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复课闹革命（下）

除了上课，各种各样的活动不少，体育竞赛，文艺汇演经常有，班与班之间赛个篮球，打打乒乓，学革命样板戏，演活报剧，诵枪杆诗，说三句半，跳个舞、唱个歌等。

有才华有本事的老师学生都不愿放弃机会，一个个争相上台表演。记得有位老师演国民党反动军官，叼着烟，翘着腿，简直象极了；有个小女生唱《远飞的大雁》，声情并茂，婉转动人，后来，听说她被部队文工团给招走了。

会也很多，有忆苦思甜会、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讲用会、批判斗争会等。有天学校请了一个老贫农来作报告，食堂做些糠菜饼子给我们吃，边吃边放歌曲：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受苦把冤伸……听人说，那天猫头鹰亲自到食堂督阵，他嫌糠放少了，在和好了的面渣里面又加了几大瓢糠，说这样教育作用会更大一些，结果吃得我们一个个愁云满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档节目叫“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相当于今天的新闻联播，晚上七时播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般是在这个时间播发，每逢此时，我们都要从家里赶到学校学习，这叫学习落实最高指示不过夜，有时还要上街游行，庆祝欢呼，那次“庆九大”游行我们就搞了大半天。

运动还在延续深入，一斗二批三改，清理阶级队伍，一个个甄别，有人定了性，有人还没有。工宣队不准一些老师上课，怕他们在课堂上“放毒”。学生很多，我们一个年级就有十三个班，师资很缺，一些中师毕业生也被分到中学当老师，主要是武汉第一师范学校，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毕业的，都很年轻。

政治老师姓江，省实师的，家庭成份很好，是造反派，一脸正气。她上课用的是武汉话，有次给我们讲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其中有个成语“不寒而栗”，她大概把“栗”看成“粟”，读成“Suo”，还望文生义地做了一个“抖缩”样子，说是“不冷但怕得缩成一团”，还说这个成语很形象。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当场指出这字是“栗”字，她不信，还好课文下面有注释，有注音，明明白白地写着“栗（lì）”，她这才一脸尴尬地把话扯到一边去了。

其实，她稍微备一下课，也不至出此差错。有天做作文，我故意问她，“衙门”的“衙”字怎么写，她居然想了半节课，也没给我个答案，只是说，好熟的字一下子给忘了。

我的培红中学学生证

还有一回在课堂上，我和一位姓陈的学友谈起了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他念起了这首诗，我说曾站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看过长江，水天一色，十分壮观，远远望去，船儿仿佛驶向了天际，消失在云端，和诗中所写十分吻合。谈到热烈处，陈同学便在本上写了“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诗句。正好被政治老师发现了，就说我们喜欢封资修的东西，给我们下了一个可大可小的结论：“思想意识不健康”，还问我俩的家庭成份，吓得我们再也不敢对她随随便便了。

我那时年龄不大，没什么见识，但也觉得上这样的课，简直是浪费时间，还不如不上，不如自学，心情郁闷极了。

就象在浩瀚的沙漠中突现一泓清泉一样，我也曾享受过一堂至今仍觉得精妙的好课。

那是一个燥热的下午，临时来了一位语文老师，因为换老师就象换衣服一样，换得忒勤，我们起初并没在意。那位男老师将近五十岁，头有点秃，不修边幅，衣着随意，一口“弯管子”普通话，一听就是黄陂人。

复课闹革命时的课本

那天讲的是毛主席诗词《念奴娇·昆仑》，他不经意地从“念奴娇”的源来慢慢讲起，肚子里面有货的人，一言一语就是不一样，渐渐地我们被他吸引住了。他声音不大，道出来的每个字却仿佛有磁性，把我们往他那边吸；每句话又好似生有翅膀，直往我们耳朵里飞，课堂上居然出现了少有的安静。

他讲完后，看了看我们，想是要我们提问。我举手问道：“这首词读起来怎么不押韵？”他眉毛一扬，顿了一下，说“这个同学问得好，问得好”。接着解释说，这首词押的是“入声韵”，“入声”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已经没有了，分别归并在其他声调中，所以，用普通话读，自然不押韵。

继而，他眼睛一亮，言道：“在我们黄陂话中，还保留着一些古音、古韵，特别是入声韵的字，黄陂话里面都有。”我追问：“这首词如果用黄陂话读，将会怎样？”他得意道：“那就很具神韵了”。

课本目录

在一班人的极力怂恿下，他半眯着眼睛，右掌半举，仿佛作倾听状，缓缓用纯正的黄陂话哦呤道：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整个课堂凝住了，停了一会儿，才扬起了一阵阵欢笑声。

真没想到，这首词的韵脚“色、彻、鳖、说、雪、截、国、热”，用黄陂话读竟是如此切韵，简直是妙不可言。

在武汉本土幽默宝库中，黄陂话至少占有半壁江山，对于“汉味娱乐”来说，无“陂”不“快乐”。过去我们看黄陂话，只是把它当作玩笑的源泉，现在看来，里面的名堂还真不少。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有关“入声韵”方面的知识，这节课至少让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知识终归是知识，它是有力量的，是掩埋不住的，有学问的人终究是会受到人们尊敬的。

燥热的感觉飘走了，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那时上课，几乎每节课都有人闹，都无法正常上下去，唯有那位黄陂老师的课例外，大家不约而同忘记了嬉闹，自然而然地听他讲，听他读。后来他大概感觉到了什么？问我们上别的课怎么样？得知具体后，仿佛很着急地说：“你们也该闹我的课？”我们愕然，他拱手言道：“你们闹啊！不闹，就会显得我跟别人不一样，那…那不就脱离了群众吗？”，说这话时，眼底竟露出了丝丝寒意。

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随便显露自己的知识是件让人后怕的事，不过这一点，我们当时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位老师只教了我们一个多月，随后就再也没有看见他了。

那时的教育方针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还要学工、学农、批判资产阶级。因而，学校偶尔还组织我们到附近工厂参观，走走看看，搞点小劳动，这就算“学工”了。1968年底，知识青年已经开始下放，老师说，到时候我们都要下去，那就不是简单的“学农”，而是要“扎根农村闹革命”了。

我在培红中学读了三年半书（1966年9月至1970年2月），那时就隐隐感觉到，这个学校藏龙卧虎，实不简单，有许多才华出众的老师，只是处在那个年代，才被扭曲，被异化，表面的东西并不是本质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