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活》周刊4
本刊愿本此信心，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一以正义为依归；正义所在，全力奔赴，生死不渝。
（《选》，312页，1932年1月）本刊只不过由记者一人和若干同事共同努力主持，常和几位志同道合的社外朋友讨论各种问题，此外，则常蒙海内外热心读者通信商榷种种问题，实际情形如此，至今尚未有什么组织。就立于言论界的地位而言，原不过在言论上竭尽知能作相当的批评或建议，养成健全的舆论，其使命原在研究和宣传。
（《全》#5，408页，1932年1月）讲到艰难缔造，想起《生活》周刊最初却也是艰苦备尝的。当时助理的同事只有一二人（因为二人中尚有兼职的，只得称一二人），记者要握笔作文，要做收发，要看信复信，有一次因包封寄发本刊来不及，我也只得搁着笔加入帮着做包封的工作，有一次因要韦廉士医生的广告加些价格，要用英文和该公司的“大班”办交涉，我不得不搁笔亲自出马，记得当时该公司在本刊上所登的广告地位等于现在每期二百元的广告地位，每期却只出十只大洋，我出了九牛二虎之力，和那位“大班”辩论了好半天，他才允每期加一两块钱，还得像煞有介事的签了好几张英文合同。当时本刊信用未着，只有这个公司肯登这样多地位的广告。当天大雨倾盆，我出该公司时已傍晚，回来时满身淋漓，自顾失笑，虽所获无几，但总算“凯旋”，于疲劳中颇感乐趣，如今回首前尘，有如梦境。但是本刊从极小规模做起，本身事业的扩充，全视本身收入为标准，经济自立，不必求人，却未尝不是一个特点。
（《选》，94页，1932年4月）本刊自记者全权主持以来，事业的维持和进展，全恃自己在营业上（即发行，广告，及出版书籍各方面）所得的收入，绝对不受任何团体或私人的津贴，此事我们不能瞒过每半年查账一次的潘序伦会计师和他所主持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参加查账的诸先生，关于经费来源，是可以公开的事实，无可遁饰的。讲到第二点，记者全权主持本刊五年以来，言论与天下以共见，虽所见自愧浅薄，但无不以民众利益及正义公道为前提，曾否有一文一语为任何一党一派及任何私人的私利有所袒护，文字俱在，可以复按，这也是可以公开的事实，无可遁饰的。
（《选》，95~96页，1932年4月）这三个字（指“小言论”栏目题词）确是郑孝胥的手笔，记者和他直接不认识，当时还是承一位热心好友费了许多工夫弄到的。自郑助逆后，屡有读者建议更换，我们最初以为郑的助逆行为固可恨，但他的书法似可无须并为一谈，况且并未有他的署名，故未即更换，近来责备的信愈多，我们感于读者爱护本刊之诚厚，特将最近得到的白珊先生的这封信发表出来，决意更换一个手笔。记者虽不是什么“伟人”，也不是什么书法名家，但求人不如求己，免得无谓的麻烦，就自己涂上本期开始用的这几个字。
（《全》#4，78页，1932年4月）本刊旨在“启迪理智能力，增富知识见闻”，而内容则重在评述国内外时事，讨论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一般的问题，介绍国内外的现状与大势，故其体例有评论，专论，国内外通讯等等。要“启迪理智能力，增富知识见闻”，方法原有多端，而我们取材所以特重时事评述，问题研究，与国内外现状及大势者，很想藉此一扫国民向来只顾一身一家而漠视整个民族群众福利的心理，引起他们注意时事及研究问题的兴趣，扩大胸怀与放远眼光的感觉。
（《选》，97页，1932年5月）本刊自记者滥竽以来的五年间，赖诸同事的努力和社会的赞助，深自愧其成绩之无几，但仅对本刊自身的前后情形略作比较，固无时不在奋勉之中，试举其荦荦大者： 最初每年收入仅一千五六百元，支出相仿；现在一样的紧缩，一样的处处力求经济，每年收入已近十五万元，支出约十四万余元，余数作第二年事业的最初流动金。最初同事人数二三人；现在工作一样的忙，已增至三十人以上。最初办事处租金每月四十元左右；现在一样的拥挤，每月增至三百元以上（印刷所尚不在内）。每日信件，最初收二三十封，发一二十封；现在最多时收的在千封以上，发的在五百封以上。从前自顾不暇，现在对于自己所主持的社会事业，亦屡竭其绵薄，仅就为马占山捐款刊布名单一事而言，贴去纸费印刷费即在二千元以上（正在整理及印刷中的各项捐款的征信录尚不在内）。此外附属事业，如书报代办部，编行丛书等等，亦惟力是视，未敢懈怠。……本刊内容注重求精而不贪多的办法……（《选》，100~101页，1932年5月）
将于七月二日出版的第七卷第二十六期的本刊，是本刊下半年度开始的第一期，我们打算从该期起实行一点新计划，第一件是隔期加四页影写版印的画报（有一页广告），第二件是扩充篇幅，登载一种长篇的名着小说。……增加画报，扩充篇幅，价格照旧。
（《选》，313页，1932年6月）（一） 本刊虽未加入任何政治集团的组织，但我们却有我们自己的立场： 凡遇有所评述或建议，必以劳苦民众的福利为前提，也就是以劳苦民众的立场为出发点。
（二） 我们认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乱源，都可归结于有榨取的阶级和被榨取的阶级，有压迫的阶级和被压迫的阶级，要消灭这种不幸的现象，只有社会主义的一条路走，而绝非行将没落的资本主义和西洋的虚伪民主政治的老把戏所能挽救。所以依客观的研讨，中国无出路则已，如有出路，必要走上社会主义的这条路。我们对于此点既有深切的认识，绝对不愿开倒车。
（《选》，315页，1932年7月）记者个人和本刊都和国家主义派毫无关系，这是事实……即就本刊平日的言论内容主张看起来，亦可知道本刊是和国家主义派毫无关系的。
（《全》#4，441页，1932年9月）其实本刊全以大多数民众为立场，与任何党派都没有关系，这是在信仰思想及主张上可以看得出的。
（《全》#4，442页，1932年9月）记者办理本刊向采独立的精神，个人也从未戴过任何党派的帽子。
（《选》，318页，1932年10月）根据自己的信仰而加入合于自己理想的政治集团，原是光明磊落的事情，这其中不必即含有什么侮辱的意义。不过我确未加入任何政治集团，既是一桩事实，也用不着说谎。我现在只以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资格主持本刊，尽其微薄的能力，为民族前途努力，想不致便犯了什么非砍脑袋不可的罪名吧。
（《选》，319页，1932年10月）既非为保全本刊的资产，又非为保全个人的得失，究竟要保全什么？所要保全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本刊的生命所靠托的唯一的要素。倘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无法维持，那末生不如死，不如听其关门大吉，无丝毫保全的价值，在记者亦不再作丝毫的留恋。
（《选》，321页，1932年10月）其实我并不是怕牺牲。像《生活》周刊现就准备着牺牲。当然我决非有意要它牺牲；如能保全报格——即保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不受无理的干涉和利用——我当然要用尽心力保全这个具有七年历史获得多数读者同情与爱护的刊物；如须丧失报格始能保全，则宁听受暴力的封闭。
（《选》，111页，1932年11月）作者滥竽《生活》周刊笔政，每周不得不循例执笔写一篇“小言论”，一周又一周的积起来，转瞬又成一厚册了。……以时事为评论的材料，原有枝枝节节的毛病，但评论所根据之观察点则不得不有其中心思想以为权衡，故于分歧杂错的个别问题中，未尝没有一贯的中心思想为背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殆亦此意。作者自己和自己作前后的比较，自觉思想上的方向日趋坚定，读者于前后各文中或亦可以看出一二……自九一八，尤其是一·二八以后的拙作，对于抗日救国的文字特多，这是认为民族自救乃目前的要图，决无意于提倡狭隘的国家主义。
（《全》#5，19页，1932年12月）《生活》周刊虽有一时风声异常紧急，日日有各方面传来之恶消息，或云封闭，或云通缉弟个人，甚至有以绑票手段对付弟以为恫吓者，故当时有数友劝弟离沪暂避，弟均未为所动，静以待变，现则开禁尚无希望，封闭亦未执行，空气似已缓和，弟得做一日仍努力一日，故《生活》周刊内容仍在日求精进中。（致戈公振信）（《年谱》上卷，393页，1932年12月）本刊现仍照常出版，不过外埠不能有大宗邮递。但在各地代销处，凡可由火车或轮船运往者，均在可能范围内设法运往，以应需要。初时老蒋疑弟有党派关系，现虽已明了确无背景，但以详悉本刊销数之多，影响之大，故有派人参加敝刊干涉言论自由之企图，或将本刊收买为己有。曾托人示意此事，吾人当然坚持拒绝。宁为玉碎，不愿瓦全。因此邮递开禁尚无把握，惟邮局方面改用封皮已可寄一小部分。关于销数方面，因各地检查有宽有紧，在长江一带比较严整，华北华南一带则由火车或轮船运输者，为数甚多，且有不少热心读者托本埠亲友代转，故尚无多大影响。惟经济方面则大受影响，因火车轮船运费较邮费增加多多，直接定户完全无法接受。现内部极力紧缩，弟个人自动减薪五十元。书店内所获赢余，亦可贴补若干，故仍可收支相抵，绝无恐慌之虞。本刊在不丧及报格范围内，能生存一日必努力一日，不懈不怠，以报爱护本刊者之厚意。（致戈公振信）（《年谱》中卷，412页，1933年2月）本刊向来不专攻击个人。对于“名流”也决不愿信口批评，借此“来出风头”。……对于“名流学者”，我们断不敢作个人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