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复课闹革命（上）

无课可上，无书可读，“玩”成了唯一。这样的晃晃生活持续了一年多，直到1968年的秋季学期，“复课闹革命”才开始在武汉各学校全面铺开。

天天玩也让人生厌，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读书，说实话，还真有点怀念课堂，虽然，“复课”后面还有个缀词“闹革命”，但总比完全不上课强。于是，在同学之间互相传递、邀约、动员下，大部分人又陆陆续续地走进了教室。

原来谁也不管，现在管我们的突然又多了起来，有校革委会，有部队来的支左官兵，还有工宣队。学校原来的校长是个女的，姓刘，东北人，南下干部，现在已被作为“三结合”的对象从牛棚中解放出来，进了学校革委会，不过，她不怎么管事，好像只是一个摆设。三方之中，主事的是工宣队，当年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学校重地，必须占领。

羊子满山跑惯了，再赶回圈里，想管也不那么容易了。听话的叫“小绵羊”，不听话的为“小闯将”，几年运动下来，一些学生的造反意识得以强化，加上多日未受拘束，野性十足，一句不合，便拳头相加，校内校外打架斗殴、违纪犯科的事不断出现，几乎天天有新闻听，有热闹看。

老师们多数不敢管，不愿管，怕引火烧身，救火队的成员基本上是工宣队和解放军，他们也忙，常常这边火未熄，那边又燃烧起来。一出事，就开会，违纪之人在台上接受批判，我们这些规规矩矩的老实砣子则跟着挨训、陪斩，一陪至少是十几分钟。

工宣队长很瘦，很严厉，同学们暗地里叫他“猫头鹰”。猫头鹰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工人，很辛苦，很负责任，没有什么文化，却喜欢开会，喜欢在大庭广众下表演。训起话来，颠来复去就那几句，怪学生“身在福中不知福”，不好好学习，就很危险，就要变修，就不能接革命的班，就会变成“不齿于人类”的资产阶级。我们在下面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有时只觉得他在台上连吼带叫，根本没注意在讲什么。

我是想好好学习的，学什么呢？基本上是政治说教，学科知识少得可怜。原来的物理改叫“工业基础”，化学变为“农业基础”，我们戏称为“公鸡（工业基础）、母鸡（农业基础）”，语文课只教毛主席着作和诗词、社论、批判文章，政治课好像也是学这些，只是不教生字。

俄语课是友谊路中学的传统强项，据传，很有几位老师俄语教得相当不错。我们不喜欢俄语，特别讨厌弹舌音，学不好，不愿学，想学英语。那个时候，苏修是头号敌人，于是就跟工宣队说，学“英帝”的语言总比学“苏修”的语言好，这个要求工宣队居然答应了，培红中学至此一律改教英语。

没有英语老师，工宣队就叫原来教俄语的老师改教英语，在他们看来，那不都是些外国话吗？

这下可苦了那帮俄语老师了。学校有位姓陆的教师，是混血儿，父亲中国人，母亲是俄国人，妻子也是俄国人（他妻子在28中教俄语，大冷天，我看见她还穿着裙子行走在解放大道上）。俄语等于是陆老师的母语，教起来自然不费吹灰之力；英语他从来没有学过，现在要改教英语，实在是赶鸭子上架子，勉为其难。

在工宣队面前，他又不敢謽，只好边学边教，现买现卖。每次上课前，先请教别人（培红中学总有几个会英语的），然后自己学，自己练。那时候又没有录音机，怕忘记了，就用汉字记在下面。“毛主席万岁”，他就写上“郎利弗千门毛”；“老师”就写上“梯切儿”；苹果，就写上“艾颇”。

有次他可能是讲忘形了，居然把这一“秘诀”告诉了我们，全班粲然。大家都觉得这个点子不错，一个个赶忙试将起来，一时间，学习热情高涨。只是没有统一标准，学生们读起来八仙过海，千奇百怪。比如说“跟我学”，有人记“弗罗米”，有人记“坡罗米”，我则记成“菠萝蜜”。

好在那时不兴考试，也没人检查教学质量，就这样，无可奈何地教，古怪荒唐地学，倒也混得过去。

培红中学同学合影

早自习，叫天天读，不能读别的，只能读毛主席的书，上学别的东西不带可以，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那是必带的。

每天早上要“早请示”，请示完了再上课；每天下午放学前要“晚汇报”，汇报完了才放学。别的课上不上无所谓，这些则是必做之“功课”，且无人敢不认真。

“请示汇报”的标准动作是：先将《语录》用右手拿至胸前，然后呈45度角向上扬起，口中齐念：“万寿无疆、身体健康”，念一次，动作重复一次。有个老师动作不标准，站在前面，拿着《语录》上下直来直去，惹得我等想笑又不敢笑。

不知是谁的创造发明，有段时间，社会时兴跳“忠字舞”，全民跳舞，敬献红心，学校的课间操改为跳忠字舞。对于众目睽睽之中跳舞，学生有的觉得难为情，有的觉得很好玩，有的则乘机疯疯打打，整个场面滑稽可笑。

忠字舞用的是《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曲子，一招一式虽然简单，无奈有文艺细胞的毕竟少数，多数人手臂僵硬，步调混乱，节奏踩不准，动作不到位。结果，任凭工宣队喊破了嗓子，操场上仍是乱七八糟，群“学”乱舞。实在推行不下去了，跳了一段时间就没有再坚持。

没有任何教学计划，课程总在变，有一天无一天，学生愿来就来，想走就走，老师也是走马灯似地换，今天在讲台上上课，明天也可能在舞台上挨斗，有的老师甚至在课堂上活生生地让人揪了出去。

教室里排练节目

教我们数学的老师姓王，戴副眼镜，很文静的样子，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我早就听说过哈军工是高干子弟云集的地方，一打听，王老师果然是出身不凡，其父是老红军，老革命，是首长一级的人物，在我来培红中学之前，曾坐着轮椅到学校做过报告。

文革中，王老师的父亲倒了，传闻他曾跟着王明反毛主席，是有名的莫斯科中山大学“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当年一共29个人，称为“28个半”，她父亲那时年龄小，观点不明确，就是其中的“半个”。后又听说“半个”是指另外一个姓徐的，姓徐的那时候是团员，只能算“半个”，而王老师的父亲就是“一整个”。

这个冤案使她受到牵连，不过，课还让她上。有次讲数学题，她习惯性地问同学：“最后得数是几呀？”一个同学怪声怪调地嚷道：“28”，另外一个同学接腔说：“不对，应该是28.5，28个半”，全班哄堂大笑，王老师气得拂袖而去。下次上课，她又来了，照讲不误，仿佛把上次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王老师实际为人很平和，常跟我们谈笑，甚至一起玩纸飞机，性格也颇为直率。有次她刚理了个发，大概不大满意，操着纯正的京腔说道：“妈的，跟老子整成这个样子”，看见我正好走进办公室，她连忙停了口，伸了伸舌头，望着我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