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九妹被接回老家

1944年5月3日，沈从文早早地来到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的一间小屋。为躲避日本飞机空袭，他们全家移到呈贡桃园新村后，每星期上课时，沈从文进城就到这屋里住两天。

今天他没课，却还是来了，因为明天是5月4日，西南联大《文艺》壁报社在南区10号教室举办以“五四与新文艺运动”为中心的文艺晚会，邀请他与罗常培、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等教师去讲演。

沈从文在晚会上要讲的题目是，“从五四以来小说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家里有俩小孩要闹一闹，九妹有时也会弄出些莫明其妙的举动来，为弄好这个讲演，他今天特来这里准备。

这间联大教职员宿舍的屋子，对沈从文来说与其称卧室，还不如称作会客厅和图书室更准确。屋里除了一张小床和一张书桌几张椅子，剩下的就是堆满了书的架子。往日里他只要一进到宿舍里，从早到晚一般都有客人。他们多半是同事和学生，来这里大都是借书、求字或者看他收到的宝贝，与他聊天。

“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上‘上官碧’的名字。谁借的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

关于沈从文在这间屋里的种种，他的学生汪曾祺生前曾这么叙说，同时还讲了沈从文的兴趣爱好等方面的一些事情：

“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从前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他有一阵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马漆盒。这种黑红两色刮花的圆形缅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进城就到处逛地摊，选买这种漆盒。他屋里装甜食点心、装文具邮票的，都是这种盒子。有一次买得一个直径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抚摩，说：‘这可以作一期《红黑》杂志的封面！’他买到的缅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数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从哪里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挑花布，摆得一屋子，这间宿舍成了一个展览室。来看的人很多，沈先生于是很快乐。这些挑花图案天真稚气而秀雅生动，确实很美。”

今天因为要准备好明天的演讲，沈从文进屋时显得很小心，还小孩似地四处看了看，这才迅速进了屋把门关好，然后一面插上木栓一面轻声说：“真对不起，我今天确实有事要忙！”

演讲的内容都是平日里在心里反复思考过的，散见在近年来写的一些论文中，为了演讲时能更生动更有趣些，沈从文决定找几个好的例子来说明。他埋头于一堆资料中寻找，却突然发现了1942年4月26日巴金写给他的那封信，忍不住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希望你能把生活安排好，多写几个长篇出来，我不相信一提笔就会叫人想疯，写小说是个再平常没有的事，应使自己的心和万人的心接触，把自己从这世界中感受到的一点温暖，见到的一点光明分给那些需要它们的人，我们纵使不能点一盏灯给那些迷路人指点前途，却不妨在山道上放一缸水，一把瓢，让那班口渴的行路人歇歇脚，饮口凉水，再往前走。文学是团结人群的，是一件使人头脑清醒的工作，而且是需要着理性和智慧来完成的。你极聪明，又明白，而且有大的才能，因此你是极适宜于做这种工作的。那么你为什么长久搁笔？希望你仔细想想。”

因为《长河》在出版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沈从文无奈地搁笔了一段时间，巴金不知道好友为什么搁笔，非常着急，这才给沈从文写了这封信。

“真是个赤诚之人，见好友在文学方面的一点点‘停顿’，便如此不容分说地催我动笔，这才是真朋友啊！”沈从文读完信，心里非常感动，喃喃自语：“写，我一定要写。”

遇事巴金能坦诚相告，沈从文亦然。在关于周作人、朱光潜的问题上，沈从文曾同样坦诚地劝告巴金：不要“那么爱理会小处”、“莫把感情火气过分糟蹋到这上面”，“米米大的小事也使你动火……我觉得你感情的浪费真极可惜。”沈从文告诫巴金：你要明白，重要的是“在一堆沉默的日子里讨生活”。

能如此相互劝告、指责、提醒，彼此的深情、重视、信任可见一斑，要说世上还有友谊，这无疑便是至高无尚的。

两个钟头很快过去了，沈从文把写得工工整整的演讲稿整了整，愉快地说：“看来我是不用带这些稿子去了，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再弄个‘提纲’带去。”

沈从文刚把“提纲”弄好，便听到有极轻的敲门声，而且就两下。他知道是汪曾祺，微笑着、非常高兴地去把门打开。

汪曾祺虽只能从西南联大肄业，沈从文在替他惋惜的同时，仍坚信他是个难得的人材，如能留在联大教书，定是个很棒的老师。1943年这年，沈从文虽然刚由副教授晋升为教授，但在大教授林立的西南联大毕竟还属资历尚浅，他想帮汪曾祺，便去找到朱自清，请他出面留汪曾棋在联大执教。朱自清一口拒绝说：

“汪曾棋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呢？”

“汪曾棋的文章写得比我的要好，教书也一定比我好。”沈从文说的是心里话，他曾给过汪曾祺习作一百二十分。

只可惜朱自清不是这样认为，沈从文只好四处活动，最后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帮汪曾祺找到一个教职。

“这样你可以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对你的写作，一定会更好。”沈从文像父亲一样鼓励汪曾祺说。

那天，汪曾祺正患牙痛，沈从文看见他的腮帮子肿起老高，先是默默地走出门去，买了几个橘子回来，看着他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然后叮咛说：“带回一天吃两个，可以清火。”?完了才告诉汪曾祺可以到中学教书的事。

在联大的最后两年，汪曾祺与沈从文的交往日密、情感益深，比一般的父子更有感情，无论是生活、学习还是写作中的事，汪曾祺总是去找沈从文。有一次他拿了篇文章去找沈从文，说：

“我刚写了篇小说，自已对其中的对话进行了细致的雕琢，以为很富有诗意与哲理，可又有些儿怀疑，来请你指教。”

沈从文接过文稿，认真地看一遍，再把那些“富有诗意与哲理”的对话又看一遍，很温和地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沈从文擅写以湘西忆旧为题材的田园牧歌式小说与散文，文笔自然、优美。在联大的几年，随着时世的磨砺，对人生思索的加深，他作品中的哲理化成份逐渐浓重。在《烛虚》等作品中，灌注了自已对宇宙、生命的冥想，有一种超离现实却又不失人生价值追求的韵致。可是，在教授学生写作时，他怕自己的悲观焦虑的情绪过多地影响到年轻人，他主张学生习作语言要素朴平实，不要为了追求“哲思”、“深刻”而丧失了青年人的本真。

沈从文看似极简单的一句话，倾注了自已的一番苦心、浓缩了自已二十年的创作体会，汪曾祺听了心中一亮，他已然明白，什么是写作的精髓。从这以后，他沿着这种平易冲淡的写作路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品格。

男人之间的友谊是彼此的欣赏理解后的没有丝儿功利的成全，常常会比爱情更高贵更让人动心。汪曾祺没有辜负沈从文的成全，当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被称为具有自然和谐的人生理想、独特的美学追求和艺术风格。

这一次汪曾祺来找沈从文，是因为刚发工资，想请老师去小馆子搓一顿。明白汪曾祺的来意，沈从文摇摇头说：“不可以这样，还是老规矩，我请你到南街吃一碗米线。”

“我己经拿工资了，你就让我请你一回。”

见汪曾祺一幅委屈的样，沈从文只好答应了。这一顿，在汪曾祺地一再坚持下，炒了一个肉丝青椒、一个甜菜外加一个粉丝汤。

汪曾祺1920年出生江苏高邮一个士绅世家，祖父是清末拔贡，开过药店，作过眼科大夫。父亲汪菊生是一位熟读经史子集的儒生，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花鸟鱼虫无所不爱。汪曾祺在气质、修养和情趣上较多地继承了他父亲的基因，从小受到正规的传统教育和父亲的宠爱，又聪颖过人，不仅有一个与沈从文一样无忧无虑的小学时代，在家乡读完小说和初中后，他考入江阴县南普中学读高中，1939年19岁时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入（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从此结识了一世情缘的沈从文。

听说沈从文当晚有演讲，汪曾祺不想放过，就跟沈从文一道去了南区10号教室，原定就是在这里举办以“五四与新文艺运动”为中心的文艺晚会。快到地时有人相告，由于参加者多，会场容纳不下，临时改换了地点。当他俩急忙赶到新地点时，却见三青团分子在捣乱，甚至连会场的电线也给割断了，结果晚会无法进行。

直到5月8日，经过又一次更为缜密地安排，西南联大纪念五四文艺晚会，才得以在新校舍图书馆前草坪重开。晚会由罗常培、闻一多共同主持，演讲人除原定的教师外，又增请闻家驷、孙毓棠两人，大家分别就新文学运动中各种文学体裁的收获以及新文学与西洋文学、与文学遗产的关系等问题展开发言，校内外听众近三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