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金张掖，玉张掖2

大佛寺与隋代万寿木塔、明代弥陀千佛塔、钟鼓楼以及清代山西会馆等构成大佛寺景区，简单明了圈点出张掖千年发展历史。

据说，西夏太后信佛教，常到大佛寺居住、朝拜，设道场，大作斋会。我们不禁发问：西夏国都在兴庆（银川），太后为何要在古甘州敕建皇家寺院？

这是否与夏文化有关？

党项人自称他们的祖先是大禹。元昊建立国家，取名为“夏”（西夏是宋朝称谓），或许与这种民族文化心理有关。张掖有很多关于夏的文化遗存。《新修张掖县志》载：“华人，古华胥国之民也，由帕米尔高原迁至张掖，原住地址称人祖山，即今谓之人宗口。”人祖山就在西海边。《拾遗记·春皇庖牺》说伏羲氏出生于西海之滨的华胥之洲。据说颛顼也出生在穷桑。《甘肃省志·大事记》记载：“帝颛顼高阳氏西巡至流沙”。显然，他怀念出生之地。《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了当时西海形势与居民情况：“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其山万物尽有。”尧舜时期，仍有西海与西王母记载。《拾遗记》载：“尧登位三十年，有巨槎枉浮于西海，槎上有光，夜明昼灭。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太平广记》引《风俗通》：“舜之时，西王母谢白玉涫。”说明舜时，西王母氏族已能雕琢玉器，同时证明河西走廊已成为“昆山之玉”输入中原的玉石之路。因为水患，舜命鲧和大禹父子进行治理。《夏书·禹贡》载，大禹“导弱水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原来的西海湖盆变成沃野绿洲，而张掖也成为大禹在河西的重要活动中心。帝禹元年，封禹少子于西戎，世代为首领。张掖绿洲形成后，西戎农业兴旺发达。

大禹少子被尊称为河宗。《穆天子传》中多次提到大禹子孙分居黑河流域，管理黑河水系与当地部落禺知（有时记为“禺氏”，就是月氏）。西戎事农，乌孙、月氏在祁连山间从事游牧。《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西巡张掖黑河流域并举行各种重要活动。以前，人们将《穆天子传》当作文学作品。但文献资料、考古发现和民间传说印证了它的真实性。周穆王大概于公元前994~前993年在张掖活动。这位豪情四溢的封建帝王先是接见河宗子孙蒯柏綮，然后游览黑河湿地，直至合黎山，北望巴丹吉林沙漠。从周穆王开始，文物叙事的神圣重任转交给了文字。清代美学家张潮说：“文章是案头的山水，山水是大地的文章。”祁连山、黑河，就像两位旷世文豪，撷山水性灵，铸千古绝唱，使张掖绿洲成为各民族人民心向往之的乐土乐园。当年，周穆王是否到黑河上游的祁连山中巡礼，是否看见漫山遍野的牛羊后情不自禁地与月氏人一道唱古朴民歌？是否被美丽的丹霞地貌震慑？是否被芦苇茂密、湖泊连串的美丽景色陶醉？是否登临焉支山、俯瞰河西走廊，看到了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更为壮观的美景……这些更为生动、更为翔实的内容没有在《穆天子传》中反映出来。我宁可信其有。尽管周朝崇尚礼仪，但周穆王是性情中人，他曾在黑河之滨钓鱼，怎能不去感受丹霞地貌的宏大气魄和焉支山的幽美清凉？

易华也兴奋不已。这几年，他连续到西北考察，力图证明夏文化的发源地就在甘肃。这次考察可能要将他正式公布研究成果的时间提前。

考察完大佛寺，大家又到张掖新开发的“玉水苑”参观。然后，驱车前往位于黑河中游的西城驿文化遗址。

黑河对张掖的文化意义相当于黄河之于中华民族。当年的黑河，辽阔雄壮，气势豪迈。当年的西海，浩渺无边，山川秀美。美丽的西海及其周边土地孕育了史前文明，壮美的黑河生生不息，对各种文化兼容并蓄，传承发展，使张掖绿洲熠熠生辉。正如复旦大学教授纳日碧力戈说：“河西走廊是山地—绿洲—荒漠的复合系统，人文宗教荟萃，族群生境复杂，是多种文化和文明的通道和源头。”又如复旦大学教授王新军所说：“在以汉族文化为主导的多民族文化复合形态的变迁过程中，河西走廊在祁连山和大漠之间串连绿洲城市群，塑造了河西走廊今日的人居环境。河西走廊区域格局的发展变迁，包括城市格局的发展变化，东西交通形式的演变及其对河西走廊区位的影响，经济活动和生产方式的转换，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的退化，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西城驿文化是黑河孕育的着名史前文化。此前多年，这个笼罩着重重面纱的神秘遗址被称为“黑水国遗址”，近年来，考古学家开始正名。西城驿文化遗址位于张掖市明永乡下崖村西北3公里处，年代距今约4100~3600年，是黑河中游流域一处马厂文化晚期至四坝文化时期与早期冶铜有关的聚落遗址。2007~200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组成河西走廊早期冶金遗址调查队，先后实地调查三次，发现早期冶金地点两处。2010~201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西北大学联合发掘，共发现房址、灰坑、灶、窑、沟、独立墙体、墓葬等遗迹单位180处，获取陶器、石器、玉器、玉料、骨器、骨料、铜器以及大量冶炼遗物和炭化作物等遗物2000余件（份）。2013年12月27日，有考古学界奥斯卡之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北京举行。评审团评选出2013年中国考古界六项重要考古发现，西城驿遗址位居榜首。

西城驿文化遗址出土刀、泡、环、锥等小型铜器30余件，并发现大量炉渣、矿石、炉壁、鼓风管、石范等与冶炼相关的遗物。这是甘青地区首次通过科学发掘获取的层位明确的冶金遗物，也是西北地区年代较早的一批冶金资料。为恢复马厂晚期至四坝时期炼铜技术面貌，探讨马厂类型晚期至四坝文化时期河西走廊区域冶金特征及文化间交流提供了新证据。

中国古代先民统称所有金属为“金”，远古时代，张掖矿藏丰富，先民们最先发现的是铜矿。他们在狩猎和放牧时，经常看到露出地面的铜矿石。由于掌握了熟练的制陶技术，对火候积累了丰富经验，冶炼铜矿石游刃有余。开始，他们仅仅冶炼红铜，很快就能用红铜锻造各类器物。后来，他们冶炼成砷铜、锡青铜或铜砷锡三元合金。当时的冶铜专业人员已掌握了采矿、冶炼、制造和铸造成型等复杂工艺。远古文明的金属灿光在这块土地上熠熠生辉。后来人们称张掖为“金张掖”，潜意识里是否与发达的青铜文化相关？青铜器最早在5000~6000年前的两河流域出现，青铜器文化及冶炼技术从两河流域传播到中原，要经过张掖。西城驿、东灰山、西灰山等文化遗址考古研究证明，两河流域的青铜文化在5000年前就传到张掖。可以佐证这种早期文化交流的证据还有绿松石、玛瑙、水晶、煤精、珍珠、蚌壳制品等遗物。另外，遗址还出土小麦、大麦、小米等炭化作物，这是甘青地区继民乐东灰山遗址发现此类作物之后出土层位清晰、数量较大的一次。研究证明，小麦原产于西亚，传到河西，至少在距今4000年前。由此可见，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前，欧洲、中亚、河西走廊、黄河中下游、蒙古草原等地区并非处于封闭状态，而是彼此交流，互相影响。

“金张掖”，是远古时期人类对黑河流域发达青铜文化的由衷赞美！

这里还得留意一下西城驿史前文化遗址出土的绿松石、玛瑙、水晶、煤精、珍珠、蚌壳制品和玉器、玉料。玉石的使用、传播要早于青铜器。1976年，妇好墓出土约300件玉器，大部分是和田玉。这一考古事实证明，和田玉通过玉石之路大量进入中原王室，而这条路的走向、范围与汉武帝开通的丝绸之路基本一致。多年来，由于缺乏文字记载，玉文化及玉石之路被长久忽略。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经过玉石之路的初创，丝绸之路开通后不可能很快就得到沿途国家、地区、部族的积极响应。或许，正因为玉石之路的漫长铺垫，汉武帝才有可能振臂一抛，让美丽的丝绸翻山越岭，飘向地中海沿岸。

叶舒宪先生说，“金张掖”之前应该是“玉张掖”，玉石之路就是明证。

大家一边讨论，一边回味，到达西城驿史前文化遗址时，接近中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青年考古学家陈国科带领一帮年轻学子正在进行田野作业，因为刘学堂教授是专业考古学家，考察团成员破例被允许进入作业区，近距离观看地面式土坯建筑、半地穴式建筑房址和地面式立柱建筑。其中，地面式土坯建筑在河西地区首次发现。土坯的最早使用在西亚地区，它是不是与小麦一起传入中国？大家连续几天同易华逗乐式争论的砖与胡基问题再次浮现。4000年前，西亚人把土坯叫作什么？传到张掖后又以什么名字来称呼？现在找不到可靠证据。但是，土坯与砖确实是两种不同的建筑材料，其本质区别在于过火及硬度。现场很热，大家没有精力去争论，在陈国科先生的指导下，观看方形和圆形土坯建筑。方形房址为多室结构，有大型承重柱础，以土坯砌墙，局部以土坯平铺地面，沿墙走向铺设石块、兽骨、陶片等。圆形房址建筑方式为先垫较厚的红土地面作为活动面，然后挖基槽起墙，在基槽内填碎土坯、红土、灰土，再以土坯砌墙。墙体分为土坯垒砌和土坯、红土与灰土混合修筑两种方式。

土坯建筑为揭示黑水河中游地区马厂类型晚期至四坝文化早期诸时期的居址形态及形成、发展过程提供了实物资料。根据考古发掘、研究，西城驿史前文化遗址可以分为三期：一期为马厂文化晚期遗存；二期为“过渡类型”时期遗存；三期为四坝文化早段遗存。其中，二期文化多类因素共存，可分四组：A组为马厂晚期风格遗存，以八卦纹彩陶盆为代表；B组为齐家类型，以双大耳罐、子母口罐、高领罐、双耳罐、侈口罐等为代表；C组为“过渡类型”，以彩陶双耳罐、彩陶单耳罐、彩陶壶、彩陶盆、突棱罐、纺轮等为代表；D组以四坝风格彩陶为代表。这些考古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开展四坝文化的来源研究、“过渡类型”遗存的研究以及四坝文化与“过渡类型”遗存、马厂文化、齐家文化的关系等诸方面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确凿的地层证据，并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黑水河流域甚至河西走廊地区早期文化序列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证据。

交谈中，陈国科提供了有关马鬃山的重要考古信息。他上个月才从那里作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