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名园与名字

——民众乐园散记之七

民众乐园是仿效“上海新世界”修建的，其定位都是综合性的平民游乐场，经营理念和基本格局相差无几，唯一的不同是，它长期徘徊于“官办”和“民办”之间，政治色彩要明显一些。

它曾经改名十余次，每次名字的更迭，似乎都暗含着某些历史的讯息。

民国八年（1919年），“新市场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最初名为“汉口新市场（HanKow New World）”，从诞生起，它就有着复杂的军政背景，其后的岁月也不单纯。1926年10月，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中央人民俱乐部”、“血花世界”等园名，弥散着浓郁的革命气息，那时国民政府在此举行过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1930年汉口水灾，已经亏损不堪的民众乐园在无奈中由官办发还民办，1931年重新开张，更名“兴记新市场”。

民众乐园的地理位置和在民众中的地位影响，注定它在政治上是不会寂寞的，抗日救亡运动展开时，这里再次成为革命的大熔炉。1938年武汉沦陷后，被日寇池田龙兵站占用，1939年 3月又重新开业，沦为日本人粉饰太平的工具。抗战胜利后将其没收，改叫“和记民众乐园”。

解放后定名为“民众乐园”，这个名字不会更改了吧，事实再次击碎了人们的祈愿。

汹汹而来“**”，首先是从文化界、教育界开刀的，批京剧“海瑞罢官”，揪“三家村”、斗“黑线人物”、抄“四旧”，一步一步延伸扩大。象民众乐园这样的“老树蔸子”自然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

园名受到红卫兵的质疑和批判，他们说这个名字阶级色彩模糊，表现的并不全是为工农兵服务，必须改正。无奈，当年的负责人就在门口摆张桌子，公开征求“革命群众”的意见，设点征名。为了突出所谓的革命性，最后将“民众”改为“人民”，将“乐园”改为“文化园”。

改名换姓，无助于摆脱厄运，它仍被人批成是牛鬼蛇神的“黑窝子”、封资修的“烂泥潭”，一番乱剁乱砍后，这个普通市民的文化娱乐中心很快就被勒令停业，关门了事。

戏不让唱，剧不让演，只有一楼的“新闻电影院”，偶尔放场吧“新闻简报”，从贤乐巷那边的小侧门进出。“文化”没有了，“人民”也进不来，偌大个“人民文化园”，成了空壳，天天唱《空城计》。

闲置出来的演出场所受到一些造反组织青睐，“钢工总”来了，“钢二司”来了，“新华工”也来了，这里成了最有名的造反派“战斗堡垒、大本营”。高大壮观的圆形塔楼一度成为武汉三镇的聚焦点，“文攻武卫”变成了“武攻武卫”，流血不断，混乱不息。在昔日繁盛热闹的舞台上，人们改装乔扮，粉墨登场，演绎着另类的人生悲与欢。

“7.20”事件后，“钢、新”两派逐渐撤出了民众乐园，不久，“群众专政委员会”住了进来。

那段时间，园内的员工除了参加运动以外，别无他事，日常就是学习文件，斗批改，你斗我，我整你。

“武汉市人民文化园革命委员会”制作的纪念章（正反面）七十年代初，无事可作的民众乐园员工大部分被安排到了武昌县的金口镇，成为“五七干校”的一份子。

当时文教界的很多人士都曾在这条“五七道路”上走过，它的全称是“五七干部学校”，古今中外，所有冠之以学校之名的，“五七干校”恐怕是最奇怪的，也是最让人难以理解的“学校”。它几乎都建在僻远的农村，说是“干部学校”，但目的决不是培养干部，其“学生”是当时已经定性了的，但又不能统统扔进监狱的“走资派、坏分子”，再就是各地文化教育事业单位的一些普通职员和教师。

所幸的是，金口就在武汉上游，相距不很远。金口镇历史悠久，西汉初年，武汉地区第一次建县，即沙羡县，县治在涂口，也就是今天的金口，其后千余年来，声名久传，曾有“江南第一古镇”，“小汉口”之称。这里有留云亭、槐山矶驳岸、摩崖石刻等名胜古迹，有达摩祖师一苇渡江的传说，还有国民政府修建的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金水闸”，还是一代名舰中山舰的纪念地。

这一切，那时是无人提及的，人们只知道那里有个金口农场，有一大片亟待开垦、耕种的土地，还有劳动与思想改造。

1971年夏天，我去金口“五七干校”玩了十几天。那双层小客班轮和武汉过江的轮渡船差不多，逆水而上，沿途还停靠了沌口、军山等码头，远虽不远，坐船仍要好几个小时，到金口起坡后，还要走一段路。

所谓“五七干校”，其实就是一个简易生产队。我伯父在金口时已经快六十岁了，也跟着大家一起干农活，锄地拔草，担粪浇水。除了繁重的体力农活以外，还要学习，改造思想，还要搞运动，斗私批修，相互揭发，弄得人人自危，个个神经紧张，不知自己哪一天就会变成“运动员”。

民众乐园的那些“同学们”，老老少少，几乎没有人干过农活，痛苦之中也有一些趣事。

有位同志爱抬杠，硬是不相信水车车水比挑水浇地的效果好，跟人打赌，结果挑了一天的水，还没有完成任务，比别人车水的差一大截，累得要命，打赌也输了，白赔了一包“游泳”。

还有一位老先生，高度近视，打赤脚下田，腿打颤，别人薅秧就拿一根棍子，他拿两根棍子还站不稳，结果把一田的秧苗弄得一塌糊涂。若不是他平时老实出名，说不定就当成了破坏分子。

他们住在一排简陋的平房里面，很拥挤，食堂伙食一般，很少“打牙祭”，有电没有自来水，和当地乡民共用一口水井。水井很浅，拿桶可以直接打，城里人不懂，初去之时，有人就在水井里面涮衣服，弄得井水满是肥皂味，吃不成，因此还差点和乡民打了起来。乡民骂道：冇想到，世界上还有这苕的人！

我在金口的那十几天却很快活，白天钓鱼、玩水、掏麻雀窝，晚上打着电筒抓“蝌蚂”（青蛙）。

直到1973年，民众乐园这些人才结束干校生活，重回武汉。农民的角色实在不好扮演，这恐怕是“五七干校”给人们最大的教育和收获。

无人能预料民众乐园何时恢复营业，上面也不能老让人干拿工资不干活，于是就进行了分流。除少数留守人员外，大部分人另行安排工作，分派到武汉市其它文化事业单位。我伯父就是那个时候去了武汉图书馆。

1979年，有关部门恢复了“民众乐园”之名，八十年代初，在市民的强烈要求下，维修和改造后的民众乐园又重新开张了，一些小剧场改建成设施齐备的大型娱乐厅，并冠以“白云、黄鹤、知音”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名字。

老武汉人期待二度梅开，奇迹重现，然而，饱经风霜的民众乐园逐渐失去了它的魅力，艺术欣赏的多元化，娱乐享受的多选性，社会发展的功利元素，都使它难以独领**，昔日的辉煌只剩下一次次回忆，一个个梦幻。人们无可奈何地叹惋着一个时代的逝去，人们又心甘，情不愿，无法抛弃美好的幻象。

时空步入九十年代，由新加坡公司在此投资改建经营，正名为“新民众乐园”。？？

《民众乐园》戏报（1982年2月）

不知离开多少年后，我又一次站立在这座雄峻的建筑面前，迎接我的是冰凉的陌生和蠕动的浮躁，我无法适应它的改弦易张，也无法欣赏它的今日风采，尽管我努力地纠正着自己的顽固和任性。

外部躯壳仅存，内囊全然改变，当年的“精气神”**然无存。整体覆盖着时尚的玻璃幕瓦，色调怪诞，不见天日，使人烦躁郁闷，除了“环艺影院”有一丝旧影在飘忽以外，其余均是流行的无序堆积。

有人称赞它是当代潮流先锋的最新焦点，在我看来，文化卖点的点缀，光怪陆离的商品，矫揉造作的装饰，证明这里充其量不过是个随处可见的新新卖场。

它不是“新民众乐园”，而是“新民众商场”。

文化的民众乐园，武汉只有一个，经营的民众商场，武汉有无数无数，为什么要毁灭“唯一”，而去建造“无数”呢？

塔楼依旧挺立，像个百岁老人在述说着百年沧桑，不管来往的过客听与不听，他仍在絮叨着，说着这个城市、说着这座园子，说着这里曾经的人……旧日人家，小孩得病发烧，昏迷不醒，家人便至空旷处，大声喊着他（她）的名字，据说这样就可以把迷失的灵魂呼唤回来。如果民众乐园也有灵魂的话，谁，又将于何处，为它“招魂”呢？

1989年国庆节，再次改建后的民众乐园大楼与广场音乐喷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