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荒唐岁月里的避难所

——民众乐园散记之六

万没有想到，一时间，堂堂的民众乐园竟然成了我的避难所，那是1968年的夏天。

当时不知怎么回事，我父亲混成了个“新派”的小头目，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遭到“钢派”的打击追杀。

一天，夜深人静，“翻门槛”的噩运降临到我家。

所谓“翻门槛”，就是乘人不备（一般在夜晚），纠集一伙人，突然闯进某人家，又打又砸又抢。这种严重践踏人权、泯灭人性尊严的黑社会行为，相比“抄家”更为恶劣，行动者却罩以“革命”的光环。

家里被翻了个稀巴乱，连放在衣服口袋里的半包香烟也被人“顺”走了。

“翻门槛”的头儿，拿把“攘子（匕首）”对着我，要我供出父亲的去向。我虽刚满14岁，却无恐惧之感，只觉得他似乎在演戏。

对方还扬言要“斩草除根”。“草”，是我父亲，那“根”，当然就是我了，吓得老太连夜将我送进了民众乐园。

在那荒唐的岁月里，我经历了3个多月的避难生活。

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到民众乐园了，此刻再看见它，却是让人齿寒的另番景象，冷峻严酷，今非昔比。

原占领此地的各路造反人马已经退出，一个名为“群众专政委员会”的组织驻扎在里面，其职责相当于公安局，维持社会秩序。“群专”权力很大，把守严密，连民众乐园的职工、家属进出都要凭证，验证，俨然一级专政机构。

这壁垒森严倒也暗合“避难”的特殊要求，不用担心有人追杀进来。

园内的一些空房成了仓库，南洋烟厂成包成捆的烟叶原料堆放在塔楼上，散发着冲人的生烟叶味。各个剧场里面则是残布旧幕，破桌烂椅，无人搭理，一片狼藉。假山鱼池还在，那不理世事变幻的鱼儿们，依旧悠闲地游去游来。

无所事事的我，整天在院内枯呆着，没有书看，没有事做，聊天的人也很少，又不敢随便出去，只觉得时间在凝固，分分秒秒，郁闷难熬。

夜空下，令人厌恶的探照灯扫来扫去，一路的高音喇叭，一个接一个，相互辩论、相互嘲弄、对骂对责、此起彼伏。最讨厌的是斜对面水塔和六门，嚎叫声成夹角之势，双双直射向民众乐园，相伴着枪声、喧闹声，成天吼着，有时甚至彻夜不停，偶尔还会有恐怖的流弹打在石栏上砰砰作响。

天气炎热，摆两张过去看戏用的长条凳，我晚上就露宿在四楼平台上，靠中山大道这边是不能睡的，靠贤乐巷这边稍微好一点，只是“群专”经常来“查夜”，弄得人心烦意躁，不得安宁。

太阳依旧从东方升起，想起往昔此时，正是演员们晨练的好时光，压腿下腰、“燕子飞”、“扫螂腿”，随处可见；“咿咿呀呀吁吁”的吊嗓子声、老生净角的豪笑、花旦小生的悲切，随处可闻。而今不见莺歌燕舞，只有春去花落。

唯一让我有点意外之喜的是，过去难得一见的名演员，如关正明、郭玉崐、李蔷华等，也时不时地可以看见他们脱去戏装的真容，而且在一个平面之上，还是近距离接触。这些名角们，当时都毫无例外地被打成了“三名三高”，都必须老老实实地按时报到，参加学习，接受批判。与之相比，王婉华的境遇似乎好一些，她偶尔还有机会上上台、亮亮相。

那年夏天，被毛主席肯定为“洋为中用”的“创举”的钢琴伴唱《红灯记》正风靡全国，成为“文革”时期与“八个样板戏”齐名的“红色经典”。

武汉跟风也紧，排练学演很及时，王婉华饰李铁梅，卢慧秋演李奶奶，陈鸿钧饰演李玉和，钢琴伴奏是武汉歌舞剧院的汪培华。

钢琴伴唱《红灯记》宣传画

观摩演出在武汉剧院，给民众乐园派了不少票，我也随着人群走去看了一看，这是三个多月中，我唯一一次走出民众乐园。武汉剧院档次高，那时就有空调设备，第一次在有空调的剧场里看演出，印象很深刻。钢琴与京剧的结合，玄妙而新奇，令人眼界大开。

有天晚上，剧组还在中山大道一侧二楼的一间凉台上，搭了个临时舞台演出，名为“为工农兵服务”。我一直在后台，看着演职人员忙出忙进。借着聚光灯往下一望，马路变成大广场，前来观看者，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黑压压一大片，估计至少有好几万人。憋的太久了，好不容易有点艺术之风吹来，人们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和激动。

这场影响颇大的演出，如今不知还有几人记得？

民众乐园的职工多半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属于城市贫民阶层，比较复杂，筋筋绊绊的事也多，“封建余孽、遗老遗少”的帽子很容易被人戴上。运动初来之时，人人自危，个个胆怯，不知这回又该谁遭殃，深怕引火烧身。后来转向了，要斗“当权派、走资派”，这种“史无前例”又激起了人们的狂热和畅想，一些组织应运而生，如“文艺工人造反团”等。园里一同园外，豪情满怀，风雷激**。

新政权的标志“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矛盾却更加尖锐。内部职工只有几十个人，却分成了若干个派别。平日的大恩小怨，琐事碎情，在时政孵化下，又都被抹上深刻的阶级印记。一个观点，一个立场，都可能成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保护自己，攻击别人，成了家常便饭，大家随时随地都处在争斗的漩涡中。

园长叫刘启元，武汉人，被打倒了，每天拿着扫帚、撮箕四处打扫。书记李兰田，说一口北方话，南下干部，也被打倒了，安排在食堂接受改造，还有一个副职叫刘体，也跟着下了台。当时流行“三结合”，班子里必须有原来的老干部，于是，该“解放”谁，不该“解放”谁，又成了“路线斗争”的大事，各派争论不已，久而未决。

民众乐园营业演出停止后，除了会计要算帐、炊事员要做饭以外，剩下的人，其实无事可干，整天就是办学习班，贴大字报，开会发言、讨论游辩、争来斗去。

有民众乐园塔楼图案的派性纪念章

应了一句老古话：无事生非。一不小心，年幼局外的我，也被卷入斗争的漩涡之中，按现在时尚，我把它称作“抄写门”。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和我伯父一个派系的叔叔伯伯交给我一个任务，抄写会议发言记录，目的是想留个“副本”，从中查找问题，作为日后攻击“对头”的证据，那时无复印设备，只有用手抄。他们夸我字写得好，又闲得慌，正好派点事我做。那段时间，我便在一个小房间里，干着抄抄写写的勾当。

此番抄写下来，我的草书识别能力见长，还学了点行草技巧、速记知识。记录者字迹流畅潇洒，有许多新花样，巧板眼。“资产阶级”，写成上面一个“次”，下面加个“及”；“无产阶级”，写成上面一个“无”，下面加个“及”，一个字能当四个字。一个“门”字，里面转一圈往外一提，请教别人，答曰：“问”字往外一提，“问题”也，我觉得十分有趣。还有“苏社帝”，开始以为是人名，后来才弄清楚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简称。总之，每每都有意外。

在民众乐园呆了三个多月后，外面的风声渐渐平息，培红中学也“复课”了，我这才告别了“避难”日子。

一年后，“抄写门”曝光，我被人叫进了民众乐园，问讯人说我参与了整“黑材料”，要我交待，我则一脸茫然，不知南北。此事最后如何了断，我也懒得打听了。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整整四十一年了，记忆清晰仍如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