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活》周刊5
（《全》#5，271页，1933年6月）本刊第一任的编者是王志莘先生，前几天在友人宴会席上遇着他，他还笑眯眯地谈起本刊初办时没有人看，由报贩来一捆一捆称斤两买去，有一次雇人在天文台路的运动场前广发赠送！他的这几句不无含着幽默的话虽似乎简单，其实很足以描写本刊呱呱坠地时的凄凉状况。几个月以后，王先生因去办银行事业，把这个零仃孤苦的孩子交给我，我其初觉得毫无把握，还不肯接受，后来因一时找不到别的保姆，我又觉得这个孩子怪可怜似的，便接受过来，抚育抚育看，原也没有想到就能把他养得大起来。
（《全》#5，622~623页，1933年7月）我既已接受过来，便也一团高兴地聚精会神地执行我的保姆的职责。最初帮助我的只有徐伯昕、孙梦旦两先生，我们都是傻瓜，好像乐此不疲似的，常自动地干到夜里十一二点钟，事情还干不完，只得恋恋不舍地和办公桌暂时告别。没有什么人强迫或监督我们这样发傻，我们自己也只觉得傻得有趣，并没有存着别的什么奢望。后来志同道合的同事日增，现在已有三十余人了，分工也比较的可能，虽不必像当初那样傻得厉害，但我们仍好像是一个“短小精悍”勤奋迈进的军队，在此黑暗的旧社会到光明的新社会的过渡期间，共同为大众努力，希望能尽其一个小小支流的贡献。倘若社会认为我们的工作不是毫无意义的话，这不是我们里面任何一个人的劳绩，是我们这一群兄弟姊妹们的共同的血汗的结晶，同时也是由于社会给与我们的鼓励和直接或间接的种种赞助。
（《全》#5，623~624页，1933年7月）本刊虽仍为当局所留难，惟信用尤着，销数方面亦无影响，因爱护本刊之人甚多，故虽不能公开邮递，仍可暗中购买，此点殊足以告慰爱护本刊之热心同志也。
（《年谱》中卷，440～441页，1933年7月）对于本刊职务，仅暂时请假，仍遥为负责。在弟出国后，内部情形，营业方面有徐伯昕兄主持；总务方面则由艾寒松兄主持；编辑方面由愈之与寒松两兄共同主持，并约社外同志好友数人撰稿。愈之兄日间虽不在本刊办公，惟实际上已加入本社。渠之思想，甚为透澈，为弟素所敬佩。得渠臂助，殊为幸事也。（致戈公振）（《年谱》中卷，441页，1933年7月）本刊每年度发行五十期，每半年二十五期，每年度合订本分上下两册，即每半年为一册。……本刊向例每遇每年度或每半年开始的一期，在编辑上常有多少改革，现在遇着这第八卷下册开始的机会，也颇想有一点新花样。最主要的是今后代表本刊社评的“小言论”，改由本社编辑部里的言论部同人共同负责，不再由任何个人署名……本刊用由很微薄的开始，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七八年来关于社评一栏，只由记者做独脚戏。……我在本刊的“小言论”栏做了七八年的独脚戏，这种办法当然有种种的缺点。
（《选》，323页，1933年7月）我说本刊本身没有什么固有的力量，如诸同志认为不无价值，便是由于始终不背叛大众的意志罢了。倘认为不无一点力量，这仍是大众的力量。
（《全》#5，637页，1933年8月）《小言论》是每期文稿里最后付印的一篇……（《选》，325页，1933年12月）本刊七月间横遭禁止全国邮递，继被全国查禁，最后竟被封闭。……我们所得的罪名是“言论反动，毁谤党国”，其实我们对问题或国事有所评论，全以多数的民众为立场，公开的事实为根据，不知道有何“反动”，也不知道有何“毁谤”……记者所始终认为绝对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也就是所谓报格。倘须屈伏于干涉言论的附带条件，无论出于何种方式，记者为自己人格计，为本刊报格计，都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记者原不愿和我所敬爱的读者遽尔诀别，故如能在不丧及人格和报格的范围内保全本刊的生命，固所大愿，但经三个月的挣扎，知道事实上如不愿抛弃人格和报格便毫无保全本刊的可能，如此保全本刊实等于自杀政策，决非记者所愿为，也不是热心赞助本刊的读者诸君所希望于记者的行为，故毅然决然听任本刊之横遭封闭，义无反顾，不欲苟全。
（《选》，325~326页，1933年12月）《新生》确为《生活》后身……表面上由杜重远兄负责，一切均仍旧贯，编辑仍由艾兄负责，发行仍由徐兄负责也。
（《全》#5，609页，1934年4月）在过去的八年当中，我担任《生活》周刊的主编，这个刊物的目的，是在中国鼓吹社会主义，同情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但是它必须在各种伪装的方法之下进行自己的工作，因为它是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上海出版的。
（《全》#5，787页，1934年7月）不幸夭折的《生活》，在现在看来，感觉到有许多的缺点，但仍承蒙许多读者好友垂念不忘，这也是使记者很感愧的。倘若诸友认为《生活》在当时对于社会不无一点点的贡献，我觉得大概是因为它的愚诚，是在能反映着当时社会大众的公意，始终不投降于黑暗的势力，始终坚决地不肯出卖社会大众给它的信用。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坚持到底的。
（《选》，34页，1935年11月）我不能掠人之美，《生活》周刊并不是由我创办的。当时职教社原有一种月刊叫做《教育与职业》，专发表或讨论关于职业教育的种种问题，但是该社同人觉得月刊要每月一次，在时间上相隔得比较的久一些，只宜于发表理论或有系统的长篇事实；为传布职业教育的消息起见，有创办一种周刊的必要： 这是最初创办《生活》周刊的意旨。这和以后的《生活》周刊的内容虽差得远，但最初创办时的意旨确是不过这样。这时它的意旨既是这样，所以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登载各报上搜集下来关于职业教育的消息。除这种消息外，头上有一短篇数百字的评论，随着有一两篇一两千字的论文。“生活”这两个字的名称是杨卫玉先生想出的，第一位的主笔公推新由美国学银行学回国的王志莘先生担任。……我在最初也不过轮流帮助做些文章的一人而已。
（《全》#7，191~192页，1937年1月）《生活》周刊办了一年多之后，已渐渐发达起来，在事实上全个半天都用在这个刊物上面。
（《全》#7，195页，1937年1月）《生活》周刊……最初创办的时候，它的意旨和后来的很不相同，只是要传播传播关于职业教育的消息罢了。……当我接办的时候，它的每期印数约有二千八百份左右，赠送的居多，所以这个数量并不算多。我接办之后，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讨论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编制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动目，也很注意。所谓“有趣味有价值”，是当时《生活》周刊最注重的一个标语。空论是最没有趣味的，“雅俗共赏”的是有趣味的事实。这些事实，最初我是从各种英文的刊物里搜得的。当时一则因为文化界的帮忙的朋友很少很少，二则因为稿费几等于零，职教社同人也各忙于各人原有的职务，往往由我一个人唱独脚戏。最可笑的是替我自己取了六七个不同的笔名，把某类的文字“派”给某个笔名去担任！例如关于传记的由甲笔名专任，关于修养的由乙笔名专任，关于健康的由丙笔名专任，关于讨论的由丁笔名专任，关于小品文的由戊笔名专任，以此类推。简单说来，每个笔名都养成一个特殊的性格。这倒不是我的万能，因为我只努力于收集合于各个性格的材料，有许多是由各种英文刊物里搜得的。搜求的时候，却须有相当的判断力，要真能切合于读者需要的材料。把材料搜得之后，要用很畅达简洁而隽永的文笔译述出来。所登出的材料往往不是整篇有原文可据的译文，只是把各种相关联的材料，经过一番的消化和组织而造成的。材料的内容，仅有“有趣味”的事实还不够，同时还须“有价值”。所谓“有价值”，是必须使人看了在“进德修业”上得到多少的“灵感”（Inspiration）。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这一栏也最受读者的注意；后来有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每遇着社会上发生一个轰动的事情或问题，就期待着看这一栏的文字。其次是信箱里解答的文字，也是我所聚精会神的一种工作。我不敢说我所解答的一定怎样好，但是我却尽了我的心力，有时并代为请教我认为可以请教的朋友们。
（《全》#7，197~198页，1937年1月）《生活》周刊在这阶段的内容，现在看来显然有着很多的缺点，不过我所指出的是当时的这种工作已引起了我的兴会淋漓的精神，使我自动地用着全副的精神，不知疲乏地干着。同时还有一位好友徐伯昕先生，也开始了他对于本刊事业的兴趣。我接办本刊后，徐先生就用全力帮助我主持本刊营业的事务，他和我一样地用着全副的精神努力于本刊的事业。孙梦旦先生最初用一部分的时间加入努力，后来渐渐地也用着他的全部分的时间。最初经常替《生活》周刊努力的职员就只是这三个人。
（《全》#7，199页，1937年1月）《生活》周刊的创办并没有什么大宗的开办费。寥若晨星的职员三个，徐先生月薪二十几块钱，孙先生月薪几块钱，我算是主持全部的事业，月薪最多的了，每月拿六十块钱。我还记得当时在辣斐德路一个小小的过街楼，排了三张办公桌就已觉得满满的，那就是我们的编辑部，也就是我们的总务部，也就是我们的发行部，也就是我们的广告部，也就是我们的会议厅！我们没有大宗的经费，也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我们有的是几个“患难同事”的心血和努力的精神！我们有的是突飞猛进的多数读者的同情和赞助！《生活》周刊就在这种“心血”，“努力”，“同情”和“赞助”所造成的摇篮里长大起来的。
（《全》#7，200页，1937年1月）我们在办公的时候，也往往就是会议的时候；各人有什么新的意思，立刻就提出，就讨论，就议决，就实行！孙先生是偏重于主持会计的事情，虽则他对发行方面也很努力。徐先生是偏重于营业和广告的事情，虽则他在总务方面也很重要。在编辑方面他常用“吟秋”的笔名作些漫画凑凑热闹，因为他不但在营业和广告方面富有创造的天才，而且也对于美术具有深切的兴趣。我的工作当然偏重于编辑和着述方面。
（《全》#7，200~201页，1937年1月）《生活》周刊本身经济力的发展，来源不外两方面： 一方面是发行的推广，由此增加报费的收入；一方面是广告费的收入随着销数的增加而增加。
（《全》#7，201页，1937年1月）《生活》周刊所以能发展到后来的规模，其中固然有着好多的因素，但是可以尽量运用本刊自身在经济上的收入，——尽量运用这收入于自身事业的扩充与充实——，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关于这一点，我在上次已经略为谈过了。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尤其不得不感谢职教社的，是《生活》周刊经我接办了以后，不但由我全权主持，而且随我个人思想的进展而进展，职教社一点也不加以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