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从“戏报”说那几年

——民众乐园散记之四

就大型综合性娱乐场所地位而论，武汉的民众乐园于海内，仅屈居上海大世界之后，而稳获 “榜眼”之尊。

没有民众乐园，老武汉的戏曲舞台会失去一半的精彩。

民众乐园向有自行印制“戏报”的传统，最早印行的叫《游乐场戏报》，创刊于1919年7月14日，后又有《血花世界日报》、《血花旬刊》、《新市场》等相继面世。

解放后的“戏报”冠名为“民众乐园”，主要刊登园内各剧种、曲艺、电影以及其他娱乐服务项目的相关信息，有演出广告，有戏剧资料、有评论文章等，十天一期，每期4版，没有流水号，偶尔印有期号，每份售价3分。

我收藏了一些民众乐园的“戏报”，大多是六十年代初至文革前那段时间的，那时，我正在读小学。这些四十多年前的旧物，泛黄发脆，它常让我想起民众乐园的那几年。

我收藏的民众乐园老戏报

解放初到文革前的这段时期，虽然那时还有许多政治束缚和清规戒律，还有一些令人胆寒的运动以及无穷无尽的改造学习，但毕竟是和平年代，远离了战争，社会秩序相对稳定，黑势力恶霸人物受到镇压打击，梨园界的陈规陋习业已剪除，文艺政策有所松动，各种文艺形式并未禁闭，老戏也让演，新戏正提倡，再加上作为少有的综合性娱乐场所自身的优势和名气，民众乐园依然是人们喜爱和向往的地方。

五十年代，戏剧界实施的是“改戏、改人、改制”的三改政策。“三改”在整合整顿，铲腐创新的同时，也极大地禁锢了艺人艺员、戏剧艺术和运行机制的发展，政治统领一切，更是让人提心吊胆，举步维慎。

六十年代初期，出了个政策叫“三并举”，即“大力发展现代剧目，积极整理、改编、上演优秀的传统剧目，创作新的历史剧目”，简而言之，就是“老戏、新戏、新编古装戏”三者都让唱，三者一起上。

“三并举”使“以现代戏为纲”的口号得到了部分纠正，使“大跃进”式的戏剧革命得到了一定遏制，也使民众乐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和繁荣。

60年代的前几年，传统戏的演出占有较大比例。

1963年8月1日至8月10日，这十天，通山县汉剧团上演的剧目除了《三里湾》是现代戏以外，其余全是传统戏，亦不乏“兴汉图、打花鼓、古城会”等经久不衰的汉剧本家戏。1963年8月21日至8月31日，这十一天，武汉青年京剧团上演的则全是“状元媒、除三害、钓金龟”之类经过整理改编的传统戏。

其时，上面号召历史学家和剧作家编写历史题材的戏剧，新编历史剧已成风气，比如武汉京剧团由周夯、王可编剧，于宗琨导演，高盛林主演的大型古典剧《闯潼关》就很有名气，还有《崖山烈》、《蔡文姬》、《关汉卿》、《海瑞上疏》等，一些地方剧种也跟着移植、改编了此类剧目。

新编剧在编创上有很大限制和禁忌，并不自由，最重要的是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要用阶级斗争理论诠释时代背景、塑造舞台形象，这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的全方位刷新。

渐渐，现代剧目的风起云涌，改变和统领着人们的思维和视角，也标志着一个刻骨铭心的时代来临。

武汉京剧团《柯山红日》进京观摩演出（1964年）从1964年开始，现代戏便成了民众乐园大小舞台的主流，这与“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是息息相关的。那时流行这样一个逻辑，只有演工农兵，只有表现英雄人物的“高大全”，才叫为工农兵服务，只有表现现代生活，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否则，就是为地主资产阶级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效劳。

在武汉青年京剧团1965年4月11日至4月20日的戏码单上，已经全然不见传统戏的身影了，展现的都是现代剧目，有“江姐、党的女儿、红管家”等。

当时的现代戏充满了火药味，从头到尾全是斗争，革命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至始至终不带一丝温情和半点客气。舞台上的五彩斑斓、华美瑰丽不见了，台上台下，穿一样的衣服，说一样的话。

现代戏叫过“时装戏”或“时事戏”，也叫“新戏”，在 20世纪初就崭露头角，到“样板戏”时，处在一个吓人的阶段。

中国传统戏剧是平民化的艺术，绝大多数剧目通俗易懂，教化性强，缺乏深刻的意蕴和诗化的思考，主题思想千篇一律，表演的程式化和人物的脸谱化占据舞台，忠奸善恶一目了然。当年的现代戏，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将这些演绎得登峰造极，淋漓尽致。

相比而言，我更喜欢看“新戏”，原因就是“简单，好懂”，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先进人物和落后人物，脸上都有标签，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一看便知。

表现解放前的内容，主要两大类，一类是对革命斗争和英雄人物的歌颂，如《江姐》、《万水千山》、《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另一类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揭露“帝官封、资产阶级”的罪大恶极，如《三世仇》、《六号门》等。《白毛女》的主题是：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扬剧《杨立贝》，其说明书上写道：“一张黄榜三告状，两种制度分阴阳，旧社会是活地狱，新社会人间天堂”。

表现解放后的内容，有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大力歌颂，有对“新时代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的热情赞扬，有对暗藏的“阶级敌人、特务、坏分子”的揭露和斗争，有对那些“落后分子”的批评教育。剧目很多，大戏小戏都有，如《丰收之后》、《箭杆河边》、《审椅子》、《朝阳沟》、《太阳出山》等。

现代戏《夺印》，很多剧种都有过移植改编，还拍成同名电影。据介绍，它是根据1960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通讯《老贺到了小耿家》改编的，反映的是苏北里下河地区某人民公社内所发生的一场“阶级斗争”， 剧情始终贯穿着“阶级斗争”的内容，戏剧矛盾紧紧围绕着“领导权”的问题，所以剧名为《夺印》。这是典型的紧跟形势的“新闻戏”。

小京班当年演的《千万不要忘记》，我还有印象。大幕一开，一个半老徐娘，在烟雾腾腾中，品尝着各种牌子的香烟，还有一百四十八元一件的制服，比真人还大的结婚照，打野鸭子等，这都是剧中的“资产阶级生活”，这都是争夺下一代的没有枪声炮声的阶级斗争。文革中，我在小京班门口看见一张大字报，批这场戏。毛主席讲的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戏名是“千万不要忘记”，编剧有意去掉“阶级斗争”这四个字，“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如此一说，真让人哭笑不得，百口莫辩。

主题先行，英雄战胜敌人、先进战胜落后，这是“现代戏”构筑戏剧性的唯一元素。

或许是图其“新鲜”，喜其“通俗”，起始，人们对潮涌般的新戏，多数并不是特别反感，有些剧目还大受欢迎。

大型现代故事剧《杨立贝》预告

楚剧《江姐》的唱段“红岩上，红梅开”，曾象流行歌曲一样，在武汉的大街小巷传唱。武汉楚剧团的《三世仇》也曾轰动一时，深入人心，关啸彬、姜翠兰的一哭一唱，赚足了眼泪，煽足了情。在民众乐园，我亲眼看见，《三世仇》演到最后，台下一片激愤，一些人一边喊打，一边把香烟盒子，汽水瓶盖子砸向台上的“老地主”。人们的**是很容易调动起来的，尤其是些善良的人们。

一些活泼有趣的小戏也频频出现在舞台上，如汉剧《借牛》、楚剧《双教子》、湖南花鼓戏《补锅》、高安采茶戏《小保管上任》、越剧《送肥记》、黄梅戏《怎么谈不拢》等，风行一时。

汉阳区楚剧团演出的《角把两角钱》最有意思，主题是勤俭节约。一家条件好，不注意节约，生活奢侈；另一家条件差，很节俭，日子反而过得顺，不吵嘴。其实，所谓“奢侈”，也就是过个早用了一块钱，吃了一盘豆皮两盘烧麦，买调料只买“鲜汁”不买“酱油”，学生春游时“吃冰棒、喝汽水”。舞台演出则完全生活化，演员吃着油条上场，推着自行车卖酱油，这于传统戏是不可想象的。

从“戏报”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红极一时的“样板戏”的前世模样，如《沙家浜》之《芦**火种》、《红灯记》之《自有后来人》、《红色娘子军》之《琼花》等。这几部戏经江青染指后，便成为样板，原创者被打成了“反革命”，江青却成了“文艺革命的旗手”。

问春何苦匆匆？带风伴雨如驰骤。

当年的现代戏绝大多数为粗制滥造的，口号式的、标签式的剧目，早已遭人唾弃，大浪淘沙，时间最能证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