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记者2

(《选》,23~24页,1933年3月)现在关于“笔杆”这样东西所要说的,是革命事业的最后手段当然要靠枪杆,但却不能仅靠或全靠枪杆而轻视了笔杆。任何时代的革命事业,最初枪杆总是握在统治者的手里,握在革命者的手里就只有笔杆。况且革命事业如果真能成功,尤靠大众对正确的理论有深切的了解与信仰,在这方面的努力,“笔杆”在研究和宣传上的职责,只有驾枪杆而上之。到了这方面果有充分的基础,加上客观条件的具备,枪杆一拨就见功效,否则打倒了一批军阀,又来一批新军阀,枪杆只能作孽,不能造福。像俄国的革命文豪高尔基就始终靠他的一枝“笔杆”,对苏联革命有了异常重要的贡献。(高尔基对于列宁所领导的革命运动,虽有他的贡献,但他始终未正式加入任何政党,详见不久即可出版的拙译《俄国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记者说这句话,并非自高声价,因为我自知不配比高尔基,又自知我这枝笔杆“干到今日”,还是“无济于事”。但这只足以证明我这枝蹩脚笔杆之不行,却不能因此抹煞笔杆原有的效用。(答王敦)(《选》,25~26页,1933年4月)戈先生(按: 指戈公振)最使我们感念的是他一生百折不回地尽瘁于新闻事业的努力精神。……他服务于《时报》十五年之久,忠诚尽职,未尝稍懈。他一面负起重要的责任,一面对于新闻学作不断地研究,孜孜不倦,精益求精。服务和求知兼程并进,数十年如一日。

(《研究》#2,354页,1935年10月)我们都是以新闻事业为职业的记者,深知道我们的责任是要做民众的耳目,民众的喉舌,要把国家民族所遭遇的实际情形,坦白地报告给读者;为了国家民族前途的利益,说民众所必要说的话。

(《选》,41页,1936年1月)普通社会一般人给与报人的头衔,叫做“民众喉舌”。我们不必讳言世上尽有报人做豢养他的主子的“喉舌”,和民众恰恰立于敌视的地位;但是就原则上讲,报人应该是“民众喉舌”,那却是无可疑的。平时这样,在非常时期更应该这样。同人愿以自勉的第一义,便是以全国民众的利益为一切记述评判和建议的中心标准。

(《选》,113页,1936年6月)我的职业是一个新闻记者。……我生平并无任何野心,我不想做资本家,不想做大官,更不想做报界大王。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创办一种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单是办好一种周刊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创办一种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日报。

(《选》,121页,1936年7月)但是有一点却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就在心里决定了的,那就是自己宜于做一个新闻记者。在那个时候,我对于《时报》上的远生的“北京通讯”着了迷。每次到阅报室里去看报,先要注意《时报》上有没有登着远生的特约通讯。我特别喜欢看他的通讯,有两个理由: 第一是他的探访新闻的能力实在好,他每遇一件要事,都能直接由那个有关系的机关,尤其是由那个有关系的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探得详细正确的内部的情形;第二是他写得实在好!所以好,因为流利,畅达,爽快,诚恳,幽默。他所写的内容,和所用的写的技术,都使当时的我佩服得很,常常羡慕他,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做成那样一个新闻记者。

(《全》#7,144页,1936年11月)在中学初年级的时候,对于先师沈永癯先生所借给我的《新民丛报》,也有一时看入了迷,这也是鼓励我要做新闻记者的一个要素。当然,那里面所建议的事情和所讨论的问题,和当年的时代已不适合,我只是欣赏那里面的锐利明快引人入胜的写的技术,所以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无意再看了,可是增强了我要做个新闻记者的动机,那影响却是很有永久性的。

……秋桐文字的最大优点是能心平气和地说理,文字的结构细密周详,对政敌或争论的对方有着诚恳的礼貌,一点没有泼妇骂街的恶习气。我很觉得这是现在我们应该注意的态度,——尤其是现在积极推动全国团结御侮的时候——不要心境过于狭隘,太不容人,我当时对于秋桐的文字虽不像我的同学彭先生那样入迷,但却也喜欢看。这对于我要做新闻记者的动机,也有相当的推动力。

(《全》#7,145页,1936年11月)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要比二十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

(《全》#7,260页,1937年1月)讲到新闻记者,除了报人要努力于正确的报道以外(在战争时期,正确的报道是特别艰苦的工作),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要努力为大众筹思怎样具体地来解决当前的紧迫的种种问题。在这紧急的时期中,大众不要听抽象的理论,却都渴望着要有具体的办法,具体的建议。新闻记者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是至少他应该要做许多专家的“轴心”;尽推动,唤醒,汇集,提倡等等的责任,由此促成或加速种种紧迫的重要问题得到具体的合理的解决。

(《选》,43~44页,1937年9月)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新闻记者,我所以要研究一些思想,是为着做新闻记者用的,更不怕“牺牲”什么“尊严和高贵。”

(《全》#14,20页,1937年10月)依我十几年来在这个队伍里摇旗呐喊的经验,以及冷眼旁观这队伍里其他“同道”的经历或变化,深刻地感觉到做新闻记者最应该有的是活动力,尤其应该有的是活动的正确动机。

什么是活动力?这个名词似乎太抽象,但是我觉得这个名词的含义有许多妙处。就新闻记者的立场看来,所谓活动力是不怕麻烦的研究,不怕艰苦的搜索,有时也包括不怕艰险的奔波。新闻记者的思想和行动是要立在时代的最前线的,所以对于知识的补充和当前切要问题的内容,都须有继续不断的研究和探讨的。至于搜索材料和奔波采访,那也是新闻记者的分内事,可是非有坚忍耐烦勇往直前的精神不办。

在日本办《新民丛报》和《国风报》时代的梁任公先生当时他对国事主张的得当与否固为另一件事,但是他当时的研究勤奋,笔锋锐利,眼光四射,左右逢源,每有主张,风动全国,他的那种活动力,确可算是一个新闻记者的风范。

又例如替以前的《上海时报》担任驻京(当时的北京)特约通讯的远生先生(即黄远庸先生),每逢有重要事故,他总能千方百计从最重要的来源,用最迅速的手段,探得最重要的新闻材料,写成有声有色亦庄亦谐的通讯,供给读者,当时他在探采新闻的活动力方面,是最足令人兴奋的一件事。

外国的新闻记者如Walter Durenty,他在美国已成为苏联研究的权威,你如看到他所着的几本名着,在那里面看到他冒万险采取新闻材料的种种有趣故事,乃至断了他的一条腿还是干着他的新闻事业!还是津津有味勇气百倍干着他的新闻事业!那种活动力是够令人惊喜的。最近在中国最能引起敬重的外国记者Edgar Snow即在西安事变以前冒险深入陕北视察的美国记者,你如看到他所着的几本名着,看到他在赴陕北途中吃苦的趣事,也足可看出他的活动力!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新闻记者就要有入虎穴得虎子的魄力和勇气!这至少是新闻记者活动力的一种表现。

但是新闻记者的活动,尤其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动机;再说得具体些,便是要为社会大众的福利而活动,不要为自己的私图而活动。我常和长江先生谈起:“我所敬重的朋友都是有事业的兴趣而没有个人的野心。”有事业的兴趣才会埋头苦干而仍津津有味,乐此不疲;没有个人的野心才不至利用从事业上所得到的社会的信用做自己升官发财乃至种种私图的阶石。我也许还要补充一句,对事业所以有兴趣,一方面固然是适合于自己的性格与特长,是自己所喜欢干的事情,在另一方面也是对于社会大众的福利有着或多或少的裨益。

我十几年来所常以自勉的是要做个有益大众不为私图的新闻记者,我现在以及将来的志愿还是如此。我并且深信在民族解放的抗战与建国的大时代中,新闻记者有着他的重要的任务,我要终我之身守着这个岗位,和同志们望着光明的前途共同努力。

(《选》,45~47页, 1938年4月)你有志要做新闻记者,承你问起“关于新闻记者方面的学习方法的最低限度的书目”,这一类的书,坊间虽也出了几本,但是我总觉得要做新闻记者要从实际工作锻炼出来,不是看看坊间出的几本关于新闻业的书所能奏效的,而且所看见关于这方面的中文书,也不觉得有多大介绍的价值,所以就不想开什么书目了。最近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出有《新闻记者》月刊还可以看看。新闻业里实际上需要的人才大概不外两种: 一种是编辑人才,一种是营业人才。所以新闻记者则属于第一种。第一种里又有内勤外勤之分,内勤是在馆内编辑新闻,外勤是在外探访新闻。此外还有一部分人是主持各报言论的,这类工作者包括有种种专门部门的人才,也可以说是专家,要根据各人自己所喜欢研究的部门做研究工夫的,例如政治经济外交教育财政等等。这也须根据自己所选择的部门研究,不是看几本关于新闻学的书所能达到目的的。至于一般新闻记者,即所谓的内勤外勤,当然也有基本的条件,如相当程度的国文根底;社会科学知识;相当丰富的常识;细密,敏捷,创造力,勇敢(尤其是外勤记者),负责,为社会服务的精神等等。有了这种种能力外,当然最好能找到练习的机会,一步一步地增加自己的学识经验。(答赵南)(《抗战》第65号,《研究》#3,82~83页,1938年4月23日)新闻记者的任务似乎是和军事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但是前线战士的英勇抗战必须使后方民众有深刻的印象,才能更努力于种种辅助军事胜利的后方工作,以全力支持前方的需要,可是这种前后方的沟通作用,战地新闻记者便负有很重大的任务。报道战地新闻,还只是新闻记者一种任务而已,就整个抗战建国的前途说来,宣传国策,教育民众,反映民意,督促并帮助政府对于国策的实施,在在都须彻底认识新闻记者所负责任的重大与工作的艰苦。知责任的重大便不致糊涂过日子,要时时振作,时时警觉,时时求进步。知工作的艰苦,便不致一遇困难便心灰意冷,兴趣索然,未干新闻记者时渴望着做新闻记者,一旦加入新闻记者的队伍,又要浅尝辄止,不肯用一番埋头苦干的工作(夫),缺乏克服困难的勇气与决心。

(《选》,48页,1938年5月)积极方面,应根据抗战建国纲领以宣传国策,建议具体方案;在消极方面也应根据抗战建国纲领以纠正并扫除那些破坏团结为虎作伥的言论与行为,这是抗战建国期中新闻记者的主要任务。

(《选》,49页,1938年5月)在中国抗战御侮的今日,最高的崇敬当归于不顾个人牺牲为国奋斗的民族战士,最可崇拜的道德当属于不顾个人牺牲为国努力的辛勤工作。战地记者虽不是在前线直接参加作战,但是在前线冒万险,把我们将士的英勇作战的可歌可泣的行动,宣传于全国的民众,鼓励前方将士的再接再厉,鼓励后方民众的热烈赞助,增强抗战力量,对于民族解放战争有着很大的贡献,所以在我国这次神圣战争中的战地记者,不仅是战地记者而已,其实也就是民族战士的一员。…………新闻业是战时文化的一个重要部门,而担负战地记者重任的诸先生是新闻业动员的先锋队……在已往新闻业往往互相倾轧,于是各报的记者往往不免互相猜忌,互相妒嫉,互相竞争——甚至用很卑劣的手段互相竞争。但是在这次徐州前线为国努力的各报记者,都是在互相协助,互相敬爱,互相维护的情况中,共同努力,这可以说是我国团结御侮的一个极可宝贵的象征。我们希望这种精神能普遍于全国。

(《选》,50~51页,1938年5月)我的生平志愿只是要做主笔,做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