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上海滩来了个“小串联”

——十二岁的“串联伢”（中）

在上海江东中学

第三天的下午四时许，船到上海。当上海的鳞次栉比、壮观亮丽出现在人们眼帘时，轮船明显向一边倾斜了，由此可以猜测，船上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到上海，都不约而同地涌向了一边。广播停止了革命宣传，大声喊着，叫大家不要一边站，以保持船体的平衡，船员们也一个个跑出来把人往另一边疏散。

船停靠在十六铺码头，码头边就有个“红卫兵串联接待站”。第一件事当然是联系住宿了，我们希望住在大学里，得到的回答是，中学只能对口中学，结果，不但分在中学，还把我们安排在浦东，怎么说好话，都是一脸冰冷，不可更改。

当年的浦东就是乡下，和今天简直是天壤之别，无法可比。搭乘64路，在南码头坐轮渡过黄浦江，上岸后还要走一截田间小路，这才到达我们的驻地——上海江东中学。好在路程不长，到市中心也还方便，只要一过黄浦江，就是另外一个天地了。

江东中学此时更名为红军二中，规模、形制和武汉的培红中学几乎一样，连名字都带个“红”字，让人倒有几分亲切感。学校别的东西没有，多的是教室和课桌。教室就是我们的招待所，靠墙一字排开的课桌就是我们的床铺。

第一天晚上都很兴奋，不停有人在说话，在发表自己的感慨和高见，但对“革命串联”该干些什么，大家则是一头雾水。什么是“革命”？找谁去串联？我们这个自发的群体，连个带队老师都没有，也没有形成领导核心。聊了半夜，也不见权威性的意见出笼，最后只好达成这样的共识，革命靠自觉，个人自己行动吧。

哪里好玩那里玩

三个一群，五个一组，我们这二十几只小老鼠，就整天在大上海毫无目的地窜来窜去了。晚上见面，则是经验交流，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去了什么地方，好不好玩，搭几路车，要注意什么，该怎么去走？总之，哪里好玩哪里玩。

开始，我年龄小，跟着大同学跑，不久，我就发现他们并不比我知道得多。我喜欢看书，有关上海的书看了不少，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艾明之的《火种》、还有《东风化雨》，工人作家胡万春的一些短篇等等，不敢说很了解，至少，上海的一些地名并不陌生。他们只知道南京路，而我还知道淮海路、四川北路；他们只知道外滩，一大会址，而我还知道虹口公园、城隍庙。结果，我的建议逐渐受到了重视和欢迎。

1966年上海地图

我建议去西郊公园，有人说，在武汉看过动物，有什么好看，去了以后，大家才知道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动物园。那时，武汉还没有独立的动物园，最集中的不过是中山公园后面的那点小地方，动物少不说，也没有立体感。上海西郊动物园的猴山、虎穴、蛇馆、鸟园则让我们这些童性十足的学生伢大开了眼界，不说别的，那几只会说话的八哥就耗去了不少时间，我们几乎呆了一整天。没有去的同学，后悔不已，第二天一早忙着跑去“补课”。

我建议去上海电影制片厂，看看人家怎么拍电影，看看特技是怎么产生的。那时上影厂已经由三家并为两家，即天马厂和海燕厂，在徐家汇，相距不远。 去了以后，大失所望，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以外，什么也没有看成，还好几次被人呵来呼去的，因为是串联的小将，人们还算客气。

记得有幅大标语从三楼一直挂了下来，是批判王晓棠的。大字报也数王晓棠的最多，说她是资产阶级的娇小姐，《英雄虎胆》中阿兰一角就是她本质的反映云云。那时，和王晓棠齐名的、经常与之相提并论的男演员叫王心刚，他的大字报却不多。看来，出名的女人更容易受到攻击一些。还有一张“勒令”，勒令某知名导演（名字忘了）二十四小时内搬出他的“狗窝”。

我还有一个建议，去海边，看大海，我说，上海上海，就是要看海。结果一打听，这里离海边还远得很，要自己掏钱坐郊区的车，还要转几次车。最关键的是，上海人自己都说，上海的海边尽是滩涂泥巴，实在没有什么好看好玩的。我这才打消了念头。

行在大上海

在上海，我花二分钱买了一张地图，它给我带来不少方便，这张地图至今还保存着。那时，坐车不要钱，就凭介绍信、学生证，甚至什么都不凭，凭一口外地话就可以免费。有时，售票员还关切地问，到哪里下车，我只好稀里糊涂地答道“终点”。任何车次都有终点，这样回答总归是不错的。下了车，看看到了哪里，再转车，再到终点，反正不要钱，有时就这样一整天来回倒腾着，借此也阅尽了昔日“十里洋场”之风光。

毕竟是武汉人，对上海的高楼大厦没有太多的惊叹，只是觉得上海到处都象“江汉路”。要说新鲜感，也有。上海的有轨电车，以前没见过，很有趣。电车沿着轨道行进，叮叮当当的响个不停，人们跳上跳下，别有一种风情。当年，上海的公汽起价是三分钱，有轨电车要贵一分，起价四分。我喜欢坐有轨电车，摇摇晃晃的，响声也好听。不想，有次碰到一位女售票员，硬说有轨电车不属于“串联”之列，生生地把我赶了下来，这位大嫂也太认真了。

再就是，大街上有些马路不是常见的水泥柏油浇成的，而是用很大的鹅卵石（武汉人俗称“马蛋骨”）垒成的，看样子很坚固，排列也整齐，不很平整，高高低低，折射着历史的沧桑。

类似的路武汉也有，比如说，老清芬路，早年的交通路，都是一些长方形的小花岗石铺成的，小花岗石有规律地斜嵌着，很美观，特别是下雨，油光油光的。很遗憾，这样的路，在上海，在武汉，现在都成了老人们的记忆了。

到上海，肯定少不了逛商店，有些名店如“上海一百”等逛了一遍又一遍，干逛，什么东西也不敢买，也买不起，真是“过眼云烟” 的繁华，没有银子，就过过眼瘾。

食在大上海

家庭条件差，贫穷让我学会了自觉和节俭，带的钱不多，第一紧要是顾肚子。街上餐馆东西贵，学校食堂也不便宜，东撮一点，西沾几口，没有吃过几顿正儿八经的饭。上海人天生秀气，稀饭一小碗，油条一小根，烧饼一小个，总觉得没有爽快地吃一顿。渐渐，和我一样，同学们开始怀念起家里的饭菜了。

我吃得最好的一次，是在国际饭店附近弄堂里买过一只油炸麻雀，吃得最多的是阳春面，八分钱，二两粮票一碗，贵倒是不贵，只是除了葱花、咸盐、几滴油以外，似乎没有其他佐料。再就是“糕团”，糯米制品，满大街都是，花色品种很多，从四分到一毛，甜丝丝的，味道还可以，我每天都要买几块。

武汉的“冰棒”，上海人叫“棒冰”，比武汉的硬，一些人拿着“棒冰”敲打着木箱，口里“棒冰、棒冰”地叫卖着，天气凉索索的，我还是照顾了不少冰棍生意。

也“革”过一次“命”

在乱走乱逛、随心随意之中，也有插曲，有一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

那天在大街上，突然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操着上海普通话，上前追问我是支持哪一派的，我吓了一大跳，才来十几天，鬼知道上海有哪些派别，这问题答不好会惹麻烦的。幸亏我还机灵，答道：我是支持你们这一派的。对方似乎并不在意我的回答，紧接着说，那好，帮我们刷标语，说完，便把一个又酸又臭的浆糊桶塞到我手上。唉，没想到，在大街之上、众目睽睽之中，在人流如潮的上海滩，我竟被人抓了“壮丁”，不，应该是十二岁的“嫩丁”。

无奈，我只好忍气吞声，拿着一把破扫帚，沾着浆糊往墙上抹，然后，帮他们贴。一条标语是：打倒曹荻秋，火烧陈丕显，另一条是：常溪萍就是右派，就是叛徒！曹、陈我知道，一个书记，一个市长，上海的父母官，所谓的走资派；常溪萍是何方神圣，就不知道了。

标语贴完后，又要我发传单。学着电影里面的样子，我把传单往天上用力一甩，在人们的抢接中，我赶紧乘乱溜之大吉。

这是我在上海唯一一件和所谓“串联、革命”扯得上关系的事情，至今想起仍觉得好笑。

困在上海、逃离上海

到上海十余天了，初来的激动和兴奋在不断消减，口怨和腹诽日趋增多，同学们牢骚不断，有的说“苏州河水太臭了”，有的说“阳春面远不如热干面”、有的说“国际饭店也不象别人说的那样，高得让人望掉了帽子”，有的说“菜没有味道，连包子都是甜的”。总之，都觉得上海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有点失望，至于上海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大家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最大的意见就是上海串联接待工作太差了，欺生，东西贵，听说在北京串联，吃饭根本就不要钱。于是，大家都很向往北京，“抬头望见北斗星”，都想早日到达红太阳居住的地方。

有关部门答复，全国各地去北京串联的人太多了，运力、住宿、接待都很紧张，现在要去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回武汉，也要等，票也不好搞。一连几天，都是这样的回答，完了，我们有种困在上海的感觉。

一个意想不到出现了。那天下午，蒙蒙秋雨下着，我和一位姓黄的同学没有出去。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两张去南京的火车票，叫我和他一起去，脱离大部队，“私奔”？对于上海，实在厌倦了，管他的，去就去，天塌不下来，我一口答应了。

黄同学比我大两岁，有个外号叫“邪气”，刚进培红读书，上俄语课，俄语老师姓鲍，身怀六甲，还挺着肚子坚持上课。黄同学为了显示他的胆子大，等老师一出门，便大声喊道：大肚子蛐蛐，你往哪里跑！不料老师并没有走多远，这样，黄同学便得了个“邪气”的雅号。其实，他不“邪”，人还蛮好的，见我年龄小，很是关照。

一床被窝，一个书包，便是我全部的行李。担心其他同学回来要阻拦，我和“邪气”一路小跑，过江搭车，直奔虹口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