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娱乐人和教育人

——民众乐园散记之五

民众乐园的曲艺场，也是我经常进出的地方，那里的节目，短小精悍，幽默滑稽，很对我的口味。

来民众乐园演出的剧团坐的是流水席，演个几个月就走人，换下一拨，只有大京班、小京班、杂技团和曲艺团不同，它们属于留鸟，常年都在园内。

曲艺团和园里的关系更不一般，武汉市说唱团的前生就叫民众乐园曲艺组，属民众乐园领导，1953年9月组建武汉市曲艺队，直到1959年才划出直属市文化局领导，1961年迁至清芬路，后正式成立武汉市说唱团。曲艺的演出剧场一直在三楼，另外，塔楼里还辟有专门的书场。

毫不夸张地说，民众乐园在滋养、促进地方曲艺艺术发展方面功不可没。

曲艺是说唱艺术，很杂，包括说、学、逗、唱、耍、变、练、弹等百戏杂耍，过去没有统一的名字，解放以后，才把它们统一归在了曲艺麾下。

说不准它的历史有多久，前辈古人讲一个笑话，学几声鸟叫，模仿一下他人动作，都应该是曲艺的萌芽。它根植于民间，受到民众欢迎，却一直难登大雅之堂，有人甚至讥讽其为“叫花子艺术”。

老武汉，旧的曲艺演出形式很杂。

最低级的叫“拍门”，走街串巷，逐户沿门，叫唱一家，讨得几文。其次叫“摆场”，北京人叫“撂地”，划个圈子一围，开始表演。过去的老黄鹤楼空地、四官殿火场、鹦鹉洲头，大智门的渣滓堆，江边河滩等，都是这些民间艺人的集中之地。再就是遍布武汉三镇的茶馆、酒肆、书场，这相对比较固定，且无风雨之忧。

能够进戏楼，剧场自然是最高级的了，那里保障性大，又规范又规矩。虽然早年间的汉口楼外楼、老圃等娱乐场所也有曲艺演出，但唯有民众乐园一直坚持到最后，为时最长。

摆场子卖艺的钱是靠“打”来的。观众的流动性大，有的纯粹看热闹，看完了就走，表演者无奈，要生存，就只能演一段儿收一回钱。拿个笆箩，有钱的帮个钱场，无钱的帮个人场，一边说好话，一边点头作揖，祈求观众赏点饭钱，钱“打”得差不多了，再往下演。

留住人首先要吸引人，靠什么？靠绝活，靠一招鲜，靠真本事，内容方面则尽量要迎合观众的口味，噱头多一点，笑料重一点，甚至加点色素来点黄等。在娱乐和教化之间，很明显，旧时的曲艺是把娱乐摆在重中之重的，至于什么“忠孝节义、良善诚信”之类的说教，是顺便带出来的。

老艺人自谋自生，自主营业，什么赚钱就演什么，在五六十年代的舞台上这就不行了，那时强调思想政治，净化表演内容，突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教育功能摆在了首位，娱乐功能则次而又次，演什么不演什么不由演员、市场说了算，弄不好要挨斗挨批。

民众乐园曲艺队“赴朝慰问演出光荣归来”汇演节目单观众看戏看节目，只想娱乐一下，放松一下，没有多少人是抱着受教育的目的进来的。在政策和观众之间，演员们努力寻找着结合点，这做起来实在不容易。

曲艺演员的特点是多才多艺，他们通常能够自编、自导、自演，从民众乐园的曲艺节目中，也能体会到他们的探索努力和相应的舞台变化。

王鸣乐是湖北大鼓的名家，他唱过一个叫《打喷嚏》的小节目。有个收荒货的，打了一个喷嚏，就说家里老婆在想他，另一个很羡慕，回家责怪老婆不贤惠，不想他。老婆无奈，知其有个喜欢用袖子揩鼻涕的习惯，就在他袖子上抹了些胡椒，让他一路喷嚏不停，差点从桥上掉了下去，全场哈哈大乐。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个老笑话，《笑林广记》上面就有。一个传统小段，逗大家乐一乐，谈不上什么教育。

还听王鸣乐唱过《一车高粱米》，这是根据同名山东快书改编的，讲的是朝鲜战场的故事，志愿军驾驶员舍弃一车高粱米，将一车敌人开了回来。最后一句我还记得：“一车高粱米换了一车苕东西”，鼓槌“嘣嘣”两下，云板一放，节目结束。敌人愚蠢，我们聪明，这就有鲜明的阶级立场了。

老武汉人把单口相声叫作“打滑稽”，搞笑是相声的灵魂，听相声就是寻开心。一段相声，垫话儿太长，或者包袱皮儿太厚，上台半天不见人笑，这台子就算砸了。

如何让人们在笑声中受教育，夏雨田先生作出了很大努力。他瘦瘦长长的，我听过他讲“计划生育”的段子，说自己的孩子多，受苦受累，骨瘦如柴，洗澡的时候，把身上的排骨当搓板，一举两得，边说边做，加上一本正经的表情，全场不乐都不行。

夏雨田还创作了《女队长》，宣传点是当年的热门：大公无私。说“女队长”挪用“公”款，把家中买收音机的钱贴出去给队里买抽水机，“哗啦啦，丰收啦；哗啦啦，一百八，两人的钱，一人当家”……，说女队长的丈夫叫“干子”，不叫“豆腐”，还引出了一段忆苦思甜。

时年武汉相声队伍，人才济济，在南方可谓是首屈一指，既有“王树田、康立本、陈松林”这样的大家，也有“董铁良、薛永年、夏雨田、胡必达”这样的新秀。董铁良出身于梨园世家，1949年随祖父董俊峰，父亲董少英定居武汉，他师从康立本，擅长贯口活、子母哏等。另外还有比较罕见女相声演员，她名叫李祝英，艺术功底扎实，表演大方得体，在台上也很受人欢迎。

最受人敬仰的是潘占奎先生，他的单口相声一直是压台节目。

潘先生患有类风湿关节炎，脚不大方便，好几次晚上演出开始很久了，我才看见他拄着拐杖，穿着长衫，缓缓从民众乐园的边门中进来。人们看不到他上台下台，大幕一开，老先生已端坐台中，掌声响过，徐徐开讲；演出结束时，双拳一抱，用纯正的汉腔言道：“节目到此结束，祝观众们晚安”，大幕闭合。

方言单口相声名家潘占奎

潘先生有 “南方笑话公司经理”的雅称，有“马路笑匠”的戏称。论“讲”论“逗”，风格近似于马三立，刘宝瑞；论“学”论“唱”，则与侯宝林有一比。什么“整冠捋髯”、“抖袖端袍”，无一不精；什么“京汉楚评”、“男腔女调”，无一不神。可惜讲的是方言，受地域、观众范围等诸多因素所钳，其成就和影响远不及“侯、马、刘”。

他改编创作的段子有一百多，一段小笑话，一个小场景，一群小人物，活灵活现，引人入胜。我喜欢听他讲“孔夫子、苏东坡”，讲“缺把子姑娘、苕儿子”，讲“除四害、不识字的苦”等。

潘先生的新剧目《追车》，是个应时之作，新旧对比，歌颂新社会新风尚。主人公是个胖子，爱骑自行车，旧社会买辆车被人生生地抢跑了。解放后，又买了辆车，一天，又被人骑走了，原来是场误会。胖子抱着西瓜追车，马路上追成一条线。尽管，潘先生表演十分卖力，比起他的一些老段子，舞台效果差多了。

曲艺演员在民众乐园剧场上表演湖北渔鼓（上世纪六十年代）湖北是曲艺大省，单是以湖北命名的曲种就有“大鼓、渔鼓、道情、小曲、评书”等，在民众乐园演出曲目很丰富，不管是武汉说唱团，还是武昌区曲艺队，每天在舞台上亮相的都多达十余种，还经常轮换。

为了丰富曲种，艺人们不懈努力。武汉说唱团曾推出过新款的“方言对口相声”，用武汉话表演，后来夭折了，据说“方言”本来是相声的一种表演手段，方言相声，被人批为不伦不类。

1958年有个全国曲艺会演，湖北小曲，湖北渔鼓都是那年经过改造完善而始定名的。大概是65年吧，有一段湖北渔鼓，叫《大刀风云》，讲的是周红泉忘本回头之事，男女对唱，开始几句通俗流畅，印象蛮深的：

“河边磨刀沙沙沙，

惊动那鸭子嘎嘎嘎，

周红泉忘本回头好好好，

社员们笑声哈哈哈。

掌声叭叭叭，

欢迎他他他，

你看他站在台上说不出话，

眼泪唰唰唰”……

湖北道情，是周维、邹远宏等人在借鉴诸多民间演唱的基础上，创立的新曲种，曾经在荆楚城乡风行一时。小时候，听过一段湖北道情叫《道士怕鬼》，前面一段还记得：“有个道士他姓陈，名字叫做陈不仁，家住汉阳陈家村，赶鬼念经最有名”。

民众乐园曲艺演出节目单（上世纪六十年代）

“**”中，湖北道情仍受欢迎，武汉许多业余宣传队争相编演。有段讽刺“百万雄师”的派性段子曾在江城流传：“有个老几受蒙蔽，名字叫做老倒霉，从前参加了联合会，七变八变变成了黑乌龟”……长短皆宜的湖北评书也不断出新，它叙事性强，扣人心弦，它地方味浓，亦庄亦谐。说唱团团长李少霆是评书名家，何祚欢是后起之秀，自不必说，还有新艺评书队，沈邦寿《智闯鄱阳》、王启高的《江姐上船》、熊克武的《战斗在敌人心脏》都反响甚佳。

顾伯年、顾耀宗独门绝活“单弦拉戏”，别具一格，经久不衰。外埠曲种，如张翠华的京韵大鼓、何玉凤的太平歌词、王秀兰的河南坠子、周弘的山东快书等，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精品。

另外，还有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1970年7月武汉说唱团曾莫名其妙地并入武汉市杂技团，称为“说唱连”，颇有点拉郎配的意思，直到1972年5月才恢复原团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