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金张掖，玉张掖？

7月16日傍晚，考察团成员拖着丰盈的感受和疲惫的身体，抵达张掖。晚上，与张掖市文广新局长徐晓霞、民乐县副县长王广庆交流了这几天对四坝文化的考察感受。

2013年，张掖市市长黄泽元有意要与《丝绸之路》杂志社合作，宣传张掖历史文化。国庆期间，西北师范大学校办主任梁兆光转告这个消息后，我们立即行动，很快促成了这项合作。2014年元月，杂志社组织高振茂、王文扬、王承栋、王振武、杨文远等作家到张掖采风，写了一批稿子。此后与张掖往来交流频繁，了解逐渐加深。特别是这次扎扎实实、解剖式的考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脉络清晰的张掖。

张掖市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元宵节灯会盛况“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人们引用时似乎忘记这个排名仅指元宵节灯会，并非综合软实力。张掖等沿线城市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被忽略。丝绸之路呈网络状、带状发展变化，每座沿线城市都发挥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说丝绸之路是一串绚丽璀璨的项链，张掖就是其中的一颗明珠。毫不夸张地说，张掖就是丝绸之路的“DNA”，或者更丰富。

开启张掖文明曙光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家窑文化马厂期的石器、陶器。张掖市甘州区、山丹县、高台县、民乐县、肃南县等地出土的彩陶制作装饰性极强，表明四五千年前张掖先民物质和审美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延续马家窑文化的是我们四坝文化。1985年2月，甘州区龙渠乡木笼坝村南平顶山石崖洞穴内发现7件月氏青铜遗物。（插图1、插图1.1、插图1.2）这些物质产品在文字开始宏大叙事之前传承各种信息。通过这些凝结古老文化信息的符号物，史前张掖与中原、西域乃至欧洲的交流路径逐渐浮现。就是说，早在前文字时代便有大道横贯东西，联结南北，通过这片土地。

张掖始终与古代商贸保持着同样的发展节奏，她的文化才能够在交流中发展，在发展中沉淀。可以说，玉石之路、丝绸之路、居延古道与地域文化共同铸造了这颗丝路明珠。

夏、商、周时期，张掖为西戎地，古乌孙、月氏人相继在此生活。1958年，甘肃省博物馆开展文物普查时在张掖民乐发现东灰山遗址。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先后有数支文物考察队在此作业，发现小麦、大麦、黑麦、高粱、稷、粟等炭化籽粒遗存。最新研究成果确认，灰山遗址出土的小麦是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炭化小麦标本，大约距今5000~4500年。农作物品种如此之多，小麦年代如此之早，折射当年张掖农业的发达与繁盛。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多识先生研究认为，“羌”、“戎”都是古羌语的汉译音，两者古音相同。“羌”意为“放羊的人”，“戎”意为“种庄稼的人”。西戎所居之地，以农业为主。小麦、大麦、黑麦最早发源地在两河流域，稷和粟是黄土高原土特产。西戎人将黄河流域、两河流域的农作物引种到史前张掖土地上，令人惊叹！

如此发达的农业，必须有肥沃土地和充足水源作保障。张掖位于河西走廊腹地，南枕祁连山，北依合黎山、龙首山。远古时代，祁连山积雪深厚，冰川广布，每逢盛夏，千峰消融，万壑争流，以黑河（也被称为“弱水”）为首，汇集诸河，在张掖市、高台县汇聚成西海。这个内陆湖烟波浩渺，水域广阔，史有“弱水三千”之说，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也有深厚内涵。西海周边，森林繁茂，族群散布，先民在张掖西城驿、民乐东灰山与西灰山、山丹龙首山、四坝滩等地游牧、狩猎、耕耘和贸易，文化遗址至今犹存。（插图3）张掖绿洲为西戎、乌孙、月氏、匈奴等族群繁衍生息提供了优美环境，而他们的迁徙、流动、交往则促进了文化发展。西戎引进、栽培优质农作物，乌孙连接东西方草原交通。但对张掖及丝绸之路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月氏和匈奴两大族群。

月氏活动中心在土地肥沃、水草丰茂的昭武城。有学者认为，是月氏人开通玉石之路，将新疆和田玉驼运到尧舜都城，换取中原丝绸等物品，历经夏、商、周三代。春秋时期，月氏人活动范围拓展到陇西，成为秦与西方各族货物流通的中介。前176年，匈奴攻占昭武城，杀月氏王。月氏被迫迁至新疆伊犁河南部，史称“大月氏”。另一部分进祁连山，史称“小月氏”。匈奴占领河西后，开辟昭武城为商贸城，接待西域各国商队。张掖市城西10余公里有黑水国遗址，曾是小月氏国都。匈奴为小月氏专门划出一片土地允许其建筑城池，大概也是基于他们的商业才能。

大月氏辗转迁到阿富汗境内阿姆河流域，击破大夏，建立大月氏国，其支庶王皆以昭武为姓，以示不忘故国之意，这便是中亚粟特地区有名的“昭武九姓”。昭武九姓始终与河西保持联系，且秉承经商传统，是欧亚大商道上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佛教就是月氏人传播到中国的。（插图6）匈奴统治河西55年，前120年降汉。汉武帝在河西建郡县，仍置昭武县，归张掖郡管辖。西晋时，因避皇帝司马昭之讳改“昭武”为“临泽”。据推猜，昭武城旧址大约在临泽县鸭暖乡，此处至今有个昭武村。村中人世代传说，他们就是月氏人后代。

丝绸之路开通后，汉武帝以张掖等地为基地，实行军事保障和有效管理，轰轰烈烈地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张掖交汇丝绸之路南北两线和居延古道，自然而然成为重镇。公元609年3月2日，隋炀帝率大军，浩浩****，从长安出发，踏上西巡征程。4月3日，他们大猎于甘肃。随后，西上青海，从扁都口横穿祁连山。6月11日，到达张掖郡，召开有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使臣、商旅参加的“万国博览会”。期间，游人及车马长达数百里，盛况空前。

隋炀帝为这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做了充分准备。608年，隋朝将国境拓展，特派吏部侍郎裴矩长住张掖，管理贸易。裴矩不辱使命，广泛了解西域44国风俗物产、君长姓族、道路交通等情况，搜集整理成《西域图记》，为隋炀帝在张掖和敦煌加大招引诸藩力度、制定招引胡商优惠政策提供依据。隋炀帝还派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派云骑尉李昱出使波斯。此后，西域到中原交易的“外商”越来越多，重新出现“胡商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的贸易盛况。中国封建社会从隋唐时期开始进入繁荣辉煌，如果要找出标志性事件，非这次“万国博览会”莫属。随着7～8世纪大唐盛世来临，丝绸之路迎来贸易最繁荣、文化交流最活跃的全盛时代。唐王朝为了维护这条商贸大道，彻底控制新疆、青海、河西，在河西走廊设立凉、甘、肃、瓜、沙五州，保证丝路畅通，完善交通组织，沿途商埠随之发展。“安史之乱”后，吐蕃乘虚而入，占领河西走廊，切断中原同西域联系。其中的重要军事举措就是攻克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甘州。笔者刚刚杀青的丝绸之路文化长篇小说《野马，尘埃》就以这段历史为主要背景和题材。（插图8.2）宋朝，西夏依赖张掖绿洲发迹，崛起。元始祖忽必烈设省，分别取甘州、肃州首字，由此可见甘州（张掖）在这位英雄帝王心目中的地位。意大利着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于1274年到达张掖，他在《马可·波罗游记·甘州城》中说：“甘州是唐兀忒省（西夏）的首府，幅员辽阔，甘州支硕和受理全省大权（元时甘肃行中书省治所在甘州），人民大多信奉佛教，也有基督徒和回教徒。基督徒在该城建筑了宏伟壮丽的三座教堂。”

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导致陆上丝绸之路衰落，但张掖仍然是山、陕商帮等重要商贸人群的经营活动区域。（插图9）（插图10）（插图11）总之，张掖有长城、骆驼城、扁都口军事要隘、马蹄寺石窟、文殊山石窟、大佛寺、西来寺、木塔寺、甘州古塔、山丹军马场、焉支山、山丹新河驿、镇远楼、东山寺和西武当、黑水国遗址、汉墓群、许三湾墓群、牍侯堡、民勤会馆等物质文化遗址和《西游记》原型、河西宝卷、甘州小调、皮影戏、裕固族皮雕技艺、秦腔獠牙特技表演、邵家班子木偶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共同见证并记录了丝绸之路文化在张掖的灿烂辉煌发展历程。

我们此行考察张掖市，选择大佛寺和西城驿两个重要文化文化遗址，试图从本质上诠释“金张掖、玉张掖”的文化内涵，考证张掖地区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中的真正地位和作用。

7月17日上午，考察团参观大佛寺。大佛寺位于甘州区，是张掖标志性建筑，为西北内陆久负盛名的佛教寺院。寺内安放有国内最大的室内卧佛，素称“塞上名刹，佛国胜境”。张掖古称“甘州”，“安史之乱”后，一直是甘州回鹘“牙帐”所在地。1028年，以今天银川为国都的西夏攻克甘州。史载，1098年，西夏国师嵬眻在此掘出一翠瓦覆盖的玉质卧佛而创建大佛寺，初名迦叶如来寺。1411年，敕名宝觉寺。1678年，敕改宏仁寺，又名睡佛寺。寺内现存大佛殿、藏经阁、土塔等建筑，树木参天，花草相映，幽静肃穆。大佛殿内有木胎泥塑佛像，四壁为《西游记》、《山海经》壁画。藏经阁藏有唐宋以来佛经6800余卷，其中包括明英宗敕赐的《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经》。1966年，卧佛腹内发现石碑、铜佛、铜镜、铜壶、佛经、铅牌等。1977年，大佛寺附属建筑金塔殿下出土5枚波斯银币。传说蒙古别吉太后住在大佛寺，生下大元帝国开国君主忽必烈。别吉太后死后，灵柩也停殡在大佛寺。传说元顺帝妥欢贴睦尔也生于大佛寺。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到张掖，拜谒过大佛寺，曾留居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