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理1
（《选》，60页，1940年9月）17. 论管理
各人有各人的特长，各人的特长也许有种种的方面，用人者能用其特长，更能利用其种种方面的特长，在被用者和用人者都有各得其所的愉快，事务上的效率自能与日俱进。
（《全》#2，358页，1928年11月）关于第二类人才（按： 指管理人才）所需要的学识大概特重科学管理法，心理学，销售学，广告学，以及其他关于商业的常识。
（《选》，11页，1929年9月）话又要分两面说，在服务者方面诚然贵有乐业的精神——没有乐业的精神决不能持久而不厌倦——而在用人者方面则亦须顾到服务者之相当生计而勿令其心为家累所牵扰。我国在事业上努力肯数十年如一日者诚不多见，而在用人者方面似亦不提倡服务者之能久于其事，至少他们对于服务年数之增加并不觉得有何可贵。所以西洋各国对于任事愈久者，待遇上亦特别优渥，而我国则往往任事十年二十年，而所入仍是依然戋戋，随你借债弥补，困苦老死，在用人者漠不动心，其刻薄寡恩，每每令人心寒，在此种冷酷的环境之下，大多数人之兴趣索然，亦固其所。
（《选》，13页，1929年12月）（一） 我向来主张用人当注重真才实学而不必问资格——指学校毕业的资格。我此次征求同志，绝对不问资格，倘有如我上面所提出的条件，虽连小学毕业的资格都没有，我仍要竭诚聘请，否则虽有极好听的衔头，决不请教；（二） 以实际才能为标准，绝对不讲情面。所以虽素昧生平，只要能在投稿上及试用上表示实际才能，无不扫榻以待。熟友的保荐信以及“吹嘘”等等，一概用不着，如不在实际能力上表现而另外致函商量，恕我一概不复，俾两方省却许多麻烦……（《选》，208页，1930年8月）记者最后的感想，觉得制度重要，人尤重要；能自治的人才能实行自治的制度。苏联对于国民教育训练之积极，实尤为基本的基本。处于倡导地位的干部人才（尤其是廉洁公忠坚苦卓绝的人格）也极重要，否则制度与计划都不过成为纸上空谈或落得有名无实的结果而已。
（《全》#3，446页，1931年9月）关于用人方面，我们严守人才主义，力戒安插冗员的恶习，尤注意紧缩政策，非万罢不了的人不得任意添请，俟将来职务增繁，再依事务上之需要而逐渐增加。职务上应请的人才，须经过干部全体的通过，或用公开考试的办法。记者生平反对在自己主持的机关或职务上安插自己的亲戚，所以自全权主持生活周刊社以来，未曾用过一个亲戚。也许有人觉得矫枉过正，因为亲戚里面不见得就绝对没有人才，但我以为果有真才实学能够努力奋斗的人，不怕无处谋发展，安插亲戚实弊多于利，尤其因为痛心于狐亲狗戚之充斥于官僚社会，甚至蔓延于其他事业，我们不得不“矫枉过正”。记者这个意思，干部诸同志都表同意。
（《选》，87页，1932年4月）常常听见有人慨叹中国没有办法。其实何尝没有办法？虽有办法而没有人去办，“法”又何能自“办”？虽有办法而用不相当的人去办，原来好好的“法”，一变而为自私自利的工具，贪污剥削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者天下滔滔皆是也，虽“办”何益？不但无益而反足害尽苍生！所以事业要办得好，固在有严密的组织，同时也在乎有充分修养的人物。
（《全》#4，687页，1932年 11月）任何集团——自政党至任何团体，如合作社——要组织健全，对于参加的分子必须相当严格，必须定有相当的标准和经过相当的手续；集团越庞大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否则，这个组织本身便不能严密，易于腐化，而加入这种组织的人也要感觉到没有什么价值。
（《店讯》#24，141页，1938年9月3日）无论那一部门的事业，例如书业，某一书店的营业计划或编辑计划，必有其不能公诸同业的部分，也有的部分在成功以前也不能完全给社会一般人都知道的。
（《店讯》#30，238页，1938年10月15日）任何进步的机关，对于真有优越能力及充分责任心的新干部都有努力提拔的必要。
（《店讯》#31，260页，1938年11月19日）有了好的计划而没有健全的组织，这计划便是一大篇空话，没有办法通过健全的组织而执行起来。但是有了完善的组织，如果没有健全的干部，那组织虽合理化，还只是一个空架子，没有实质的东西，还不能负起实现新计划的任务。
（《店讯》#33，302~303页，1938年12月24日）所谓计划化就是尽量使我们的工作有一定的计划，依着这计划进行，这计划内容的简单复杂，当然要根据工作的种类而定，但是一般地说来，必须有一定的步骤，有一定的时期，例如我们的出版计划，商定好了出多少种类书，每种类预备出多少，在多少时间内出完，分成几个阶段出。在一年的计划中，尚须分季分月，各有具体的规定，每个编审委员在一年中各季各月的工作都有具体的规定，商得各编审委员的同意，填入特备的表格，以后进行工作，都以此为根据。这样一来，事情不能随便延搁，检讨工作也有所根据，万一计划行不通，也得早发现，力图补救或改善。
现在编审委员会已开始这样做。
我认为不但编审委员会的工作应该这样计划化，其他一切工作都应该力求计划化。……本社事业要上轨道，一切工作要力求计划化。
（《店讯》#36，353~354页，1939年2月4日）民主的选举，当然不应有任何统制。但事前关于候选人的讨论研究，交换意见，征求意见，尽可能得到最适当的候选人，这是应有的准备工夫。这样只有更合于民主的真精神，同时更可增加选举的效能。严格说起来，听任各人临时随便乘着各人的高兴写上要选的人，这只是个人主义，并不是什么民主精神。民主精神是要根据集思广益的结果。
（《店讯》#38，387页，1939年3月4日）真正的民主制，须尽量使整个机关里每一个分子都对于事业的管理起积极参加的作用，并不限于举出的若干代表。再具体点说，就是大家来参加管理，也就是要大家来想办法，要大家能想办法。
（《店讯》#39，403页，1939年3月11日）民主的最重要的构成是大家的事由大家来管。因为是由大家来管，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认识水准，知识水准，道德水准，都应该时时在进步的路程上迈进。构成分子的进步，就是团体的进步；构成分子的落后，也就是团体的落后。所以在个人方面说，自己的进步或落后，还只是对自己个人负责任，加入了一个民主的工作团体，成为这工作团体的一员，自己的进步或落后，已不只是对自己个人的责任问题，而同时也是对团体的责任问题。关于求进步方面，当然有种种的途径，最主要的大概有三种： （一） 尽可能作有系统的看书，注意一般常识的书和自己所欲专精的那部门的书。（二） 在工作中体验和求进步。举一个最小的事做例子吧，就是抄写一封信，用撒烂污的态度写是写，用学习的态度写也是写。前一种的写法虽写了千百封信，还是老样，或甚至瞎搨惯了，反而退步；后一种写法便越写越好，简直好像利用现成的纸笔替自己改善书法！（三） 如再有时间或精力剩余的话，在可能范围内参加一些店内，或店外的集体生活，增加自己的社会经验。
（《全》#9，627~628页，1939年3月）此外在人事方面，我们一方面要尽力爱护干部，一方面要认真执行纪律，最主要的是大公无私，公私要分得清楚。
（《全》#9，629页，1939年3月）“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句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凡是真知爱护事业的人，没有不诚心诚意地爱护干部的。……怎样爱护干部呢？……
第一，我们要注意干部的需要与困难，需用最关切的态度，尽力帮助解决。……第二，我们要注意教育干部，使他们的天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他有十分才干，我们要把他的十分才干都发展出来；他有百分才干，我们要把他的百分才干都发展出来。我们要不让他的天才有一分一毫埋没掉。
第三，我们要注意分配工作干部以最适当的工作。
第四，我们要注意保护并增进干部的健康。
第五，我们要注意提拔干部。
第六，我们要注意奖励干部。
第七，我们要注意使干部能有机会尽量贡献他的意见，并须虚心考虑他的意见。
第八，我们要注意使干部没有内顾之忧与后顾之忧。我们不但要顾到干部个人，也要顾到他们的家属。
（《全》#9，649~650页，1939年4月）
主持事业最重要的是在用人，所谓“干部决定一切”，所注意的也重在这一点。当然，这里所谓“用人”，是广义的： 凡关于物色人才，培养人才，爱护人才，提拔人才，分配人才，督察人才乃至奖惩人才，都包含在内。
对于用人，最主要的基本态度是大公无私，是非明辨。
（《全》#9，646页，1939年7月）要真能做到大公无私，是非明辨，最重要的须能根据事实，注意理智的考虑与判断，而不可夹以私人的感情作用。
（《全》#9，647页，1939年7月）这种对于人事方面的大公无私，是非明辨的精神，必以事实为根据而不以私人的感情为标准： 这是主持事业者主要的基本态度。这里当然不是说我们同事间不可有感情，不可有友谊，我们需要有诚挚的感情，我们需要有深厚的友谊，但是我们同时是共同努力于文化事业，为着整个事业的发展，我们却不可不注意这种最主要的基本态度。
（《全》#9，648页，1939年7月）我们不但要重视工作，同时还要重视工作检讨。根据检讨的结果，如果认为对的部分，应该更使它发展起来；如果认为有不对的部分，应该赶紧把它纠正过来。
关于工作检讨，应注意下列几点：
一、 应根据工作的计划加以检讨。……
二、 应该分期检讨。……
三、 应该注意集体的检讨。……
四、 应有不怕检讨的虚怀雅量。工作检讨是对工作检讨，要把“人”的顾忌抛开。工作检讨是对事不对人。事是由人做的，事当然离不开人，但是工作的对不对，例如工作方法有无错误，工作效率有无问题，工作计划有无缺点，大家都应该把人的顾忌抛开，针对工作本身加以客观的检讨。言者不存吹毛求疵、故作留难之心，听者也不存讳疾忌医、过而惮改之意。大家都立于客观的地位，针对着工作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