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拜访张兆和探望丁玲2

丁玲看了他的信，说：“不要发牢骚，把自己的文章抄好，把熟人的文章逼来吧。这刊物，就正是想用成绩来修正一切上海习气的一个刊物！为什么不赶快把文章寄来？”

“自从九九（九妹）走了后，我连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要人爱容易，找人玩也容易，然而要得到几个那么熟悉，那么不拘束，那么可以发点小脾气的朋友实在太难了。”

两个老朋友，虽然已走上了各不相同的路上去，思想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但那酿造了很久的友谊，却仍然散发出醇醇的香味。

有沈从文出面，一些文坛名家都先后送来了新作。冰心回忆，当年是沈从文前来找她，把丁玲的请求转告她，还留下丁玲的地址，让她直接把文稿寄往上海。七月底，冰心便写出一首诗《我劝你》：

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

虽然我晓得

只有女人的话

你不爱听

……

你莫相信诗人的话语

他洒下漫天的花雨

……

沈从文后来说，这首诗是冰心送给另一位女诗人的，是“用一种说教方式告给她不宜同另一男诗人继续一种友谊”。事实上，这是冰心在劝诫林徽音不要继续与徐志摩交往。为此，沈从文在徐志摩去世前不久给他的信中才有这样的话：

?“我这里留到有一份礼物：“教婆”（冰心）诗的原稿、丁玲对那诗的见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点记录。等你五十岁时，好好地印成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

《我劝你》寄给丁玲后，成为《北斗》创刊号的重头之作。

在沈从文的倾心帮助下，丁玲主编的《北斗》第一期终于在1931年9月20日与读者见面。因沈从文的关系，这期创刊上有冰心、林徽因、徐志摩、陈衡哲等人的文章。在丁玲看来，“我自己觉得这里是很有几篇可看的东西。”

她在编后记中如是说，在此之前还给沈从文写了一封充满感激和自信的信：

“看见她们一些奶奶们都将要为我们这个杂志而重新提起创作的趣味，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事。她们或许要更来认真一下，努力一下，假使她们有了什么一点可贵的成绩，我觉得这也还是我们的成绩呢，所以我很快活。”

“我自己呢，自然得分外努力！……你说‘我担心你在绅士方面的成功，将使你成为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没有一句相当的话可以表示我感谢你的意思。你说的是。不过，你放心，我不是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成功的，我正惭愧在这方面的小小成功！”

丁玲主办的《北斗》，开始时得到了来自左联常委的肯定，认为：《北斗》的作者阵容和《萌芽》、《拓荒者》、《巴尔底山》等刊物比，虽然“灰色”了一些，无论沈从文、徐志摩，还是冰心，都曾是左翼文艺曾经激烈批评过的人，如今他们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左联机关刊物上，对扩大左翼文艺的影响，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然而，对于丁玲如此大肆集中发表为左翼文艺所批评的作家的作品，终于有人前来加以指责了。一个曾任左联党团成员、叫耶林的人，以“读者之一”的笔名来信批评：

一、二期中的小说，“描写技术上固然获得了较满意的成功，具体意识则不免颇多不正确的倾向……有几篇的取材对象，更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性。”

“读者之一”几乎对每篇小说都作了分析，逐一加以批评。可怕的是，这些批评并非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

《北斗》上对“灰色”作家的批评，很快就多起来。瞿秋白的杂文《老虎皮》，借冰心的小说而展开议论，贬斥说：“冰心那种自由主义的伤感口气，证明她自己也只是一个市侩。”

紧接着，时任左联负责人的钱杏，对左联以外的作家作出更严厉而普遍的批评，其中自然包括沈从文，以及他为丁玲所联系的那些作家。钱杏似乎是以一种权威者的口吻，振振有词地说：

“既成作家中，除已经论及的外，没有什么新的开展。在惨死的诗人徐志摩所领导的‘新月诗人’的一群中，虽产生了一个陈梦家，但《雁子》(梦家的诗)和《雁儿们》(志摩的诗)原是一样的货色，青出于蓝，而青不胜于蓝；徐志摩的《猛虎集》除假借了哈代的一个雄壮的诗题外，是没有新的特色。冰心只印了一个回忆《南归》，依旧在那里发展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他们在努力的创作传记文学，但胡适的《四十自述》，并没有展开什么成就和特点。巴金，虽写作甚多(如《死去了的太阳》、《激流》、《雾》，及其他短篇)，老舍虽发表了《小坡的生日》，可并无新意……”

无论从已有的成绩，还是从以后的创作看，丁玲无疑是一个颇懂文章，而且绝对是个文学天才级的人物，她在此时之前给沈从文的信中所呈现的感情，表示对冰心等人作品的喜爱，是她对文学特殊的敏感和爱的真实表达。

毫无疑问，丁玲比她当时的那个领导要更懂文学，更清楚这些作品的水平和价值。然而，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她的领导提出了那样的看法。

感情丰富的丁玲为难了！她开始在革命与文学、事业与友谊、集体与个人之间，回旋着、徜徉着，一面要服从组织的意志、服从革命的需要，一面又私下里通信作一些无用的解释。

她只不过仍然想保留一点个人特点，这正是丁玲的性格魅力。作为丁玲的挚友，沈从文看出了这一点，或者说是感受了这一点。尽管以后几期的《北斗》面貌与他的见解相去越来越远，却并不影响他对丁玲所作努力的肯定：

“然刊物虽极难得到使编者满意的稿件，出路又窄，但刊物给人的印象，却为历来左翼文学刊物中最好的一种。尤其是丁玲自己，对于这刊物的支持，谨慎的集稿编排，努力与耐烦处，皆留给一般人一个最好的印象。”

就在沈从文的这么一种看法中，《北斗》从第三期开始，逐渐地“红”起来，当这年轻刊物的红光终于让国民党当局感到稍微有些刺眼时，就毫不留情地查禁了她。

这事发生在1932年7月20日，《北斗》刚出版到第二卷三、四合期。

曾给丁玲带来莫大希望和工作热情的《北斗》，历时还刚刚10个月就被国民党射杀了，丁玲和沈从文都没有想到，这会是他俩生命中的最后一次的合作。

1932年夏天，当浑身是汗的沈从文终于找到丁玲的住处时，来给他开门的，竟然是一个有些腼腆的青年男子。丁玲不在，沈从文留下自已在上海投宿的地址。几年后，沈从文在《记丁玲女士》中记述了这一次见面：

“穿一件白纱反领短袖衬衫，身个子不高不矮，肩膊宽宽的，手臂短而结实。这人既衣履整洁，脸儿又白白的，一眼望去，还以为是一个洋行中的写字先生与售货员。从身材上与眉眼间看去，则不必开口，就可知道他的籍贯不出福建广东。我把我的名字告了他以后，他便显得十分高兴，问了我一些青岛方面的话。当我同他说话时，一面我便思索我在什么地方或者会见过他……是的，我一定记错了人……可是不知为什么原因，一见了他我就有点疑心。仿佛这人脸就白得使人惑疑。”

原来，就在丁玲从湖南刚回到上海不久，5月的一天，有个叫艾格纳丝．史沫特莱的外国女记者要报导左联五烈士的情况，她来采访丁玲时，带来位叫冯达的翻译，采访了一次，又采访了第二次，冯达都跟着前来。就这样，冯达与丁玲相识了。

这个小丁玲两岁，生性软弱、胆小而又谨慎轻年人，有着很强的祟拜名人情结，他通过做翻译见到丁玲这位文坛名人，立刻非常崇拜，并在交往中明显地表露出来。

一种充满敬意的爱，对心性很高的丁玲，此刻无疑是颇相适宜的。冯达对她充满敬意的目光，常常会使她很感动。在以后的交往中，他总是极有耐心地给她讲国际国内的红色新闻、陪她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还给她做饭、然后在她要工作的时候悄悄离去。

丁玲终于被感动了，留下他，俩人同居了。

见过冯达的第二天，丁玲带着冯达来到沈从文住处。他们分别近年，当穿一件淡蓝色薄洋纱长袍、着一双黄色方头皮鞋、比一年前胖了许多丁玲出现在眼前时，沈从文几乎不能相信这就是丁玲。

“若非事先预约好，我真想不起就是她。若这人在大街上粗粗的一眼瞥过，我是不会认识了的。”

俩人谈了许多，冯达显然是一个主要话题，听到了丁玲的这段爱情故事，沈从文有些担心地问丁玲：“俩人生活怎么样，是不是还好？”

“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又不是年轻小孩子。一切都平平常常，住在那里也同公寓一样，白天各人有各人的事务，到见面时还互相十分客气，比老朋友们在一处时还客气。”

沈从文听了，去看一眼正忙着砌茶摆水果的冯达，忧虑地说：“一个小白脸，小心他会害了你。”

沈从文当时只说了前半句，后半句是在心里说的。后来，丁玲回忆与冯达的事说：

“我这时的生活实在狼狈。关心我的左联的朋友们有人认为在如此处境下，一个人生活太艰难，不是长久之计。但我这时对于恋爱实在心灰意懒。我相信不会有谁能像也频那样的纯朴热情，因此我只愿一心写作，或做一点工作，不愿用什么爱情来分占我的心思，我的精力，我的时间。我需要一个爱人，一个像也频那样的爱人；但又不想在生活中平添许多麻烦。有时我甚至以为一生一世最好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也频的影子老在我心里。”

基于这样一种心情，当听了沈从文那前半句后，丁玲已经猜到了后半句，她很不以为然地笑了，因为她相信：冯达是真心爱他。

然而，对这事，沈从文还是以自已的理解来看待冯达的，他把冯达归于带有女性特点的男人，非常准确地评价说：

“那翻译恰好是有着一个女性型范的青年，脸色白皙，衣帽整洁，缺少广东人的火气，却不缺少受过相当绅士教育的谨饬。躯干适中。不爱放口说话。办事时见得大有条理，爱人时则显得忠厚无二。这种人若还有可以称为特别长处的地方，即是为人‘稳重可靠’。这分长处若用在生活事业上，则可以‘办事’而不能‘创业’。这分长处若用在爱情上，则可以称为一个妇人合用的丈夫，而不适宜于作一个女孩的情人。”

基于这样的考虑，对丁玲与冯达的同居，沈从文觉得自然，认为冯达虽然没有胡也频的那种热，却能够给予丁玲生活所需要的温存。

只是，一个性格软弱、胆小的人，在充满血腥、你死我活、随时都有危险的革命斗争中，要想不害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