的莫大的协助。

（《选》，352页，1940年4月）本店出书共达九百十余种，其中有关思想问题者仅四十种，为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认为应禁止者二十六种，在此二十六种中尚有十种为已由内政部审查通过得有执照。足见本店在出版方面即偶有被认为有错误之处，亦甚微细，且早已接受纠正。本店出版的杂志，都已经过重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