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复旦学子

复旦大学的前身是震旦学院。1902年，因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当局封建压迫，二百余人高呼“祖国万岁”，集体离校退学。中国教育会负责人蔡元培先生将一部分学生介绍到马相伯先生处，马先生于是在徐家汇创办了“震旦学院”。1905年，因教会对学院内务无理干涉，校名又被教会篡夺。为抵制外国教士侵夺，震旦学生再次集体退学。马相伯等教育界前辈们不屈不挠，借得吴淞提猿，于九月再度开学，更名“复旦公学”。隐含恢复“震旦”和复兴中华之意。以后又几度搬迁。1917年，复旦公学开始创办大学本科，改名复旦大学，晋为私立大学。二十年代搬到江湾。曾培养出于右任、邵力子、陈寅恪、竺可桢等杰出大师。

杰出的教师、不屈不饶的民主主义和反抗帝国主义的传统，让昭萍一下就爱上了她的学校。

学校还未正式开学。昭萍刚住进女生宿舍时，同室只来了一个女生，友好地迎着昭萍笑道：“好了，我等了几天，终于来个伴了，我叫叶卉颖，北平人，性别‘女’，今年二十岁。”昭萍也笑着回答：“我叫曾昭萍，汉口人，性别‘女’，今年也满二十岁。”两人一起笑了。卉颖问：“你选哪门第二外语？”昭萍道：“法语，我特别喜欢法兰西文学。”卉颖道：“好哇！那我也决定选法语了。你再不来，我差点就选拉丁语了。”两人又一起大笑起来。

她和叶卉颖也很快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除了她每日习惯早起练功、卉颖爱睡懒觉、不在一起外，不管是在简公堂上课，还是在奕柱堂自习，两人必定坐在一起。与她武汉好友秦淑兰不同的是，叶卉颖豪爽和具有男儿气，而淑兰则更多天真单纯。卉颖的家境看来也不怎么宽裕，生活也很节俭。

她们每天在奕柱堂自习的座位差不多固定下来。一天，两个男生来他们身边坐下，其中一个穿着比较考究的学生装。在晚自习课间休息铃刚一响，他就抬起头对昭萍笑道：“你好，认识一下好吗？我是土木工程系二年级学生，叫陶方洲。”昭萍一向读的女校，很少和男生说过话，十分局促，用手把自己讲义夹上的名字指了一下，接着马上起身，一个人先回了宿舍。

学业相当繁重，特别国文、英文、数学三科，连昭萍都觉得很吃力。其中国文、英文两门功课采取会考制度，标准很高。校章还规定学生必须参加每周三小时的兵操课，“党义”更是当局规定的必修科目。

第一学期半年下来，昭萍一次都没去过上海市区。到学年结束，她每门全优，得到了学校专发的奖金。为了保住全优位置，确保修完大学的１３２学分，昭萍没有回武汉过年，留校用功。

接近除夕，天气很冷。晚上，昭萍和衣卷缩在帐子里看书，听到有人敲门。昭萍起身开门一看，原来是校长李腾飞和教务长金通尹教授。

昭萍见校长亲临宿舍，有些惶恐。李校长亲切地问：“宿舍里很冷吧？过年不想回家吗？看的什么书？”昭萍双手把书递给校长，回答道：“想，路费太贵，想等暑假再回去。”李校长看到她读的是教材，点了下头。又问：“听金教授讲，你的成绩非常优秀，你也读课外书吗？”

昭萍想不到校长居然还知道自己，恭敬地答道：“很爱读，今天刚读完《沉沦》。”李校长问：“那你看过他的《迷羊》吗？”昭萍摇头说：“没有。”李校长微笑着说：“郁达夫先生早年的书，写出了‘五四’时期那些受压抑、开始觉醒、而自身又略有些病态的知识青年的心理，你们年轻人还应多读些积极向上的书。”昭萍腼腆地笑道：“谢谢校长。我看书比较盲目，一是听人家说，二是看报上的书评，还要刚好图书馆能借到。”李校长道：“参考别人的感受读书，当然很好。但我们复旦的学生，第一要学会能够独立思考。为社会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才，才是我们教育的主要目的，才能使社会进步。今年，我没能亲自给你们上课。下学期我会回到讲台，教你们英语。希望你在复旦学习后，能走向真正爱国的、积极努力的方向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昭萍很认真地记下了李校长的话。不过，当时她以为李校长仅是即兴之说。

到除夕之夜，学校组织留校学生会餐，前来致词的金通尹教授专门在人群中找到她，递给她一包用旧报纸包着的书，说：“李校长借给你的。但是你全部阅后、要写一篇心得交给李校长。书要爱惜，要归还。”

昭萍这才知道，自己有幸遇到了最伟大的教师。她十分感动，连忙深深鞠了一个躬，说：“谢谢金教授，我一定不辜负李校长的教诲。”

金教授走开后，昭萍小心地抱着书，打算先回宿舍放好再来进餐，她刚走出饭堂，就听见有人叫她，陶方洲小跑着追了上来，说：“我从榜上看到文学院有你得奖。恭喜你。”昭萍道：“谢谢。您不是本地人吗？没回家去？”陶方洲气吁吁地说：“回家有什么好？”昭萍说：“那您快去进餐吧，我有点事。”陶方洲说：“进餐算什么？我帮你拿好吗？”昭萍道：“不用，就几本书。”陶方洲道：“难怪你功课好，原来金教授还专门在课下辅导你，他可是我们系的主任呀！李校长今年因子女和妻子相继去世，委托他代管学校。他也是复旦公学理科毕业生，后在北洋大学毕业后回校任教的。”他说的其实复旦学生都知道，昭萍知道他想套近乎，她不想过早和男生交往，便截住他的话说：“宿舍到了，请您留步！”

昭萍回寝室后，打开包着的报纸，见其中是几本民国十四年的《语丝》，一本原文的Dickens的《A Tale of Two Cities》，一本中江笃介汉译的卢梭的《民约论》，一本是本系主任陈望道老师汉译的《共产党宣言》的油印本，封面上写的却是《社会杂论》。

昭萍感动李校长的良苦用心。她把书认真藏好后出来，见陶方洲还守在门口，昭萍拿定大学期间不和男生交往的初衷，径直朝饭厅就走。正这时，那个上次跟着陶方洲的男生喘着气跑了来，不到跟前就说：“少爷怎么一个人出来，害我好找。”陶方洲道：“你一天跟着我干什么？走你的吧！”昭萍听到称呼他少爷，还有人陪伴，猜想这必定是个有钱的公子哥，心中竟拿定主意要和他保持距离。

昭萍读完了李校长给的书，像做作业一样认真地写了心得，送到了李校长的办公室。几天后，李校长又托人给她送来了另外两本书，发还了她的心得，昭萍打开后惊喜地发现，李校长的批语和附上的评论几乎比她写的字还多，给的评价也很高，一下感动得眼泪都差点涌出：呕心沥血的校长，复旦是有一千多学生的学校啊！

校图书馆出榜招收几名义务馆员，包括整理书籍、打扫清洁，包补破旧书籍、抄写孤本资料和其它辅助服务等，除了借阅报刊书籍方便一些外，其余全是义务。昭萍想都没想就报了名，她要争取多读书、读好书。她的工作很快得到了校方的称赞，自己的阅读量也大大增加。

昭萍求知的劲头更加高涨，除了读书，她对学生们的一些集会、自发办的某些刊物也很感兴趣。青年群体的活力和各种见解吸引和感染着她，她的眼界被打开。五四以来的新思想源源注入她的脑中，正在涌动着的各种思潮促使她思考、让她学会去分析、去认识她所亲历的各种社会现象。她的人生观正慢慢升华。她决意要参加一番振兴民族的事业，不虚此生，而决不做平庸家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