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理2
（《店讯》#63，777~778页，1939年9月2日）民主绝对不是无政府状态，集中也绝对不是独裁的意义。不民主的集中才是独裁；不集中的民主才是无政府状态；两者都是要不得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不折不扣的民主集中，不能把它任意分裂开来。
（《全》#9，614页，1939年11月）我向来办事业，策励自己的有一件事，便是不用自己的亲戚。
（《选》，335页，1940年1月）要使得我们的领导机构能够很好地负起它所应尽的任务，参加领导机构的同事，对于领导机构须有正确的态度；即在领导机构以外的同事，对于领导机构也须有正确的态度。……第一须以店的整个事业的利益为前提。……第二须有大公无私的精神。……第三须有民主的精神。具体地说，在这里所谓民主精神，还可分三点来说： （一） 须有参加讨论的雅量，即讨论时须能平心静气，遇有与己不同的意见，亦能虚心倾听，不要意见不合就发脾气，或结成冤家。（二） 须有服从多数的习惯。讨论的时候尽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作热烈的讨论（最好不要面红耳赤），但一经多数通过，即须服从决议，不应口是心非，或尚存悻悻之意，甚至另作捣乱企图！（这只是就一般而论，本店向无此事，这是深可欣幸的。）即令你有卓见，在民主原则下，只有努力说服大家的一法，说服失败，便是你的不行，不能怨天尤人。（三） 须有集体责任的认识。任何事一经领导机构决议之后，任何参加者都须共同负责，即所谓集体责任。……第四须有严守秘密的习惯。
（《全》#9，616~618页，1940年1月）管理上的改革应特别注意实行“集体领导，个人负责”的办法，其大意已如上述，同时我们还决定实行巡回视察的办法。
（《全》#9，621页，1940年2月）
我们在业务上，在人事上的原则，有全体同事所共同规定的社章，其余的原则，也都是在社章所允许的范围内，由选出的领导机构共同规定的。这都是我们在纪律方面的根据，是我们大家所应服从的。
（《全》#9，622页，1940年2月）还有一点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一开始就奠定了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我自从全权主持生活周刊社之后，始终坚决地不介绍自己的亲戚，也可以说不用私人的任何关系而作为用人的标准。这也许有人要觉得矫枉过正，但是，为着扫除封建余毒，宁严毋滥。这一点在我前几次的叙述里也可以看出的。这种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已成为本店在用人方面的一种传统的精神。…………这可以说是本店事业所以得到相当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选》，343~344页，1940年4月）用人应以人才主义为前提。中国旧社会里（尤其是在官僚化的机关里）在用人方面有个最大的恶习惯，那就是方命先生这封信里所提及的“亲戚故旧”和“同乡”。我们不是说在“亲戚故旧”或“同乡”里就一定没有人才，但是如把“亲戚故旧”或“同乡”做用人的无形的标准，往往便把“人才”的考虑抛之九霄云外，只要是“亲戚故旧”或“同乡”都可以用，不是“亲戚故旧”或“同乡”都要不得！这样一来，一个机关必然要被弄得乱七八糟。如放大眼光从远处看，这样的用人政策实在是自杀政策，不但是机关终究要维持不下去，就是负责者本人也无法干下去。所以稍为聪明的负责者是决不愿意采用这样的用人政策的。（答杨方命）（《全民抗战》第117号，《研究》#3，350页，1940年4月6日）寻常所谓管理，往往是指一个人或少数人的管理，多数人是被管理者。如运用民主集中的原则于事业的管理，那末全体同事都是管理者，同时全体同事都是被管理者，说得简单些，可以说是集体的管理。
（《全》#9，608页，1940年4月）这样运用民主集中于事业管理之中，有什么益处呢？有很多的益处！首先，民主的纪律——在共同决议的原则之下执行的纪律——是自发的纪律，而不是盲目服从或由任何单方面强行加上的纪律，同人中得了奖的，觉得格外光荣，不幸得到惩罚的，也没有话说。其次，有公定的明确的原则可以依据，好像国民在法律前是一律平等的一样，全体同事在公定的“规约”前也是一律平等的，谁做了那一条应该得奖的事项，谁就当然得奖；谁犯了那一条应该受罚的事项，谁就当然受罚；完全以客观的事实为根据，按照公定而明确的原则处理，不因人而异。这样，比较地可以给同人以公平的印象，而相当可以减少不平的反感。再其次，如果执行者有错误，尤其是关于惩罚的事情，不服者可向人事委员会提出说明或申诉的机会，要求加以纠正；倘若所说明的或所申诉的事实果属正确，即可加以纠正，否则对不服者亦可加以再度的说服，使他不致把误会闷在肚子里，影响到他的工作情绪。这样可以使人有提出申诉的机会，减少误会，减少冤抑，在积极方面也就是可以增高同事对于工作的努力精神。
以上只是在人事方面略举一例以供讨论，此外如给与同人以共同商量营业的机会，共同努力增进同人福利的事情，也是注重群策群力，运用民主集中于管理之中，达到集体管理的目的。
就一般说来，这样的管理法似乎有些“特别”，但是说穿了之后，却一点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的目的不外是运用“集思广益”的原则来达到“群策群力”的功效。
（《全》#9，609~610页，1940年4月）一个事业办得好，不是只靠一个人或少数人，要靠全体同事“群策群力”来共同努力的，要达到“同心协力”的目的，要使得全体同事都能自发地重视并遵守“民主的纪律”，虽略费一些时间，多忍一些麻烦的手续，在工作的效率上反而可以多收得较高的效率，比之彼此隔阂，甚至误会丛生，无形中影响到奋发的工作情绪，两相比较，孰得孰失，还是很显然的。可是为着补救这方面或有的流弊，我们要特别注意“集体领导，个人负责”的原则：“集体领导”即在原则上由大家共同商定，“个人负责”即在职权上由负责者根据原则切实执行。
（《全》#9，610页，1940年4月）要在管理上采用民主集中的原则，必须加强对于同人的教育。民主的程序重在集体的商讨决议，如果构成集体的分子对于事业的意义没有明白的认识，对于应付的问题没有正确的见解，对于处事的态度不能大公无私，那是不免要发生种种流弊的。虽则在民主的程序中，也可以给予同人以实践上的学习，增加他们的经验与认识，但同时仍须加强对于同人的教育，使他们更能得到更充分的知识经验，成为更健全的分子。分子愈健全，民主集中的管理法愈能收到宏大的效果。
（《全》#9，611页，1940年4月）
事业的发展要靠人才，职业修养便是造就人才的源泉，但是寻常所谓职业修养往往只注意到消极的，接受的方面，而忽略了积极的，创造的方面。其实事业上最需要的是有创造力的人才。你说什么，他能照你所说的做去，做得很好，这固然已经是一种很大的帮助，但是有的同事能补充你的不足，能做出比你期望的更好，那是更大的帮助。你提出原则，他能很细密地替你定出很切实而具体的方案；你提出困难的问题，他能很灵敏地替你想出切实而具体的解决的办法；这都须具有创造力才能办得到，都不是仅仅奉行故事，不动天君，所能办到的。这样的积极的，创造的能力，必须从工作的实践中学习出来的，培养出来的；服务者必须注意这样的职业修养，负责人必须提倡鼓励这样的职业修养。
（《全》#9，612页，1940年4月）
我们无论参加任何事业，都离不开管理……
（《全》#9，612页，1940年4月）所谓领导，绝对不是一个光棍所能办到的，必须要有干部——真能切切实实干的干部——把所定的方针和方案真能切切实实执行起来；所谓领导，不仅是考虑方针，起草方案，发通告，下命令，同时还要能物色干部，提拔干部，指导干部，看着干部把所定的方针和方案真能切切实实的执行起来；执行的过程中需要督促与检查，执行以后还需要检讨与赏罚分明；这整个过程都是在领导工作的范围以内。
（《全》#9，550页，1940年9月）“中坚干部”除了对于所担任的职务上所需要的技术和经验之外，还须具有中坚干部所应有的条件，例如对于文化事业有深刻的正确的认识，对本店的组织和历史有清楚的正确的了解，对于我们所共同努力的事业有忠诚的热爱，有高度的奋斗精神，努力精神，吃苦精神，牺牲精神（牺牲小我以保卫团体，不是牺牲团体以利小我），共患难的精神，为本店虚心教育同人（包括工作上起模范作用），为本店真心爱护同人，为本店时常注意弊端的清除，事业的改善等等。
（《全》#9，585页，194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