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编辑1

9. 论编辑

我深信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区区既忝主本刊笔政，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伏的。……要具有“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决心，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编辑可不干，此志不肯屈。

（《选》，199页，1928年11月）一个人光溜溜的到这个世界来，最后光溜溜的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尽一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讲到编者的个人，不想做什么大人物，不想做什么名人，但望竭其毕生的精力，奋勉淬励，把这个小小的周刊，弄得精益求精，成为社会上人人的一个好朋友，时时在那里进步的一个好朋友。

（《选》，278~279页，1928年11月）张先生（按：指张若谷）有一天慨然对我说道：“做编辑的人向作家拉稿子，好像孝子磕头！”他把做编辑的人比作善于“磕头”的“孝子”，可为做编辑的人洒一掬同情之泪！

（《全》#2，476页，1929年1月）倘若可把编辑比作烹调，我们也许可以把张若谷先生叫做“张厨子”……（《全》#2，480页，1929年1月）天下最可鄙的是自私自利，天下最可敬的是为群为公。

（《全》#3，492页，1929年6月）社会上盲目的只重资格而不重“真才实学”……编者个人闻见所及，也就不少。例如我国很着名的书业某机关，里面对于编辑员就很有这种趋势……有一位什么德国留学生，做了一本游记，简直别字连篇，文笔疙瘩到了极点，因为来路大，该机关的编辑主持者不便拒绝，交给我这位朋友校订，被他修改了十之六七，修辞方面差不多是他完全代做。他费了一番工夫，在书末着作者姓名旁边把自己校订的名义加了进去。后来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只有着者的姓名，没有校订者的姓名，无非是因为校订者的牌子似乎不及那位写别字的朋友牌子“硬”，所以“白校订”，让那位写别字的大好佬“掠人之美”，在主持者也视为极公平的事情！

（《全》#4，104~105页，1929年6月）在下常觉**的，是区区做了诸位的这个“好朋友”的“保姆”，是受有全权，得用独往独来公正无私的独立精神放手办去，稿件的选择取舍，绝对不受任何人的牵掣。本刊向采“尽我心力”的态度，日在努力求进之中，固决无自满之时，而这种“独往独来公正无私的精神”也是要继续保持下去的。以后我们还想常有“介绍好读物”的文字发表，但大概仍以有趣味有价值的软性读物为主，而且也要用上面所提出的“独往独来公正无私的精神”来介绍。换句话说，我们只认得“好读物”而不认得人；要使因我们介绍而去购阅的读者不至上当，不至失望。我们绝对不受任何私人或书业机关的嘱托，绝对不讲“情面”，绝对不避嫌怨，只以“读物”本身为唯一的对象，根据独立观察所得，全为读者着想，介绍我们认为确是好的，确是有趣味有价值的读物，我们深信只有这样严正的介绍，才有价值，才有信用。无可介绍的时候，我们就不介绍，因为我们向来不愿做勉强敷衍的文字以虚耗读者宝贵的时间。

（《选》，200~201页，1929年8月）主持一种刊物的人，胸中当然应该有若干目前所特殊注重的要点；所明揭的宗旨尽管不变，而在当前所特殊注重的若干要点也许在若干时后因时势要求与社会需要之变迁而有新陈代谢之必要。

（《选》，284页，1929年11月）我以至诚卫护《生活》的独立精神与信用，是用不顾一切的态度——不顾交情，不避嫌怨，不管个人的得失毁誉。这种“阿戆”癖气，像陶先生之肯原谅的朋友固极可铭感，但在实际上却也很招了不少嫌怨，有人竟因此对本刊及我个人下攻击令，但是我自问大公无私，还是要硬着头皮干，什么都不怕！我个人并没有什么靠山，我所有的不过是“破釜沉舟”的态度，要我干就要这样干，非如此我就不干。

（《全》#3，70页，1930年4月）韬奋绝对不是名人或巨公，在未用全副精神办本刊之前，不过做了几年英文教员，当了几年编辑，后来在新闻界做了一两年事情，现在只知用独立精神与公正态度办本刊，绝对不受任何团体或任何个人的牵制。“韬奋”两字不过是专用于本刊上的笔名，我个人不配着名，也不愿着名。

（《全》#3，103页，1930年5月）关于主持各部分工作的同事都深庆得人，虽本刊是全靠自己的正当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各同事都很辛苦，但除编辑部的工作外，其余各部的同事都各有他们的得力助手，万一遇有重要事故不得不暂时请假，工作方面尚不至大受影响，所以我只要作提纲挈领的主持，惟有编辑部的工作我有一天不能离开之苦，因为除了社外的特约撰述外，我并没有得力的助手，幸而我差不多一年到底不生病，所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星期日的下午外，我总是天天到社工作，未曾“缺课”。但是人非铜筋铁骨，总难免有生病的时候，去年有一次生了两三天病，竟不得不在病榻上勉强作文阅稿，后来托了好几位朋友代为物色一位同志相助，至今未有结果。最近我又生了三天病，又不得不在病榻上勉强作文阅稿，征求一位同志相助之心乃愈切。虽幸而我的身体好像知道我的为难情形，所以不常出毛病，偶出毛病也不过两三天，但已叫我够受，且为本刊业务前途计及我个人工作效率计，有许多朋友都劝我要求得一位得力的同志帮忙，我于是决意草此文，把我所要求的条件及办法老老实实的说出来，作公开的征求。

我此刻心目中所最注重的至少有四个条件：（一）撰述评论的人最最重要的品性是要能严格的大公无私，在言论方面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动机要绝对的纯洁，要绝对不肯夹杂私的爱憎私的利害在里面，要绝对能秉着自己的良知说话，不受任何私人或团体的指使威吓利诱，或迁就私人的情面而作违心的言论。我深信任何刊物的信用——也就是刊物的命脉——最最重要的是这一点。（二）敏锐的观察与卓越的识见，再说得简单些，就是思想须能深入，遇着一件事或是一个问题，不要人云亦云，总要运用自己的脑子深入的想他一下，这工夫实含有分析，组织，及创造等要素的能力。（三）文笔畅达，这一个条件是从事撰述评论的人所不可少，是很显明的，用不着多说。（四）至少须精通一种外国文。主持评论的人有八个字很重要，就是“搜集材料，贮蓄思想”。所谓贮蓄思想，是平时无论如何忙，要能静想，想些抽象的好意思，蓄在胸中，好像“贮蓄”一样，遇事触机而发为言论，便较有精彩。与贮蓄思想有密切关系的便是“搜集材料”，多阅平时出版的中外书报，所以至少须精通一种外国文。现在比较重要的外国文要算英法德日。我自己可用英文，勉强看得懂法文，我所用的西文书报参考书以英文为多，所以我希望的帮手以能英文为最宜，法文次之，虽则别国文并非绝对不可。

上面所说的四个条件，简括起来是（一）大公无私，（二）思想深入，（三）文笔畅达，（四）至少精通一种外国文。

（《选》，206～207页，1930年8月）我非资产阶级，我是工读苦学生出身，现在不工作即须饿死，但我除编辑外，还能做教书匠（我原是一个教书匠），在两方面都不过吃一口苦饭，所以可以随便。就主张言，我愿提倡力求实际工作而不必拘拘于名义与地位之争；就我个人言，去就且无所容心，名义更非所挂意，苟有贤达愿为本刊努力，“余虽为之执鞭，所欣慕焉”。

（《选》，213页，1930年8月）我所提出的四个条件是我认为撰述评论——而且是限于像《生活》一类刊物的评论——的人所应具的最低限度的条件。可见就是这些条件具备，也不过配做一个编辑，和什么干“大事业”的“名人”“伟人”原不相干……（《选》，213页，1930年8月）为本刊提出征求人才条件的人固然并不包含他自己一定具备这些条件的意思，但依你韬奋自问，究竟你自己有没有这四个条件呢？我的回答是：关于第一条的“大公无私”，只须立志做去，不避嫌怨不计得失的做去，用不着什么特殊本领，是人人应该会的，我自信这个条件我能为本刊作严格的遵守。其他三条件我虽有些许浅薄的程度，但决不能满意，所以不敢说具备。我现在只觉得脑子不够用，知识不够用，时间不够用，常自痛恨自己之不能胜任，在未有相当的人来负全责之前，我只有虚心研究，诚意努力，勉强支撑着以待贤者。

（《选》，214页，1930年8月）平日投稿于本刊者多为记者所敬佩的师友，或出自动，或出请求，记者仍师之友之，难道一投稿即受记者的考试而屈了身份？“具体办法”中的“投稿”诚寓有选择的意思，但交朋友也要选择，不见得因要选择而便含有你尊我卑的意味；乃至英国大学盛行的导师制，学生且可选择教师，不见得学生要选择教师便比教师尊起来，教师被选择便比学生卑起来。愚意除我们久已拜读过大作的着者，其文笔思想为我们所素知者外，欲加选择，除藉投稿方式得拜读他的大作之机会外，似无他法可以作为选择的标准。

（《选》，218页，1930年9月）我时常为本刊搜求有精彩的好材料，诚心诚意拉有思想的朋友为本刊做文章，这是许多朋友所知道的，好材料正恐求之不可得，决无任意割爱之理。但我取稿向采严格态度，虽对我所敬佩的师友亦然；取稿凭质不凭名，虽有大名鼎鼎的文稿赐下，倘拜读之后觉得太专门，太枯燥，或太冗长，不适于本刊之用者，也不客气的婉谢，或说明未拟刊布的理由以求曲恕，虽蒙贤明者原谅，而心胸褊狭者便大不高兴，最近甚至有一位颇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因此到处造谣，诬本刊为另有什么组织，决不用外人投稿云云，其实本刊全由韬奋一个人负全责主持，绝无其他什么组织，其选稿目光如何是另一问题，但本刊既不幸由我这样学识浅陋的人主持，我职责所在，对于发刊的稿件自不得不负责任，当然须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须以文字内容有精彩为前提，不应以情面而敷衍。但因此开罪于人者实已不少。我既不忍以我所爱护的《生活》为敷衍情面的牺牲品，只得听人诬蔑，诬蔑果有大效，至多使《生活》“疾终正寝”罢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若我以《生活》篇幅敷衍情面，则《生活》不难成为上海人所谓“垃圾马车”，虽生犹死，不如“疾终正寝”来得爽快。我因为对此点看得很透，所以决意：与其敷衍，不如不办；如其要办，决不敷衍。我以后还是要坚持一向的严格态度办下去，能坚持到几时即坚持到几时，我在本刊并无靠山，合则留不合则去，创办者随时可以叫我卷铺盖。但我在职一日，必努力一日，宁愿卷铺盖，决不肯昧着天良敷衍。

（《选》，299~300页，1931年2月）老友吴经熊君法学湛深，尤善雅谑，朋友聚餐时，有他在座，谈笑风生，令人发噱，大家至少可以多吃一碗饭。最近记者听见有人说起他在青年会演讲《法律和三民主义》，庄谐并陈，饶有趣味，便打电话给他，请他将该篇演稿登在本刊，他说只有outline（大纲），我就请他根据outline把全文写出来，承他答应了。我知道他是忙人，律师虽重证据，口说也许无凭，四天之内连打了好几次电话督促他，对他说如果失约，要和他打官司。在所约时期的前一天，我在电话里问他动笔未？他说笔虽未动，一定如期交卷，并说如到期交不出，你可叫几个巡捕来！到应该交卷的那天中午，我仍放心不下，打最后的电话给他，他说：“赶不及怎么好？”我怪他“打棚”，说只得叫几个巡捕来！过几小时他总算把经他修订过的蒋君的笔记送来，一场官司总算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