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我的师长们

读小学时，同学间流传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到我家，言下之意，老师家访是最可忌怕的。我不怕老师，但也怕老师到我家，只因家里太穷了，自形惭愧，不大好意思。所幸小学五年，还从来没有老师到寒舍来访问过。

师道尊严的柱子耸立了几千年，那时已经开始摇摇晃晃了。虽然公开不怕老师，公然敢和老师作对的学生不多，但背后议论老师，编排老师（指把老师一个一个地拿出来“晒”），嘲笑老师，甚至咀咒一下老师的事情倒不鲜见。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些同学在“地下”偷偷地按姓氏来排列称呼六渡桥小学的老师们，于是就有了“朱马刘杨、曾贾史何……”之说。

“朱马刘杨”，武汉话读起来和“猪马牛羊”毫无区别，如此迭放在一起，有点吧幽默搞笑的意思。

“刘”指的是教“珠算”课的刘老师，他的课讲得很实用，也还生动。每次上课，提个大毛算盘走进教室，开口便直入正题，决少废话。为了便于我们理解记忆，还自编些了珠算小口诀，一边教，一边摇头晃脑。他的小儿子在我们班，长得很“刮器”，但学习成绩不行，有时连老师烦起来都叫他体面苕。一次，“老头”在上面讲“九九归一”，他居然还敢在下面“打野”，气得刘老师拧起耳朵把他往外揪，听说回到家里还跪了一个小时。

其余三位，只有杨老师教过音乐课，那时的流行歌曲 “小曲好唱口难开”就是她教我们的。朱老师没有教过我，她的女儿跟我是同桌，江苏人，越剧迷（武汉话读：méi）子。有次，她老家一个越剧团到民众乐园演出，激动了不得，知道我是民众乐园的家属，看戏不要钱，就叫我帮着抢位子。师命不可违，一声“得令”，小可早不早就溜进了戏园子。第一排人来人往有干扰，不算最佳，我就在第二排正中位子上一躺，霸王一般，谁来都不让。等到开演前，几位才姗姗而进，我把抢来的最佳位子让出，她们就稳稳当当地享受着看“抵（武汉话读：děi）台戏”的快乐了。我不喜欢越剧，几个女人在舞台上，一下子“盘夫”，一下子“索夫”，咿咿呀呀地唱，听不懂。

“曾贾史何”，武汉话读起来就象是“真假死活”，小小学生，竟敢如此这般嬉闹，胆子还是蛮“粗”的。

曾，曾老师是一个代课老师。可能是学生急剧增多、师资缺少的原因，有段时间，到我们班上课的代课老师很多，来来去去，换得很勤。原本，几乎是怀着一颗敬畏、崇拜之心来仰视我的师长们，在我眼里，他们就是正确和真理的化身，然而，一些代课老师让我的稚嫩简单发生了反应。

老师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有个音乐老师人很英俊，手风琴拉得很好，歌也唱得好。拉着手风琴，唱着歌，就给我们上音乐课了，不过，对于教育，他好像还缺乏点耐性。没教几个月的课，就离开了学校。还有一个代语文的李老师，不止一次地教错字，“驮呀，驮呀”，她教成“伏呀，伏呀”；“凸凹不平”，她教成“拱洼不平”，我也跟着读错字，还是街坊一个大同学给我纠正过来的。我心下诧异，这老师也会教错字？

印象最深的代课教师就是这位曾老师，“孔孟曾颜”共用字辈，他是“庆”字辈的，辈份不低。人很年轻，也很精神，穿过一件带毛领的皮夹克（绝对真皮，那时还不会造假），潇洒得让人觉得有点做作。篮球打得好，我看过多次，也为他鼓过掌，加过油。

排演节目

曾老师上课，内容总是不很集中，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属于那种“爱扯野棉花”之类的老师。有天他在课堂上，居然用武汉话把我们全班同学的姓名拿来解析了一番，当然是贬多褒少。有叫“建群”的，他说应该叫“害群”，害群之马嘛；有叫“彩珍”的。他说“你不是什么彩色的珍宝，而是一堆彩色的废纸”……说到我的名字，还算是口下留情，他说“你叫翔华，你以后只能在中国飞，别想出国了”。时下心想，能在武汉飞飞就已经很不错了，何况还能出武汉、出湖北省飞飞，我心满意足了。不久，这位曾老师也离开了学校，据同学们传言，他干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

万没有想到这位老师“算命”还有点准，他的魔咒管了四十年。我喜欢旅游，江东河西，山南海北，去的地方还真不少，飞机也坐过十几次，也就在国内转转飞飞，一直没有机会出国。要说现在出国也不难呀，可每次不是这原因，就是那理由，计划不如变化，最终都是修改行程，没能去成。有时我真怀疑让他一语成谶？直到最近两年，魔咒才算解除，阿弥佗佛！

贾，学校校长贾英如，女，听口音好像是山东人，是个老资格的南下干部，一脸威严。当年学校还有书记，名叫魏仁里，男，听口音应该是武汉周边人，人还比较和气。教师中党员不多，六渡桥小学、福建街小学、木兰宫小学好像共属一个支部，魏书记要管好几个学校。

史，史老师是我的算术老师，身体有点“块”，人却很过细，教学很认真，课也教得精，他比较开放，不拘泥于课本知识，常补充讲些课外的东西，还时不时让我们做一些有趣的数学游戏，比如“算24（即任意4个个位数，加减乘除，得数24）”等。史老师曾向我推荐了一本名叫《算得快》的书，还专门给我讲解过有关速算方面的知识，让我受益匪浅。

我读书时，对数学感兴趣，基础也可以，只是机会不好，刚上初中就闹文革，16岁不到就下放，十八岁不到就当了工人……，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太少了。后来混文凭，在报考湖北大学函授时，因为文科相对好混一些，我选择了历史专业。

何老师教了几天常识课，印象不深。

细细想来，在小学，我学得好的还有汉语拼音。发蒙之初，一年级那位老师普通话就说得好，汉语拼音也教得仔细认真，我也学得勤奋扎实。五年级时，教语文的黄老师有时间还讲拼音，她把武汉人容易出错的地方归纳出来告诉我们，比如说“L和n不分、没有卷舌音，也没有鼻音、经常把韵母u读成ou，或者读成ü”等等，还教我们如何去辨析。我普通话说得不好，汉语拼音还可以，现在敲键盘打字，双拼带联想，声母韵母，一般不会错，真是得益于小学基础打得牢。还有位语文王老师很关心我，给我许多鼓励，对于这些好老师，我至今心存感激。

唱湖北大鼓的张明智是六渡桥小学校友，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很感谢一位名叫卢子毅的老师。卢老师慧眼识英才，当年对他的鼓励和帮助很大，并曾预言张明智将来会“很有出息的”。卢子毅老师也教过我，他上课十分认真，四平八稳，一板一眼，的确很负责任。老师的小孩喜欢扎堆，几乎都集中在我们班，由此推断本班当年是比较优秀的。卢老师的小儿子跟我也是同班同学，关系不错，其家住在统一街一条小巷子里，我曾去玩过几次。卢老师的夫人很朴素，那时还系着“包头”，穿一身黑，为人也很和善。

还有两位从来没有教过我的老师也想提一提，一个叫沈修，一个叫郎秀娜，当时她们的身份是右派，工作是“劳动改造”。我们（不是我）幼小不懂事，还编了个顺口溜：“沈修郎秀娜，她们是一家，两个女右派，天天说黑话”。其实，别说“黑话”，就是“白话”也没有听她们说过。每天低头劳动，一语不发，扫完了厕所扫操场，扫完了楼梯扫走廊，有些同学故意乱扔乱丢，她们仍是一声不吭地重新打扫干净。本来，应该都是讲台上的好老师，命运却无情地作弄了她们，毁掉了她们的青春年华。

大时代，小人物，时代对一个人的影响太深刻了，点点滴滴，分分毫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