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活》周刊6

（《全》#7，202页，1937年1月）《生活》周刊初期的内容偏重于个人的修养问题，这还不出于教育的范围；同时并注意于职业修养的商讨，这也还算不出于职业指导或职业教育的范围。在这个最初的倾向之下，这周刊附属于职教社，还算是过得去的。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的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面痛击；虽则我们自始就不注重于个人，只重于严厉评论已公开的事实，但是事实是人做出来的，而且往往是有势力的人做出来的；因严厉评论事实而开罪和事实有关的个人，这是难于避免的。……不但如此，《生活》周刊既一天天和社会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社会的改造到了现阶段又决不能从个人主义做出发点；如和整个社会的改造脱离关系而斤斤较量个人的问题，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生活》周刊应着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发点而转到集体的出发点了。

（《全》#7，203页，1937年1月）《生活》周刊停刊时，曾经有通告给读者，退回定费或换定新刊物，均可听读者之便，只须有信知照，就照办。

（《全》#7，614页，1937年10月）你那样亲切有味地回忆着《生活》周刊，也很引起我的思旧的情绪，但是《生活》周刊有它的时代，它在那个时代所有的内容，即令尚能适合当时的需要，在目前因时代不同，需要也不同了，即使把它的名称恢复起来，内容也不应该相类的，因此我还不想把它的名称恢复起来，认为在实际上是没有多大关系的。（答曹明诚）（《全》#7，653页，1937年11月）生活书店的前身是生活周刊社。《生活》周刊是民国十四年十月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当时职教社的主任是黄任之先生，副主任是杨卫玉先生，我以半天时间在该社担任编辑股主任，主持该社出版的《教育与职业》月刊，译着职业教育丛书，及编着英文年刊。大家鉴于《教育与职业》月刊要每一个月才刊行一次，而且是偏于研究职业教育理论的比较学术性的刊物，于是想再出版一种周刊，每星期就可以刊行一次，专门用来宣传职业教育及职业指导的消息和简要的言论。我记得在一天由黄先生做主席的社务会议上（等于我们现在的业务会议或店务会议，每星期开一次），大家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结果决定办。接着大家即在会议席上想一个好的报名，你提一个，他提一个，经过相当的讨论后，终于采用了杨卫玉先生所提出的“生活”两个字。主笔呢？原来应该由编辑股主任担任，但因为我太忙，所以公推新由美国学成回国的王志莘先生担任，每月送他薪水四十只大洋，其余的文章由职教社同人帮忙，发行的事情由当时还在职教社做练习生的徐伯昕先生兼任。“生活”两个字是由黄先生一挥而就的，也就是现在数十万读者所面熟的写得强劲的典型的“生活”两个字。

（《选》，328页，1939年10月）生活书店的前身——《生活》周刊——可以说是空手起家的。……王志莘先生在美国学的是银行学，所以他主编了一年，就脱离去做银行家去了。我掮的是编辑股主任的名义，所以他走了之后，这副担子就抛在我的肩上。这个“弃儿”在第一年中并看不出它有什么大的前途，因为职业教育和职业指导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并不怎样一般化民众化，订户当然说不到，报贩也不起劲。有一次遇着运动场开运动会，由一位茶博士带了一大堆立在门口分送——在当时是不敢想到卖得出的。印的数量虽有一千余份，最大部都只是分赠给职教社的社员。

（《选》，329页，1939年10月）《生活》周刊既是空手起家，它的编辑只配做光杆编辑，是一种很合于逻辑的现象。……一文钱稿费没有，刊物的销路又很少，都是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结果往往全期的文章，长长短短的，庄的谐的，都由光杆编辑包办，并不是他欢喜这样做，却是因为出于万不得已。但是这光杆编辑不干则已，既然干了，却不愿消极，却不愿怨天尤人，存着不高兴或拆烂污的心理。他模仿了孙悟空先生摇身一变的把戏，取了十来个不同的笔名，每个笔名派它一个特殊的任务。

（《选》，330页，1939年11月）

可怜的“弃儿”已渐露头角了，不到二年，销数由二千余份突增到二万份以上……越弄越有劲儿，不但由国内四毛钱的特约撰述，发展到国外一只洋的特约通讯，而且还有漫画！

（《选》，331页，1939年11月）

当时，“生活周刊社”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一个附属机关，总的责任在名义上皆由职教社的副主任杨卫玉先生担负，但是因为他原有的事情已经够忙，所以所谓“生活周刊社”的内部事情，在实际上最初就只是两个半的同事干着。除光杆编辑算一个外，还有一个是徐伯昕先生，还有半个是孙梦旦先生（他有一部分时间还兼任职教社的事情）。

（《选》，332页，1939年12月）《生活》周刊是创办于民国十四年十月，我的正式接办是在十五年十月，最初只是一单张，慢慢儿扩展到一张半，至十八年五卷起，才扩展到本子的格式。本子格式可算是《生活》周刊的一个新纪元，在这新纪元以前的三年（自十五年至十八年）间可另成一个时期。《生活》周刊在三年间从二千余份增加到四万余份，它的声誉，一天天隆盛起来，读者群一天天广大起来。

（《选》，334页，1939年12月）

《生活》周刊自民国十八年的第五卷起才勉力印成本子的格式，在本子格式以前是单张的（由一张加到一张半），我把这单张时期称为《生活》周刊的第一个时期。自十五年至十七年，这一年间是由二个半人勉力办着，到十七年的十月，黄宝珣女士是加入的第一人。

（《选》，335页，1940年1月）第二个时期是自民国十八年由单张扩充到本子的时候。《生活》周刊改为本子之后，内容更充实，销数突增至八万份，随即增至十二万份，后来竟增至十五万份以上，为中国杂志界开一新纪元，所以就本店的事业说，可以算是划一新时代。

（《选》，336页，1940年2月）刊物内容要有精彩，稿费大加特加，最初八毛钱一千字的稿费，后来由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六元，七元，八元，乃至十元！（较多的是海外寄来的通讯，因为洋面包特别贵，非重费难得好稿。）在当时，全国刊物中所送稿费最大的是推《生活》周刊了。这种种开销的钱从那里来的呢？都是我们从营业上赚来的。

（《选》，340页，1940年3月）我们的事业是由艰苦中产生出来的，我们的同事所以能在很艰苦的情况中共甘苦，共同奋斗，固然是由于有着为进步文化而努力的共同目标，同时也因为我们大家都是靠工作取得生活费，没有不劳而获的分子，并因为我们的经济公开，偶有一部分的赢余，也是用到发展事业的上面去。

（《选》，348页，1940年6月）关于《生活》周刊的始末详情，我在《经历》及《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两书中都曾述及……该刊最初是由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创办，旨在宣扬职业指导和职业修养。后来由于时代的需要和内容的进步，渐渐推广到实际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对于民族解放的倡导及不抵抗主义的严厉攻击尤不遗余力，超出最初创办者所规定的宗旨有独立经营的必要。……后来成为进步文化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的生活书店，即滥觞于此。

当时《生活》周刊风行海内外，声势日大，不仅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城市可以随处买到，即在内地乡村僻壤及远在异域的华侨所在地，也随处可以见到。……当时的《生活》周刊虽在这样蓬勃汹涌形势之下，在实际上每期销数也不过十五万份。这个数量在外国出版事业发达的地方，可谓渺乎其小，但在中国却好像已属惊人。……《生活》出到第六年的时候，就被下令禁止邮递。

（《全》#10，827~828页，1944年4月）我出国后《生活》周刊即被封闭，挚友杜重远先生即接着创办《新生》周刊，在精神上是和《生活》一致的。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着向前迈进。我在海外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喜而不寐，我从心坎里深深感谢杜先生。

（《全》#10，833页，194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