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编辑2
（《选》，301页，1931年5月）我向来以为评论应根据事实，倘或得到可以评论值得评论的事实，我便评论；倘我得不到可以评论值得评论的事实，我便不评论，决不因为怕挨骂而摇动这个标准。
（《全》#3，412页，1931年8月）做刊物编辑的人，对于国内外各党各派的刊物都有浏览的义务……（《选》，307页，1931年12月）编辑是替作者读者服务的，没有稿子，你要他怎么办！
（《全》#6，369页，1936年6月）编者是要对作家和读者负责的，我们除开在这里向大家道歉诉苦外，自然极力努力改良技术！
（《全》#6，407页，1936年6月）不是为着自己的地位干，是为着社会的或大众的福利干。
倘若我们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个人的地位原是无足轻重的事情。
（《全》#6，691页，1936年7月）编辑新闻，不是只把电讯一条一条地堆排在一处，便算尽了报人的任务。其实一个电讯突如其来地传到一个消息，都有它的前因的，在一般读者看来往往莫名其妙，也许虽有些知道，不能有很明确的了解。不仅这样，一个消息有它的以前的历史背景，还有着它的可能的后果，这就须对于有关这个新闻的前前后后，都有着相当的研究，不能（是）临时抱佛脚所能草率从事的。这都是报人对于读者应该负起的研究责任，使新闻的编法研究化，使读者在短时间内看了一遍便能得到很丰富而扼要的内容和很明确的了解。
除使新闻的编法研究化之外，同时遇有某问题发生，即须有某问题的参考材料，用很有系统的叙述，撰着专篇，和有关系的新闻同时发表。
（《选》，133页，1936年9月）但是我在《学生杂志》里投稿也不是完全顺利的，总是去了好几篇才登出一篇。登了一篇之后，好像替我打了一个强心针，再陆续写几篇去，登后再等着多少时候。关于好多没有采登的稿子，我当时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应该埋怨编辑先生，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稿子并不是篇篇都好。我当时虽一点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职业是编辑，但是说来奇怪，对于做编辑的苦衷，似乎已经了解。
（《全》#7，143页，1936年11月）编辑各科名词，听起来似乎颇为堂皇，其实却只是一种非常机械的呆板的工作。各科的名词草案是已经用铅字印好，订成小册子，用横排的方式，依次列着英德法日文以及中文的译名，不过先后的次序还未依照字母排好。所谓编译的工作，不过先把这册子里的名词裁成字条，分成顺序，一条一条的贴入一本空白的纸簿上，以备排印。这工作显然是很机械呆板的，只是要多费些时间罢了。我一时没有别的较有意义的事做，也只好接受下来，幸而还有半天的编辑丛书职务，比较还可以调剂调剂。就是这种机械呆板的工作，我既已接受下来，却也认真地干。例如字母的前后不要弄错，各条的名词裁下之后，贴时不要有所遗漏，半天的工作不要有间断。
（《全》#7，173~174页，1937年1月）自我出了学校以来，除最初的半年时间做着“有名无实”的英文秘书之外，可以说一直到现在没有和编辑的生涯间断过关系。编辑的职务是最合于我的个性……（《全》#7，187页，1937年1月）我半天教书，半天编辑。最初除主持月刊外，是编辑丛书，这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前后大概替职教社编译了半打以上的丛书，都由商务出版。
（《全》#7，190页，1937年1月）我对于搜集材料，选择文稿，撰述评论，解答问题，都感到极深刻浓厚的兴趣，我的全副的精神已和我的工作融为一体了。我每搜得我自己认为有精彩的材料，或收到一篇有精彩的文字，便快乐得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来的，或是幼后辈来的；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 只须是好的我都要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在这方面，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有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
（《全》#7，199页，1937年1月）我的工作当然偏重于编辑和着述方面。我不愿有一字或一句为我所不懂的，或为我所觉得不称心的，就随便付排。校样也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样时的聚精会神，就和在写作的时候一样，因为我的目的要使它没有一个错字；一个错字都没有，在实际上也许做不到，但是我总是要以此为鹄的，至少能使它的错字极少。每期校样要看三次。有的时候。简直不仅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
（《全》#7，200~201页，1937年1月）读者一天天多起来，国内外的来信也一天天多起来。我每天差不多要用全个半天来看信。这也是一件极有兴味的工作，因为这就好像天天和许多好友谈话，静心倾听许多读者好友的衷情。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信是可以在周刊上公开发表和解答的，有大部分的信却有直接答复的必要。有的信虽不能发表，我也用全副精神答复；直接寄去的答复，最长的也有达数千字的。这虽使我感到工作上的极愉快的兴趣，乃至无上的荣幸，但是时间却渐渐不够起来了，因此只得摆脱一切原有的兼职，日夜都做《生活》周刊的事情，做到深夜还舍不得走。我的妻有一次和我说笑话，她说：“我看你恨不得要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 其实后来纵然“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也是来不及的。后来最盛的时候，有五六个同事全天为着信件的事帮我的忙，还有时来不及，一个人纵然不睡觉也干不了！
（《全》#7，201页，1937年1月）我个人是在且做且学，且学且做，做到这里，学到这里，除在前进的书报上求锁钥外，无时不皇皇然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后半期的《生活》周刊的新的进展也渐渐开始了。
（《全》#7，203页，1937年1月）回想我和几位“患难同事”开始为文化事业努力到现在，我们的确只是以有机会为社会干些有意义的事为快慰，从没有想要从这里面取得什么个人的私利。我所以要顺便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社会上有些人的观念，看到什么事业办得似乎有些像样，便想到办的人一定发了什么财！有些人甚至看得眼红，或更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卑鄙心理，硬说你已成了“资本家”，或诬蔑你刮了多少钱！
（《全》#7，204页，1937年1月）时光过得真快，我这后生小子，不自觉地干了十五年的编辑。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
（《选》，231页，1937年9月）我每日替《抵抗》三日刊拆阅无数读者来信，看到他们爱国的真诚，愿为国家的抗战遭受任何牺牲而无悔的表示，未尝不深深地受到感动。
（《全》#8，138~139页，1937年10月）日报主笔或杂志编辑多是很忙，要他们对投稿加以批评和指导，在事实上恐怕有困难。
（《全》#8，8页，1938年1月）本刊（按： 指《抗战》三日刊）虽有几位朋友经常特约撰述，但是对于来稿，只要是确有精彩可取的，也是很欢迎的。问题是在所要发表的意见是否有精彩。做编者的人，对于读者是要负责的，所以对于稿件不得不负选择的责任。
（《全》#8，15页，1938年2月）对于任何部门的学问，如有意深造，最好能学得阅读一种外国文的能力。只能阅读本国文的人，关于外国的名着，当然也有译本可看，但是在我国译述的缓慢，以及正确译本的不易多得，阅读外国文的能力仍然是很重要的。
（《全》#9，23页，1939年2月）没有前例可援，没有榜样可仿，也有特别的益处，这益处就是我们可以独出心裁，想出新的办法来适合我们实际上的需要，使我们进步得更快，使我们得到更圆满的结果。
（《全》#9，631页，1939年4月）读者的信件多了，光杆编辑不得不兼任光杆书记，自己拆信，自己看信，自己起草复信，自己誊写复信（因要存稿）。忙得不可开交，但也乐得不亦乐乎。因为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当然，光杆编辑不是万能，遇有必要的时候，还须代为请教专家，拿笔之外，还须跑腿。
（《选》，332页，1939年12月）记者所敬佩的朋友里面，有好几位着作界的名家，他们开始时就是做编辑的助手或练习生出身的，所走过的可以说就是“选习专业”的道路，其所贡献于社会，只有超过一般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不但着作界而已，还有好几位朋友之成为事业家或技术专家，也是由于“选习专业”而得到最后的成功。
（《全》#9，457页，1940年7月）做编辑的人好像是读者所用的厨子，所差异的，不过厨子所贡献的是物质食粮，编辑所贡献的是精神食粮。厨子要使菜烧得可口，往往要征求主人对于菜单的意见，我们现在是要征求读者对于精神“菜单”的意见，很诚恳地希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选》，58页，1940年9月）新闻学不外管理（营业方面，如广告、发行等等）和编辑二大部分。后者又有内勤外勤之分，内勤指在内部担任编辑工作，外勤指在外采访新闻的外勤记者。此外还有言论部工作，如担任写社论或专论之类。其实关于编辑方面的工作，虽有其特殊的技术，基础仍在写作能力和学识的充分修养。
（《选》，67页，1941年7月）周报的编辑部必须团结一群校内最优秀的分子，不但对于大多数同学的情况和要求有深切明了的认识，还须具有丰富的知识，敏捷的判断，卓越的才能，热烈的心情，和写作的技能（当然是和一般的同学比较而言），分工合作，共同努力。关于编辑方针，材料取舍的原则，宜用集体商讨的方式决定，决定后即分别负责切实执行。
（《选》，68页，1941年7月）关于各种杂志报纸，为什么有插图有文字，都刚刚载满，不多也不少？这是由于编者的编排时分配恰当，并没有什么秘密的巧妙。有些文字，编者可以斟酌加些或减些的，较易解决，有些文字，编者不便加减的多些的只有挤一点（行数不匀，便不大美观），少些的只得另寻“补白”的材料。
（《全》#10，611页，1941年11月）我差不多出了学校就踏上编辑之路，编辑刊物的出版是有定期的，而在中国这样的艰苦环境里，真正认真办事的机关往往事多人少，不易离开职守。
（《全》#10，825页，1944年4月）第二日仍由P先生陪送我乘火车回香港，临行时他说：“陈老总觉得文人生活艰苦，如你同意的话，他想送你三千元，聊表微意。”我谢谢他的体恤文人的好意，但表示我办报办刊物，向来以不接受任何方面一文钱为铁则，所以请他代为婉谢。
（《全》#10，844页，194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