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投入全民族的抗敌战争

广诚是在昭舫走后几天回到汉口的。他一进家门，就觉察到了异样的气氛。接着知道的一切，让他如雷轰顶。他让子女戴上“五顶方帽子”的人生目标，顷刻间受到致命打击而湮灭。他很可能在商会由洋洋得意倍受恭维落为奚落讥讽的对象，这实在叫他太难接受。

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到东湖中学去教训王本纲一顿。被静娴一句“你怕你儿子抓不进去么”浇熄了火。接着他回到卧房里，坐在凳上大声埋怨起了昭舫，自己不好好读书，还把弟弟、姐姐都扯了进去，这下三个人的书都连念不下去了，几百大洋也打了水漂。

静娴听不下去，规劝他道：“这明明是学校不讲是非。你的子女个个都知好知歹的，这样你倒不满意么？要他向那些昏官和特务低头吗？你算是走过大江大河的人了，未必不希望儿子活得顶天立地？”

广诚叹了口气，见到昭诚和昭瑛关着门的房间，便又换了个目标，说：“我指望两个儿子都有昭瑛照顾着。她管不了不说，还没事找事，自己那么艰难求学，就要到手的方帽子她倒不要，再赌气也要想想后果啊！”

静娴更不满意了，但是说出的话并不重：“他们不是像你的脾气吗？我看你的儿女个个都有骨气的，学校的好多学生都跟着昭舫学，好几个跟着退学，还有个大官的妹妹。你也该为他们长志才是啊！再说，天下的好学校多的是。你想他们读书，将来换个学校再读给他武大看看，不就是了。”

广诚向来对静娴极其尊重，听了这些，觉得都在道理，只好不再作声。

但是他的烦恼还是无法消除，总觉得自己可能会成为商界同行的笑料。从此常一个人到前面店里闷坐。听到人家谈起学校和子女的事时，脸上再没有了往日的矜持，而是悄悄离开。而田贵义的劝慰也不能让他释怀，竟一度郁郁寡欢。

昭舫是六月下旬回的家。一周前魏公博告诉了他们武汉大学传来的最新消息，乃斌的通缉已被撤销，昭舫等只要愿意回学校认错，学籍还可恢复。

离开北平时，日军正开始在北平周围一带不断地举行夜间演习，北平人已经日夜生活在战争降临前的恐怖之中，一些大学和文化机构都在紧张地安排南下，就连火车票也紧俏起来。乃斌对昭舫说他要去趟山西。昭舫想，大概乃斌不相信武汉的通缉令已撤销，而又一心要找去共产党吧！他从不去了解乃斌在北平的行动，而自己也没改变不加入党派的初衷。他听说过共产党内一切都要服从组织，不能有个人意志。所以，一方面相信这是个没有私心的、有牺牲精神、能成大事的党，但另一方面又断定自己的个性可能不会适应，便决定自己的人生要和他们保持一个距离。加上他也放心不下武汉的父母，便和乃斌暂时分了手。

乃斌与昭舫分手时有些不舍，同窗两年，那份友谊早情同手足。他嘱咐昭舫回武汉要继续发挥所长，用歌声唤起民众，把《抗战歌曲集》尽快编出来。

昭舫根本不打算去向学校“投降”。从前线回来，他的追求几乎完全变了，他怀着新的计划，一到家就马上写信叫毓章来汉口，并已计划好找出版商、做完最后要做的工作。

此时广诚也终于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而且有了退一步的想法。他十分诚恳而和蔼地向昭舫建议，既然不想读书了，干脆回来帮他打理生意。

他的生意十分顺利，为了扩大营业面积，他已租下了中山路上正对云樵路口的一处两层楼房，开了一个“通成分店”，他想把它交给昭舫。

昭舫一时无言以对，他想了一下，对父亲说，让我先休息下吧，我想出一本书。

广诚一听由忧转喜。在他心目中，能够出书的都是大学者，这又要让商会秦禹洲那样的势力眼哑口无言了，可见儿子这些年的书并没有白读，自己的钱没白花。他怕多问了显得自己没有文化，便一口答应了，还嘱咐他不得半途而废。

昭舫有些意外，一直耽心的和父亲间的一场唇枪舌剑的冲突，这么轻松就烟消云散了，他从来就没有心思去做生意。父亲爽快的支持，让他受到鼓舞。

如果晓得了昭舫的真实打算，广诚不责怪他不务正业才怪：唱歌能当饭吃么？何况他就是为唱歌被开除的，还不接受教训？幸好这个生意人太爱儿子，只希望他有点事做，好快点振作起来。

这个抗战初期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歌曲集，多少得益于广诚对儿子的溺爱而顺利诞生。

昭舫占用了“大智旅馆”三楼的那间房，和毓章一起没日没夜地工作。他们把新收集的线谱歌曲译成简谱，然后将所有歌曲都亲手重抄。他们很注重格式，原则每一行的小节线都要求对齐，而对少数小节宽度进行调整，让最后一行的最后一个小节正好落在边上，看上去整个歌曲形成方方正正美观整齐的一块。每一段的歌词与曲谱间必空一行，使视唱起来十分清晰。基础好的人视唱时，可以不用单独唱谱而直接唱出歌词。他们严格移植来线谱中的音乐符号，例如对圆滑线、延长、换气、强、弱、节奏快慢等。将当时国内流行曲谱中的五花八门的符号错误进行更改和统一，作出了典范。

七月初的汉口，宛若一个蒸笼中的城市。几年来习惯了珞珈山宜人环境的曾家姐弟和李毓章，比其他人更倍感酷热难当。昭舫和毓章为了躲避旅店的嘈杂，又把编辑搬到了公新里六号昭舫的卧室。母亲和两个姐姐、弟弟都在帮他们做些辅助工作，插不上手时，就在一边换着为他们打扇子。直到夜深，昭舫和毓章才在“大智旅馆”门口的人行道上，摆上竹躺椅或竹床，度过难熬的大半夜，临近天亮凉快一些时再回到“大智旅馆”睡觉。

这天，后半夜才刚有了一丝凉意，昭舫和毓章回房间后，就在竹**睡着了，一直到早晨九、十点钟还在熟睡。忽然间，他清晰地听到了报童“号外”的叫喊声。

什么大事？专门出了“号外”？昭舫猛然惊醒，从窗口一眼看到了街上报童手中的七月八日的早号外：《倭賊悍然对我卢沟桥守军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

一直悬在中华民族头上的灾难到底一倾而降了！

从那天起，武汉人仿佛忘掉了炎热。整个城市都被愤怒充满。一批批市民来到市政府请愿，武大的学生也派了代表下山，要求汉口市长吴国桢和市政当局收回日租界。“打倒日本，收复日租界”的口号声响遍三镇。

武汉人现在确信战争降临了，对日本人的仇恨猛烈喷发出来。市面上，日货已悄然绝迹。日本人完全不敢走出租界。而驻汉的日军也宣布租界内戒严，一边大肆收购粮食、棉絮、沙石、废铜烂铁等作军需物资。组织日侨民众构筑工事。日本驻华海军也摆出准备登陆作战的姿态。

武汉市市长吴国桢强硬地通知日租界当局：不得妄动，武汉政府将马上收回租界！并限期日本侨民全部撤离，由汉口市警察局对其财产进行处理。消息传遍全市，万众拍手称快。

但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着一付汉奸心肺的黄浚，竟从南京私自向日方泄露了中国准备封江的消息。日人大惊，火速决定溜之大吉。到7月底，日清轮船公司、日商泰安纱厂以及公大、松本、福田各厂及三井、三菱洋行等均停工停业。8月7日，日本驻华海军陆战队司令谷本马太郎下令，提前拆毁租界内军事设施，破坏一切公共设施，打烂了租界内所有路灯，于凌晨3时撤退。

曾在中国人面前十分傲慢的日侨们，垂头丧气地走上轮船。一些人甚至流着眼泪，不愿离去。他们在中国恣意张扬着占有欲、享受充裕物产的生活结束了。他们都知道日本国内的境况，那将是物资匮乏和吃咸鱼的生活。

轮船最顶层，羽田征太正戴着一副墨镜，嘴角挂着一丝鄙夷的笑意，俯视着这场景，像是对身边的同伴、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要不了一个月，我们的皇军就会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支那人，我会重新回到汉口！三个月内，大日本无往不胜的军旗将一直插到昆仑山顶！”

在日侨撤离的队伍中，唯独没见宗方武彦，因为他在武汉从来就没有以日本人身份出现过。

次日，汉口市警察局长陈希曾带警员进驻日租界。当天就在新小路查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吗啡制造工场，又在以“雪世馆”为伪装的屋内，抄获了一个伪钞的印刷所，有大量印好来不及销毁的假钞。侵略者的卑劣用心和无耻行径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日租界被武汉人民收回了！大街小巷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

此时，汉口各主要街道和公共场所新安装的广播喇叭中，正反复播着蒋介石委员长的庐山讲话：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

……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抗击侵略的正义战争全面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