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为了歌唱
虽说俱乐部被排演小剧占用，学生们唱歌的劲头却并没减弱。音乐的魔力就在此处，一旦沾上就会爱上，爱上就不愿放弃。青年人聚集的珞珈山变得活跃多了，现在不光昭舫宿舍，斎舍的很多房间、甚至女生宿舍里，休息时间里都会传出阵阵歌声。
学校开始注意到，学生唱歌的事已不再是小事，教务长裴济宗正召开有关人员在研究对策，正好中文系的包华不停对生活辅导员反映昭舫他们影响别的学生学习和休息，裴济宗便将此事提到了校董会。
包华其实别无用心，他个性强，反映问题仅出于心胸忌怨，却没想到正好挠到党国捍卫者们的耽心之处。他反感昭舫唱歌的起因其实很简单。最初他也去昭舫房里凑过热闹，有次穆啸谷笑他嗓子又大、五音又不全。包华觉得这话太伤人了，正想找句话刺回去，却好昭舫出于做和事佬，也随便说了句声音小容易控制些。包华竟一下愣住，过了一会就走了。他的离去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休息时间大家玩、出出进进谁去注意呢？但他其实是感到自尊心受了很大伤害才离开的，并从此认为昭舫为人很虚伪，对人的热情都是表面的，骨子里是瞧不起他这样的穷学生的。
因王兴拱校长当时不在学校，校董会便也有很多人没有参加，但裴济宗说这属于内务管理，会议有效。
与会者听了生活辅导员的汇报，但却丝毫没有去关注“影响学生学习和休息”，讨论一开始焦点就集中到“唱歌会不会被共产党利用”的主题。当即有兼任训导长的辛亥元老、电机教授赵师梅反对说，在大学、学生唱唱歌算什么大事呢？赵教授分管学生思想虽说是名义上的，可他没想到自己的声音居然毫无分量，竟立即在深谋远虑的裴济宗、刘教官们的斥责声中淹没。
其实裴教长也清楚知道，别说武大，就是整个武汉，当时共产党组织都已被完全被摧毁，想找个共产党还真难。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相信这个可怕的党的无形的影响力无时、无处不在，甚至比有形的“党国”还要有力。虽说唱歌不宜硬压，但若不加以控制，共产党很可能会借“国防音乐”的名义乘机而入，武大这片党国净土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裴济宗向大家进一步指出，据反映，校园内合法的同乡会、同学会、联谊会、班会……这些旧瓶正逐渐装上新酒。在他的记录本上，李厚生等的湖南同乡会、郭佩珊等的华北同乡会……经常在讨论时局，还私自办小报杂志；而叶君健、谢文耀的世界语学会，石秀夫的读书会，李均平的基督教会联谊会，虽说明显内容不同于招牌，但多少有点顾忌。而惟独曾昭舫、李毓章的教唱声势最响，他们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不能不加以关注。他提请大家重视半年来这些不妙的苗头，他说的这每一项都可能被用来煽动聚众闹事，而现在，来势最汹的就是这阵唱歌风了。
文学院陈教授提议，年青人，谁不希望张扬、释放青春活力呢？不如因势利导，将那些喜欢讨论时局、很可能触犯禁区的学生们兴趣都转移到唱歌上来，就让他们在歌咏中释放学习压力，而校方应该引导歌咏活动，使之在“正确的”轨道运行。
与会者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达成共识，让文学院三年级学生滕培英出面组织一个“歌咏俱乐部”，由学校指定歌曲，安排一批可信任的骨干，也号召一般同学报名。由滕培英分别找曾昭舫和李毓章谈话，承诺请他们来教歌。
滕培英早就是CC俱乐部的成员，当然懂得该怎么做、选什么人和选什么歌。根据刘教官的布置，滕培英以惊人的效率在学校壁报栏贴出了“武大爱国歌咏俱乐部”的章程和报名通知。但是他找昭舫等二人谈话时，却立即被婉拒。两人的回答几乎一致，我们只是业余爱好，不想参加“官方的”组织。
滕培英解释说，不是官方，爱国歌咏俱乐部就是业余的、自发的，已经得到学校允许，我们选的歌也是没有政治倾向的流行抒情歌曲。
毓章一本正经道，“哦，原来是业余自发的，于是你就‘自发’当上‘俱乐部筹备会主任’了！”
滕培英被呛得说不出话，怪自己没按捺住落款签名的欲望，竟被这个低年级秀才奚落。学校里总是这样，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同学都喜欢以大哥自居、居高临下的。我不当、还轮得到你么？我滕培英从不说软话求人，不来算了，扭头就走。
告示贴了几天，除了事先选定的人员外，几乎没人去报名，滕培英很有点恼怒。
当时新歌基本从上海传来，但传到武汉不仅滞后很久，还很多传抄错误。昭舫是不屑唱不准确的歌谱的，更不会继续传播。而他一旦得到好歌的正确歌单，总喜欢和毓章把歌翻成简谱抄在大纸上，贴在壁报栏给大家共享。这天他收到了昭萍寄来的悼念聂耳新逝的的文集。昭舫一下翻到后面的附录，便看到了《毕业歌》。他唱了一遍，觉得原来看到的传抄谱有明显错误，而这首歌太能唱出自己这一代学子的心声了，处在危难中的祖国太需要这样的歌了。他立即想与同学们共享，便毫不犹豫地抄了一份，贴到图书馆前的壁报栏。
下午课后，昭舫正参加完一场课余的足球赛，看见毓章从文学院那边气吁吁地跑过来，带着满脸的怒气，还不到跟前就说：“昭舫，你知道吗？我们刚贴出的《毕业歌》，不知又被哪些人撕了。”
昭舫顿时气得无言。两天前他们将任光为王人美主演的影片《渔光曲》谱写的主题歌《渔光曲》抄出，很受同学欢迎。那纸还是手头十分拮据的毓章满腔热情地专门下山去买的，却很快就被不知什么人撕了。
潘乃斌愤愤地说：“这个学校的校风也太不像话了，李厚生他们那次抄出的一则对倭寇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的时事评论，也是不到第二天就被人撕了。”
昭舫不禁露出很少的冲动，说：“其实我差不多都猜得到是谁干的！乃斌，我这人不喜欢过问政治，但是面对国土沦丧，只要是中国人，就忍不下这口气！就算按政府规定，不许公开提‘抗日’二字，不说‘救亡’一词，《渔光曲》、《毕业歌》也都没犯忌啊！都是些好歌啊！我唱起这些歌时，觉得整个感情都会被自然融进去，人都要沸腾起来。”
毓章不平地说：“自从俱乐部被他们‘珞珈剧组’占去了后，昭舫想找学校另借个地方，找到裴教务长，他听后鼻子里哼出冷笑说：‘我这里只有文学院、工学院，没有办音乐学院！’你说是不是气死人。”
他们的周围已经围了一群同学，包括一些穿着球衣的双方队员，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本学期插班来的同班同学郭佩珊说：“一个为人师表的长者，怎么用这种讽刺的口吻对学生说话呢？谁不知道，燕京大学、复旦大学乃至中央大学，都有让学生们教唱歌曲的地方呀！是不是你们不参加他们的俱乐部惹怒了谁了呢？”
一个同学说：“滕培英不是原来负责‘爱国学生俱乐部’报名登记的吗？现在改了两个字，成‘爱国歌咏俱乐部’了。”
大家哄然一笑，继续议论着。
“他们演剧组唱的歌就好啊，《毛毛雨》，日本人都被淋跑了。”
“我们唱的歌老三、老法不喜欢，怎么办？”
乃斌大声说：“我们应该团结起来、让他们知道，我们自己想唱哪些歌，不想唱哪些歌。这个时候的中国，该唱什么还需要人说吗？我们再别退让了！以为他们会开恩让我们想唱就唱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应该斗争！鲁迅就说过，我们想要开扇窗子，就要声称掀屋顶，他们才会折中调和，同意你开一个窗。”
毓章竟忍不住笑了，接道：“但总在设法找机会把它堵起来。”大家想到鲁迅的幽默而深刻的语句，也都忍俊不住、转而笑了起来。
站在旁边一直没吭气的守门员李厚生插进来说：“昭舫，我看乃斌说得对，我们不能继续单干了，我想，干脆组织起来斗一下，拿出点集体力量来。我们也可以排剧嘛！我们不演他们那些三角感情、争风吃醋的剧，我们可以演我们的剧。我们也要把我们想唱的歌唱得更响。俱乐部他们占了，楼下的食堂不还空着吗？毓章，我建议你再去抄一份《毕业歌》，乃斌，你去把歌刻成蜡纸，印出来！我和包华现在就去分头串联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晚饭后都到饭厅去，让昭舫大张旗鼓地教唱。看谁敢把我们怎样？”大家听完，都齐声说好。
昭舫赶着去买了纸，石秀夫带人裁纸和油印。包华赶紧喊人去了。
昭舫有些耽心同学们有顾虑，来人会不多，刚到晚餐停止时间就赶去饭堂。却看见里边至少已有了三四十个人，饭桌已被他们挪到墙边，地上也已打扫干净，同班的李厚生、石秀夫、卫邦国、郭佩珊等同学都先到了，文学院的包华等人也在其中（李厚生比昭舫有能耐，包华特别听他的）。潘乃斌和李毓章赶忙去台前挂起了新抄的《毕业歌》。
昭舫见状，大受鼓舞，热血直涌上来。昭瑛看见昭舫激动的样子，便悄悄拉了他一下，示意他控制情绪。昭舫稳定了下自己，大步走上讲台，他本有很多话想说，但只说出了一句：“同学们，今天我们教唱聂耳先生给我们留下的《毕业歌》。我先给大家唱一遍。”
食堂里响起了学子们热情激昂的歌声：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战死在疆场．．．．．．”
从这些久受压抑的学子心里发出的歌声，摇撼着珞珈沉闷的黄昏。楼上滕培英领导的俱乐部的人，发现楼下不寻常的动静，赶忙跑下楼来看。
滕培英一到场就忍不住大声说：“曾昭舫什么意思？是不是要踢我们俱乐部的场子、唱对台戏啊？”
周艾琳却没有他那么冲动，反倒低低地跟着哼了两句，小声说：“听，曾昭舫的嗓子放开了就是浑厚，真好听。”
滕培英生气了：“教唱歌应该先参加我们俱乐部啊！歌曲要审查啊！田汉的作品是禁唱的，知不知道？‘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发表过《铲除电影赤化宣言》，警告电影公司不得使用田汉、夏衍、茅盾等人的作品。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原则？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岂不是白干了？”
周艾琳平日被捧惯了，哪里能容得滕培英这样的人当众指责。她不耐烦地把滕培英那一直停在自己衣袖上的手打开，说：“我们又不是电影公司！你小声点喊，我要听他唱。”
滕培英顿时气急，脸色都青了，他对周艾琳一向够忍耐和巴结的了，哪知她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他是那种心胸狭窄、大事小事都不能输的人，又是个一口气来了就不顾后果的人，现训导处那么器重他委他重任，怎么能还没开始就一败涂地呢？他嚷道：“我要去告诉刘教官，不能就这么算了。周艾琳，我发现你是一个没有立场、没有原则的人。”
滕培英的叫嚷被淹没在歌声中。周艾琳鄙夷地斜视了他一眼，“你不是说你的目的是要同学们唱起来、活跃起来吗？为什么不参加进去呢？别人唱得好好的，你怎么气成这样？”。
滕培英被呛得找不出话说，又不敢得罪周艾琳，憋住气独自向人堆中走去，见来唱歌的竟然在百人以上，不明白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前进学生”、“活跃分子”公然聚在一起，简直太放肆了！然而自己要去驱散这么多人，显然要引起众怒。
他在后边徘徊，犹豫着如何扭转局势、该不该去报告，不想潘乃斌悄悄走到了他面前，故意高叫了一声：“欢迎滕培英同学到场支持！”滕培英生怕自己因此被列入“激进学生名单”，连忙回身就走。又遇正唱得兴起的包华在身后摊开双手拦住他，一边高唱：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滕培英不耐烦地推开包华，却一眼看到人群外站着的王星拱校长、赵师梅训导主任，范寿康、查谦等几个教授竟也在后面远一些的地方，王校长嘴巴还在喃喃地动。他气馁了，懂得这次教唱活动实际已受到了校方的默许，便孤独而无奈地退了出去。
当晚，校领导之一的裴济宗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将曾昭舫的名字重重打了一个圈。他感到民二七级 “活跃学生”不可小视，工学院尤其值得注意，武大的校风很可能面临大的转变，曾昭舫敢公然擅自组织教唱有共党嫌疑的田汉的赤化歌曲，背后究竟有谁？
那晚滕培英和周艾琳在刘教官面前也争执得红了脸。滕培英认为，以前没有给曾昭舫以足够的注意是个错误，今天这个人终于跳了出来，他的胆大绝非一时冲动！而他居然有这么大的号召力，证明他是隐藏着的学生运动组织者，很可能就是共产党的人。他还说包华是个两面派，他认为应迅速组织CC在学校中的力量，给予坚决回击。
周艾琳则首先讥讽滕培英是怀着狭隘的嫉妒心在看问题，她说武汉大学不可能有那么多共产党，因为“前进学生”没有一次像样的、有组织的活动。曾昭舫一天就知道打球、唱歌，一看就是个小开，一点不像是共产党。她说得很肯定，因为她从哥哥带回家的书报文件中看到的共产党都是土匪式的粗鲁，但却又是很穷很清教徒的。
还有几个前来的学生也参加进来争执，最后吵得连刘教官都烦了，说：“可以先重点注意曾昭舫的表现，搞清他经常和谁在一起。”
学生们初次的抗争取赢得了胜利，让昭舫和毓章看到了团结的力量和音乐的鼓动力，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但他们毕竟年轻，想得太简单，以为这仅是一次为争取歌唱权利的较量，赢得很痛快。李厚生、潘乃斌等便趁势争取王星拱校长支持，几次前去要求让他们的教歌合法化。王校长是一个尊重蔡元培办学精神的人，他把他们的要求传达给了学校高层和校董事会。
在经过了推诿、拖延、争辩和妥协的几个月后（直到下一学期开学），学校才终于作出了同意课余时间俱乐部开放、每周五让学生自己组织教唱活动的决定。不过下达的规定条文十分繁琐：每次教唱的歌曲必须要三天前交“训导处”审查，同时立下了很多“不许借场发表过激言论，散布激越情绪、散发无关文字”等等规矩。这些都是后话了。
滕培英准备大展身手的那个“歌咏俱乐部”从此便销声匿迹，完全被大家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