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记者1
10 论记者 周先生提及新闻记者的地位。他说：“民治云者，以民众决国是，而征众意于舆论，是以舆论为改进政治之原动力，而报纸者所以代表舆论者也；惟其然，报纸之态度须极光明坦白，应立于人民地位上，为人民之代表，代人民之喉舌，其目光应注射于‘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秉孟子‘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人格与精神，以与世周旋；上自政府，下至贫民窟，盖莫不为新闻记者日常视觉听觉之对象，然后基于‘公平正义’而监督之，指导之。欧美人尊新闻记者为‘无冕帝王’，以其具有与王者仿佛之权威，仅不冕耳。”
所谓“无冕帝王”，用白话说起来，便是“不戴帽子的皇帝”。要做这种“具有与王者仿佛之权威”的“不戴帽子的皇帝”，要有什么特殊的能力？据周先生说，美日等国考试新闻记者注重下列数事： （一） 须下笔迅速而清楚。考验此项能力，在报馆举行考试时，每采用一种开会仪式，主考者登台演说，令被考者记录，演完即缴卷，择其中一句不漏及措辞最清楚者，分别录用。华盛顿某报曾有一次采此考法，在应考者五十八人中，只两人及格，可知此项能力非人人俱有，须有相当的训练。（二） 须能在嘈杂之场所而不乱文思。（三） 须善于记述问答式的文字。（四） 须有推考力。因访员须处处临机应变，有时采访新闻，全凭自己的推考力，推定新闻之真相。……这书里有一处说到访员的职责，也有几句很警策的话：“访员对职务须忠实，供职于一报，视其报之生命与吾同，务勤奋耐苦，以战胜困难。”能视事业如生命，事业未有不兴的，岂仅报业为然？
（《选》，4～5页，1929年1月）名人怕记者的麻烦，不但中国，就是外国也往往有。他们不但“捉”住名人搜新闻，也“捉”住摄影，如在名人办公室里，摄时还要他堂而皇之的坐在办公桌旁，拿着笔写字，装出正在办公的样子。据说美国名记者某君常常怀疑名人这样装作写字备摄的时候，到底写些什么，有一次他“捉”住上议院议长在办公室中这样摄影，摄毕有意斜着眼偷看他写了什么，却见纸上写着“倒霉！”（Go to hell!）可见他对于新闻记者的心理。……其实新闻记者不惮烦苦的对名人实行“猫捉老鼠”的手段，也是为社会的读者，社会是应该感谢的，不过我愚妄之见，觉得倘与国家或社会无重要关系的事情，似乎可以放松些。
（《选》，7页，1929年6月）戈公振先生主持报界笔政二十余年，他的专一勤慎的服务精神，素为知者所悦服。……最近他乔迁到“淞云别墅”，约我暇时一观其新屋，并畅叙，我既到，见其房间陈设之物，益叹先生报迷程度之深。他房内满箱满架所置放的东西，除关于新闻事业之中西书籍外，都是许多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出版物。……戈先生早已断弦，不想续，他说并不是要标榜什么独身主义，不过觉得如此自由些，我看他好像已把自己嫁给新闻事业了。
（《选》，8页，1929年6月）从事新闻事业的人大概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新闻记者，一类可称为新闻事业者。此外所谓新闻记者是广义的，不限于访员，包括主笔编辑及访员。所谓新闻事业者则包括报馆的总经理以及营业方面各部的主任。……新闻记者接触的范围是全社会的，是遍及各界的，所以除“新闻学科”外，最需要异常丰富广博的常识。仅说“常识”二字似太浮泛，再要说得明确些，可把新闻记者所需要的常识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属于“自然科学”，即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矿学等是。这一部分的常识，只要有优良高中中学毕业的程度便行。还有一部分是属于“社会科学”，即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科学。经济学中特重政治经济学，财政学等；政治学中特重法律，政治史，外交史等；社会学中特重社会问题，社会政策，劳动问题，及心理学等。这第二部分的学识和全人类有更密切的关系，做新闻记者须有大学的程度才行。……关于身心方面，和其他事业似无大异，不过特重耐劳的体格，敏捷而细密的心思。“应多读什么刊物和书籍？”也可以根据上面所说的两部分的常识为标准，当然要特重第二部分，尤宜注意国内外重要的书报杂志。做主笔的主持论坛，不但须有学问，须能文章，并须精锐远大的眼光和见解，须有浩大的胸襟。……这是有志从事新闻事业的人应走途径的大概。在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形，有许多是靠自己天才由经验磨练出来的。以上所说的话，曾请潘公弼先生在当面谈话中指正过，但本文内容仍由在下负全责。（答刘良模）（《选》，10~11页，1929年9月）
远生实具有文学的天才，也是助他成为新闻界出色人物的一个要素。
（《全》#3，238页，1930年11月）他（按： 指史各特）的政见也许有人不能完全赞同，但他每遇国家大事，无不本所研究，用鲜明的言辞，公正的态度，勇敢的精神，公诸国人以供参考，他的诚意虽政敌也深信而不疑。他对于所抱信条彻底奋斗，百折不回，虽屡次受挫而终于再接再厉，绝对不为失败所馁。当乔治任英国首相时，虽为史氏至友，但史氏因对爱尔兰问题主持公道，攻击内阁不遗余力，丝毫不肯以私谊而有所犹豫，丝毫不肯以私谊而作违心之论。世有虽居主持舆论地位而每日仅在评坛上作几句不关痛痒的格言式的评论，使人看了但觉暮气沉沉，摸不着他的头脑，那就是办了几百年，也未见得与社会国家有多大益处，不要说什么五十七年！所以我们谈起史氏，不但注意他在一业专心致志干了五十七年的年数，并要注意他在此五十七年中的勇敢坚毅不屈不挠为所抱信条为社会福利而奋斗的精神，不是唯唯诺诺毫无建树做了五十七年的饭桶就有什么价值可言。
话又要分两面说，在服务者方面诚然贵有乐业的精神——没有乐业的精神决不能持久而不生厌倦——而在用人者方面则亦须顾到服务者之相当生计而勿令其心为家累所牵扰。我国在事业上努力肯数十年如一日者诚不多见，而在用人者方面似亦不提倡服务者之能久于其事，至少他们对于服务年数之增加并不觉得有何可贵。
（《选》，12~13页，1929年12月）他（按： 指远生）的通讯之所以能特别吸动人，不是幸致的，是由于他的思想上的理解力，分析力，和文字上的组织力，能把新闻材料方面杂乱无章的谈话或议论，编成很有条理的文字，每于新闻中拾掇个人琐事，诙谐杂出，令人失笑，而绝无枯燥乏味的弊病。每遇有大事发生，他总是多方访求得许多珍闻，贡献给看报的读者，当他替《时报》作特约通讯的时代，实在是《时报》最有声有色的时代。
（《全》#3，236~237页，1930年11月）我向来以为评论应根据事实，倘我得到可以评论值得评论的事实，我便评论；倘我得不到可以评论值得评论的事实，我便不评论，决不因为怕挨骂而摇动这个标准。
（《全》#3，412页，1931年8月）我们所尤惊诧无已者……推波助澜者又为厕身舆论界以醒世觉民为己任的新闻记者。
（《全》#5，329页，1932年6月）执笔评人论事的人，最重要的是公正的态度，“挚友”不“挚友”并无关系……（《全》#5，365页，1932年7月）我觉得既选定了新闻业，应终身在这事业上为社会努力，不应视为做官的阶石。
（《选》，104页，1932年9月）记者慨然承受热心读者的付托而主持本报（按： 指《生活日报》），其意旨很单纯，无非要竭其至诚在新闻事业上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前途尽其力所能及的一部分的小贡献。
（《选》，105页，1932年9月）《生活》周刊遭难之后，更有一种离奇的谣言，说记者已准备带着十五万元的《生活日报》股款溜到外国去。在这种人看来，天地间最重要的就只要刮到几个臭钱，至于所谓人格，所谓信用，都一概不值得一顾！
（《选》，109页，1932年10月）我是做报馆主笔吗？我便要把正确的思想提出和读者商榷，决不作反革命开倒车者的代言人。
（《全》#5，393页，1932年12月）我向来主张友谊是友谊，评论是评论，公私应该划分清楚……（《全》#5，431页，1932年12月）个人在社会里的贡献，一方面固靠社会各种联系的关系给他以力量，一方面也靠他自己学识经验眼光等等。倘若有人真是用他的能力来为大众谋福利，并非为他自己或其私党谋私利，而他这种能力确比我大，我的能力确只配做他的“垫脚石”——由这个“垫脚石”走上社会大众幸福之路，不是做他个人私利的工具——那我也肯欣然充当这样的一块“垫脚石”，而且只怕没得做！
（《全》#5，398页，1933年1月）为社会改革而努力的人，大目标尽可相同，而具体的事业却须各就所能地分工做去。主持“思想言论”是新闻记者的事情；“踏上那政治舞台”是政治家的事情。为甲种社会制度而努力的有新闻记者或政治家；为乙种社会制度而努力的也有新闻记者或政治家。……试再举一二例以阐明此意。例如戏剧，有戏剧家，有观众，有评剧家。评剧家是以客观态度批评戏剧的，他可以使实际上台做戏的戏剧家知道自己做得怎样，可以使观众知道怎样欣赏或认为无足欣赏。又如文学，有作家，有读者，有文学批评家。文学批评家的效能也和评剧家相似，不过一为戏剧，一为文学而已。能做评剧家的未必即能做戏剧家，犹之乎能做戏剧家的也未必即能做评剧家。关于文学批评家及作家，也有同样的情形。新闻记者——尤其是委身言论方面的新闻记者——应看清客观的环境，消极方面尽量暴露社会的矛盾黑暗，积极方面指明社会走得通的出路。倘若他所指明的社会出路是正确的，是走得通的，明白的人多了，加入向前走的人多了，便发生伟大的社会的力量，便易于达到目的地。新闻记者在这方面的工作自身也就是他向前走的工作里面的一部分。如果社会的力量督促他于研究宣传之外还须做别的工作，而为他的能力所能胜任的，到那时他当然要于原有的工作之外，或“丢了”原有的工作，抛掷他的全力到这新的工作上面去。倘有人能做评剧家而又能做戏剧家，他当然可以兼而为之，但这不是说非能做戏剧家就不能成其为评剧家，犹之乎不是说非能做作家就不能成其为文学批评家。因为在分工上面，各有各的效能——尽管在一个大目标下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