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活》周刊3
（《全》#3，14页，1930年1月）本刊发行四年余以来，每期皆于星期五下午送到邮局付寄，除有一次因上海印刷工人全体罢工而不得不从众延期外，从来未曾延误过一次。
（《全》#3，20页，1930年1月）本刊的内容就好像每星期约几位朋友和读者诸君聚谈一次——嘻嘻哈哈的或喟然慨叹的任意纵谈一阵，但却力汰浮言，务求精警。所以我们的材料体裁，没有什么有系统的洋洋长篇的大文章，都是些谈话式的短隽文字。
（《全》#3，22页，1930年1月）就本刊最近的经济情况说，不过收支可以相抵，保持经济可以自立的地步。这个地步的保持，我们还是多方撙节，一点不敢放松，由大家苦干而得来的。不过销数愈多，在代售零销各方面的亏折也随之俱增，惟一的维持方法是希望因销数增多而广告也可有相当的增多，藉资挹注，否则销数愈多愈难于维持。
本刊的渐渐发展，可以说是赤手空拳起家的。怎么说呢？我和几位同事当然没有钱带来贴，就是本刊的自身也没有什么大项的款来做经费，所以我们始终是量入为出： 最初规模极小，发展一点儿，收入可以多一点儿，就用来使本刊的事业扩充一点儿。这样用本刊自身努力所得以扩充本刊自身的事业，辛勤困苦诚所不免，但却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脚踏实地的向前发展，有多少实力做多少事务，因此乃有充分独立的精神。也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的收入虽较前增加，而支出亦随之增加，正如俗语所谓“水涨船高”。就最近情形说，仅经常印刷费一项，每期已逾七百元，仅此一项支出，每年已在三万六七千元。所以本刊虽因有点发达而收入较多，但都用到本刊自身事业的扩充上面去。这是有会计师审核过的账册可稽，不是可以任意瞎说的。
（《全》#3，23~24页，1930年1月）本刊现在完全经济独立，办公室也由本刊自己出钱租的，虽似乎有点像洋房，但办公室里人多地小，办公桌的中间走不过并排走的两个人，简直好像在牛角尖里周旋。……《生活》却自第五卷第一期起每星期乘着汽车扬长驶到邮局。
（《全》#5，459页，1930年1月）
我们的正当收入在目前约有三途： 一是广告，二是发行，三是丛书。收入的用途目前亦约有三条： （一） 维持本刊的成本，极力勿使读者的担负加重，例如最近虽金价暴涨，纸价倏增，百物昂贵，维持艰难，本刊仍保全原有的文字篇幅，只从广告方面力谋挹注，不愿遽增报价；（二） 优待着作家，稿费较前增至五倍（编者自己文字向不另取稿费）；（三） 优待忠实勤奋为本刊办事的职员职工。本刊目前的经济状况只能够靠自己的正当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
（《选》，289~290页，1930年7月）本刊自业务日渐发达之后，各部分的工作也随之而日渐繁重。现在本刊的工作分三大部分： 第一是总务部，里面包括文书，会计，庶务；第二是编辑部，里面包括主笔，特约撰述，编辑；第三是营业部，里面包括发行，广告，印刷，发行之下又包含两部分，即国内外特约发行所及代销处。
（《选》，206页，1930年8月）本刊全靠自己的正当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现在仍在穷干苦干的时期，所以要绝对的量入为出。不过有一点可以奉告者，即本刊实有可以乐观的前途，将来对于果有真实才能而又肯忠勤为本刊服务者，待遇方面必惟力是视，不至使热心办事者因物质上的牵累而分心。
（《选》，208页，1930年8月）其次请略述自第六卷起增加《每周大事记》的旨趣。我们从前原有所谓《一周鸟瞰》，但当时因为只有一块豆腐干的地位，而周刊的印刷时间又过于迟缓，觉得没有什么精彩，所以索性把它删除。不料删除之后，南洋及各国华侨同胞中的读者，以及内地的许多读者，纷纷来信说这一栏不应删除，像新疆就有好多读者来信说该处往往全靠这一点儿材料略懂本国的新闻消息。我们得着这样的鼓励，又觉得不干则已，要干总要想法弄得有精彩，方不负读者诸君殷勤的期望，故决自第六卷起，将印刷时间及包卷手续极力设法缩短，俾新闻的时间性方面不至如前之落后（自第六卷起并提前于每星期六出版），同时扩充此栏篇幅（并不侵占原有之文字篇幅），指定一页半的比较充裕的地位，用简洁的文笔，有系统的方式，记述一周间国内外的特别重要特有意味的新闻消息，希望订阅一份本刊者能获得订阅中外数份报纸的利益，省时间，省脑力，省费用，并欲藉此提倡一般国人对于国际要闻与国家社会要闻增加兴趣与注意的习惯。
（《选》，292~293页，1930年12月）
本刊是全靠自己的正当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力求自己的发展。本刊经了四五年的挣扎奋斗，现在的同事人数较前加了八倍，（本刊承国内外读者的信任，商榷问题的通信最近每日已达二百封左右，除由记者主持外，并有三位忠实而勤奋的同事专司襄助的职务，仍忙得不可开交，但这种服务是我们所觉得异常愉快的。）房租较前加了三倍，稿费较前加了五倍至八倍，我对于努力服务的同事，每半年或每年增善他们的待遇，故同事薪俸依成绩较前加了二三倍至四五倍。
（《选》，293页，1930年12月）本刊创办以来的经历颇简单，最初一年的宗旨似未十分确定，记者承乏本刊自第二年起，接手后即确定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方向较定，努力亦较专，至第四年起，经济与管理方面均完全自立，幸得创办者之绝对信任，记者乃得以公正独立的精神，独往独来的态度，不受任何个人任何团体的牵掣，尽心竭力放手办去，复得诸同事之夙夜匪懈，诸文友之热诚赞助，才有今日的一点基础，依最近的趋势，材料内容尤以时事为中心，希望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一） 本刊是没有党派关系的，这并不含有轻视什么党派的意思，不过直述本刊并没有和任何党派发生关系的一件事实。我们是立于现代中国的一个平民地位，对于能爱护中国民族而肯赤心忠诚为中国民族谋幸福者，我们都抱着热诚赞助的态度。
（二） 我们不愿唱高调，也不愿随波逐流，我们只根据理性，根据正义，根据合于现代的正确思潮，常站在社会的前一步，引着社会向着进步的路上走。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思想是与社会进步时代进步而俱进。
（三） 我们希望能藉本刊批评讨论各种较重要而有意味的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含有分析的眼光，研究的态度，组织的能力，创造的思想——为中国国民养成分析，研究，组织与创造的种种能力；希望他们对于任何问题都能具有分析的眼光，研究的态度，组织的能力，创造的思想，不盲从，不武断，具是非心，有辨别力。
（四） 民族兴盛与社会改进是要靠多方面各就其境地能力而分工努力促成的；本刊不过是许多努力的无数单位中的一个，好像大海汪洋中的一个细流，所以本刊从来不存包办一切的态度，只想竭尽我们的棉薄，在振兴中国民族改进中国社会的许许多多努力中，希望能贡献我们一个小单位或一个细流的责任。
（《选》，296~297页，1930年12月）本刊向来的态度是主持公道，毫无偏私，尤不许被任何团体或个人作“诬蔑”之利用。关于含有向社会呼吁以申冤抑的来信，其中事实亦由记者审查投函者是否可靠，如不认识投函者，遇必要时亦经过相当的探查手续，始酌定发表与否。
（《全》#3，284~285页，1931年1月）记者每阅各方面惠寄的着作，遇有“有趣味有价值”的地方，辄喜撮其精彩以饷本刊读者。
（《全》#3，343页，1931年4月）本刊较前发达，我们不讳言；本刊收入较前增加，我们也不讳言。不过我们有一点要略为说明的，就是“水涨船高”，我们在事业上的正当支出随着正当收入而作同样的增加。我们最近每月仅印刷费及纸费一项已达五千五六百元，其余一切办公费也须四千元左右，每月总支出在万元左右，所以我们是右手来，左手去，足以维持罢了。我们在收入方面，每月广告收入有三千元左右，但尚不能挹注办公费，此外如本埠报贩及国内外二百余处之代销处批发，均须降低批价，不敷成本，故我们在办公费方面，为维持本刊生存计，只得力求撙节。像记者个人，现在所得的生活费，比我在五年前做中学教员并同时兼点译着工作的收入，并未增多；即其他同事，我虽采用年功加俸的办法，但以他们之勤奋劳苦，如在别的机关里，也许要获得加倍的酬报，又就办事人方面说，除办报所需要的各项人才外，本刊承读者不弃，每日赐函询问或商榷问题者，平均在百封以上，两年前只记者一人可勉为应付，最近襄助此事的同事不得不增至五人，这种经常费也须归入办公费内。
（《选》，302页，1931年7月）本刊为什么要事业发达？无非要想竭其棉薄，为社会多争得一线光明，若同流合污而图苟存，不如直截爽快的疾终正寝。很多爱护本刊的朋友，说本刊发达到现在的规模很不容易，应力加维护，勿令冒险，勿多管闲事。他们的盛意隆情，我当表示十分的感谢，但我同时以为《生活》的生存价值在能尽其心力为社会多争些正义，多加些光明，若必同流合污以图苟存，则社会何贵有此《生活》？《生活》亦虽生犹死，何贵乎生存？故我但知凭理性为南针，以正义为灯塔，以为不但我个人应抛弃“患得患失”的心理，即本刊亦应抛弃“患得患失”的态度。
（《选》，303~304页，1931年7月）《生活》最近注重“启迪理智能力，增富知识见闻”。
（《全》#3，463页，1931年9月）在本刊只知正义，关于本身的成败得失早已置之度外，原可不必多赘，惟是非不可不讲，故亦有略加申明的必要。我孤身负全责为本刊奋斗者五年，在我主持中的本刊的一切当然由我负全责；本刊绝对没有什么党派为背景，是我敢负全责声明的，而且也是可从本刊向来的言论上看得出来，不是临时所能凭空文饰的。
（《选》，307页，1931年12月）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本刊所发表的关于救国的文字更多……本刊业务日繁，总务部营业部各方面的同事虽由二三人逐渐增至二三十人，但在社内的编辑撰述方面，至今只有我一个人做独脚戏，此外则全恃社外的投稿，我自己既未加入任何党派，自己至今亦未有任何党派的组织，而本刊又系由我一个人负全责主持，丝毫不受任何机关任何个人的牵掣，所以我敢说本刊是绝对没有任何党派为背景的。
（《选》，307～308页，1931年12月）回溯本刊已往六年中的过程，深惭无所贡献，若仅就本刊自身作先后的比较，在思想上则亦常自奋勉，与时演进；记者个人亦无时不在且做且学，且学且做，每于观察求知苦思冥想之余，辄举所见与所敬信的几位朋友反复讨论。
（《选》，310页，1932年1月）本刊最近已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故有所论述，多以当前事实为对象。但于就事论事之中，亦自有其核心标准。此种核心标准，简言之可曰“正义”……我们所信守的正义，是反对少数特殊阶级剥削大多数劳苦民众的不平行为；换言之，即无论何种政策与行为，必须顾到大多数民众的福利，而不得为少数人假借作特殊享用的工具。
我们从此观察点，深刻认识剥削大多数民众以供少数特殊阶级享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崩溃（通常所谓资本主义当然指私人资本主义）；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成立。
（《选》，310页，193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