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章 听鲁迅讲课1
人与人相交，其实就一个“缘”字。要说得清楚一点，就是投味，彼此都有喜欢对方的地方。
按常理说，当时的陈翔鹤与沈从文是难成朋友的。
陈翔鹤1901年3月19日出生在四川省重庆市，虽然比沈从文只大一岁多，可陈翔鹤从小学、省立中学一直到1920年考进上海复旦大学，再到1923年转学北京大学研究生班、专攻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他这一路走来，与沈从文的经历显然是天差地别的，尽管如此，彼此的相互喜欢，还是使他们成了朋友。
第二次他们相遇时，正好是一个暖阳流溢的中午。沈从文在阳光里啃馒头，陈翔鹤在远处的树荫下看书，他们的目光遇上了。一个把书拿在手上，一个把馒头拿在手上，他们都微笑着朝对方走去。
“你吃吧，接着吃吧。”
沈从文憨憨地笑着点点头，把剩下的半个馒头，一下子全塞进嘴里。
陈翔鹤看着他饱口饱嘴地吃完，替他松了口气，说：“你真象条蛇，能吞下比自己还大的东西。”
“你还真说对了，我小时候，个小精瘦，还算机灵滑稽，常常逗得山寨中的老少们捧腹大笑，他们就都叫我‘沈蛇崽’。”
“还真有这事？”
“真有。”
“说说你小时候的事。”
朋友想知道的事情当然要如实回答，沈从文打开了记忆的大门：小时候家境还过得去，有书读，自己却不珍惜，而只顾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还自作聪明地把书包藏在土地庙里，交由菩萨来给看管，自己尽兴地整天去看戏。结果，菩萨不高兴，就把书包送给别人。戏看完了沈从文才发现，急了好一会对菩萨说：书包不见也不是什么大事，我本来就不想背书包。
话既然这么说出来了就只能离开，第二天又只得硬着头皮去上学。刚进校园，就遇见了毛先生，“昨天到哪里去了！”他面带怒色大声责问，沈以文如实回答。
他所做的事情已经让毛老师很是生气，一副无所谓的神态更让毛老师火冒三丈，于是便罚他跪在那株楠木树下，跪了半个小时才让他起来。
“你恨不恨老师罚你跪树下？”
沈从文坦然地迎着毛老师的目光说：“当然恨，你不该在同学面前罚跪侮辱我！”
“可我怎么就觉得是你自己在侮辱自己呢！你噘嘴，我知道你不服气，可我还是要告诉你：树木都知道往上长，你却要往下跪。人必须求上进，不能自轻自贱，要自尊自贵。你如果能自尊自贵，不仅仅是我，谁也没法侮辱你。你自己可以去想想，我能无缘无故地去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跪到这树下来吗？”
毛老师说着一指远处在上体育课的学生，然后一甩手走了。
“那是一个好老师，你遇上他是你的福气。后来，你就专心读书了是吗？”陈翔鹤听了问道。
沈从文摇摇头。
“还不改？”
“不是不改，是后来我就与学校无缘了，父亲在北京出了事，家道衰落，我只能去当兵了。”
不幸的经历人人都有，能让人赏识的，是对不幸的态度，一种充满活力不屈不挠的生命魅力。正是这一点，陈翔鹤喜欢上了沈从文。不久，同样一群嗜好相近相同的人也都喜欢上了沈从文，他们有刘梦苇、冯至、左恭、杨晦、黎锦明、王三辛、陈炜谟、赵其文、蹇先艾等等，其中德文系的冯至、英文系的陈炜谟，成了沈从文这个旁听生无话不谈的朋友。
冯至生于1905年，比沈从文小三岁。十八岁时就在《创造季刊》上发表了组诗《归乡》，当时陈翔鹤与陈炜谟他们正组织成立浅草社，正是这首《归乡》引起了浅草社同人的注意，约冯至加入浅草社。
“我有一颗明珠，
深深藏在怀里，
恐怕它光芒太露，
用重重泪膜蒙起。
我这颗明珠，
是人们掠夺之余；
它的青色光焰，
只照我心里酸凄。
……
我不能容忍了，
我把我的胸怀剖开，
取出血红的心儿，
捧着它到人丛处。
……
夜深了，
神啊——
引我到那个地方去吧，
那里无人来往，
只有一朵花儿哭泣。”
在北大的绿树花间，陈翔鹤高声朗读着冯至的《归乡》，把她的作者介绍给沈从文。
作为诗人的冯至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诗篇，他与卞之琳一起被认为是中国新诗史上的现代派大家。鲁迅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褒扬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听了冯至的诗，沈从文非常钦佩地望着他，憨憨地笑着：“比我还小，就写出这么棒的诗，还就能出版了。”
“你能欣赏我的诗，我真高兴。”
“我也写过诗。”沈从文张嘴说出这话，脸竟然有些红起来。
冯至来到他面前，坚持地说：“快读出来，让我也听听。”
“我忘了。”
“忘了？！”冯至有些不信地望着沈从文，就连陈翔鹤的目光里也有疑问。
沈从文急了，说：“真是忘了，这已经有好几年了。”
“你才多大，已经有好几年了，我十七岁时就创作第一首诗《绿衣人》，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你写诗比我还早。”
“没有你早，我是十九岁时写那些诗的。”沈从文稍稍犹豫了一下，开始讲那一年在当地的团防局做税收员的事情。他似乎忘了那个骗了他千余银元的弟弟，却仍然记得自已深爱过的他的姐姐——一个明慧温柔的女孩，只看了她一眼，就再不能忘怀。于是，就为她写了许多诗，许多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旧体诗。
冯至听了，一笑之后，立刻又忍住了，望着衣衫单薄的沈从文说：“你真直率，又这么善良，我们交个朋友好么？”
“太好了！”沈从文有些激动地望着冯至，又问：“你认为我善良么？”
“当然，一个能真爱的人，绝对是善良的。”
陈炜谟生于1903年，比沈从文小一岁。他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兼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课，是一个忠诚、坚韧、寂寞的学人、作家，一生都在追求光明和进步。
1980年8月10日，沈从文在北京回忆20年代前期在北平的一段生活时写道：
“我记得就是在这时节和翔鹤及另外几个朋友相识，而且比较往来亲密的。记得陈炜谟是北大英文系高材生，特别受学校几位名教师推荐，性格比较内向，兴趣偏于研究翻译，对我却十分殷勤体贴……正因为我们性情经历上不同处，在相互补充情形下，大家不只谈得来，且相处极好……回溯半个世纪前第一阶段的生活和学习，炜谟，其文和翔鹤的影响，显然在我生长过程中，都占据一定位置。我此后工作积累点滴成就，都和这份友谊分不开。换句话说，我的工作成就里，都浸透有几个朋友淡而古典友谊素朴性情人格一部分。”
除了北大的这些学人，经过姐夫田真逸的介绍，沈成文结识了董秋斯，并通过董秋斯开始与一批燕京大学的学生结识交往。
董秋斯1899出生，是个文学翻译家。他翻的《大卫·科波菲尔》（狄更斯）、《高原牛的家》（奥兹本），《战争与和平》（列夫.托尔斯泰），《士敏土》（革拉特珂夫），《杰克伦敦传》、《红马驹》、《跪在上升的太阳下》、《卡尔·马克思》、《佳作》、《马背上的水手》、《烟草路》等名著使今天的年青人还记得他的名字。
沈从文与董秋斯结识，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沈从文去看望姐夫田真逸，碰巧董秋斯也在那儿。出于礼貌，田真逸给他俩相互介绍：“这是我的同学董秋斯，这是我的内弟沈从文。”
两个陌生的青年相互点点头后，又碰巧有人来唤田真逸去有急事，他于是便托董秋斯陪陪自己的内弟。还有一个中午的时间，董秋斯灵机一动，便请沈从文去看电影。
一进电影院，沈从文就急忙抢到前面，选中前排两个座位，回头向远远落在后面的董秋斯招手，着急地说：“赶快过来！”
“这个乡下人，看电影可不是看戏，座位越靠前越好。”董秋斯心里虽然这么想着，还是上前坐在沈从文身边。
“我当兵那会儿，每次有戏看，总能挣到第一排。”沈从文有些得意地说。
没想到田真逸的这个内弟对都市生活这么缺乏常识、又这么憨态可掬，董秋斯忍不住笑了。沈从文扭过头来看他，董秋斯便叉开话问道：“当兵很刺激吧？”
沈从文非常认真地摇了摇头。
看着沈从文肃然的样子，董秋斯突然感到眼有的这乡下人似乎并不只是憨厚和可笑，便问他：“能说说吗？”
“我干的是土著部队，在那里，只能看见烧房子、杀人、强奸妇女这些个犯罪记录，当然也可以从中了解这行为背后所隐伏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
沈从文严肃地点了点头，开始给董秋斯描述他九岁那年亲眼所见的杀戮几千无辜农民颜色鲜红的图画。
董秋斯听得入迷了，因为电影开始，沈从文这才停止了他的叙述。
电影好不容易结束了，董秋斯迫不及待地又让沈从文接着讲他当兵的事、小时候的事，临了董秋斯也坦诚地给沈从文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小的时候我家里穷，只能穿破破烂烂的布鞋去上学，学校里的富家子弟，穿的都是皮鞋。上体育课，先生喊‘立正’， 富家子弟两只皮鞋一碰，‘啪’的一声，气派得很，先生就给好分数。我听到‘立正’，踢踢踏踏的站都站不稳，先生便皱眉头，给个不及格，有时还引来同学一阵哄笑。”
沈从文听了没有笑，反而神色肃然地讲起家乡的贫困，讲起贫困中人的正直和骨气，就这样，他俩相识了。没过几天，董秋斯就忍不住托人邀沈从文来燕京大学聊聊。沈从文来了，他们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样聊起来。夜幕来临，沈从文就睡在董秋斯独住小楼的地板上，与董秋斯作彻夜长谈。俩人一刻不停、天上地上谈了一整夜。到第二天白天，董景天感到有些支撑不住，可一到晚上，他又禁不住这种谈话的**，与沈从文再继续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