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武大学子

1 新学年

1935年的暑假时节，离开学还有十来天时，武大军训还未结束。

这是湖北省党部军训部为武大安排的暑假活动。上学期末刚宣布此事时，昭舫和大多数同学都十分兴奋。那年头国难深重，多数青年，包括各种政治立场的甚至“老糊”，都多少胸藏卫国之志，毕竟我民族的尊严意识是由几千历史传承的。民二七级的学生和本年新生提前一个多月就兴冲冲地来校参加军训。这次军训的规格可不简单，由康泽亲任军训总队长。

珞珈山空气凉爽清新，是避开武汉“火炉”夏天的一块难得宝地，加上当年又像四年前一样大雨不断，武昌郊区都被水淹，公共汽车也停了，昭舫就干脆留在学校过暑假，等盼军训。不料军训开始后，天仍不作美，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影响了户外操练和拉练计划。于是，军训便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室内政训，整日里学习三民主义、党义等课程。这让学生们大倒胃口，却又无可奈何。

有国家高级官员坐镇，武大的校风焕然变得大合官员们的胃口，平日里在学校感到孤独的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党义教员们，成了颐指气使的主角，他们昂首挺胸进入学生宿舍，严肃地匡正学生的思想言论行为、毫无顾忌地调查他们所阅刊物及所发表的言论、平时交友类型。唯一让他们遗憾的是学生们都很谨慎，怕闯到点子，能被抓上台面做文章的事少了点，只能在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上发表一通高论。不过这也足够让领导们宽慰，这无疑是军训带来的“新气象”。

这天上完训导课，昭舫就听好几个同学告诉他，说他父亲来过学校，已由昭瑛送走了。原来小弟昭诚今年从汉口市一小毕业后，考进了珞珈山南山坡毗邻武大的东湖中学。广诚送小儿子来报到，也好亲眼看看这个贵族气十足的学校，凭什么学费高达82块光洋，差不多都比武汉大学的学费高一倍了。

终于脱离了父亲的阴影，终于能自己独立生活，终于能与百事满足他、百事能办到的哥哥、还有千依百顺呵护他的二姐比邻在这仙山之中，昭诚觉得解放了、自由了、兴奋得要飞了！

昭舫听说父亲已走了好一阵，便不再去追，决定回宿舍让自己被政训教官弄得昏天黑地的脑子休息一下。好在这变味的军训终于要结束了，这一个月真把他烦透了。

康泽曾几次亲来学校训导，号召学生学习德意志精神，参加“动力社”。那年武汉大学统共才六百多学生，“复兴社”却深有根基。原来还在建校时，就有一批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转入武大，为学校‘动力社’提供了一批种子和骨干。这下经康大人亲自动员，便又有好多学生加入，其中文学院的最多。昭舫的挚友李豫章却一脸不齿地扭头就走。也有人动员过昭舫。昭舫也推说对政治、组织向来没有兴趣，不惯纪律约束，直言拒绝了。

“动力社”一下发展了很多人，省党部的周远涤处长听说后大为不悦，“CC”向来与“蓝衣社”明争暗斗，在武大也一样。武大训导处负责校监督风的刘风教官，系周处长一手提携。周处长自然不会忘记用上这层关系，恰好他妹妹周艾琳考上了武大法学院（照理说周艾琳应该参加入学军训、学习看护。她却怕晒黑了皮肤，搞了张病假条把军训躲掉了），他于是也借“学前军训”来校演讲。

周远涤不愧是CC精英，他风度出众，魅力十足，语言诙谐，旁征博引，演讲中充满爱国**，在学生中的影响一点也不逊于那位康大人。

在昭舫请假回乡奔爷爷丧事期间发生过一件事，有个同学程某闲谈中一不小心对红军发表“八一宣言”的事没掩盖住好奇，竟被说成是共产党抓走了，从此便再无音信。不久又被证实是“动力社”毛竞飞告的黑状。这引起了学生们对“老法”的极大反感。

周远涤知道了这件事，趁机巧妙地团结学生。他形象和谐可亲，把“爱中国”和“爱领袖”统一得十分巧妙，讲述政府从德国引进先进武器和一系列用心良苦的的强国措施，然后不失时机灌输“融政于党”的重要性，对不少青年影响深刻。于是，他在文学院和工学院的土木系都顺利发展了一批‘珞珈爱国学生俱乐部’成员。

昭舫不关心这些，他拿定主意只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课余的最大喜好是音乐。这是从中学时就养成的，他那优秀的母校不乏将他带入这人类最高雅殿堂的导师。以后他认识了离家很近的云樵路口市一小学的一位海外归来的音乐老师连峰云。这是他系统学习音乐知识、乐器和唱歌的启蒙教师。连老师有一台从南洋带回的、白林纳式的78转留声机和上百张带回国的欧州唱片。昭舫便有机会在他那里欣赏到了大量经典名曲，音乐水平明显提高。他暗自决定将来也要像连老师一样、买大量唱片在家里，每天欣赏。昭舫本就天生一副不错的好嗓子，被连老师发现，耐心地辅导他学会了正确的发声和换气。

大学课程比中学相对松些，昭舫更是将兴趣倾注在音乐上。除了独自在后山引亢高歌，抚弄乐器外，甚至看起了理论书籍。还在刚进校时，他在图书室看青主著《音乐通论》看得入迷，被文学院的同届学生李毓章看到，忍不住与他交谈起来。昭舫惊喜身边冒出了一个知音，音乐理论比自己水平更高，立即与他一见如故。他们一生的友谊从此开始。以后两人常在一起谈论心得、一起唱歌和舞弄乐器。毓章平日里给人印象是性情孤傲清高，不喜交友，却唯独对昭舫无保留地敞开着友谊的胸怀。同学一年，两人已互成知己。

昭舫喜欢自己动手、验证所学知识。他很早就想买一部相机，而当时相机是很稀有很贵重的，父亲自然不愿让他用大把钱去买这些“不能吃不能喝”的洋玩艺（事实上广诚的钱从来没有多到够用过）。于是，这个热爱科学看似荒诞的青年便精心自制了一个小孔成像照相机。他试着在学校照了几张，有两张居然还很成功。他受了鼓舞，便又用木头做了一个三脚架。两只脚是用木制滑尺改的，可以调节长短。

离开学前两天，光线很好，昭舫便想试拍一张大些的远景。他在校前操场边的树丛后选了一块僻静的地方，调稳了，对好光，对成象满意后，装上胶片，开始细心地最后调节那些土制的快门机关。

“这样能行吗？”一个声音问。昭舫回过头看了一下，是个拿着硬纸夹的、穿制服的新生。

本来他希望最好没有人来打扰，但是这个小青年看上去太年轻、太阳光、太纯真了，好像只是个中学生，以至于昭舫觉得不应该不理睬他，便微笑着作了一个手势，叫他别干扰，然后表演似地按下了“快门”。

“你什么时候冲洗？我能去看吗？”那青年问，见昭舫没有回答，连忙自我介绍：“您好，我叫潘乃斌，江苏南汇人，经济系民二八级新生。”

昭舫忙作了自我介绍。乃斌又说：“原来您是机械学院的，难怪这么棒。能照相太好了。我也太喜欢这学校的美景了。我画了几张写生，您看。”

他说着打开他手上的书画夹，里面是几张铅笔写生画。昭舫不像他的三姐昭琳那样懂得绘画，但当他一看到那些作品，还是立即被这青年的才华所折服了。他不由自主地问道：“你画得这么好，怎么不去学美术？”乃斌坦诚地笑道：“我是很喜欢画画，可家父说，琴棋书画，是读书人的基本修养，但终非正业，所以我就只把它当业余爱好了。”

他们第二次见面就在当日晚上。晚自习后、熄灯前有一小时给学生们自由盥洗、收拾。昭舫却在后山林中找了块僻静地方吹箫，独自一人陶醉在音乐的意境中，几乎忘记了周围。等他吹完一曲，听到有人在几米远处鼓掌。

原来又是乃斌。他怕打扰了昭舫，没有走近。这时才走过来，说：“我听到很好听的箫声，就闻声潜来，没想到又是学兄。昭舫兄，你吹的是《梅花三弄》吗？”昭舫答：“是，看来你也很喜欢音乐啊？”乃斌笑道：“是的。不过我不会吹箫。你吹得真好。我这么不拘礼节，你可别像桓伊那样，吹完扭头就走啊！看来我要向你学的东西太多了。”昭舫说：“你太谦虚了，我吹得不好。况且曲终音也散。不像你的画，可以把感动的那一刻永远留存下来。”

以后，他俩加上李毓章三人成了最好的朋友。很多时间里，要想找谁，随便找哪个都可以找到另一个。不仅是音乐，在对是非好恶、时局见闻上，几个人也非常一致。他们从音乐谈到文学，谈到鲁迅，谈藏于心中深处的抱负，抱怨死水一潭的学校。昭舫的真诚、乃斌的坦挚、毓章的**交汇一起，渐渐地、他们的话题开始更多地谈论苦难深重的中国，谈华北的局势，谈学校不希望学生去关心的一切话题。

开学那天，省党部周远涤处长又来武大训话。昭舫早就认出，省党部的这位先生，就是几个月前日本浪人在“祁万顺”闹事那晚、在“通成”楼梯上居高临下问话的那位官员。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在听完报告回斎舍时，竟迎头碰上了那位美丽的女生--周处长的妹妹。

昭舫有些惊喜。当时他们就互相大方地打起了招呼，并且都不讳言记得曾在“通成”见过对方。

周艾琳是新生，1932年曾被选中为来汉慰问水灾的“国联调查团”团长莱顿献花，当时莱顿惊讶地说：“你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东方姑娘。”她从此被报纸捧为武汉第一美人。她读书聪明，又倚仗她哥哥的特殊地位，不停要求学校让她跳级，竟都成功了，进武大时还不满十七岁。比潘乃斌还小的年纪。

也许是周艾琳在学校太招人眼，她和昭舫“一见如故”的事，很快就传到了昭瑛的耳朵里。出于当姐姐的责任和她女生所特有的敏感，昭瑛立即加倍注意这个女孩，并想着如何找个机会问昭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