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做了北大的旁听生2

俩人轮流畅谈自己往日的所见所闻所感，沈从文谈得多一些。除了讲述自己的经历、更多是介绍湘西的种种民情风俗，一个特异的世界在董秋斯面前展开，听得他倦意全失。只不过，最能将他俩的心圈到朋友份上的，还是沈从文那对过往经历的看法。清军对乡下苗民的血腥屠杀，使沈从文愤慨不已，他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自己内心的感受：“对那些滥用权力的刽子手，我实在是恶心！”

一个人少年时的感受是强烈的，这强烈的感受影响了沈从文的一生，“在无形中就不赞成这种不公正的政治手段。到了我能够用笔来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我就反映这个问题。”多年以后沈从文坦率地说。

后来，董秋斯成为共产党员，解放后还当过周恩来总理的外交秘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沈从文，终其一生，都不能自觉革命，根源就是他这种原自于少年时期就厌恶流血的看法。

那时候，董秋斯与沈从文一连谈了三个晚上，双方都把对方视为知己。董秋斯为人诚爽，人缘特好。因为董秋斯的缘故，沈从文由此结交了不少燕京大学的朋友，并在生活中得到他人无私的帮助，以至于１９８１年，沈从文在回答《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在北京问及他这段往事时说：

“当时住北大附近公寓的相熟同学间，几乎过着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生活，相互接济是常事。陈炜谟、赵其文、陈翔鹤对我很关心，我常和他们一起在沙滩附近小饭馆里同座共食；燕京大学也有熟人。董景天（即董秋斯）是我在那里最先认识的朋友。他是姐夫田真逸中学时的同学，由于他的介绍，我先后认识了张采真、司徒乔、刘庭蔚、顾千里、韦丛芜、于成泽、焦菊隐、刘潜初、樊海珊等人。当时，董景天是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按惯例兼任校长室秘书。我去燕大时，晚上就睡在他独住的小楼地板上。他曾当掉自己的西装，特地为我买了一双新鞋……每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便成了他们的‘不速之客’，在那里留宿三五天是常事……八个朋友毕业后返乡，北伐**期间，其中六人作了县农会主席。随后‘马日事变’一来，在国民党‘清党’时一同牺牲了。燕京大学的朋友，除董景天，后来也陆续死于中国社会的各样变故里。”

北京炎热的夏天终于过去了，新的学年开始，沈从文已经是朋友遍大学了，不仅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农业大学也有。繁华大都市北京，穷学生到处都是，人们在学校见到衣衫褴褛的人，一点也不奇怪，许多人为沈从文的经历和憨劲所吸引，都愿意跟他交往，并给他以帮助。

常常在学校开馆的时候，有人就会想到沈从文，跑来唤他：“走，一起去。”于是，沈从文这一顿的问题就解决了。偶尔也会暂时地被人遗忘了，这时沈从文就得忍过一顿，撑不下去时，他就会在开饭前主动到“朋友”的宿舍去拜访，结果一顿的问题又解决了。

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主动去“拜访”的，都是些得过他帮助的人，这些人大多还算有钱，学业上却很一般，常需要沈从文替他们写写作文，做做家庭作业试卷，或者代写一封情书。有一次，沈从文甚至代替一个学生参加考试，结果不但及格，还得了三角五分钱奖金。好在那同学正直大方，把奖金扔给沈从文，说：“这是你应得的。”

沈从文这回不但得了三毛五分钱，更得了份自信。我这乡下人，并不比他们差啊！他在心里喊着，高举三毛五分钱使劲地晃了晃。这天，沈从文不用有谁来唤他，更不用去“拜访”谁，手上有钱了，十分快乐地在校门外的路摊上买了三个烧饼，津津有味地嚼着。

陈翔鹤与冯至来了，俩人一路东张西望的，象是在寻找什么，沈从文一下子看见了，忙迎了上去。

“问了几个人，听到你今天发了点小财，我们就知道你在校外了。”陈翔鹤笑着说。

“你们真可以做侦探了。”沈从文对冯至憨憨一笑，望着陈翔鹤说：“走，我请你们去吃碗面。”

“你以为我们是来让你请客的。”冯至笑着问。

“是不是都让我请一次，我有钱了。”

陈翔鹤知道他就有三毛五分钱，听他一本正经说“我有钱了”，忍不住想笑，但还是忍住了，说：“我们是来邀你去听课的。”

“特意来找我去听课，一定是好课。”

“这还用说，今天周教授开讲‘中国小说史’。”

冯至说的周教授就是当时已经名声赫然的大文人周树人，笔名鲁迅。陈翔鹤与冯至都是鲁迅讲堂里的忠实听众，对鲁迅都很崇拜，以至后来陈翔鹤特意写了《我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文，对鲁迅赞扬不已；而冯至则专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以后又常到鲁迅家拜访。

鲁迅对陈翔鹤与冯至，评价也非常之高，认为陈翔鹤他们当时办的《浅草季刊》“向外，在摄取异域营养；向内，挖掘自己的灵魂，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还认为第二年陈翔鹤与杨晦、冯至、陈炜谟等组织“沉钟社”，“是当时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还说：“看现在文艺方面有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对于冯至，鲁迅则褒扬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令人遗憾的是，对沈从文的好友陈翔鹤与冯至都很欣赏的鲁迅，却因为种种原因，一辈子也不曾跟沈从文有过半点往来，两个现代文学巨匠失之交臂，不能不说是一件大憾事。

当沈从文跟在陈翔鹤与冯至走进大讲堂时，里面早挤满了前来听课的学生，不一会，讲台上的侧门开了，一个身着黑色、上面还补了补丁长衫、四十出头的男子走上来，他个子不高，蓄着平头，嘴唇上留着胡须。

“他就是鲁迅！连个讲义教案都不带？”沈从文忍不住问。

陈翔鹤用目光止住他。

讲堂里鸦雀无声，鲁迅用仰扬顿挫的声音，开始了他的开场白：“《中国小说史略》已印制成书，你们可去看那本书，用不着我在这里讲了。”

开场白过后，鲁迅开始旁引博证，深入浅出地讲解，讲台下的学生们，一个个如逢甘露，瞪眼竖耳，全神贯注，生怕少听了一个字。

那时，鲁迅正在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一书。鲁迅是边译边印，然后把印成的“清样”课前先发给学生。鲁迅的课却并不按“清样”讲，而是把范围拓展的非常广泛。

冯至后来回忆1924年暑假后听鲁迅“中国小说史”课的这段往事时说：讲到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时，鲁迅“用沉重的声调读小说里重要的段落，不加任何评语，全教室静息无声，等读到那条失去的项链是假项链时，我好像是在阴云密布的寂静中忽然听到一声惊雷。”

鲁迅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中肯而剀切，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谈到秦始皇时，他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

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

冯至最后对鲁迅的课评价说“他讲课时，态度冷静而又充满热情，语言朴素而又娓娓动听，无论是评论历史，或是分析社会，都能入木三分，他的言论是当时在旁的地方难以听到的。”

从讲堂出来，仨人都很激动，沈从文连声说：“真是胜读十年书、胜读十年书。”

陈翔鹤和冯至听了，都看着他笑。

“我还是请你们去吃碗面条吧！”沈从文又一次重复邀请。

冯至摇摇头，说：“我要去看郁达夫先生。”

沈从文听到郁达夫的名字有些耳熟，他马上就想起来了，激动地说：“你说的郁达夫先生是不是《沉沦》的作者？”

“正是。没想到你还看过《沉沦》。”

“你什么时候认识郁达夫先生了？”陈翔鹤也问冯至。

“北大刚派经济系教授陈启修赴苏联考察经济，就请了郁达夫从上海来北京，代替陈启修讲授统计学，有一天让我给碰上了，聊几句就认识了。郁达夫先生对人很有同情心、非常热情，喜欢帮助他人。刚认识，他就向我推荐了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我想把它译成中文，特去请教郁达夫先生。”

沈从文听了，羡慕地望着冯至。

几天之后，或许是受鲁迅“中国小说史”的影响，陈翔鹤与沈从文几乎是同时开始了小说的写作，还一起到书店去购买鲁迅的小说集《呐喊》。

在书店里，陈翔鹤和沈从文都拿着《呐喊》翻了一会，然后拿在手上，差不多同时去掏钱。陈翔鹤掏出一个银元，沈从文掏出一个又一个铜板，还刚掏出三个时，陈翔鹤已把银元递进柜台。说：“两本一起付款。”

沈从文见了，着急地喊起来：“我有钱，一本书的钱还是有的。”

因为着急，几个铜钱撒在地上，引得柜台里一阵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