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命运的邂逅

在上海的昭萍暑假收到昭瑛写来的三封信，尽管得知家中一切都好，仍对家乡的灾情十分担忧。一直到开学后，武汉的灾情仍然是她每天读报的首要内容。

当武汉洪水无声无息地退去时，一个比水灾要可怕得多的灾难降临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头上。这就是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愤激透顶的民族情绪很快蔓延成全国的行动。昭萍参加了上海学生要求政府抗日的三次冒雨赴京请愿。“珍珠桥事件”那天（12月17日），昭萍所在的队伍离《中央日报》社还有段距离，没有被宪兵直接追打。但是她亲眼目睹了军警抓捕和殴打学生时的狰狞和粗暴。当晚她们回到中山大学临时驻地后，便立即被军警包围，强行押上闷罐车送回上海。昭萍觉得迷茫，我们不是在帮助政府吗？蒋委员长不是几次当着我们面发誓抗日吗？怎么成了被驱赶、搪塞和弹压的对象呢？

政府又下令提前放寒假，这套被统治者用烂的平息学潮的把戏，昭萍早就熟知，打算两年来第一次回汉口看父母了。

林卉颖比她更急着动身回家，早约了几个新认识的南下同学。昭萍送她到学校大门口，和等候着的他们互相招呼。当眼光扫到一个中等身材的同学脸上时，那个人笑了一下，用很浓的东北口音说：“你好，曾昭萍同学，我也是来送他们的，我叫叶知秋。”昭萍友善地微笑了一下，问：“你知道我的名字？”叶知秋笑着说：“是那天在南京请愿，你在和中大的同学互相介绍时，被我听到了。”说完，二人竟都忍俊不住笑了。

昭萍和卉颖分手后，与叶知秋一起往回走。昭萍问：“您好像是东北人？是哪所大学的？”知秋微笑道：“不是大学生，我在北京大学做工，顺便在北大旁听中国文学和历史。”昭萍问：“那几个是你一起的？”知秋说：“那是在北平认识的几个朝鲜同学。”昭萍有些吃惊：“朝鲜人？‘九.一八’日本人就是利用了今年六月长春的‘万宝山事件’，朝鲜人和东三省的人关系很紧张的，很多人对朝鲜人很反感的……”知秋道：“我也是朝鲜人，我们和东北人、整个中国的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征服和奴役的对象，和中国人当然是朋友，是兄妹。”

知秋两句话语气很平淡，却让昭萍肃然起敬。她打量了一下，叶知秋的眉毛又黑又浓，卧在一双睿智的眼睛上方，高而直的鼻梁，把他衬托得十分英俊。知秋被看得有些不自在，连忙说：“你寒假不回家吗？”昭萍说：“我明天早上坐船回汉口。”

走到了宿舍门口，两人却都不约而同地在寒风里站住了。昭萍问：“你们朝鲜朋友怎么看我们政府的表现呢？”知秋沉重地说：“我们一个小国，力量有限，但已经切肤领受了亡国之苦。坦白地说，我不相信你们蒋主席，他接见学生时信誓旦旦的表态，你们市长张群的引咎辞职，我都不信，我看这是些欺骗舆论的表演。也许他们关心的不是东三省的失守，而是国内的不同思想和政治势力，像CP，也包括冯玉祥、李宗仁这些对手吧！”

昭萍看到有人走过来，便换了话题：“你说。你在北大还做工？”问完自己都有点奇怪居然能记下刚才他说的话。叶知秋解释道：“对，我勤工俭学，我在北大日语补习班代课，所以获得了旁听资格。”昭萍惊喜道：“你会日语，九一八后我就进了我们学校的日语速成班，你可以纠正我发音吗？”知秋道：“当然可以，但是你要走啊！”昭萍笑道：“就耽误你一会，让你帮我听听五十音图发音准不准，以后有机会再说。我们速成班的同学都说，学好了，将来好审问日本俘虏。”两人都大笑起来。

昭萍在回汉的航程中，脑中竟不时冒出那个朝鲜人的影子，想起他说过的话，她是很赞同他的一些观点的，政府对民众的怕、远远超过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担心，她甚至觉得惟有那些凶相毕露的宪兵才是蒋公内心真实情感的发泄，让她联想当年在武汉曾经看到过的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