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间休息
1.欢笑着的小公寓
我在这间阴暗潮湿的小公寓里欢快地活蹦乱跳着。由于是间地下室公寓，水泥地板上湿漉漉的，反射着暗光，像是光滑的金属表面。我的脚步随着我愉悦的跳跃每踏上去一次，地面就传过来一次闷响；我读过《神曲》，那声音就像是从地狱里发出来似的。
我尽情地大笑了几声，我是如此的忘我，甚至于都忘了我到底笑了多少次；不过，笑总是好的。放心，地下室的楼上没人住，没人来阻止我快活。我朝着那面贴着几张过期的褪色海报的颤抖的墙壁大笑，看到海报都被震得一颤一颤的，到现在，我愉快的心情也使我忘了这面摇摇欲坠的横着几条裂缝的可怜墙壁。
我还意识到，我已经不是个小孩了，碰到好事兴奋得到处乱跳，被它逗得旁若无人地大笑，这难道不是个孩子的行为？我今年二十三岁，按俗滥的励志电视剧的说法，我是个真正的男人了。为了让自己充分享受愉快心情带来的乐趣，我在小公寓里到处找乐子。是的，如果我没记错，这间现在看来如此可爱的小地下室，之前还有人长期居住。当然，它曾经的主人还不止几个，甚至有上百个。不过，很遗憾，我了解的只有我的前任——和我一样，他在这儿也是个外国人，我们都为了理想或是事业而千里迢迢来到土耳其；也有和我不一样的：我是个现今穷困潦倒的捷克单身小伙，而他是个俄国人，还是个成了家的正直的中年商人。
我的地下室公寓看起来还不算太寒酸，对吧？不大，二十平方米左右。一张铁床紧贴水泥墙壁，棉絮安稳地嵌在了床的凹陷处，上面还铺了张从小就开始用的粉红色床单。这儿是地下室，没有窗户，单调的天花板上垂下来一个**的大灯泡，一打开就向四周射出不明亮的黄光。灯泡下方是张深红色的木制桌子，像是专供办公室人员使用的，柜子和抽屉还挺多，我常常想，坐在光鲜的办公室里用它来工作是多么惬意。说到这儿，我还得提起那个俄国商人，这桌子就是他留下来的。据说当初他刚到土耳其时，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穿着的那套唯一的西装（还是结婚时忍痛买的）也因为长途旅行而破烂不堪。他在自己的祖国丢了工作，每天外出奔波找饭碗却无功而返，觉得十分没面子，妻子也愁出了病。他对此很过意不去，就在这时，他决定外出闯**，并对孱弱的妻子动情地说，他一定会成功地回家。这是我那个老迈的来自传统的土耳其农村的女房东告诉我的，那个时候她还很善良，看到夜色下她经营的这栋公寓外有个脏兮兮的高个子晃来晃去，不禁动起了同情心，赶忙把他拉到公寓楼门口为守门人准备的小房子里，热情地招呼他喝下了不久前烧好的开水。
上述信息就是她在那时问的。俄国人没钱，恰巧女房东又很吝啬，但我说了，她那时又很善良，所以最终还是决定把他留在这儿住，等他在土耳其找到工作了再说房租的事。世上可没有白住房子的好事，于是老房东给他安排了一间公寓楼里没人住的房间——也就是我现在住的这间地下室。深受感动的俄国人也欣然接受了这间条件极差的公寓，也许人在绝境之时不会考虑其它的因素。那位外国朋友很会吃苦，并且在土耳其很受人赏识，他很快便成了个成功的商人，赚了很多钱。不过他还是在地下室公寓里继续住了一段时间——或许是为了报答女房东，因为他为了尊重她，在住的时候也给了房东很多钱——在这期间为了办公，他买了这张红色的木制办公桌。我是这样想的：红色，象征着**和热情，劳累的商人需要这些精神上的支持。跟所有的俄国人一样，他也喜欢伏特加，以前因为经济原因，他只有在亲戚家才能享用到它；现在不一样了，他挣了许多钱，是个富人了，于是他托人捎来一箱箱的上等伏特加，每天夜深人静之际，他就饶有兴趣地躺在**（现在这张铁床！）慢慢咀嚼伏特加的美味。一个上层社会的商人，在这间简陋又狭小的地下室公寓里高雅地品味伏特加，这是我怎么都不能想象的事，他怎么就会有那么高的兴致呢？难道他不会觉得恶心，或是孤独吗？
想必商人回国之前一定留了些伏特加没带走，我想——它们有一些肯定被送给了那个越老越贪财的女房东，然而总会有遗漏的吧，如果你不去有意识地发现它，那么它永远就不会被发觉，这就是遗漏的特性，它需要人的主动出击。为了庆祝我的好心情，我需要那么一瓶伏特加，有了它，我很知足——我也不会奢望鱼子酱了。我一连翻了几个抽屉和柜子都没找到哪怕是一瓶，油漆和发霉的木屑掉了一地，它们沾上地上的水后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不过，好事多磨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规律，我在最后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一瓶，它裹满了灰尘和碎屑，银色的包装纸依然很新，上面写着陌生的俄语。
好心情促使我没有产生太多想法，我拧开已经松了的木塞，然后便像神仙似的对着瓶口喝了起来。我依然在我可爱的地下室小公寓里活蹦乱跳着，这次还多了一瓶美味的伏特加，包含着更多愉快的欢笑又一次充满了公寓。
嗯，请问，难道你们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快活吗？是的，你们当然想。与人分享快乐，我自然是很乐意；但对我而言，如果能跟别人一起深入分析我的快乐的话，那我会更乐意。所以，请调试好您的步子，跟上我的节奏。
今天是个难得的星期天，上班族碰上这天，总是会很高兴。对他们来说，星期天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和家人一起享受生活，意味着在月光般的博斯普鲁斯里乘船游览，意味着驾车前往雨后现彩虹的半岛去消磨美好时光，意味着在贝尤鲁疯狂购物。我说的是“他们”，也就是说，我不是个上班族。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只是个年轻的邮递员——作为一个外国人，而且还是捷克的，请相信我，我已经干得很不错了。除了星期天，我每天都去伊斯坦布尔的各种地方投递各种邮件，城市的模样我早已烂熟于心。那些在上班族看来赏心悦目的景色或是名胜，在我看来就是一封封信，对我来说就意味着长途跋涉，意味着为了一封小小的信件坐公共汽车逛遍整个伊斯坦布尔。我不期待星期天，它从不会令我高兴。因为我工作的特殊，我厌恶出行，讨厌在城市里行走。我是个异国人，土耳其语也不熟练，没有朋友，我只能在这间狭小、潮湿和阴暗的地下室里度过一个难熬的星期天。
跟星期天一样，这间小公寓当然也不会让我高兴，你肯定也不喜欢它。而且，我不仅讨厌这间我正居住的地下室，还讨厌整栋公寓楼，它旧、肮脏和落后。公寓楼的岁数和共和国一样大，但如今，和共和国不一样，它已经走到了死亡边缘。当时土耳其想拼命挤入西方文明社会，于是政府大力向西方学习，照着他们的样儿建了一栋又一栋风格单调的水泥建筑，我所在的公寓楼就是其中一分子。这儿的女房东来自西部的农村，她是为了继承她那早逝的儿子的遗产（这栋公寓楼）才来伊斯坦布尔的。尽管来伊斯坦布尔这么久了，她还是顽固地戴着她那条头巾，保持着土耳其农村根深蒂固的传统，还时不时咒骂那些留着披肩长发的时髦女郎。
正是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我认为我高兴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事情总会有让人意想不到的一面——我确实是高兴了，而且是非常高兴，从未有过的高兴。在我眼里，它就跟一间会笑的房间一样令我惊奇。它发生几率微乎其微，于是，我可以把一切几率极其微小的事件称为欢笑着的小公寓。
好了，我也不再绕弯子了。现在是下午两点钟，午休时间，大家都应该轻松地休息，所以我决定跟你讲讲我的开心事：
星期天一点也不特别，我跟工作时一样，早早的就醒了：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这是多么无聊的一天啊！我看了看还是在捷克买的表，不过早晨七点过，比平日里晚醒了半个小时。我坐到了**，发起了呆，想到我实在不能想出打发这无聊时光的好法子时，童年时代的粉红床单似乎又缩小了一圈，还皱了起来。
这时，门敲响了。是女房东催我缴房租了，不对，不是她，距离上次付房租到现在才十天而已。我想到这是跟我一样无聊的人想出的蠢办法，于是不屑一顾地闭上眼继续发呆，准备不去给敲门的那个人开门。门继续被敲着，响声一会儿强，一会儿又弱了下去，音调很不和谐。我听得出，门外那个人很疲劳，手指在木门上已经不听他的使唤了。敲门声总是不如我意，它一直响着，像是一个不屈的战士，永远也不会停止战斗。
没办法，如果你不去亲自堵住战士的枪口，他就会一直朝你开火，如果弹药用完了，他还会拿起枪杆跟你拼命，总之，你必须解决掉他。
我慢悠悠地开了门：是个白净的小伙子，戴着一副秀气的眼镜，头上有一顶帽子，额头上有汗，手里拿着厚厚一叠被牛皮纸包着的纸制物，衣服很脏。他看起来很没精神，显然忙活了好一阵了。最开始看见他还没有任何想法，不过，这时一个意识在脑中闪电般的掠过：毫无疑问，那副精神面貌，那身装束，他就是我的同行，是一名邮递员！
一股同情心从我心底里像晴朗清晨的太阳那样冉冉升起。
“请问，您知道这个地址吗？我对这里不是很熟悉。”他很有礼貌地问。
我看了看他颤抖着双手递过来的那张被捏得潮湿和皱巴巴的小纸条——那是贴在牛皮纸包装上的，看来被这小伙子不小心撕了下来。
我的确是认真地看了看，然后便会心一笑。是啊，我太熟悉这里了。可以这样说，地址上的这家音像店是我在伊斯坦布尔最熟悉的地方。我为白净的邮递员小伙感到高兴，因为他找对人了。
“您清楚这里吗？”他耐心地向我问，看样子他等了有些久。
可是，不知怎么了，我想立刻开口如实告诉他地址，但我却犹豫了起来。一旦我老实地告诉了他，那么他就会迅速离开了，我难得的拜访者就不会再来了，我那该死的星期天又回来了。我无论如何也要抓住这个机会，一个冥冥的声音对我耳语，叫我把握住已经到手的快乐和有趣。再说，他额头上不断滴下的汗珠，顺着他的脸颊滑落到下巴，像是一根根晶莹剔透的琴弦，等着我去拨弄一曲呢。
我对着他手舞足蹈的，说了一大堆，告诉了他一些没用的地址，让他到那些地方找找。要知道，那些地址都是离我熟悉的那家音像店越来越远的。他充满诚意地向我道了谢，然后便兴致勃勃地找音像店去了。
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我已经可以在地下室门口处通过长长的楼梯看见楼外的亮光了。他再次满头大汗地跑到了我的地下室公寓，样子很可怜，眼镜歪戴着，精神愈发萎靡。
“请问，您确认是这些地址吗？我都找过了，全都不是。”他的语气很委屈。
我顾弄玄虚地把那张快被捏成两半的纸条拿了过来，来回看了几遍，故作深思地想了又想。他则倚着门喘息着。等到我认为时间差不多了的时候，我故意惊讶地摊开双手，纸条飘到了地上，我大声说：
“啊，真对不起，我是真的把地址记错了。不是这些地址。”
他脸上露出了笑容。接下来，我把音像店的真实地址告诉了他，他兴高采烈地又从这里出去了。
我的快乐就此开始了。想到他在听到音像店真实地址后脸上露出的欣慰的笑容，还有他兴奋的那样儿，我的小公寓便开始欢笑起来。上帝啊，我心情愉快地喝了瓶上等伏特加，我不奢望您还能光顾我这里，不过，我倒希望幸运的我能跟天使见上一面。
2．久违的电话铃声
说到底，我的快乐也持续得挺久的，手腕上的捷克本土手表的时针倾斜着指向四点整，现在是下午四时。也就是说，我已经高兴了整整六个小时；这不仅是对我，相信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件很罕有的蹊跷事。一个孩子兴奋一整天，那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对一个理性的年轻人来说，他为一件事高兴那么久，这正常吗？
和小孩子的快乐不同，我们的理性已经不会再指挥我们对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情感，因为那自始至终都是我们的私人物件。我们的快乐来自于别人的痛苦，我们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愈加强烈的窥私欲指使我们为了别人而感到愉悦。我们因为捉弄别人而身心欢愉。
有些人为此感到良心不安，有些人则不然。我呢？我很正经，我当然会觉得愧对那个礼貌、瘦弱的同行老兄，不仅如此，我还为我的行为感到羞耻，我的良心时刻因为这个不怀好意的捉弄而颤抖。
不过，我还是顽固地高兴着，尽管我是多么的想驱逐它，我的快乐还是不会因为愧疚而自行消散，它的枝叶甚至还更繁茂了。这是有原因的，我明白邮递员被捉弄个许多次，那是十分正常的事，我有这方面的经验。我多久前还被人捉弄来着？不记得了，但事情的经过却记得清清楚楚：我乘坐公共汽车前往旧城区，到那儿的一栋房子送一封信，接我信的是个十多岁的小男孩，样子很可爱。他看见有信来了，显得很开心，接过信后从裤兜里掏出块金币，说是过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金币，但他把它朝着我后面的方向扔得远远的，让我把它拣起来，然后就送给我。这么好的差事，我可没理由不干，于是我一溜烟地跑到后面把金币拾了起来据为己有。我回头一看，男孩已经消失在了门口处，我把金币攥得更心安理得了。然而，后来，当我把它拿给某位专家鉴定时，那专家严肃地说金币是个蹩脚仿品：是的，我被那小孩给戏弄了。
知道被捉弄的真相后，我并不怪小男孩，也没有生气。我知道，小男孩不是为这个戏弄而感到高兴，他只是为自己收到的信感到由衷的开心。至于送我假币呢，那必定是他觉得好玩，爱玩是孩子们的天性，我为什么不陪这些天真的孩子无忧无虑地玩耍呢？
邮递员都有一颗宽宏大量的心，所以我坚信，那个礼貌的邮递员才不会为了我的捉弄而恼怒，况且，他还以为我是真的一时记错了地址。而且，就算他知道了真相，他或许还认为我是个孩子王，纯粹是出于好玩呢。
正当我还在细细聆听快乐的余音时，公寓楼前的小房子里那个守门人老大爷又动用了他那个大嗓门，他大声喊：“喂，地下室！有电话！”声音大得仿佛整栋楼都听得见。守门人的小房子里装了一部旧电话，这是为了方便房客与外界联系而专门安装的。老大爷记忆力很差，记不住房客的名字，他喜欢给别人另取名字，因为我住的是地下室，我在他那儿的代号就是“地下室”。
打给我的电话？真难得，我知道那肯定是同样在土耳其的叔叔打给我的，他很爱我，每个星期天——我的休息日——他总会给我打电话，问候我。我看了看表，时间正好。
我急匆匆地来到守门人老大爷的小房子里，样子很狼狈，因为急着接电话。然而，我到房间里的时候，电话的听筒却已经平稳地躺到了电话上，我赶忙拿起听筒，但——电话已经被挂断了。我充满了疑惑，我的电话呢？
“你来得还不够及时，电话那头的男人说话很急，要找那个住这里地下室的人，事情好像很急，”佝偻的看门老大爷突然从我的背后出现，把我吓了一跳，“不过，因为你来得慢，那人很快就挂了电话。”
“那多久再打来呢？”
“我不知道，这里有把椅子，你坐这儿再等等吧。”
我坐到了椅子上，疑惑困扰着我，快乐似乎也在慢慢地消失殆尽了。那个打电话的男人到底是谁？他肯定不会是叔叔，他说话从来都很悠闲，一点也不急；那男人称呼我“住这里地下室的人”，叔叔从不这样叫我，他也不是直接叫我的全名——弗朗茨·库，而是亲切地喊我库。
不是叔叔，那他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知道我住这里的地下室？如果他不再打电话过来，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他是谁。我稳稳地嵌在椅子里，静静地等着，时间好像都静止了一般。
看来，既然提到了叔叔，是该向大家介绍介绍他了。
我在伊斯坦布尔最熟悉的地方——就是早上邮递员送包裹的目的地——那家我最初谎报了地址的音像店，就是叔叔开的。他喜欢音乐，不论是古典的，流行的，还是摇滚的，他都喜欢。叔叔和我一样，都很叛逆，都是在国外读的大学——他在美国，而我则在法国；大学毕业后，我们坚决不愿像我祖母和父亲那样保守——呆在布拉格这样平庸地过一辈子。他决定到土耳其经商，开一家音像店，专卖西方的音乐，追逐他儿时的梦想。也许是我的性格和他极其相似，叔叔很喜欢我，我也很尊敬他，他出钱供我在法国读书，在我来土耳其闯**时又经常照应我。我真的很爱他，很感谢他。
每个星期天他都会打电话给我——大概就是现在这个时候。要是碰上一次没和叔叔通电话，我会很不习惯的。他在电话里鼓励我，有时还会邀请我和他共进晚餐，或是到音像店去看看。为了不打扰他忙碌的工作，我一般都会婉拒。
等了许久，电话终于响了。那一串串银铃般的响声，又像某位艺术家在弹奏竖琴，它令我感到前所未有的亲切。这久违的电话铃声，仿佛让我看见了叔叔那和蔼的微笑，我一下就从椅子里跳了出来。
“你好，是叔叔吗？”我迅速拿起听筒，迫不及待地说，为了保险起见，我说的是土耳其语。
“……请问，您是住这里地下室的人吗？”那个声音果然不是叔叔的，声音很低沉，又很有磁性，听起来也没有老大爷说的那么急。
“是的，我叫库，弗朗茨·库，就是住公寓楼地下室的人。”我却有点急了。
“那么，您有一个叔叔？”
“是的，弗朗茨叔叔，有什么问题吗？”
“请听我说，不要慌张，也不要急，他现在没什么问题。只是，他在他开的店门口那儿出了场车祸，一辆装满货物的大卡车撞伤了他，他现在在医院，陷入了昏迷。我们安排了医生为他做手术，他正在手术室里接受手术，没有生命危险。在他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我们问他有没有亲人，他嘴里就不停叨念您所在的公寓楼的地址，还有‘地下室’。谢天谢地，我们查到了您所在的公寓的电话，于是打给了您。我说了不要慌张，您的叔叔没有任何危险，他正在接受手术，他需要安静，需要休息，您暂时可以不必来医院，因为您来医院也没办法见到他。”
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沉默了好一会儿。
“车祸是怎么一回事？”
“哦……我了解到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事情有点复杂，一时半会儿讲不清楚。我现在有点忙，医院人手不够，我该去工作了。好了，我在晚上的时候应该就空闲了下来，我会再打电话过来的，告诉您详情。您的叔叔现在情况很好，请不要担心。”
“你们是哪个医院？”
“您的叔叔在国立医院。好了，我们对此也感到很难过，不过我们会医治好您叔叔的，请耐心等待。”随即，他挂断了电话。
掉了油漆的电话听筒无力地垂到了地上，我没听见声响。
3．巴洛克式巧合
现在，我要像共产党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在一九四八年二月站在布拉格一个宫殿阳台上，向广场上数十万老百姓发表演讲时那样，庄重地向你们宣布这个足以改变我命运的消息：我的叔叔出车祸了。我不是在说笑，没有叔叔，我的生计，我的精神都成了问题。我希望叔叔没事，希望这不要成为我命运走向衰败的转折。
我的叔叔，我的叔叔弗朗茨，我那个现在有气无力地躺在病**叹息的可怜叔叔，请接受我衷心的祝愿，愿您早日康复。我差不多已经忘了叔叔的全名，我只称呼他弗朗茨叔叔——尊敬促使我这样做，我愿意把我们家族的崇高姓氏焕发出的精神全看作叔叔一人的。
人们一直对巧合争论不休，他们探讨它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巧合是宏观上的复杂，偶然性的简单。贡布罗维奇那样说，一个人的重量取决于全地球人类的重量，用一个人来除以地球上人的总数，就成了他的重量。因此巧合也取决于人类的总数，上帝要挑选一个人来承受巧合的重量，面对这么多人，他是要作一番考虑的。但它又是那样的简单，每个人的概率都是相同的，每个人被选中的几率均等。
然而，有这么一种巧合，上帝闭上眼睛在全世界挑选人，被选中的人将承受巧合的强压，但与一般巧合不同，上帝要闭着眼睛选很多次，而不仅仅是一次。接下来，不幸就出现了，上帝应对他发明的残酷的新游戏而感到愧疚，他闭着眼在地球上选了很多次，并且他忽略了一点：前一次遭受巧合的人，下一次还是会跟其他人一样，并无异样。有个人被选中了许多次，上帝几乎每选一次，遭遇巧合的人就是他。他叫苦不迭，但对这个游戏又毫不知情。我把这种复杂的巧合叫做巴洛克式巧合。
我在看门老大爷的小房子里一直呆到了晚上，或许那已经是深夜了，我几乎没有闲心去看表。的确是啊，那个会告诉我详情的医生马上就打电话过来了，我现在的任务是等电话。我想离开这个窒息的小房间，但不由我控制，我离不开它。我想，如果我不小心偏离了这个重要的小房子，哪怕是一秒钟的时间，接通的电话就有可能挂断。
忠诚的穆斯林女房东也闻讯赶来，她看起来很难过。她慢慢靠近我，然后轻轻抚摩我的头发，就好像我是他的子孙似的。接着，老大爷和女房东都坐到了我的周围，我们三个的位置刚好可以画成一个不规则的圆。看门人点了一支烟，郁闷地抽了起来，女房东动容地叹息。小房间里顿时烟雾缭绕，那部黑亮的旧电话也渐渐变模糊了。我在等待，其实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悲伤，我只是觉得困惑。他们似乎不是那样想的，他们认为我太脆弱了，这情形更像是一个团结的家庭正对亲人的不幸遭遇而一筹莫展。
电话铃声打破了沉默。看门人和女房东都激动地看了看我，示意我接电话，同时又都挺直了腰，摆出了一副看好戏的架势。
“你好，是下午来电话的国立医院的医生吗？”我拿起了听筒。
“是的，正是。不好意思，让您等得有些久了。”他声音有点疲惫，像是忙碌了很久。
“进入正题吧。叔叔的车祸是怎么回事，是有人故意的，还是一场意外？”
“我整理一下思路……请听我好好讲讲，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您的叔叔是捷克人，在土耳其经营一家小有名气的音像店，对吧？他是个勤奋、刻苦的人，尽管为人老板，但他对音像店的许多事情，都惯于亲自处理，就连贴海报、打扫清洁之类的杂活，都是由他一个人完成。后来，店员们看不过去，就争着打扫清洁，只是您叔叔认为海报关系着唱片的宣传大事，他只让他们打扫清洁，而贴海报的事，还是由他做。说简单点，今天您叔叔的车祸，就是由贴海报引起的……”
“那么说，这其实就是场意外啰？”急于知道实情的我打断了他的说话。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请听我讲下去……他在昨天的时候进了一批货，是披头士的精选集，唱片里面所有歌曲都是他们曾经的冠军单曲。本该立刻就把它们摆上货架的，但您叔叔追求完美，他觉得应该在店的橱窗贴上精选集的海报，才能把唱片摆上货架。但由于海报要今天早晨七点半左右才到，所以他把唱片搁置了一夜。……您叔叔之前向邮局咨询了海报的事，因为货商远在国外，所以送到音像店的时间会晚一些。因为只有一叠海报，不重，所以邮局方面的人说的是寄出后四天便可到达。您叔叔是个计算精准的商人，于是邮局往后再推了一天，并且定下了更精确的时间，时间就是今天早上七点半。那个时候，邮递员会准时把海报送到您叔叔的手中。”
“七点半送货的邮递员？”
“但接下来的事就不怎么顺利了，请别生气，那个邮递员竟然迟到了，而且一迟到就是两个多小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邮局方面说他很勤快，什么活都往自己身上揽，弄得上司都没怀疑他的能力，认为他对全伊斯坦布尔的道路都很熟悉。可能是他不太熟悉音像店那里的道路布局吧，总之，他没能按时把海报送到您叔叔手中。您叔叔对此很有信心，早早的就联系好运唱片的大卡车——音像店太小，所以您叔叔把唱片放在离那里有一公里远的某个仓库过夜——让司机九点半驾着大卡车在紧邻橱窗的拐角处出现。今天早晨七点半，您叔叔在门口满怀希望地等着邮递员，可他却迟迟没出现。他一直在音像店门口来回踱步，顾客看了都奇怪。一直在门口徘徊了大约两个小时后，邮递员终于现身了，据您那已经苏醒的叔叔所说，他当时累得满头大汗。您叔叔也没责怪他，他时间很紧，于是接过海报就开始张贴它们了。贴了大约十分钟，您叔叔还在为看刚贴好的三张海报的位置歪没有而忙活——可他没注意，时间已经到九点半了。如果这会儿司机也迟到了，那该多好啊。正如你所想的，音像店那儿的拐角很急，大卡车又重，它以很快的速度撞倒了您的叔叔。”
我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这场车祸是那个邮递员造成的吗？我竟变得有点心虚了。
“不过，还好，您叔叔没什么大碍。手术很成功，我们摘除了他被撞破的脾脏，左腿的骨折我们也已经做了相应处理，他现在已经安稳地睡下了。您可以明天来国立医院住院部的203号病房看望他。这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该怪谁呢？都怪那迟到的该死的邮递员！”他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
电话这头的我可不轻松，我低着头挂断了电话。说真的，这事儿还应该怪我才对。唉，我在几个小时之前还是那样的开心啊。我先前的快乐之源变成了一种绝对的隐私，突然变得难以启齿了。我和那个邮递员一样，都没料想到我们都被某种东西戏弄了：邮递员是被我；而我，则是被可怕的巧合给愚弄了。
4．我的叔叔
当我得知叔叔出了车祸后，我突然发觉叔叔在我心中的地位更重要了。实际上，我在本地的邮局谋了一个职务，在生活中叔叔并没有给予我太大的帮助。这儿有了他，我依旧在陌生的伊斯坦布尔孤独地生活，亲切的叔叔没有让我觉得生活突然因为某个人而改变。弗朗茨叔叔对我而言，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是物质的象征，或者象征着帮助。
叔叔对于我来说，他甚至是国家的象征——我的祖国，我伟大的捷克祖国——象征着温暖，或者说是依靠。如果把叔叔的精神作用从渺小的地方说起，那么就是他让我感到他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与父亲过早地决裂——关于准确的时间我思考过许多次，应该是轮到我上大学那会儿。我的性格，相信你们是了解的，我不愿平庸地过完一生。家庭的困扰不在于成员之间的感情，谁都清楚家庭成员之间都充满了亲情，充满爱。家庭的不幸便在于每个家庭成员的思想，家庭不是个批量生产零件的工厂，它是个思想自由的大社会。但是，偏偏就有家庭成员希望家庭成为这样一个工厂，怎么说呢，我的父亲，甚至于我的老祖母，都是这样的家庭成员。关于保守，我首先还得从我老祖母那儿说起。她出生在一个远离首都的农村，年轻时就因为摔跤而落下了残疾，因此她拄了几十年的拐杖了。她的保守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她那个农村家庭赋予的，而是她自己给自己的。祖母年轻时的那次摔跤给她留下了心理阴影——不是因为伤残的疼痛和遭人歧视，她的残疾并不严重，而是因为她的不小心，那次摔跤是在至今还是原来那个样儿的平坦的乡村大道上发生的。从这以后，祖母觉得她应该处处留意，事事小心，不然指不定哪天就会发生比摔跤致残更严重的事。
祖母就是那样教育他的孩子的，父亲很听话，成了个保守的人；叔叔呢，他从小都很叛逆，他觉得人应该大胆追逐自己的梦想，他强调的是“大胆”。我的理念和叔叔的想法相似，到了上大学的时候，保守的父亲坚持让我留在布拉格，毕业后像他那样找个在工厂做工的工作，因为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保守的祖母也不赞成我这样做，但她老了，心肠也变软了，姿态不强硬。叔叔不顾祖母的反对，坚决支持我自己的想法——去法国上大学，毕业后外出闯**。叔叔那时已经开始在土耳其经营这家音像店了，挣了一些钱。这正合我意，况且叔叔还对我表示，如果我去法国，他愿意出钱供我读书。在这世上能遇到心思这么相近的人太难了，更何况他还是我的叔叔呢，这简直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我含着眼泪拥抱了弗朗茨叔叔——我至今还不能忘记那个代表我信念的拥抱；并且一天晚上，我趁着全家都在客厅休息的时机，向父亲和祖母宣布了我的决定。
“你不是我的儿子！”父亲红着脸，愤怒地说完这短短的一句话后，就再也没有意思要对我说话。他既不来劝我，也不训斥我，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我忘了那还是休息时间，父亲在翻着一叠报纸。
老祖母对我的话倒是有一些表示，她不住地叹气，像是得了大病一样。瘫软在木藤椅里的老祖母，臃肿的身体快和从背后映射过来的烛火般的光融为一体。她耷拉着脑袋，什么事也没做，她再也强硬不起来了，她对此无能为力。
看到这般情形，我对我的话感到后悔。但叔叔看到我一脸沮丧后，说他当初的处境也是我这样的，说完没等我回话，他又给了我一个拥抱。我坚定了我的信心。
在法国念书期间，因为叔叔长期呆在土耳其，我和布拉格的家几乎中断了所有联系——就像我在布拉格从来就没有一个家一样。只有叔叔每学期来看望我时会跟我说说家里的情况，从来都只有一句话：家人们很健康，家里情况很好。到现在来土耳其生活，我的情况依旧如此。
尽管没有父亲和其他亲人，但长年和叔叔相处让我感到很快乐，他会不定期地邀请我到他位于尼尚坦石的大公寓住，让我找到了家的感觉。就这样，我的关于捷克的记忆，关于布拉格的记忆，关于家人的记忆，关于儿时梦想的记忆，都凝聚到了我的弗朗茨叔叔身上。
好了，各位，为了明天我能精力充沛地投递好每一封信件，提前结束我的工作时间，好去医院看望我可怜的叔叔，我必须躺下了，现在已经是深夜，我已经回忆了好几个小时。不过，趁着我迷糊的这段时间，最后我还想讲讲叔叔拥有的预言神力：小时候，远远的看见我在遍布布拉格的小巷子里开心地奔跑玩耍，叔叔就对周围的人说：这是个玩世不恭的小子；而当大家更加了解我，逐渐都这样形容我的时候，我却再也没有听到他这样说我。
5．在玛吉茹斯牌客车上
我坐在一辆玛吉茹斯牌客车上，第二排，在驾驶座后面一个位置，靠窗。司机在椅子靠背前面不停地抽烟，一切都让我心烦意乱。这辆车不是很正规，它不是那种被严格规定了行驶路线的公共汽车，相反，它原本不在城里跑，是辆长途汽车，往返于卡尔斯和埃尔祖鲁姆或伊斯坦布尔之间。司机是这辆车的主人，为了赚钱，他决定把它变成一辆公共汽车。因为速度快，我一眼就瞧上了它。今天的工作我十分卖力，现在是下午三点整，我的任务只剩下了我手上的这封信——平常送这封信的时间还要往后再推迟两个小时。
这封信——它很好看，看起来很正规，纯白的信封，正中用油墨规整地打印出收信人和寄信人地址——指示我前往旧城区一栋旧别墅。信封上写着尊敬的博阿茨·古德收，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寄，那么收信人一定就是博阿茨·古德先生了。所以你就清楚了我坐这辆黑车的意图，我要把这封最后的信送到收信人手中，越快越好，然后在出勤表上签好名，以最快速度返回邮局向老板（我习惯把上司叫成老板）交差，最后——这是我忙碌一天的最终目的——去国立医院看望我的叔叔，他一定等了很久了吧。
更好的是，那地址我很熟悉，没错，就是旧城区的那栋老别墅，我以前似乎还往那里送过信。让我想想，那别墅的主人我也记得，说来也巧，每次都是他接我送的信。让我仔细想想，他戴着副夸张的大眼镜，有点胖，头顶微秃，喜欢穿格子衬衫。他人很和善，但他没告诉过我他的职业，的确，他没有必要告诉一个邮递员这些东西。不过，我看得出来他是个什么人，我知道他知识渊博，并且多半是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我看他收的信都来自大学或是杂志社，我大概就敢肯定他跟大学和学问脱不了干系，他文质彬彬，虽然体型有些胖，但也不像是做其他职业的。
车的速度还挺快，不一会儿，暴躁的司机就在招呼我下车了。车还没停稳，发动机也在不停地颤抖，司机草率地解释说时间紧，让我凑合着下。我也没反对，座位靠走廊的那名乘客艰难地（那人很胖）给我让了道后，我就不平稳地准备下车了。车子这时猛地抖了一下，正巧我在车上走动，差点重重地摔在地上。司机还没反应过来，他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我没那闲心跟他动火，于是站稳后扶住车门前的栏杆，跨出左脚，准备下车了。老实说，我期待这一刻很久了。
“喂，小伙子！你的东西掉了！”这人的嗓音浑厚而亲切，像是在哪听到过的。
司机怕再晃倒我，识趣地停了车。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周身，的确像是掉了什么东西。我把手里那张出勤表在我眼前晃了晃，突然意识到那封信已经不在我手上了。
我朝那位好心人看去，他靠走廊坐，微胖的眼镜老先生，头发掉得差不多了，车里光线很暗，不过他头顶和额头的光亮十足。他那模样和声音让我觉得很是熟悉，不过大脑往往就喜欢在关键的时刻短路，无论我再怎么回想，我也没法记起他到底是谁。
没办法，我时间很紧，要赶时间，我可不想在漆黑的夜里去探望叔叔。我从老先生手中接过那封信，道了声谢，然后匆匆跑向车门。“你摔跤的时候把那封信掉到了地上，信飘到了我座位旁，我拣起来看也没看就叫住了你，你可以检查检查，看有没有什么问题。”临下车前那好心人对我说，坦诚得像是在给自己辩解什么。
这次我很顺利地下了车，脚刚一落地，我就直奔地址上写明了的旧别墅。
我太熟悉这里了，好像我有好些日子都没有造访这里了，但这儿还是弥漫着灰尘，还是显得那么古旧。因为别墅没有信箱，我站在铁门旁按响了门铃，准备把信亲手交给别墅的主人，我心情还有些激动，想一想我有多久都没见到别墅里的这位教授了啊。
等了没多久，一个瘦人影就出现在铁门处，可能是他的速度太快，他出现在这里的时候我竟然没有看清他的模样。他友善地开了铁门，示意让我再靠近一点。我总算看清了他的脸，他戴了副大眼镜，头发绅士地往后梳，看起来并不少，下巴上留了一些胡须，和头发一样，已经花白了。人很清瘦，躯干像竹竿一样撑起他穿的那件白色衬衫，衣服里面空****的，样子很突兀。
“噢，这是我的信吧……辛苦你了，谢谢你。”他声音很轻，像幽灵似的。
“您一直都住这里吗？”我恭敬地问他。
“啊……”他托着下巴沉思了一会儿，看来知识很渊博，也是个知识分子，“是啊，当然是的，我一直都住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是啊，他真的一直都住这里。况且，我还记得上次我来这儿是什么时候吗？或许是一年前呢，一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邮递员的时间概念都不强，他们都只记得人和街道的形象。是的，老先生一直都住这里。
“对了，这是您的信，请收好。”我不再质疑我面前的这位老先生。
他接过信，边扶眼镜边看信封上面印的收信人、寄信人和各自的地址。看了一会儿后，他疑惑地抬起头，朝灰蒙蒙的天空看了看，嘴里一直在嘀咕什么。他眉头紧锁，翻来覆去地看手里的那封信。然后他又回头看了看背后院子里种的栗子树（从我这里看去，它们的叶子被成堆的灰尘覆盖，一片灰色），扭着身子一动不动。不过，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等他的回复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的脸突然正对我，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好像是恍然大悟了一般。
“看，我怎么把你给忘了，”老先生笑得更开心了，“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来里面坐坐吧，看得出你已经很累了。”
我本想回绝他的邀请的，但比起亲爱的叔叔在医院对我的召唤，我不忍心就这么拒绝一个陌生而又绅士的先生对我的邀请。叔叔要是知道了这事，他也一定会支持我的。
我在老先生的引导下进了屋，这里是别墅的客厅，很大，桌子上也摆满了各种书籍。老先生没有跟我一起进屋，他像是去院子里收拾什么东西去了，整理后院什么的。老先生的夫人和他形成鲜明对比——高贵，丰满，贵妇人一般。她端来了茶水，和蔼地招呼我喝下，为了表现出我的礼貌，我对那杯香气四溢的茶作了推辞。夫人执意要我喝下，我也拗不过她，不过在推辞过程中茶水洒了些在光滑的地面瓷砖上。当夫人之后恰巧经过那里时，她不幸滑倒了——然而，我当时就在旁边，并且已经把喝得一滴不剩的茶水杯子放到了桌子上，无所事事，就等着向两位道别了——不过，多亏我出手及时，把夫人稳稳地抱在了怀里，避免了她滑倒受伤，她体重并不轻，但因为那些茶水是我弄洒的，所以我使出了全身力气把她抱住。这时，老先生不合时宜地走了进来，看到这情形，他先是很惊讶，但很快他的神色就恢复了正常。在听了夫人的哭诉和我的解释后，他还对我直道歉。
向收到一封信后心情大好的别墅主人和他的高贵夫人告别后，出铁门时我看了看表：下午三点半，我的速度还算合格。我还需要回邮局交回我的出勤表，于是我迅速地在出勤表上的最后一封信后面郑重地签上了我的名字。这样一来，四点钟之前我就能前往医院看望叔叔了，我盼望着那一刻。想着即将与叔叔见面，我什么也没多想，继昨天那六个小时的秘密快乐之后，我的心情再次变得愉快起来。
到达国立医院时，已经将近日落了，整个医院笼罩在一片独有的伊斯坦布尔忧伤晚霞之中，远处的林木也在熹微中若隐若现。医院挺大，乏味的白色建筑一栋接着一栋，令人窒息，不一会儿我便在偌大的医院里丧失了意识，变得晕头转向。
实在没办法，我只好沿着一条宽大的林荫道慢吞吞地往前走，期待着遇上某个引路人。忙碌的一天即将落下帷幕，林荫道上病人来来往往，有些人推着轮椅从我身旁掠过，有些人则紧靠着我身体蹒跚而过，我很快便被他们那种乐观的精神感染了。
我继续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林荫道有些长，路上的景色没有多大改变。突然，我原本因为昏昏欲睡而模糊的双眼变得清晰而灵敏，迎面走来了一个身着白衣的年轻护士，胸前还扎了个粉红色蝴蝶结，她几乎是跳着走的，也许心情不错。她看上去正值青春年华，活力十足，但干护士这行太累了。她手里还提着一个装满了医疗器械的塑料袋，步子也急匆匆的，或许是赶着去完成某项任务。管他呢，让她给我带带路吧，兴许她会答应呢，我想，她生着一双棕色大眼睛，肤色也很健康，是个乐于助人的女孩子。
“不好意思，你们的医院太大，我迷路了，”我主动上前搭话，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姑娘说话了，于是脸害羞地红了起来，“请问你可以给我带路吗，到住院部203号病房？”
她爽快地答应了，叫我跟着她走。我在女孩子面前总是很腼腆，也没敢跟她多说话，她走得很快，我一直尾随着她。我们先是在无数条狭窄的林荫道里左拐右拐，最后又在一栋与医院里的其他建筑没有多大差别的白色建筑里来回穿梭，爬了好些级楼梯。
她示意我前面就是203号病房，并礼貌地扭开不锈钢的球形门锁，她的动作极为小心，没有发出声响，最后她把打开的门调到虚掩。她送给了我一个漂亮的微笑，我险些为此神魂颠倒，接着，没等我做出回复，她就转身离开了，我看到护士裙边缘的褶皱随着她的离开而产生的一阵微风而缓缓上扬。
我平静了一下忐忑的心情，轻轻推开了门；门很旧了，尽管我力用得很轻，但还是发出了难听的吱呀声。第一眼我就看见了叔叔，我的弗朗茨叔叔。他正躺在病**，穿着医院提供的病人专用服装，腰上枕着几个柔软的靠垫，眼神呆滞地望着窗外那几株高大而茂盛的树。我在病房门口呆站了好久，你们可要知道，我是多么不能接受眼前的这幅场景，我原以为这一切只会在别人身上发生。他脸色苍白，头发凌乱，可见车祸后充足的睡眠也没能缓解他的虚弱。然后呢，他看见了我，脸上终于可以看见一丝高兴的神色，他招呼我再走近些，然后仔细打量了我一番。
“你来看我，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你看，我的病一下就好了。”说着，叔叔还把右手臂在空中用力地挥了一下，看起来还真是别无大碍。
叔叔的这句话一瞬间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很快就像亲密无间的朋友那样谈了起来，用的是捷克语。不知为什么，看着叔叔那憨厚的笑容，和他那身皱巴巴的病人服，我竟然萌生了想要欺负他的意图。这种意图，往往在那些什么都不明白的人出现在你面前时产生，就像之前的邮递员出现在我面前时那样。当然，我还没忘记其实我才是叔叔遭遇车祸的罪魁祸首，但谁又知道呢？谁又清楚实情呢？只有我自己罢了。在我面前，他暂时抛弃了所有的不愉快，叔叔像个无忧无虑的小孩，开心地畅谈，好像对自己遭受的车祸，对自己遭受的苦难，对车祸的真相，都毫不知情，什么都不懂，这种傻得可爱的天真促使了我欺负他的意图的萌发。
你也许会问了，我怎么欺负他呢？这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欺负，而是一种钻空子，我要利用他的伤病，让我得到利益。他付出了代价，却什么也没得到；而我利用他付出的没有回报的代价，让自己取得利益。这难道不是一种欺负吗？
叔叔的家在尼尚坦石，他在那儿有一间大公寓。他住的公寓楼是一栋现代化的建筑，才建好几年，很新。我很喜欢那里，叔叔也时不时邀请我去他的大公寓住，我还能和他一起畅饮没兑水的拉克酒。那简直是神仙般的生活。公寓虽然大，但叔叔不允许我在他那儿长期居住，可我已经把那间大公寓当作自己的家了。我向叔叔表达了好几次和他一起住的意思，但都被他拒绝了，这几乎都快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如果不解决它，我的心理早晚会出事的。你瞧，上帝都在暗中帮助我，这能挡得住吗？这次叔叔出了车祸，骨折和手术的伤一时也好不了，需要长期住院，那么他在尼尚坦石的家就成了问题。它总需要人照看吧，再说，如果没有人经常打扫的话，叔叔出院时那里面就会堆满了灰尘，没人愿意住那里面。我是叔叔在土耳其唯一可以完全信任的人，打扫公寓的重担，自然而然就落到了我的肩上。
“叔叔，您的家怎么办呢？”我问，语气分外恭敬。
“放在那里吧，不用管它，等到我出院时再说，”他毫无心机地说，似乎没有觉察我的意图，“不会被偷的。”
“那怎么行呢？您是老板，现在您所有邻居都在议论您遭遇了车祸，说不定哪天某个小偷就听到了呢。再说了，您只怕还得再住几个月的院，到时家里该被灰尘折腾成什么样啊！”
“叔叔，相信我，我可以帮您照看您的家，难道连我您都还不信任吗？”我故意露出了一副难过的表情。
“噢……不，孩子，不是这样的。我很愿意把公寓交给你照看，我很信任你。”
“那就这么说定了，叔叔。请您放心，您的家现在有保障了。”
“不过……你可要想清楚，你不是一个人住。如果你要去住，还会有一个年轻姑娘跟你一起在公寓里生活，她和你年纪差不多大。”
我吃了一惊，想不到叔叔居然还喜欢这个。我还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宿舍的同学就曾经对我说，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有了钱，那么以往被他贬得再龌龊的事他都会去做。记得当时我还作了反驳，用的反例就是我的叔叔。
“你想到哪儿去了……她是我侄女，你不认识，有一半捷克血统，还有一半土耳其血统。目前在伊斯坦布尔读大学，因为她母亲怕她在学校里住会影响她的学习，所以送到了我这里来住。”
原来如此，叔叔还是那个永远也没办法推翻的反例。不过，我倒不介意和一个年轻姑娘一起住，为什么要介意呢？刚才送我来这儿那个漂亮女护士的一个淡淡的微笑，就让我萌生了要尽快结识一名姑娘的意思，别的什么都不说，就只是那个微笑就让我觉得任何付出都值得，更何况这个代价还是由我叔叔付的呢？
“当然了，叔叔，没关系，我还是愿意给您照看屋子，我不会影响她学习的。”我从病床旁的塑料椅子上起身准备离开了，好像是完成了既定的工作一样。
“好吧，你下班后她应该一直都在家，我身上也没带钥匙。你明天到了就说明来意，她会让你进屋的。”
“好的，谢谢叔叔。时候也不早了，我就早点回家了，明天我还要继续工作呢。”我说，边离开边向他做出再见的手势，并且轻轻带上了门。
外面夜色已经降了下来，我心情愉快地哼着小曲走出已经变成深蓝色的建筑。虽然天色已经晚了，道路又阴森，但我心情还不错，而且这儿离我那地下室公寓也不太远，所以我决定步行回家。我突然记起我还没跟叔叔问那个混血姑娘的名字，但踱着步思考了一会儿，那也不会影响到我们什么，明天自然就见分晓了。
7．民族主义的抉择
虽然夜晚已经来临，但天空还是很仁慈，仍然给地面留了一点光亮。那光很暗，只能供我们看清灰色的道路、人的轮廓和影子。尽管如此，贫民窟地上的石子路还是让我很难堪，它们把因潦倒、贫穷和丑陋而产生的愤怒发泄到了我身上，让我跌了好几跤。
我来到了一条稍稍宽阔点的路，而且很平坦，但可能因为材料的不同，这条路有点暗。我再拐过这条道就到公寓楼了，我的腿已经开始发麻，显然走得有些久了。
我以前在伊斯坦布尔投递数不清的信件时，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这种穆斯林陶醉于其中的美妙旋转舞已经不会带给我外来游客般的新奇感，而是会激起我的自卑。面对这些翩翩起舞的、对自己的精神感到无比满足的崇高穆斯林，我总感到无地自容。
那是为什么？为我自己的民族而悲哀，为我自己的文化而自卑。我想说的是，这世上有两种民族主义，一种是大民族主义，另一种则是小民族主义。生在一个小民族里，我别无选择：要么学习世界上各种民族的文化，做个心胸开阔、有远见的人，要么对外界的文化缩手缩脚，封闭自己。
我选择了前者；而大多数人呢，他们选择了后者。他们说我背离了潮流，在自己的民族前大逆不道，因此，我注定是孤独的。
8．天使古尔琪
上帝慈祥的脸庞，不会带给我们内心多大的震动，我们熟悉他，平日的祷告就是良好途径。相反，我们不认识天使，我们从没见过她，她在我们心目中仅有一个美的概念。跟你们一样，当遇上一名天使时，我也会因为陌生的美而心情激动。而只要我在特定的某个人身上发掘出这种美，陌生也会变成拉近我们之间距离的丝带，她也就成了我的天使。
年轻的漂亮姑娘，我是不怕结识的，而且我在伊斯坦布尔也没什么机会接触女生，我的内心始终还留有一块没被现实侵略的空地。那块地空****的，上空**漾着粉红色的云朵，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只有虚无缥缈的云雾，如果伸手去抓，那绝对会是一无所获。当然了，我喜欢年轻姑娘，但这并不能代表什么，我对此从来没有任何行动。我的腿不住地颤抖，脚踩在地上也像是踩在另一个星球的地表上似的，瞧，这就是我的能耐，一个大男人在见一个陌生姑娘前的表现，这太让人笑话了。在姑娘面前，我没办法壮起胆跟她们讲话，就好像我们之间语言不通，要是上前跟她们说话会被她们嘲笑似的。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结成一队的姑娘发出一串美妙的笑声了，说实在的，如果当时我从旁边经过，我善于猜忌的心会无故窜上来，误认为她们是在嘲笑我。
姑娘们很美，笑声也很美妙，但她们却引起了我的厌恶和恐惧，估计她们也没料到。成为天使或魔鬼往往就在一念之间，而且，它是在别人的一念之间，别人在称呼上享有绝对的主动权。所以，因为漂亮姑娘中的任何一个不是特定的那个人，我在她们之中没看见天使，并且放眼望去，她们竟全都是魔鬼。
强烈的认识欲望让我很快就到达了公寓门口，这是我所没有料想到的，这道象征着联系的门竟然到来得这么快。我犹豫了一会儿，为了让自己拾回信心，让自己和女孩子说话有那么点把握，在往事中寻找点自我安慰是必须的。要找点自我安慰并不是什么难事，只是数量问题，它要求我寻找一件和女孩子深入聊天的往事，而这事恰好又只有一次。和女孩子深入聊天的事，那的确是有的，有一件。朋友听了都说那是初恋，我也看过屠格涅夫的《初恋》，同时我也很愿意把它当成是我的初恋。那还是在布拉格一所中学里，在学校里某间在天花板的裂纹处长满了爬藤植物的老教室里，两个挨着的座位上，我的初恋就那么平平淡淡地发生了。她是我的同桌，我靠着被操场上顽皮的男孩用足球踢破的窗户坐，她就坐在我旁边，我还记得我们课桌的连接处有一天还长出了一株小植物，为此她高兴了好些天，我也就跟着高兴。当其他女同学还把头发束在脑后时，她就是一头波浪形的披肩棕红长发，样子比别的女同学更成熟、更可爱。我们没完没了地聊天，一聊就高兴得忘了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聊天我们怎么都不觉得厌倦，和对方说一整天的话就是乐事。我们什么也不懂，因此我们在毕业后就失去了联系，它平平淡淡地结束了。我不清楚我跟她当时到底聊了些什么，但至少现在看来，它还能给我一点安慰，我曾经还能跟女孩子聊这么久的天，我现在当然也能做到。
门在我敲了三次后被打开，我还是觉得她给我的时间太少了，不过，门被打开得很慢，像是被风吹的一样，这让我的心情渐渐平稳下来。
在我说明了来意后，她礼貌地邀请我进屋，然后请我在客厅沙发坐下。我当时还战战兢兢的，所以我全都照做了。她有一双大眼睛，嘴唇是自然的红色，棕色皮肤，黑色的长头发，身材高挑。总之，她活力十足，很漂亮，能和她同住一个屋檐下，真是我的福分。她很勤劳，而且很会持家，我一进屋，她就在公寓里忙活了起来，给我端茶送水，还递上了擦脸用的纸巾。她不好意思地用手帕擦被她不小心弄脏的玻璃桌子，上面被她洒了点水，我一直都不敢直视她。我通过玻璃桌子的反射看她认真擦桌子时的表情，希望让自己在叔叔的公寓里表现得更自然一点，但很不幸，这非但没让我更自然，还使我更紧张了，是的，我爱上了她。她擦得很认真，在这过程中，我一直用玻璃桌子观察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不发。我一直观察着我的至爱，天啊，她美得简直像职业模特，一旦看见她，我什么都没法做了。
“对了，我叫古尔琪，很高兴认识你，你是我认识过的最有意思的人。”她落座后说。
古尔琪，真是个美丽的名字，和你的人一样。你就是我的天使，我的天使古尔琪，我相信有一根纽带已经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我们之间已经不再陌生，你现在就是我的天使。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你我已经爱上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