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林宰平的鼎立推荐1

沈从文有了给林宰平写一封公开信的愿望,当他拿起笔来时,想说的话太多,竟一时不知从何处下手。“我其实还没有想好要对他说什么,那么多似乎要说出来,其实又说不出来模糊的话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看来这封得再等几天再写,到时什么就都会想得很清楚了。”

沈从文这么对自己说,开始来构思一篇小说。

他很快想起了家乡那个被人尊敬的韩伯,一个善心永远为别人着想的打更老人。无论是谁家大门忘了关,他一定会和气地走去给提个醒。他爱喝两口酒,非常地满足而每天都快快乐乐。最有意思的是:他本来是个更夫,是要告诉众人更准确一点时间的人,而他打更却不守时,人们对此却安之若素。

第二天,《更夫阿韩》写出来了。这样一篇小说,更像一幅素描,画出一个永远愉快、自得其乐而又极善良的老更夫,展示出似乎是另一个国度的生活,在那里,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那么重要,在他们的生命中,时间根本就是一个由生到死的整块,似乎不需要那么细细分割成小格子。

一个天才的作家总是能很敏锐地捕捉到不一样生活的差别,并带给人一个最真实的感受,让人在感受中似乎明白或是悟到了一些什么。

《更夫阿韩》很快发表出来,这篇沈从文从记忆中寻觅出来的故事,尽管还只能绘出一幅简单的素描,却足以让视时间为黄金的大都市人两眼一亮,原来这世上还有这么一块逃脱了时间掌握、宁静深远的化外之地,原来人生还可以过得这么悠哉闲哉!

一口气写完《更夫阿韩》,沈从文舒了口气,又过了三天,在5月8日这天晚上,他感到自己要对林宰平说的话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时,便在灯边坐下来,开始写这封想了几天的公开信:

“致唯刚先生”

写完这个标题,沈从文照例停一会,然后迅速写下“副刊记者转唯刚先生”这么一行字。

“本来我没有看每日新闻的资格,因为没有这三分钱。今天,一个朋友因见到五四纪念号先生一篇大作,有关于我的话,所以拿来给我瞧。拜读之余,觉得自己实在无聊,简直不是一个人,惶恐惶恐。”

在这个“开场白”中,为了一点小小的虚荣,沈从文在知道消息的时间上,表述并不是很诚实,好在他接下来很坦诚地说明了自己不是学生,而“是在军队中混大的”,为着“想做人,因自己懦弱,不能去抢夺,竟不能活下去。但自己又实在想生,才老老实实来写自传。”

象我这种人,“除了狂歌痛哭之余,做一点梦,说几句呓语来安置自己空虚渺茫的心外,实在也找不出人类夸大幸福美满的梦来了!无一样东西能让我浪费,自然只有浪费这生命,从浪费中找出一点较好的事业来干吧!”

信的最后写道:“‘替社会成什么事业,’这些是有用人做的。我却只想把自己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信写到这里,沈从文感到自己满腔的苦衷也倒得差不多了,轻轻地舒了口气,在下面注上日期:

“1925年5月8日作。”

沈从文一吐苦衷,心里舒服了许多,静静地迷了一会神,想到了大前天寄出的那首题名《春月》的诗,便翻出底稿来看:

“虽不如秋来皎洁,

但曚昽憧憬;

又另有一种,

凄凉意味。

有软软东风,

飘裙拂;

春寒犹似堪怯!

何处浏亮笛声……”

他在心里诵读着,最后摇了摇头。心底的感受,没能很好的表达出来,文字也不是很精美。沈从文自己评价过后,又有些拿不准。是不是真是这样呢?他这么问自己,想起两个刚结识不久的朋友,于是便把这诗稿藏进衣袋,匆匆地赶到《民众文艺》编辑处。

胡也频已迁去了另外一个房间里,在他的一个朋友指点下推门进去,见到了满地都是撕碎扯烂的书同报纸的残叶,沈从文大吃一惊,掉头去看胡也频那张黑着的脸。

“有事吗?”胡也频定了定神问他。

“写了首诗。”

“快拿来看看。”

沈从文把诗稿递去,胡也频接过诗稿,歪起头看了看说:

“不错,有些象征主义诗潮的味,又有些古典诗词的味。”

“你是说它不伦不类。”

“不是,绝对不是,我是说你把这两种东西契合的还不错。”

沈从文摇摇头,望着地上书的残叶同报纸,问:“你这是?”

“丁玲她回去了。”胡也频轻轻地说,眼圈竟然发红了。

“这么快,为什么?”沈从文担心地又问。

原来,丁玲发出了给鲁迅的那封求援信后,却因为鲁迅听了身边人主观的误解,终不给丁玲有半个字的答复。绝望了的丁玲,只好孤身一人跑回湖南去了。

胡也频当然不知道鲁迅对丁玲的误解,却知道丁玲的困境,沉痛地说:“生活,一定是生活所逼!来北京是为理想,回去定是因为生活,许多人都是这样。”

沈从文听了胡也频的话,沉默了许久,长长地叹了口气。

“昨天,我去看了鲁迅。”

“鲁迅,就是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的鲁迅?”沈从文问。

“就是,项拙与他认识,早些天带我去过他家。”

“这次见到了吗?”

“没见到。我递一张‘丁玲的弟弟’名片给佣工,然后站在门口等,却听到鲁迅在屋里对佣工烦躁地说:‘告诉他说我不在家!’不知为什么,这一次鲁迅怎么就不肯见我。以前,他对我们这些文学青年是很热情的。”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名片上注明是丁玲的弟弟。”

“我告诉你,前些天丁玲曾给鲁迅写了封求援信,一直没有回音。我认为自己与鲁迅有一面之识,想去替她说说话。”

胡也频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一番好意,竟然弄巧成拙。因为他和丁玲的字,都与沈从文的差不多,鲁迅看了他的名片,认为又是沈从文来作弄自己,所以才大为恼火。这从后来鲁迅给友人钱玄同的两封信中,看得十分分明。

这年7月12日,沈从文在钱玄同等人编辑的《京报》附刊《国语周刊》上发表了一首用家乡土语写的诗《乡间的夏》。鲁迅见了之后,便在当天给钱玄同的信中说:“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

到7月20日,鲁迅就丁玲的信、胡也频的来访、沈从文的诗,又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说,沈从文是“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以证明实有其人。然而亦大有数人‘狼狈而为其奸’之概矣。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

无辜的沈从文,这时公开发表第一篇文章还只有半年多,却因为一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受到一位文坛巨人的鄙视和无端指责,当时实在气愤不过。或许是山的影响,湘西人天生都有些傲骨,有些不惧权威的天性。再加上后来鲁迅在知道丁玲实有其人后,虽承认说:“那么,我又失败了。既不是休芸芸的鬼。她又赶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大半是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了,可见她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

在这段话中,鲁迅对丁玲表示了歉意,但从始至终都没有对被他伤害的沈从文有过半句诸如此类的话语。因为有这样的故事,又因为在以后的岁月里,鲁迅和沈从文一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还发生过一些争论,很多人便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最温和的说法也是:这其中,固然有着思想和见解的原因,但因为丁玲的信、胡也频的来访产生的误会,一定是影响他们相互终生不采的原因之一。

其实不是这样,这两位文学巨人,心胸都没有这么狭隘。这从他们彼此间对对方在文学成就上的评价可以看得很分明。沈从文在他后来所写的一系列论述中国新文学成就的文章中,始终将鲁迅的创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鲁迅,在1935年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也肯定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这就充分说明,他们之所以不愿意交往,原因还是思想和见解的分歧。

这,当然是后话。

沈从文听了胡也频的解释,当时对鲁迅也有一点看法:这人,在这种事情上,真比不上郁达夫啊!沈从文虽然这么想,却没有说出来,只听胡也频又说:“我想去一趟湖南。”

“去看她!”

胡也频认真的点点头。沈从文见他去意已决,于是忙着翻自己的衣袋。胡也频知道他在找钱,便拦住他说:“不用,我已经借了些钱。”

沈从文不理他,还是把刚收到的几元稿费全掏了出来,塞到胡也频手上。看到他还有推辞,沈从文便严肃地说:“如果不要,就是不把我当朋友了。”

第二天,这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再也抑制不住胸中高涨爱的潮汐,只身赶到湖南去找他的最爱。沈从文后来在他的《忆丁玲》中回忆道:“这海军学生,南方人的热情,如南方的日头,什么事使他一糊涂时,无反省,不旁顾,就能勇敢的想象到别一个世界里的一切,且只打量走到那个新的理想中去,把自己生活同别一个人的生活,在很少几回见面里,就成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且就用这印象,建筑一种希望,这种南方人热情,当时是使我十分吃惊的。人既一离开,如今便到了使他发狂的时候了……一切朋友的‘世故’,皆不能战胜这个人的‘热情’,结果北京城公寓里少了一个女人,不久就又少了一个男子。我们的消息因此也就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