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者1
11. 论作者
我希望中国快点产生专门学者。所谓专门学者，并非增加“贵族的”阶级，摆点臭架子，乃是发展个性，就其性之所近，择一专业，极深研究，务必得到精粹。不为势力所诱，不为外界所迫，强毅坚忍，聚精会神，忠实于他的专业，然后以其所得，贡献于世。庶几专才愈多，社会进步愈速。
（《全》#1，195~196页，1920年9月）中国“无所不专的专家”所以遍地皆是，阻碍真正事业的进步，他们本人不自量，无自知之明，及好出风头，固然是自己害自己，而社会却也不能辞其咎，因为一个人无论你专了什么，一旦成了什么名人，社会上人便当你是万能。这里请你做校董，那里请你做董事；你的文章尽管狗屁不通，有人争先恐后的请你做序文；你的字尽管写成鬼样子，有人争先恐后的请你题签；甚至包医花柳病的广告上，也要拉你写一个尊姓大名！
（《全》#4，722页，1929年7月）以着述问世的人，不对读者负责似乎是仅害了读者，其实还是害了自己，因为他好像一与世人见面，就把自己嘴巴乱打了一阵，将来的信用一毁无余了。
（《全》#5，454页，1929年8月）
此书（按： 指《锥指集》）为我国地质学家翁文灏先生所着，其最大优点在由专家用通俗的写法谈专门的知识，使不是专门研究该项专学的人看起来也能感觉兴味。
（《全》#3，268页，1930年12月）属于专门性质的文字，诚然只有专研该项专门学的人才感得到趣味，在一般读者往往不终篇而厌倦欲睡。但若以专家酌抽其专门知识而作饶有趣味的普通化的文字，对于一般社会便有很大的贡献。……记者编辑本刊，时刻不忘“启迪理智能力，增富知识见闻”。我觉得各种专家除在专学范围内各有其高深的贡献外，对于一般社会亦有其普通贡献的机会。
（《选》，301页，1931年5月）如把笔杆和枪杆分开来讲，这两件家伙实各有其效用，最要紧的是要看用的人为着什么目的用。倘为大多数公众的福利而用，都有效用；倘为一己的或少数人的私利而用，都没有效用。这是因为，无论笔杆或枪杆，它的最后胜利非有大多数民众公意为后盾不可，否则虽花言巧语，欺骗一时，作威作福，显赫俄顷，终必破产而后已。
（《全》#5，411页，1932年8月）革命事业的最后手段当然要靠枪杆，但却不能仅靠或全靠枪杆而轻视了笔杆。任何时代的革命事业，最初枪杆总是握在统治者的手里，握在革命者的手里就只有笔杆。况且革命事业如果真能成功，尤靠大众对正确的理论有深切的了解与信仰，在这方面的努力，“笔杆”在研究和宣传上的职责，只有驾枪杆而上之。
（《选》，25页，1933年4月）社会是一天一天地在前进着，有许多在从前认为是“专门化”的知识，也许到现在却应该是一般化了；我们要尽力使原来是“专门化”的，现在要在文字的写作技术上使它大众化起来，由此提高一般的知识水准。我觉得为大众的利益方面着想，以后任何专家都须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一方面有他们各个的精深的专家的研究，一方面却须训练他们自己能把专门的知识用通俗的方法灌输于大众。
（《选》，34～35页，1935年11月） 我那时从沈永癯先生和朱叔子先生所得到的写作的要诀，是写作的内容必须有个主张，有个见解，也许可以说是中心的思想，否则你尽管堆着许多优美的句子，都是徒然的。我每得到一个题目，不就动笔，先尽心思索，紧紧抓住这个题目的要点所在，古人说“读书得间”，这也许可以说是要“看题得间”；你只要抓住了这个“间”，便好像拿着了舵，任着你的笔锋奔放驰骋，都能够“搔到痒处”，和“隔靴搔痒”的便大大的不同。
（《全》#7，138页，1936年11月）常有青年朋友写信问起写作的秘诀，其实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新闻记者，写的不过是平凡的新闻记者所写的很平凡的东西，说不上什么作家，所以对于这种问句，很感到惭愧。不过就我很平凡的写作的一点经验说，觉得在初学方面最重要的不外两点： 一是写的技术，二是写的内容。简单说起来，所谓写的技术，是能够写得出自己所要说的话，也就是能够达意。所谓写的内容是有话说，也就是有什么意思或意见要说出来。
（《全》#7，139页，1936年11月）我们在初学的时候，要想增进自己的写的技术，便要注意多看自己所喜欢看的书。
我当时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我所看的书，当然不能都背诵得出的，看过了就好像和它分手，彼此好像都忘掉，但是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只要用得着任何文句或故事，它竟会突然出现于我的脑际，效驰驱于我的腕下。我所以觉得奇怪的，是我用不着它的时候，它在我脑子里毫无影踪，一到用得着它的时候，它好像自己就跑了出来。我后来读到了心理学，觉得这大概就是所谓潜意识的作用吧。无论如何，我在当时自己暗中发现了这个事实，对于课外的阅读格外感觉到兴奋，因为我知道不是白读白看的，知道这在事实上的确是有益于我的写的技术的。
我觉得我们在阅读里既有着这样潜意识的作用，对于所选择的书籍的文字（这仅就写的技术方面说，内容当然也很重要），要特别注意。例如有些文字，尤其是所谓直译的文字，写得佶屈聱牙，几十个字一停的长句，看得多了，也要不知不觉中影响到一个人的写作的技术，写出来的东西也使人看了不懂，或似懂非懂，使人感觉头痛！
（《全》#7，140～141页，1936年11月）我每到书店或旧书摊上去东张西望着，看到书目引我注意时，先在那里看它几页，称心才买，否则就要和它永诀。有些所谓作家，你虽然东看到他的大名，西也看到他的大名，但是也许买到他的大作来看看，却不免感觉到硬着头皮看下去也看不懂，或是味同嚼蜡，看着就想睡觉！
（《全》#7，141页，1936年11月）我觉得写作在初学方面最重要的不外两点： 一是写的技术，二是写的内容。这两点虽同是不可少的，但是第二点似乎比第一点还要重要。
（《全》#7，142页，1936年11月）我从这里又得到一个教训，就是我们要写自己所知道得最清楚的事情，尤其是实践或经验中感到最深刻印象的事情。
（《全》#7，143页，1936年11月）做文章和做人实在有着密切的关系。做了一个要不得的人，原来能写很好文章的，到了那时写出来的也要变成要不得的东西。这也许是因为好的文章不仅是有着好的写的技术，同时也离不开好的写的内容。而且还有一点似乎奇特而却也是事实的： 那便是内容的要不得往往也要影响到写的技术，因为只有理直气壮的内容才写得好，否则扭扭捏捏，不能遮掩它的丑态！
（《全》#7，146页，1936年11月）正是因为他（按： 指杜重远）富有实践的经验，不是为做文章而做文章，所以他的作品感人特别地深，使读者得到的益处特别地厚。
（《全》#6，725页，1936年11月）宣传措辞当然须力求通俗化，这要看各地的文化水准而定，在甲处嫌深的，也许在乙处倒是浅易，只得照你本乡的情形酌定。（答翟思庸）（《研究》#3，9页，1937年9月）就寻常的情形说，每遇什么纪念日，拿起笔来做一篇“应时”的文章，实在是一件最乏味的事情。
（《全》#8，108页，1937年10月）我向来有所写作，都偏重于事实的评述；关于理论的介绍，这本译述还是破题儿第一遭，虽则理论和事实本来就不能截然分离的。依我个人看来，——也许是由于我向来工作的性质或方向，——评述事实似乎比介绍理论来得容易些，尤其是比用翻译来介绍理论来得容易些。因此，我在译这本书的时候，时刻注意的是要尽量使读者看得懂；倘若更能进而使读者感觉到不但看得懂，而且觉得容易看，看得有趣味，那更是我的莫大的愉快！同时被羁押的老友李公朴先生听到了我的这个愿望，在我看完第一次校样的时候，他自告奋勇，说他愿“代表”未来的读者，仔细替我再看一遍；每遇有他认为不很容易懂的地方，无论是一字一句一段，都很热心地提出“质问”，我也很虚心地领教，认为有修改必要的时候，就尽量修改。我在这里应该很诚恳地谢谢李先生。
（《全》#14，175页，1937年10月）初学写作的人，最好从记事文入手，尤其是宜写自己所熟悉的事物或经验，因为描写自己所知道得最清楚最深刻的材料，容易写得好；初学写作的人，不宜于即写论文，因为论文要写得好，关于正确的理论，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判断，都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积蓄和训练的。
（《全》#8，8页，1938年1月）写作在练习，练习的方法，一方面多看有益的书报，多贮蓄思想，多尝试写作。关于这方面，拙作《经历》一书略有论及，也许可供参考。
（《全》#8，8页，1938年1月）初学写作的人，投出去的稿子往往总是退回来，或则好像石沉大海，无影无踪，这是很平常不足奇的情形。你如果看看世界上名作家的传记，可以看到他们几于每个人都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最重要的是在自己能否逐渐有进步，暂时的挫折是不足虑的。
（《全》#8，15页，1938年2月）写作与原来的业务不一定要分开，而且反可运用原有的经验，增加写作内容的丰富。只须有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加上基本的认识与写作的技能，在任何职业的队伍中都可产生好的作家。
（《全》#8，331页，1938年12月）一个作家像高尔基，他的写作技能的素养也在他平日对于名着的博览精读，浸润已久，然后用时俯拾即是，左右逢源，这一点是有志写作者所宜特别注意。
（《全》#8，332页，1938年12月）初作不一定就作得好，最初投稿往往碰壁，这也是几于每个作家都遇到过的难关，要诀固在再作充分的培养，也在硬着头皮继续努力下去。
（《全》#8，333页，1938年12月）一个优秀的作者，必须具备的条件是，正确的理论基础，敏感的思想和充实的生活经验。要使写作技术进步，则可多读成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