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营救知秋
在楚妮这样的又一批热血青年执着地追寻人生道路时，1937年1月10日，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小阁楼上，重新回沪的杨韵珊与李群夫同志在墙上挂上了一面不大的党旗，昭萍面对这面旗帜，满含着激动的热泪，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她未必完全懂得了共产主义理想。她只模糊地知道，自己从此属于父亲那个“阶级”的掘墓人了。她为之奋斗的新社会将会怎样对待他父亲，她并不敢细想，好在那还很遥远，甚至近于抽象。但她深信，既然自己宣誓接受党的信仰，她就会接受党关于3阶级斗争一切立场。而她内心比较明确的是：以自己的满腔热血跟随共产党在国难中挽救自己民族和国家。
“昭萍此生追求两件事，一是打败日本，二是让我们中国人站起来。”她常这样说。
西安事变后，国共名义上合作了，共产党却仍然只能以地下的方式活动。对昭萍等普通党员和爱国人士而言，处境一点都没改变，危险一点都没减少。
她很希望叶知秋尽快成为党内的同志。但这个无畏青年的入党却要麻烦得多，主要是党内有些人对他的国籍和在东北入党的那段历史仍不放心。
知秋毫无怨言地接受着组织的考验与审查。他活动能力很强，是昭萍在“补习学校”的最主要帮手。他担任着“救国会”下属“国难教育社”（后名“普及教育服务团”）的沪中区委委员。
昭萍受命全面负责领导和组织“量才妇女补习学校”的“学联”和“青救会”等外围组织的工作外，还担负了救国会营救“七君子”的宣传与大量事务工作。
当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刚闭幕，国人翘首以望，希望“容共抗日”、“建立统一战线”等政策尽快施行。然而就在清明前夕，江苏高等法院在南京政府的授意下，竟罗织了“十大罪状”，向李公朴等“七君子”提起了“公诉”。这逆潮而动的政治迫害，激起全国又一波“救国无罪”的民主浪潮。
根据地下党的指示，知秋和另外几位教师带领本校和“山海工学团”百余名学员，以春游的名义到苏州，与东吴大学等校的学生一起，到民间进行抗日宣传，动员群众参加营救“七君子”的活动。
知秋组织这样的学生活动也不是一次了，临走前，昭萍嘱咐他小心行事，务必运用“救国联合会”倡导的“温和合理”的策略，不让某些人抓到把柄。
几天的时间过得很快。
那天在上课时，昭萍看到和他们一起的有些学员已经回了，一下课。就想去问问情况。只见一同前去的教师钟桃慌慌张张跑到面前说：“出事了！曾老师，叶老师在苏州被警察抓了。”
昭萍大吃一惊，强作镇静道：“别慌，坐下慢慢说，怎么回事？”钟桃说：“本来铁路工会的朋友已经帮我们安排好一个闷罐车，只差一个钟头，就可以坐车回上海了。这时有人来报告说，有两个还没归来的学生被警察抓了。叶老师就带了阿喜和阿欣两个男生慌忙赶去。原来，那两个学生被警察发现带有共产党的《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传单。叶老师交涉没有效果，反而也被扣下。叶老师带信要我们带学生先回上海。阿喜和阿欣暂时还留在苏州。一共五个人没回，曾老师，你看这怎么办？”
昭萍强作镇静，问明白了想知道的情况。知道直到他们离开时，知秋还被关在天赐庄分局。
她仿佛自己五腹六脏一下全被挖空，眼泪简直以不可思议的力量正欲强行涌出。她只剩一个主意：必须去营救知秋！她让其他人都先回家后，立即去找到了杨韵珊，要求批准她去苏州。此时她才懂得，原来自己还很脆弱，而且那么深爱着知秋。她不由自责自己平日太好胜，在知秋面前、通常都是很占强的。
杨韵珊没有责怪她不按约定的突访，想了下说：“我同意你去苏州营救他们。但不仅是因为他是你丈夫，他和那两个学生都是我们安排去的苏州，所以你要作为组织交给你的任务去营救他们。你现在就去找‘量才妇女补习学校’的股东钱江月女士，他们夫妇一直都在为营救‘七君子’提供帮助的。利用她丈夫、‘苏淞丝厂’的董事长徐先生在苏州的地位设法营救，事情也许要好办些。去苏州后，要及时向我反映情况。”杨老师则亲自去找帮会中经常帮助他们的辜老板。
昭萍和钱女士很熟，立即去找到了她。钱女士听明情况后，马上写了一封信，要昭萍到苏州找她的先生徐佑铭。
昭萍听到这个名字后几乎呼吸都屏住了，不禁惊叹人生命中所注定的缘分。她将看到她父亲和母亲都说到过的那个人，或许还会看到那个对她来说如同神话一般的庭院！
她穿了一身蓝色中式布衣，带着一个小藤箱，在下午三点就上了开往南京的“蓝钢专列”。这是当时全国最先进的从德、英进口的列车，途中只停靠苏州等四站，车票比一般车次贵得多。但令她颇感意外的是车厢内竟座无虚席，除外籍人士外，还有不少绅商和年青人。
昭心事重重地将视线投向窗外。暮春时节的江南，平坦的大地上河渠纵横，绿树婆娑，青草连连，片片菜花黄绿相间。美丽的景色将一切粉饰得和平安详，让她更加觉愁绪万千。她不敢确定知秋的被捕是否偶然，但他既然后于学生被抓，说明抓捕并不是特别针对他个人。在组成统一战线成为大势所趋的今天，这到底隐藏着什么。
仅两个多小时，昭萍就到了苏州。她先雇了黄包车到东吴大学，按钟桃给的地址，顺利见到了阿喜和阿欣。听他们述说，苏州这地方简直如同隔世，警局还在固执沿袭“安内攘外”政策，关押知秋和那两个学生，好像只是为了凑足“上锋”下达的必须抓获的“共党嫌疑犯”的指标。
“荒谬！腐朽！”昭萍气得骂出了声。她又一口气赶到“苏淞丝厂”，找到了徐佑铭先生。
徐先生比昭萍想象的矮和瘦。他很注意地打量着昭萍。或许她姓中的“曾”字挑起过他久远的一个记忆。眼前这个女士的确相貌有些似曾相识，连她的上海话中仿佛都夹有仿佛熟悉的口音。但是世界太大，不会有那么多巧事的。
徐佑铭停止了自己的遐想，说：“你还没上车时，我太太就给我来了电话，我立刻去找了市党部的闻先生。他答应尽力帮忙，当时就写了一封信。几分钟前，他告诉了我最新了解的情况。您先生并不是天赐庄分局无目的关押，而是延续他们这几个月来的一贯方针，打击‘救国会’和‘七君子’，当然不会放过李公朴和陶行知开办的学校，将他们的春游说成是‘有组织的异党活动’。分局于是把这当成了财路，常常这样，在没有确切证据前，就将他们认为的对象先关后查，敲诈家属。对被抓人却严刑逼供，宁错勿宽。您冷静点！那个局长姓孟，四十来岁，给苏州的李根源当过跟班。李根源是云南人，去年在武汉被人刺杀了的那个杨永泰，就是他的学生。这位孟局长靠主子的势力登上了这个位子后，除了搜刮地皮、想办法捞钱外，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东吴大学的学生恨死了他。他曾两次为了在犯人身上逼取赎金滥用私刑弄死过人。”他看着惊愕的昭萍，“您不要急，这是市党部闻先生给孟局长写的信。您先送去，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至少可叫你先生少受些苦。我会尽一切力量继续帮助您。”
昭萍谢了出来，天色已经很晚。她一口气赶回东吴大学，这才想起，自己已经一整天没有吃饭了。
东吴大学占着天赐庄一大片土地，校内如同一个大花园，草场和球场绿草如茵，林园楼房和西式建筑彼此错落。昭萍躺在钟桃在这里任教的同学宿舍的**，心里很乱。
次日，昭萍和阿喜、阿欣到警局去警局见到了孟局长。这个局长个子长得很高，不会低于一米九，黑黑的脸上长满疙瘩。看了昭萍递上的信，他仰坐在椅子上打了个呵欠，说：“这市党部和我们局不是……不是……”他想找一个官样词汇来形容“各是各的船，谁也管不了谁”，却想不出来，便提高了声音说：“我们警局的任务，是维持社会的治安。近来各种反政府分子在苏州活动频繁，公然为牢里头那七个人撑腰。你先生带着李公朴的学生，名为春游，却被查出携带异党传单，这么大的案情，我不能不查吧？你现在拿着一封信，企图干扰我秉公执法。”说着，他把眼睛睁圆一瞪，说：“我现在就可以把你们关起来，调查你们的目的和来路。”
昭萍见孟局长虚张声势，懂得不能让他把话题引向“七君子”，而应该把自己表现成来意简单的一个被捕人员家属。她于是尽力让自己表现得冤屈和难过，声音颤抖地说：“局长，我一家老小，还要靠先生教书吃饭。我们都是民国的顺民。局长一句话，就顶了天，求您放了他吧！”孟局长斜着眼看着昭萍，换了声调讥讽地说：“不用在我面前装小妇人了吧！这信上不写着‘曾老师’三个字么？”昭萍垂着眼说：“那还不是为贴补点家用出来教书，上海东西那么贵，开销又大，不出来做，家里就更过不下去了。”孟局长奸笑着说：“那倒是，我也很同情曾老师，不过我为党国办事，得要‘公事公办’才行。”昭萍听出来话中的暗示，故意嚷了起来：“那总要让我先见人吧？还有，那两个学生年轻，上海人身子又嫩，没有害病吧？我来时，那两个学生的家长也吵到学校去了，只是纱厂请不到假，还在请工会帮忙。”
姓孟的听到工会，头有些大。那两个学生原是他有意抓的，为的是把带头的教师引过来。谁知抓人后，上面没像往常那样称赞他，反而有人指责他“不看近日风向乱抓人”，警告他别惹出大麻烦。
昭萍拿出事先封好的几块大洋，轻放在桌上推过去说：“都说局长是青天大老爷，阿拉相信不会错的。”
姓孟的对时局趋势也不是一无所知，不想趟太多浑水。姓闻的得罪不起，面子更不能不给，于是他装出一幅为难的表情，检查了昭萍带的东西，见无非是衣物和吃食，便把她带进了后院。
这警局可能是前朝留下的废弃园林。在后院一间破旧的柴房中，用砖墙和铁栏杆隔成了三间小牢格，光线很暗，从牢房里散发出刺鼻的臭味。知秋和两个男人关在靠门的一间，两个学生被关在另一间，最边上一间还关着两个女人。
两个学生抢先从那一间呼喊着他们，知秋也走到铁栏前。昭萍先安慰了一下那两位学生，记下了他们带给家里的话，才走到知秋这边。她见到知秋脸上有明显被人打过的青肿，禁不住鼻子一酸。她极力克制，眼泪还是不听话地流了出来。知秋从铁栏里伸出手：“不要这样，我又不是第一次这样了。”昭萍忍住了抽泣，说：“你受苦了。”
知秋说：“你不用耽心我，我又没犯法。不过是学生手上有他们说的传单，鬼知道是哪里来的！”
姓孟的在一旁吼道：“不许谈案情串供!”
昭萍说：“我给你们带了些东西，先吃了换身衣服吧！不等到你出来，我是不会走的。”说完拿出带来的食物和衣物，再次让警察检查过后先给了两个学生，再过来陪着知秋。
不多一会，孟局长在不耐烦地叫了：“好了好了，明天再来吧，今天我还没有和同事打招呼，当心说我徇私枉法。”催着把昭萍赶了出去。
昭萍沮丧地回到东吴大学。好个帮人入微的徐佑铭先生，已来过并留了信给她。昭萍看完，心急火燎地按徐佑铭先生给的地址找到了市党部的周秘书，得知闻先生被召进京开会了。次日周秘书陪她一起去见了孟局长。孟局长无奈，勉强先放出两个学生，但坚持要知秋写“悔过书”才放。
知秋与昭萍深知，这关系一个人的政治大节，便一口咬定：不在与己无关的东西上签字，不沾不清白的指控。于是事情又陷进了僵局。
僵持了一阵，昭萍怕姓孟的又出什么花招，只好先带回两个学生，连澡都没让他们洗，赶写了一封托梅娘娘交给杨韵珊的信，（自秋平走后，梅娘娘又在补习学校做杂务。）找到在铁路上的关系，让阿喜、阿欣带他俩先回了上海。
第二天，杨老师就派一个叫小况的来了，小况是组织内的同志，在锦江饭店当侍应生。他给她带来了些生活费和消息。上海那边，“量才妇女补习学校”的代理校长李祖坤先生正在亲自为叶知秋的事奔走。帮会的辜老板也已表示愿意出手帮助。根据掌握的情况，警方对知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罪名依据。鉴于目前统一战线正在形成的势不可挡局面，共产党的代表潘汉年即将来苏州看望“七君子”，甚至想争取被关押在苏州监狱的所有同志和“七君子”一起获释。这使昭萍受到极大的鼓舞。
帮会的人找了孟局长后，他还是装作为难，准许昭萍留下来陪伴知秋，拿定主意要好好敲一笔才罢休。
昭萍于是留在警局牢房外、隔着铁栏陪着知秋。想到自己个性强，对家中的事情又很敷衍，平日里让知秋受的委屈一件件都涌上心头，只想尽量补偿他。知秋很受感动，怜爱地说：“这里太脏太臭，恶心死了。你哪里吃得消，不要天天来了。”昭萍说：“不，你不出去，我就天天来陪你，我决不一个人走。”
由于当局得知中共代表潘汉年要前来苏州探监，害怕群众和学生会闹事，便如临大敌加强警力。姓孟的得到命令，带人到市局参加统一巡逻，维持治安。这一去竟是二十天。
昭萍却一日不息地守在牢房里，衣不解带地一连二十多天，和知秋谈着秋平，谈着父母，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只除了到外面打饭买菜，整日里都寸步不离，夜里就坐在地上、靠在铁栏上过夜。牢里臭气熏天，臭虫蚊子猖獗。昭萍却从无半句埋怨。连警察们都开始敬佩起她来。
这天，姓孟的又来到了牢房。由于上司训斥他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去得罪市党部的官员，他懂得自己不可能再加害知秋，而昭萍的韧劲也让他不得不折服。他便开门见山地昭萍说，你要是想要你男人出去，拿两百元钱来赎。
昭萍此时也心力交瘁，随身现金所剩无几，便一咬牙，将一直藏着的父亲送给自己的那个硕大的纯金戒指交给了这个家伙。知秋终于在被关押二十六天后获得了自由。
叶知秋回沪半个多月后（1937年6月），经曾昭萍和李群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