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高台，远眺的诱惑

在高台，河西走廊北边的屏障交给合黎山。玉石之路、丝绸之路在此扭了个大结，窄了，集中了，形成险要的峡谷地带。

我们原来的考察计划中，列有骆驼城、许三湾。

骆驼城遗址位于高台县骆驼城乡永胜村西3公里处，是着名的北凉古都，唐代重镇。史载，西汉表是县地震后，前凉在此新建治所。西晋灭亡后，张氏政权为安置关内难民，又建郡，以东晋都城“建康”命名，争取北方汉人支持。376年，前秦灭前凉，建康郡易主。淝水之战后，苻坚大将吕光在河西拥兵自立，于389年建立后凉，委任参军段业为建康太守。次年，卢水胡人沮渠蒙逊拥立段业为主，以建康郡为基地，起兵反吕，四年后建立北凉。405年，增筑建康郡城。至隋代，被撤销建置降称福禄县。695年，唐大将王孝杰在此置建康军，成为甘、肃两州之间的军事重镇。敦煌人吴绪芝曾担任建康军使二十余载。“安史之乱”爆发，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奉命率大军勤王，致使河西空虚，吐蕃趁机剑指河西，攻占凉、甘、肃诸州。吴绪芝率部殊死抵抗，终不敌，从主帅杨休明移驻敦煌。其子法名洪辩，为敦煌名僧。821年被吐蕃赞普任命为释门都法律，后又兼副教授。832年，又提升他为释门都教授，成为河西僧界最高领袖。848年，张议潮起兵推翻吐蕃在河西统治后，洪辩派弟子悟真等入京奏事，沟通归义军政权与唐朝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

着名的莫高窟藏经洞最初是洪辩禅室。名僧昙旷也出生于建康（骆驼城），出家后学成唯识论、俱舍论，并入长安西明寺研究金刚般若经、大乘起信论等，后至武威、敦煌弘扬法义。敦煌陷蕃后，赞普请昙旷到吐蕃宣讲汉地大乘佛法。昙旷因病不能成行，口述《大乘二十二问》，阐述禅宗渐顿教义。

许三湾城及墓群位于高台县新坝乡许三湾村西南，祁连山前冲积倾斜平原中下游的戈壁砾石平原与细土平原过渡带上，是汉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重要的历史遗址。

这两处遗址（主要是骆驼城）出土了大量文物，考察团将在高台县博物馆参观。我们此行主要踏勘的是建康军道。正如前文所述，河西走廊以南，有数条天然道路穿越祁连山直通青藏高原。王孝杰设置建康军，就是镇守这里的北出山口。《资治通鉴》载：“开元十六年（728）八月辛卯，右金吾将军杜宾客破吐蕃于祁连城下。时吐蕃复入寇，萧嵩遣宾客将强弩四千击之。战自辰至暮，吐蕃大溃，获其大将一人；虏散走投山，哭声四合。”祁连城即甘、肃二州间紧靠唐建康军的祁连戍城。陈良伟先生也认为扁都口以西有一条通道，至少起用于西汉中期，东晋南北朝时期相当繁荣，唐初仍在使用，至少可以承载6000人以上大部队通过。

由于时间安排紧，考察目标只能在高台南边的骆驼城、许三湾和北边的地埂坡之间选择。大家商议，踏勘、穿越建康军道没有可能，不如考察与夏文化联系紧密的合黎山口。

汽车直接驰往高台县城。两边田野、绿地阔展，令人心旷神怡。大家兴致勃勃，交谈。十六国时期，是前凉、北凉的重要政治舞台。与此同时，匈奴族铁弗部赫连勃勃称雄漠北，后归附后秦姚兴，历任骁骑将军，奉车都尉，持节、安北将军等。406年，出镇朔方。407年，起兵自立，创建夏国，称大单于、大夏天王。413年，在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建都城，名曰统万（今靖边县北白城子）。据易华兄考证，赫连勃勃自称是大禹的后代，因此建国取名为“夏”。“赫连”是匈奴语，意为“天”。合黎山北是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自古为匈奴人游牧地。另据传，合黎山就是古代昆仑山，为上古传说中神话人物生活地，也是燧人氏观测星象、拜祭上天的三大处所之一。“合黎”与“赫连”、“祁连”读音相近，是不是也有“天”之意？求教于方家。

徐永盛通过微信不断报道我们的行踪，两只手指快速点击，如鸡啄米。他说，有位朋友发表评论说：“路过临泽而不考察昭武城，太残酷！”

是啊，对昭武城，谁不神往？

昭武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据史料记载，“昭武九姓”本是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支庶各分王，以“昭武”为姓。《新唐书》以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为昭武九姓，而以东安国、毕国、扞、那色波附于其间。另据《北史》、《隋书》，乌那曷、穆国、漕国也属昭武九姓。粟特人在历史上以善于经商着称，长期操纵东西大道上的转贩贸易。东汉时期，洛阳就有粟特商人。敦煌古代烽燧下曾发现数件古粟特语信件，反映东汉末或西晋末粟特人经商组织和活动。南北朝以来，昭武九姓经商范围更加扩大，姑臧等地开始有昭武九姓移民聚落。唐代，碎叶、蒲昌海、西州、伊州、敦煌、肃州、凉州、长安、蓝田、洛阳等地都有昭武九姓胡聚落。据敦煌写卷《光启元年沙州、伊州残地志》，唐代在今罗布泊地区有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建立的五六座移民大城镇，敦煌郡敦煌县从化乡住着昭武九姓胡300余户。“安史之乱”祸主安禄山、史思明就是昭武九姓胡后裔。

月氏人、昭武九姓、粟特人在历史演进中曾充当过重要角色。文史资料、神话传说、文化遗址、考古发现等多重证据的不断发现、完善，将会越来越清晰地勾勒出这个民族发展变化的脉络。这次考察，只能匆匆路过昭武故地了！

汽车接近高台，大家就县名称来源展开讨论。《读史方舆纪要》载：“高台者以其地稍高，控扼戎番之要冲也。”《一统志》说，因西有台子寺为名。据《高台县志》记载，高台县城西台子寺村有座方形土台，传为西凉王李暠为迎击沮渠蒙逊、誓师点将所筑，当地在此建起寺院，称“台子寺”。据传，唐玄奘自印度取经返回，途经高台羊达子河，水**木箱，溅湿经卷，便在土台上整理翻晾，此后人们遂称之为“晾经台”，县名由此而来。另有一说，洪武五年（1372），明朝大将冯胜平定河西，设高台站。景泰七年（1456）改为高台守御千户所。雍正三年（1725）改所设县，延续至今。不管史载资料、民间传说的可信度如何，它们却至少透露出两个真实信息：其一，高台是河西走廊锁钥之地，不管商业交通还是军事戍守，地理位置都很重要；其二，高台县水量丰沛。确实如此，车子经过地区多是绿色沃野，要么是水乡泽国。古老黑河的身影也若隐若现。

太阳炙烤的中午，考察团风尘仆仆，抵达高台县城。简单用餐，即参观高台县博物馆。

馆长寇克红先生带领大家学习、欣赏。他热情洋溢，**澎湃，恨不能将所有文物精华一览无余地呈现给大家。尽管在高台红崖子乡六洋坝村有甘肃仰韶文化马厂类型器物发现，但目前最为器重的是考古工作者在骆驼城遗址采集到的汉晋玉铢、唐开元古币及汉、魏晋铜印、箭镞、魏晋画像砖（内容有伏羲、女娲、农耕、畜牧、家居等）、猴形木印、汉晋纪年简牍、彩绘木马、木板画、木尺、西晋纪年彩帛旌铭、魏晋帛书等珍贵文物和许三湾墓葬出土的魏晋时期彩绘画像砖、模印砖、木牍、前秦时期木俑、彩绘木板画、牵马俑以及各类陶器、木器和少量丝绸、铜器等。这些文物不但全方位地展现了魏晋时代高台地区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活场景，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含人类学信息的新证据。叶舒宪先生非常兴奋，再三表达要将人类学研究与田野调查、考古文物结合起来的愿望。近年来，他利用一重证据（传统文字训诂）、二重证据（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三重证据（多民族民俗资料）和四重证据（古代的实物和图像）等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在连续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中国神话哲学》、《千面女神》、《熊图腾》、《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等着作中，致力于探源中华祖先神话与文化流变。甘肃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留存许多学术“证据”，尤其是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第四重证据——古代实物与图像，内容丰富，弥足珍贵。1998年，高台县博物馆在骆驼城墓群西晋纪年墓考古发掘中，棺木前左侧出土一只殉葬小羊。葬羊呈卧姿，两前腿伸展，系杀死后殉葬。这类葬俗在高台骆驼城、许三湾墓葬内发现多例，还发现多枚用墨笔绘画人面像的平头或楔形头木牌，被认定为纳西族人用于祭祀、葬仪的神物“可标”。纳西族为羌人一支，文化渊源一脉相承。魏晋墓葬画像砖中还发现狩猎、耕种、采桑的羌族男女形象，例如《树木射鸟图》、《社树图》等。这些有关古代羌人文化的殉葬实物与画像砖，与至今仍然流行在甘青地区“引路羊”葬俗互为印证，生动地揭示了古代羌人“引路羊”葬俗在民族交融中的流变过程。

2010年8月13~15日，多家学术机构联合在黑河河畔的高台召开“高台魏晋墓与河西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集中展示了学术界近年对高台、河西魏晋墓、河西历史、地理、中西文化交流、石窟考古艺术、民族文化、语言文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我有幸参加了那次研讨会。

博物馆里的粟特地支神像引起我注意。2013年10月底，我到韩国庆州考察，参观兴德王陵，发现围栏护石上雕刻着牛、虎、蛇、猴、兔等十二支神像，虽经受1200年风风雨雨，但依然栩栩如生，憨态可掬，其拙朴与高台石刻有异曲同工之妙。顺便提下一下，守卫王陵神道的是两对站立翁仲，一对武官，一对文官。武官石像竟然是身材魁武、相貌威严、大眼阔脸、八字胡须的西域人形象！我推测其原型是粟特人。兴德王用外族武将为自己守灵，思想解放，胸怀开阔。也正是这种精神气质，才能促进物质文化交流。联想到在武威考察期间关于休屠王祭天金人的种种传说，再次琢磨翁仲。翁仲原指匈奴人祭天神像，但历史上确有其人。翁仲原名阮翁仲，勇猛超常，将兵守临洮，威震匈奴。翁仲死后，秦始皇铸其铜像，置于咸阳宫司马门外，称“金人”、“铜人”、“金狄”、“长狄”、“遐狄”。后来，人们把立于宫阙庙堂和陵墓前的铜人或石人称为“翁仲”。再后来，又专指陵墓前及神道两侧的文武官员石像。翁仲石像从匈奴到秦汉，到唐朝，再到新罗，分明是一条穿越历史、跨越民族的文化交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