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寿之友（中篇小说）
一
我老家叫青佛城。我家和索伯玉的家住在同一条正心街上。我的家住东边这一头，索伯玉家住西边那一头，两家相隔四百米远。我和索伯玉从小就成了像俗话说的那种出门不见进门见的邻街朋友。
那时我和索伯玉同在一所实验小学上学。我要比索伯玉大一岁，这样，我天生就比索伯玉要大一个班级。就是说，我和索伯玉上的虽是同一个学校，但从来就没有做过真正意义上的同学。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成为少时的玩伴。一到傍晚，一条正心街的小屁孩都会从各自家门跑上街来，彼此不分性别不分大小，或踢皮球或跑通关或捉迷藏蹦蹦跳跳疯玩到天黑。现在回忆起来，那确是一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幸福时光。可后来不久，随着一场当时上山下乡运动扩大化的变故，一街人都被“移民”到大山区而过早地结束了这段青涩和难忘的少年时光。我现在说来大家也许不相信，人家都是在十七八岁上山下乡当知青，而我的知青生涯在十四岁的少年就开始了。就是说索伯玉去修理地球比我还要小，他十三岁就开始了。此后，我和索伯玉没再见过面。那时交通不方便，生活又艰苦，没有钱很难到处跑。加之我们去修理地球是两个不同方向的乡镇，就像南极跟北极虽同在一个地球上，彼此却永远不在一坨上，彼此相隔是那么的遥远。一直到十多年后我参加工作又返回青佛城，我和索伯玉才又见了面。
我与索伯玉重新见面，并且有较为密切的往来，已是1979年了。那时我们都已进入了青年时期。我是从参加工作的矿区回到青佛城的。那时十年动乱刚结束不久，中国大地百废待兴。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更是有点像当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欣欣向荣令人振奋的景象。被禁锢多时的各种文艺书刊纷纷复刊出版，登台亮相，令人目不暇接。有时一本文学杂志因发表了一篇引起读者关注的小说或诗歌被争抢一空，大有洛阳纸贵之势。我从小受到我那饱读诗书的父亲的影响喜欢看书，尤其喜欢看小说。移民到偏远山村修理地球那些年，我依然能在乡村四处找到或借来那些流散在农家的奇侠怪传之类的小说来看。后来招工到矿山开铲车，我仍然能在矿区找到那些流散在矿工手上的书来读。在矿区那段时间，虽然工资低，我自己还是订了当时刚复刊的十多种文学期刊。除了上班之外，我大部分时间几乎都泡在矿区那间逼仄而狭小的宿舍里，沉浸在书本和文学之海里。见到我的人都说我成为书颠了。那段时间，我确实被文学之火烧得入火着魔，我像和我同一个时代的许多文学青年那样开始做起了作家梦，我在矿上开始鬼使神差地写起小说。那时我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当作家！不久，我无心在矿里开铲车了。我怀揣着这样一个看似不知天高地厚，但又绝对是金色的梦想，最后和那座黑色的矿山说拜拜，回到了我的故乡青佛小城。
我回城后仍然住在正心街。所不同的是，我已不住在少时街东头的老祖屋了。因为我家的老祖屋在我们家移民乡村后不久就被一家工厂拆除建起新的厂房。拆除时又由厂方购买了正心街一处老房子给我家作为补偿让我家居住。这处老房子正好就在索伯玉家的对面。索伯玉家的门牌是29号，我这边的门牌是28号。他家那边是单号，我家这边是双号。单、双号两边对门相望大有鸡犬相闻的味道。中间隔着还是我们幼时在一起疯玩的那条正心街。 只是我们两家缩短了四百米的距离，我和索伯玉这时成为了真正的邻居了。
说来真巧，我住的这所28号房屋，是索伯玉他们祖上传下来的“索氏祖祠”。
这索氏祖祠有个特点是很矮，矮得出奇，矮得令人瞠目结舌，矮得可以说是整座青佛城最矮的老屋。矮屋是那种土木结构的老式“十间张”建筑，分上、下两落。房子上落高不过三米，下落高只有二米。下落的椽、梁和檩，人只要一伸手就够得着。我住在下落，刚好我个子不高，这矮房仿佛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要是人长得再高一些的，进到我住的矮屋就难于抬起头，就要担心被矮屋的横梁木檩撞到头额。这矮屋说是“青佛城第一矮屋”一点都不过分。不过矮屋的面积不小，主屋和周边空闲面积加起来有三百多平米。我住进去写小说时经常会想起一个问题：索伯玉的祖上为什么会建这种如此低矮的房屋？索家的祖宗是不是个头都长得很矮？……一直到后来，索伯玉知道我住在矮屋写小说，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别的原因，他一有空就常到我这里来。我们混熟后，我才从他口中了解到，他们祖上原是住在青佛江上游的一个叫葛岭的小山村。葛岭盛产毛竹，毛竹漫山遍野，无边无际。早时毛竹在乡下是不值钱的，只有加工编成箩筐、簸箕之类的家具和农物拿到集市上来卖，才能换几个钱。索家祖上最早是编制竹器来青佛城营生的。每逢青佛城集，索家祖上就带着葛岭的竹器家杂到青佛城出售。久而久之，索家便成了青佛城在竹器这方面的主要商家，赚了一些钱后，为了能在青佛城长期做生意，索家祖上就在集市中心买下了这块原来是竹器市场的一块空地。再后来，就在这片空地建起了这种只有在葛岭乡间才能看到的矮房子。索家祖上也因为有了这所矮房子而成为了真正的青佛县城人。之后索家祖宗就在这里娶妻生子，繁衍了如今正心街索氏一门二十多户一百多人口的男男女女。这座索家发韧之地的矮屋，便成了这些男女的索氏祖祠了。据说，这是在清朝中期的事，距今也不过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
后来几位老人私下对我说，要建索氏祖祠时发生了一件十分离奇的事。说是那块空地皮原先是属于一个姓闵的寡妇的。闵寡妇以开小旅舍为生，索家祖宗来青佛城卖竹器时，长期吃住在闵寡妇的小旅舍，后来发展到索家老祖与闵寡妇有染。索家的开山祖为了能长期在青佛城住下去，便向闵寡妇提出要求，把紧挨在小旅舍旁边的这块空地，也就是现在的索氏祖祠的地块卖给他。闵寡妇因与索氏祖宗有了男女肌肤亲密这桩糗事便同意了。闵寡妇年龄已不小，她考虑更多的是，自己一个寡妇人生老病痛时能有个人照应，所以才同意的。然而就在签完买卖地契后，索家祖宗要交付给闵寡妇银两的那个晚上，闵寡妇却奇异地猝死了。后来有人说，死在**的闵寡妇是和索氏**时过于兴奋猝死；也有人说，是索氏为了谋取闵寡妇的家财害死的。当然坊间还有另外多种说法和传闻。究其何因，谁也弄不明白。然而，街坊看到的是闵寡妇死后，索氏把闵寡妇原来的小旅舍也推倒了，连同他已购得的闵寡妇的地皮一起建起了这幢占地三百多平的索氏祖祠。一切的传言随着索氏祖祠的建成都灰飞烟灭，成为历史的一缕云烟。只不过这桩历史疑案，经青佛城老辈人的口口相传，至今仍在坊间流传。
经过了百年沧桑的索氏祖祠除了这个扑朔迷离的传说和奇矮之外，再就是陈旧和破烂不堪了。屋内污黑朽烂的椽、梁、柱、墙板大多被白蚁和虫蛆蛀透，到处是一个个，一绺绺的空洞，被蛆透得只剩下一层斑驳的木皮。有时风一吹动，会有整块的木皮屑掉落下来，其污浊不堪令人毛骨悚然，直起鸡皮疙瘩。
二
说来也怪，这么一所氤氲着迷离色彩和破败的索氏祖祠居然成了我的住房？并且我后来在这里还一住十年。这不能不说是在我青年时代一件让我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的事。我上面说过，我家原是在街东头。我们那祖屋可是高宅大院，说句不能让索氏人家听到的话，我家原来祖屋的厕所比索氏祖祠都要高出许多许多。然而世事沧桑，就因为那场上山下乡扩大化的移民运动，我们原来的祖屋因一家人的离城而成为空房，一家国营机械厂看重了我家祖屋和周围两千多平方米的空旷地。因此费尽一切心力终将拆除建起他们高大的厂房。那时拆除民房是不需也不必和房产人费太多的口舌的，只要动用方，刷上“国家征用”四个大字，你的私房任你有天大的本事和理由，一夜之间夷为平地后再通知到户主。不过，这家机械厂在拆除时为了安置我那八十多岁、无法跟随我们移民去大山区而留在祖屋的老祖母，就用那令人生疑少得可怜的所谓拆迁费，为我老祖母购买了这所当时也是“人去屋空”的索氏祖祠。要购买时，据说我祖母很是犹豫，因为房子确实太旧太矮了，但老人家最后还是屈从了那些安置干部的安排同意买下了索氏祖屋。老人看中的并不是房屋，而是看中此屋仍然是处在全城最热闹的街道正心街。她买的似乎是这地势，想将来如果子孙有长进有本事，可以拆除它们在这儿翻建起新房，子孙后代仍然能住在闹市区做真正的城里人。
不想，后来上山下乡扩大化的政策得到了改正，我们一家人又从乡下搬回了城里住进了矮屋。不久，索氏祖祠原先的产权人一家也从乡下回城了。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回城的那家人住到哪去呢？因为卖掉索氏祖祠时这个产权人当年是亲自回城，同意并亲自签字把索氏祖祠卖给我家的。产权人当然没脸，也不好意思住进矮屋。
按理，矮屋叫索氏祖祠，应是属于索氏家族人所共有的。然而，这索氏祖祠的情景又不是这样。百年之间，从索氏祖祠传出去的后人，已在它的周边街面扩大和新建了好多幢的房子。这些陆陆续续搬离索氏祖祠的子孙，对索氏祖祠应该还是拥有祖祠产权的。然而到索氏祖祠卖给我家时，整座索氏祖祠的房屋所有权，却只属于一个祖上世世辈辈都没挪过窝的索氏后裔名叫索来福的了。在我祖母签订转卖产权在购房协议上签字的就是这个索来福。公祠成私产，这种情况非常鲜见，也令人颇感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索伯玉对我说，他听父亲说过刚解放那阵子，青佛城的房屋并不值钱，没人太去注重一座又旧又矮的破祖祠。况且，索伯玉一家早在他父辈时就在祖祠的对面建了新房。而土改产权登记时是根据公民当时所居住的房屋来立册登记的。索伯玉家登记的是他们自家的住房。而卖给我们房屋的索来福那时就住在索氏祖祠，索来福当然就登记了索氏祖祠，因为他家上辈人从没建过新房。索来福从出生就一直住在索氏祖祠，产权登记时自然是索氏祖祠。原为索氏公有的祖祠就这样顺理成章成了索来福一家私有的产房了。这里应插述一句：对祖祖辈辈一直住在索氏祖祠的索来福来说，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证明了生在矮房，长在矮房的索来福，虽是最正宗的索氏原始子民，但也说明索来福他们这一族从来没有建过新房，就是说从他祖上到他这里，从来没有发达过和辉煌过。是索氏祖祠传下来的索氏人最贫穷、也是最没用的一族。这可从索来福卖给我家房子可见一斑。那年，索来福一家八口人也被移民到大山区，因为生活艰苦，一家八口人过着脸黄肌瘦的生活，索来福便动起了卖掉属于他们产权却又是公产的索氏祖祠的念头。索来福当时一定是这样想的：反正是祖上传下来的，又不是自家亲手建的，能换一点钱让在山区贫困交加的一家人聊补无米之炊，也算是一件额外的收入和令他欣喜的事。这在我们那儿叫“捡到的意外之食”。那时他根本没想到自家还会搬回青佛县城，他自己一把老骨头都准备放到山乡喂白蚁。可世事难料。索来福哪会想到房子卖给我家还不到三年，一家八口人又像青佛城口语形容那些拖儿带女的贫困户那样的“大膀乞丐”从乡下搬回来了呢？
由于索伯玉一家人从索氏祖祠搬出去得早，索伯玉对索氏祖祠和索来福一家其实并没有很深的情感。那年二十来岁的索伯玉和卖给我们房的索来福按宗族辈分上来算，索伯玉要叫五十多岁的索来福为“伯父公”，叫索来福的三个儿子要叫“伯父”。索来福最大的儿子是二十来岁，最小的才十四五岁，而时年二十三岁的索伯玉却要叫他们为“伯父”。索伯玉当然就感到自己有些叫不出口。有时遇上索来福那已结婚的大儿子和儿媳妇，索伯玉干脆就躲开，因为要在大庭广众叫他们伯父和伯母，索伯玉觉得很尴尬，心里觉得酸溜溜的不是个味。而按宗族辈分的称谓又应该如此，索伯玉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选择了回避。
因此，索伯玉每次要来找我，总要尽力避开索来福一家人。这时的索来福一家因房屋已卖给我家，回城没房住便在索氏祖祠大门埕间一块空地临时搭建一个木棚作为一家人的住房。他们在那儿搭木棚时我家曾对索来福提出过质疑，索来福说，主屋是卖给我家了，但大埕空地他们当时没有卖，还应属于他家的。这当然是有点霸蛮的说法。没有了主屋哪来屋前的空地？然而，这时你跟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说一大堆道理是没用的。这世界上有一个常识和规则，就是你不要和一无所有的人讲什么道理，诚如一个吃饱饭的人你不要和乞丐讲要有饭吃的道理是一样的。一无所有的人听不进去，也不会听你说。何况，那是个混沌的、有理都说不清的年代。我家当时就没再和索来福家争执下去。其实也是看在他家也属悲惨的“移民一族”并且一家人已走到这种一无所有、山穷水尽只能搭木棚住的狼狈境地，铁石心肠看了也会流泪，出于同情和怜悯之心，我家只能随他们在大埕空地上搭起临时木棚。
临时木棚搭在前埕，索伯玉如果要从前门来矮屋找我，务必要从他“伯父公”和一大群按辈分称要称“小伯父“的眼皮底下经过。索伯玉为了免去见面时要叫那些与他一般大，甚至比自己还要小却要称他们“小伯父”的尴尬和麻烦，索伯玉从来不走前门，他宁愿走后面一条逼仄的小巷，绕过一个大圈，再从索氏祖祠的后门上到我这儿来。那时，索伯玉是我这里的常客，几乎可以用一句我们那儿的俗语叫“停时不停日”在我这儿转。索伯玉来找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屁大的事，他真正的目的是来找我借书看。因为我那时买有许多文学书籍和订了许多的杂志。索伯玉学上的少，只上到高小二年级就随家移民乡下了。到了乡下一家人吃都顾不上他当然就辍学了。索伯玉家原在索氏家族中算是比较富有的一户。索氏一族只有索伯玉的父亲承继了祖辈做竹器生意。其他的索氏人都改弦更张，有的改开小食店，有的改做手工艺。到了索伯玉一家移民去大山区时又重返回城时，索伯玉四个兄弟都招进工厂上班，没人再开竹器店做竹器生意。就是有想开的那时政策也不允许。再说竹器品生意大都被现代工业品诸如铁桶、塑料桶一类廉价又耐用的工艺品所取代。生意已大不如从前了。所以索氏做了百年的竹器生意到索伯玉这一代其实已经断根了。索伯玉在和我来往之前他那会挣钱的父亲已经亡故多年了。尽管如此，索伯玉常常带着几分炫耀的口吻对我说：我爸在乡下过世，是五十八岁，但他可是我们青佛城索氏家族中男子寿命活得最长的一个。
索伯玉的父亲五十八岁亡故，索伯玉为何还把他作为一种可以炫耀的话题呢？索伯玉向我吐露了索氏家族一个天大的秘密。他说，我还有两个亲伯父，一个是炸油条为生的，死时才四十七岁；另一个是贩菜的，只活到四十二岁。据索伯玉说，他们这个家族到他父亲为止，还没有一个男子活过六十岁。也就是说，他父亲虽只活到五十八岁，却是整个索氏祖祠传出去的男子寿命活的最长的了。而活不到六十岁的人，在我们那儿是被称为“夭寿”的。我原并没发现索氏家族的男子的寿命短这个秘密。是经索伯玉这样一提，我才注意到这个问题。后来我有意对索氏家族那些已经死亡男子的岁数进行一番梳理和考证，得出的结果确实是像索伯玉说的那样，索氏家族没有一个男子活过六十大寿。而且大多在中年四十岁上下就亡故，有的甚至更短命，有的甚至在二十来岁就夭亡了。后来我进一步考证，这个家族传出去的女子有好几个都活过了八十岁。偏偏男子不长寿？其梳理和考证后的结果委实让我大吃一惊！后来索氏家族许多男子死亡的岁数也很短（这是后话）。索氏家族男子寿命短这个奇怪的现象，难道说这是一种家族遗传？或者还有其他原因？……我迷惑不解。索伯玉对我解释说：曾经有个很出名的阴阳学风水先生说过，我们家族男人寿命短，原因是出在我们索氏祖祠建得太矮，缺乏阳刚之气造成的。这么说索氏家族寿命短是出在风水的问题上了，果真如此吗？而在我的头脑里更多的是，是不是出在坊间对他们祖上那个与闵氏寡妇不明死因的传说？然而我又持怀疑的态度。因为我是个无神论者，我从来就不相信这种裹挟着封建迷信鬼神之类的说法。不过，后来发生在索伯玉本人和他这个家族的一些事，又让我的怀疑产生了一些新的诠释。
三
索伯玉这年二十三岁，还没找对象。他曾对我坦言，以前随家移民时谈过一个乡下妹子，但只谈了一半，碰巧遇上一个叫李庆霖的向毛主席上书反映知青上山下乡存在的问题。毛主席老人家当时给李庆霖亲笔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类事甚多，待统筹解决。”这就是著名的李庆霖上书事件。之后，这个上书事件的连锁反应便是铺天盖地的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返城风。我家和索伯玉家就是在那“统筹解决”的大背景下返回城的。索伯玉一回城，和乡下那个妹子谈了一半的婚事自然也就黄了。索伯玉身高1、70左右，索氏人家的男子大都长得像索伯玉这种中等个头。这种不高不矮的个头，怎么说都与低矮的索氏祖祠挂不上边，更不会让人去联想到低矮的索氏祖祠。如果要看索氏家族的男子长得个什么模样，只要看索伯玉就大致清楚了。他们这个家族仿佛得到了索氏祖宗的真传，男子的模样长得都差不多。一脸的络腮胡子，胡子上的毛发都很黑并且十分粗糙，像钢丝般粗而且坚硬地长在脸腮上。一副粗黑眉，鼻头略有些陷，两颊都凹进脸颊里，肩膀不宽阔，两肩的平衡点也不直板，稍微向肩头斜下，令人很容易联想到水土流失的山坡；背都稍微凹弯，虽看不出是驼背，但依然给人水土流失的不良感觉。索氏家族男子这种共有的特点似乎都在索伯玉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这绝不是美男子的形象，而是一个“丑陋男”的体征。在索伯玉与我疯玩的少儿时期，我并没有发现他这种丑陋男的体征的。也许那时童蒙未开，我还没有对人之美丑的审美观吧。我也不知索氏家族这种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丑陋形象是不是从葛岭的山村带过来的，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他们绝对源于一个祖宗，是索氏的真传。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他们索氏祖宗到青佛城最多也不过五代人之久，血统和族脉在这一百多年时间还不会有太多的改变。对于遗传学我倒是深信不疑。虽然在这一百多年期间，他们在这里娶了别地女人为妻生儿育女，溶入了别的女人的血脉和基因，但一个宗族的遗传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有多大改变的，就像一个白种人娶个非洲女人做妻子，哪怕是一百年之后，他的真传和他的后裔都还会存有混血人的痕迹。遗传基因是个怪物，它以其独特性和不可改造性，像锥子嵌入人的血脉里。所谓血浓于水，在我有限的理解力里大抵就是这个道理。
有点丑男形象的索伯玉回城后不久，被“落实政策”安排在县轮胎翻制厂的炼胶车间当炼胶工人。索伯玉对用人单位把他安排在黑糊糊、臭熏熏的炼胶车间极为不满，因此一直对用人单位的领导有抵触情绪而耿耿于怀。他一直认为自己书虽读得不多，但在下乡那几年他却苦练书法，写有一手好毛笔字。为了证实这一点，索伯玉特意在我的书桌上写毛笔字给我看：“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看”。是颜体的，筋力虽还没练就颜真卿的铜筋钢骨，但却有几分像颜夫子的书风。可见索伯玉下乡时真的有过青云不坠之志，在练毛笔字上确实是费过一番工夫的。这就使他有了一种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感慨。索伯玉说自己空有了这手好毛笔字，他应该去坐厂办公室，去抄抄写写，发挥发挥自己这手好书法的特长。他对我毫不忌讳坦言，自己最喜欢的工作是坐办公室。说那样才真正叫工作。反之只能叫做工。而工作与做工是不同的。一个是被人管，一个是管他人，两种感觉绝对是不一样的。有了这种想法，索伯玉对厂里的领导就有了诸多的看法。索伯玉骂这些不识货的领导是脓包，不是十分的脓包，最少也是八九分的大脓包！有了这种不满，索伯玉在工厂就故意怠工经常旷工和迟到，有时干脆就不去上班。而这些大脓包就对索伯玉很有意见。其结果是常常要找索伯玉的茬。因而他和工厂领导层的龃龉、摩擦、矛盾就不断发生和升级。索伯玉也常让那些脓包领导当众下不了台。厂领导都觉得索伯玉是个很让他们头疼的一个人，都认为索伯玉这个两颊凹陷进去的丑男是个无赖和难缠的家伙。但这些领导也确实是脓包，他们耍嘴皮子打口水仗那绝对不是索伯玉的对手。索伯玉从乡下带回一肚子的乡俗俚语，词汇丰富而形象，生动而尖削，狠毒而刻薄，他常以通俗易懂又引人捧腹大笑的刻毒语言呛得那些脓包当众流脓流汁，让他们狼狈不堪。那些原来想找他茬的人，在和索伯玉多次交锋后不仅没得到什么便宜，反倒是到了最后只要看到索伯玉的影子在厂里出现，就赶快躲开，视他如瘟神。但明里又拿索伯玉没法子，暗里才给索伯玉小鞋穿，找点茬扣索伯玉的工资，用来消遣和报复他们心理上无法得到的满足的平衡。这时索伯玉就更不服气，他不是个呆子，肚篓里花花肠肠的鬼点子，耍小聪明的手段一套套的。索伯玉就有了一种大义凛然的豪情跟这些被他视为大脓包的领导对着干。索伯玉那时常来找我借书的一大原因，就是想在书里寻找一些条文和文字，能与他们对着干，并且能上书告倒这些扣了他工资的大脓包。但索伯玉好像总没找到要告倒他们的神丹妙药。那些扣他工资的大脓包一直都还是骑在他头上管着他。大约经历了一年多的对侍，索伯玉仍然要烧他的炼胶锅炉，仍然要整天被熏得黑不溜秋，像个非洲丛林里跑出来的黑人，他仍然被他们不时扣去血汗钱的工资。一个在炼胶车间的工人，一个被别人管的人毕竟是属于“人微言轻”的角色，想要告倒管着他的人，谈何容易？有一次，索伯玉在连续被扣了四个月工资之后，就抱着一种破碗破摔的心理，于是就打了一份措辞严厉，抗议夹带着辱骂的停薪留职报告递给了那些厂里的大脓包。然后回车间毅然决然关闭了一炉正在熊熊溶烧的橡胶水。其结果是让这个扣去了他四个月工资的翻胎厂最少是损失了比之一百倍金钱的惨重代价。索伯玉最终仰天长叹地回了家。那情景有点英雄末日壮怀激烈的豪情气概。
过后没几天，索伯玉带着他的一个女同事叫洪兰芬的来到我住处。索伯玉指着洪兰芬对我说，她和我一样，都是不甘我们厂那些乌龟王八蛋的羞辱，和我一起停薪留职了！……我打量着洪兰芬，是一个长得还算清秀的20来岁的女孩，长一脸青春痘，头上很随意地扎着一根马尾巴的发辫，从洪兰芬身上散发出一种特别的女人味道。她家不是青佛城本地人，她父亲是南下干部，原来在县税务局当着局长，在她读高中一年级的那一年夏天，她父亲到青佛江游泳，不慎掉进漩涡溺水身亡。父亲死后，一家人自然就陷进困顿。她和一个姐姐，就靠原不必上班现在只能到化工厂做临时工的母亲挣钱维持一家人的生计。高中毕业后，姐妹俩相继都去上山下乡。此后的经历就和索伯玉差不多。由于是南下干部家庭出身，洪兰芬骨子里就有了与青佛城本地的女孩子的不同之处。这不是在衣着打扮上的不同，也不是在优越感上，而是在言谈、举止、神态、气质上都有别于青佛城本地的女孩。土生土长的青佛人由于祖祖辈辈蜗居在一个相对闭塞和逼仄的小城空间里，这儿的人难免显出小城人的一点土气、呆板、迟钝和怯懦。不像洪兰芬她们这些上辈人从外地来的南下干部，大都是经过南征北战，九死一生的经历，是见过大场面和大世面的。听人说，洪兰芬父亲在世时，为人正直豪爽，胸怀坦**，性格开朗，即使遇到什么难事都处事不惊，想得很开，就是人们所说的拿得起、放得下那一类型的人。可惜的是，她父亲死得早。人是离不开遗传基因和生长环境的。洪兰芬大概就是继承了父亲的基因，举手投足都像她爸。她的性格开朗豪迈，脸上总带着明亮的微笑。在洪兰芬的身上仿佛能看到她父亲的生活影子。虽然她是个女孩子，亲历父亲突然溺水身亡的不幸，后又遭遇上山下乡的磨难，再是工作分配到不理想的轮胎翻制厂等生活不公，但她因为有阳光灿烂的性格你从她脸上看不出有不幸的生活阴霾，她仍像一只翩翔的花蝴蝶在翻胎厂里飞进飞出，更像个小男孩的性格，大方、果敢、无拘无束。作为一个女工，她敢和索伯玉结成一个死同盟，和厂里那些被索伯玉称为大脓包的领导对着干，单凭这一点，就很能说明她不是一般的女孩。洪兰芬也是知青回城和索伯玉同时安排在炼胶车间。洪兰芬对自己被安排在炼胶车间也相当不服气。她认为女同志是不该安排在炼胶高温炉前，特别是那些有毒气体，对女子以后的生育会有影响。
洪兰芬一点也不因为自己是个女孩，又是和我第一次见面而惧生。她在我面前大倒苦水说，我是高中生，在学校还学过画画，我的油画还曾参加过市展，并获过奖。可是我们厂那些不长眼的领导，硬是把我安排在全厂最苦最累的炼胶车间当烧胶工。黑脏我倒不怕，就是那炼胶的臭味和异味，让我受不了，我有时一天要呕吐好几回。我曾多次向他们提出，不要把我一个女人安排在炼胶车间。你听厂长怎么回答，厂长说，你想换工种，都怕炼胶车间，想来厂里享清福，我这个轮胎翻制厂不是福利院。话说得多呛人啊！我没法，只有这样和索伯玉一班一班地上。但还是常常要看他们的臭脸，稍微不留神，迟到三分钟，就和索伯玉一样被扣工资……从洪兰芬向我倒出的苦水里透给我一个信息：索伯玉厂里的领导们，确实有些不近人情和霸道，对她和索伯玉的遭遇我表示一种深深的同情。
这时，索伯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在我书桌上展开，说，反正我们不在轮胎厂干了，这报上说可以允许个人自己开商店做生意，我们想搞个体经营，自己来开店。报纸是一家省报，头版头条刷着赫然醒目的大号标题：个体经商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下面还附有一个小标题：应该鼓励个体劳动者大胆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商做生意。这是1980年春天的事。报上这种提法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我一下子就被这张报纸吸引住了。我把报道的内容从头至尾认真看了一遍，上面介绍了当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开始出现一批从事个体经商做生意的现象。针对当时社会对这种现象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报纸评论员给予了强有力的回答：个体经商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是姓“社”而不姓“资”。这种带有肯定性和明确性的评论，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实是需要相当的胆识的。它不啻晴天响起的一声惊雷，让人震撼和耳目一新。
索伯玉一脸兴奋，说，老伍，我今天带洪兰芬来，就是想要告诉你，既然党报都说可以允许个人开店坐行，我们何不三个人合作开个店，自己来做生意呢！其实，我看完报纸，也兴奋不已。虽然那时我已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小说作品，但距离我的文学梦想还有相当的一段路要走，并且原先在矿区上班的一点工资积蓄，经过回来一年多进少出多、坐吃山空的折腾手头已所剩无几了。艰难写作的几篇小说虽已杀青，但要倚靠发表后拿稿费来填空肚子无异于是痴人做梦。我还没真正进入写作时，以为文学创作是一件很容易很快就能成功的事。而真正进入一段时间便发现文学创作并不是速成的，更是一种持久战。当然在我那个年代也有因为发表一两篇小说而改变个人命运的，但这种幸运儿的几率很少。而且它没有降临到我的头上。加之那是个躁动和思变的年代，对一些时来时变的新鲜事，只要是不甘落伍的青年人，都会想着去尝试。想到政策能允许私人开商店赚钱，自己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对我来说其**力是不言而喻的。于是，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就用赞同的口气对他们说：我们可以试试吧！
洪兰芬也说，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开个商店，一定能赚到钱。
话都说得铿锵有力，但讨论到具体要怎么干，要经营什么项目时，三个人心里都没一个底。讨论到最后，三个人几乎同奔一个主题，要经营就经营吃的。也许那时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肚子都太饿，人都穷，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吃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真情反映。既然想经营吃的商店，那就要有可以做生意的门面。可那时的门面并不像后来那么多，整个青佛城商店门面不是国营的就是集体的。根本没有一家是私人开的。因而一提到门面，三个人都面面相觑发起愣来。最后倒是索伯玉提出：不难，我有办法。我刚嫁出去的姐姐，她家有一爿门面就在正心街的十字路口，那是经商最好的处所。索伯玉说的他姐姐嫁去的夫家，是我们伍姓的本家。其姐夫名叫伍添丁。一个很本分的人家。索伯玉提到伍添丁这家门面，我连声叫好。那是我们青佛城内一家百年老店。民国时期，是私人店，专营糖烟酒干鲜货。解放后不久在对私改造时被收归集体，还是经营糖烟酒干鲜货。打从我懂事起买吃喝用的，都习惯往那儿去，是正心街最当市的门面。那是一座三层的钢筋水泥楼房，老旧的样式。现在一家集体合作商店仍然是经营糖烟酒干鲜货。但我隐约感觉到，要真叫这家集体商店把这么好的百年老店的门面腾出来给我们，其艰难的程度无疑是虎口拔牙，其重重阻力无异于要爬一道天梯。
索伯玉却说：这有什么难？他们商店虽是集体，但房产权是私人的，他们是租的。租与不租的权力在我姐姐他们家。这样吧，由我来出面和我姐夫他们一家人商量，叫他们在这个月就把那家集体店辞退。我就不相信，如果我们肯出比他们多一倍的租金，我姐他们家会不动心？俗语说得好，钱如果不要，鬼见了都怕！何况人？索伯玉这句话说得真好。我们当即商量决定由索伯玉负责门面租赁事宜，我和洪兰芬随即也做了分工：我负责筹集经商的资金，洪兰芬负责做商店柜台和后勤工作。事不宜迟！我们谈妥后立即分头投入行动。
四
真没想到，索伯玉和他姐一家协商租赁门面的事进展得出乎意料的顺利。他姐夫伍添丁同意把门面转租给我们。因为他看到了比集体店多出一倍的租金。诚如索伯玉所说的，人如果连钱都不要，鬼见了都怕。利而诱之，还有不投降的？当索伯玉把这一绝好消息通报给我们时，我和洪兰芬都高兴得称索伯玉能干，在我们眼前似乎出现了一道美丽和希望的曙光，正心街日进斗金的前景仿佛就在向我们显现。
三天后的一个早上，索伯玉坐到我的书桌旁，他一脸的倦态，人好像生病了。我问他是不是这两天劳于奔波，累过头了？索伯玉摇着头说不是，接着嗫嚅着问我，什么叫性病？我回答说梅毒呀，淋病呀，长恶疮呀。我说你不会得这种病的，你还没结婚，又没乱搞女人，那是乱搞腐化的人得的病，而你不乱搞腐化怎么会得那种病。索伯玉笑了笑，但笑得有些勉强。我看出他有某种不敢直接启齿的事藏在心底。在我再三追问下，索伯玉才告诉我，他的下身——私处的茎头灌满了脓。我说，怎么会这样？索伯玉终于向我道出实情。
原来，就在我们谈妥准备经商的那一天晚上，由于兴奋，索伯玉和洪兰芬从我这儿离开后，二人一齐交谈散步到东岳庙。东岳庙后面是一片相思灌木林，到那儿去的人大都是谈情说爱的红男绿女。周围这种特殊的场景，加之那是个春光明媚、月光如水的夜晚，相思林下和春草地上昆虫不时鸣响的吱吱声响个不停，仿佛在向世间的男男女女传递着这春天妖娆的信息。月光下的远山近水也妩媚地显现一种温柔的气息，这是一种能鼓动和激励人的精神情绪的美妙气息，是一种能让人忘记日间烦琐杂务的春之气息！索伯玉打从和洪兰芬安排在同一个车间后，就对洪兰芬产生好感和爱慕。索伯玉对这样与一个有异于本地女孩的洪兰芬安排在同一个车间当然很高兴。因为那时的青佛人对南下干部都有一种特别的好感和情愫，对南下干部的子女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爱慕和可望却不可及的崇拜。正值婚龄期的索伯玉对洪兰芬产生爱慕后又只能埋在心底。人贵有自知之明。索伯玉清楚，不要说洪兰芬的容貌优胜他这个丑男多少倍，仅从洪兰芬身上具有的那种绝对压倒他的高雅气质，叫索伯玉在她面前先就委琐地矮去了一截。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索伯玉对洪兰芬都不敢越雷池一步。索伯玉对我说，他在车间里暗恋了她一年多时间，但就是不敢向洪兰芬表白对她的爱慕。这次遇上两个人同时停薪留职，又同时走到一起准备经商开店创业，这使得他长期压抑和暗藏在心里的爱恋在一天之内就迅速地膨胀。俩人走进相思树林时，索伯玉膨胀的心弦被拨动了起来，索伯玉一个激灵，大胆拉住洪兰芬的手，说，兰芬，我……真不敢想象……我们能走在一起……索伯玉这一拉把洪兰芬拉醒了，但她本能地缩回了手，不过缩不彻底，手仍然在索伯玉的手中，索伯玉把她的手抓得更紧了。索伯玉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兰芬，我早就喜欢上你了……看到索伯玉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洪兰芬明白索伯玉话里的意思。刚进车间时洪兰芬对索伯玉这副不太拿得出去的形象并不以为意，但长久的相处，他们在车间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与厂领导对着干，最后与索伯玉结成了死同盟，洪兰芬对索伯玉逐渐有了好感。现在二人又同时停薪留职准备一起经商做生意，洪兰芬对索伯玉的情感又增进了一些，索伯玉不太美观的男子形象在洪兰芬的心里已经没有太多的障碍。因为她很早就懂得“男才女貌”这四个字。女子是以容貌立足这个世界，而男子则以才干横亘于这个世界。因此，男人主要是要有才干，要有与这个处处存在着竞争和风险的世间抗争的能力。索伯玉身上虽没有潇洒的英俊形象，但他身上具备一种勇于拼搏，敢干面对和不惧比自己强大对手的那种男子汉的能量。洪兰芬很欣赏索伯玉这一点。这也是她会在今晚和他一起走到这个青佛城有着明显标志的男女谈情说爱的相思林里。她看似漫不经心，实是有了心理准备。当索伯玉拉过她的手，并把话挑明，洪兰芬等待的大概就是这个时刻，洪兰芬说，你呀，我早看出你的心思。这时索伯玉见洪兰芬没有拒绝，胆子就壮了起来，搂住了她。很快，两个人就在相思林里相拥相吻在一起了。两个青年男女头一回拥吻是新奇的、**的，说不出的甜蜜感觉也无异于一团干柴烈火。接下来的场面是他们在草地上坐了下来。忍控不住冲动的索伯玉撩开自己的白色衬衣铺展在洪兰芬的身下，**上身的男体再一次激发着洪兰芬青春少女的心弦，她抚摸着索伯玉的身体说：你不怕着凉吗？索伯玉说，有你在，我一身都是热乎乎的，我整个心都在为你加剧地跳动。洪兰芬的心颤动了一下便倒在索伯玉**的怀里。他们缠绵了很长时间，索伯玉终于动手解开了洪兰芬的衣带。然而，索伯玉虽说已23岁，却还没真正碰过女人，是个真正的童男子，洪兰芬性格虽然开朗，但这种事也还是遇到头一回，她清纯得像个玉女。两人深吸着大自然月光下新鲜的空气，都犹豫着不知所措。索伯玉更是冲动得无法自抑，虽然急剧地想生吞下洪兰芬，却不懂得如何下手。他在洪兰芬不时扭动的柔软而温热的身上笨拙地动作了好长时间，好不容易才进入她的女体。这时只听到洪兰芬“唉哟”疼叫一声，身子几近**地收缩了起来，不知是过于兴奋还是过于紧张，洪兰芬气喘不赢地晕厥了过去。这时，索伯玉只感到自身的“器械”有一种被刀子割下去的疼痛感觉，但兴奋和冲动以及**都盖过了这种切肤之痛的肉体不适，索伯玉在一阵拉扯的快感之后，童男之水很快就在洪兰芬的处女之身喷射了。可以说，这是一次很不成功的男女**，甚至可以说是一次十分败北的**。
事毕，二个人从相思林散开归家。索伯玉回来当天晚上，发现自己**茎头发胀红肿，疼痛难忍。第二天整个**便肿胀得不成肉样像一条烂红薯，撒尿疼得直冒汗。人也开始发烧发热。不是发生了这样不快的事，像索伯玉这种性格的人，他绝不会把这种隐私和发生的过程告诉我的。索伯玉非常担心地问我，是不是在东岳庙后山做了男女的事，不洁，神灵责罚我了？我说，哪会有这种责罚，东岳庙虽然是佛门圣地，但后山那片相思林历来是男女情爱场所。我敢说情侣在那儿**，不会只你们一对，以前也没听人家说过会像你这样的。我告诉索伯玉，不要这样疑神疑鬼，你最好赶紧到医院去看医生。索伯玉一脸难堪和难为情，对我说他不敢去。我说，你不敢去，要是把你那**烂掉，你一切就完蛋了。索伯玉问我，如果去医院我怎样对医生说？我说，你就说是三天前，新婚之夜和新娘子同房后开始发病的。索伯玉点点头说，这样子说就不会难为情了。
在我再三劝说下，索伯玉终于硬着头皮去了医院。
回来后他又上我家来把医生诊断书示给我看，说，医生说我患的是**，是人长大发育后根茎的皮没像正常男子那样把皮翻上去，茎皮反而盖住了茎头，所以才会产生了行房时困难和疼痛。说有许多男子都患有这种包皮症。医生说，因为他是第一次初露锋芒，加上新娘也是头一回，一对雏鸳鸯没有放飞过，乱来，只想着弄，生拉硬扯的，才弄出这炎症。医生说，你做那种事哪能那样猴急，你一定是一个劲就往新娘身上爬吧！又说，这种包皮症一旦被强行激烈拉扯，就会把包皮撕裂开来，那是软肉，怎么不溃烂。你刚好懂得到医院来，要不会把你那**整根烂掉！医生说得跟我先前和他说得一样，很吓人。然后给他开了一些消炎药，并嘱咐他最近只能当和尚，不能同房，要和新娘子分床睡。待炎症消失后，赶快来医院做包皮切割术。索伯玉学给我听时有种传忧为喜的意味。他说，刚好是那天晚上起了贼心偷吃了洪兰芬的禁果，要不，真等到新婚之夜才发生这种事，那不全坏菜了！那不把新娘吓跑了才怪。我说，你说的也对。你这贼心贼得好及时，提前发现你是根直筒棍，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这样指点索伯玉，大家看起来好像我是个偷花大盗。其实我那时还未婚，对女人的认识一片空白。只不过我因为写作需要，平时多看了一些那时刚刚解禁不久的很有限的有关这方面的书。
索伯玉窃笑了一下说，还是你老兄厉害，叫我赶快去医院。要不，我还以为我这根萝卜头会从此烂掉，从此报废成太监呢！
说完，我们俩一齐大笑。
五
原本就要很快付诸行动的计划，就因为索伯玉和洪兰芬的情事，索伯玉这样在医院一来一去，就耽误了半个月。等到索伯玉做完包皮手术身体完全恢复，我们三个人才去了那家集体商店。在门店前，索伯玉抖动着那张报道允许个人经商的报纸向他们集体商店发出逐客令：限他们在半个月内从这个门面搬出。理由是他姐要收回自己来开店。
那家集体食杂店的经营者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们，仿佛在看我们这三个天外来客，对索伯玉的演说更仿佛是在听“天方夜谭”。说实话，在人们已长期习惯于国营和集体经商的时代，一听说私人要开店，都认为我们是一群疯子，是在说狂话。他们死活都不会相信，这满街不是国营就是集体经营了几十年的门面，会拱手让给个人来开店。不过，索伯玉对这些用轻蔑的眼光注视着我们的人说：听见吗？限你们在半个月内搬走。如果到时不搬走，我们就会采取强硬的行动，那时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负！
索伯玉扔下这句严厉的话后，我们就走了。半个月里，我们日夜在等待着他们搬走，我们不时到门面看看，但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并不为所动，没有要搬走的意向。半个月后，我们没再等待下去。那天，我们请来了帮工，运来石块、泥沙和砖头，堆放到这家不想搬走的店面门口，把门面的走廊和通道用这些建筑材料堵住。这个鬼点子是索伯玉出的。这一招真损。索伯玉说，门面一堵，他们肯定做不成生意，他们彻底失望后自然会搬走，那时我们就搬进去，到时我们再把这些泥砖撤走，这个门面就顺理成章成为我们的了。
这招果然损。这家集体商店见我们是动真格的了。于是开始着急。据说当天就去伍添丁家，看能不能让他们在那儿再继续经营下去。然而这怎么可能呢？商量无果后，这家商店开始动了搬走的意向。他们在一个夜晚把店里剩余的货品偷偷搬走。他们特意选在晚上搬，是囿于他们的面子。他们要搬走时，一定是很伤心很不舍的。那种心情我可以理解。毕竟，他们已在这里经营了几十年了。然而，现今是灵应佛遇到了我们这批颠狂汉。这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事，他们不搬也不行。
集体店搬出门面，宣布我们初战告捷。这时我找亲朋好友筹集的二万元资金也已到位。二万元在现在是个小数目，而在当时可以算是一笔大款子了。一家食杂干鲜商店有二万元做铺底资金已经很足够了。洪兰芬分工去做的货柜，也在连夜加班加点中赶做了出来。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切就等着我们开门大吉了。
然而，我们太年轻了，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古人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我们喜滋滋拉来货柜准备搬进门面时，索伯玉的姐夫伍添丁和他的亲家伍木川，风风火火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们父子俩堵在了商店门口。伍木川对着我们大喊大叫：你们大家都来看啊，这三个有班不上、好吃懒做的狗男女，他们看着我这幢三层楼房，想要侵夺我们的个人私有房产呀！你们大家来为我评评理呀，天底下有这些没有良心的人呀！我就是穷死饿死，也不会把我的门面让给这三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啊！……伍木川连哭带喊，凄凄切切，这就招引许多过往行人和看客，只在几分钟内，门面就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我们三人一时变得非常难堪。一些不明就里的人，看见伍木川哭丧的样子，还表示深深的同情，于是有人谴责，有人声讨，有人起哄，场面一时失控。索伯玉看招架不住，辩解无辞，又是自家的亲家，又怕丢面子让大家看到他的熊样，便趁机偷偷地溜掉了。索伯玉一走，我和洪兰芬这两个“外人”就重现了前几天我们赶那家集体店的情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们俩人自然就没戏了。因为所有在场的人都只认一个理：产权是人家伍木川的，人家伍木川不同意把门面出租给你，你要强行搬进去，就是不讲道理，就是蛮横，就是霸占，大家众口一词地声讨谴责着我们，换句话说，大家是在主持正义。众人的唾沫能把我们淹死！
这绝不是塞北雨过后才回南风。有相当的佐证来证明我说的话。索伯玉的姐夫伍添丁自从开始经营这家门面到今天，那门面已翻过几回新，三层的旧楼现已翻建成八层楼房。据说，伍添丁现在的总资产最少也有三千万。而原先的伍添丁是个狗咬都不响的人，现在居然成为青佛城烟酒干鲜店生意最大的老板。从某种意义来讲，是我们成全了他。这其中是我付出了时间，索伯玉付出了失去女友的代价，洪兰芬付出了女人的贞操。因为后来随着门面未能如愿的失败，索伯玉和洪兰芬之间的情爱似乎也不疾而终。洪兰芬是个很有个性和很有思想的女性，她认为索伯玉姐姐一家人窃取了我们所付出的心力和劳力的成果，索伯玉从中有没有和他姐夫一家人做了手脚，她始终表示存疑，因为伍添丁开店门号的毛笔字是索伯玉所书写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心里不言而喻。再说，倘若这个问题还不足说明索伯玉做局夺取了门面经营权给他姐夫开店，那么一个男子汉在最关键的时候当逃兵跑到乡下躲起来，留下一个烂摊子让别人来收拾，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品？洪兰芬在合伙经商失败后，看破了索伯玉的手脚，觉得索伯玉这个人不太地道。起码，不是她当初认识的那个可以信任和依靠的索伯玉。洪兰芬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看错了人。然而，悔之不及。她已为他付出女人最珍贵的身体代价。当然她始终不知道在和索伯玉那一夜的相思林野合背后，在索伯玉身上发生的那种事。我自始至终没向她吐露过。因为那是索伯玉的个人隐私。虽然我们合作经商不成功，但索伯玉毕竟是我曾经有过密切来往的一个朋友。既然索伯玉敢把个人的隐私告诉我，我就有义务对他的隐私保密。但我能看出来，洪兰芬和索伯玉的一夜情，她只能算作是自己的一时冲动，她对索伯玉的那份热情慢慢减退以致最后疏远。也许他们之间各方面本来悬殊相差就太大，而男女一夜情在那时已算不得什么了。她自己也曾喜欢过索伯玉，就让它像一阵风吹走或一段春水流走吧。
常言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遭受这次挫折后，有谁再招呼要和我一起做生意，我都拱手拒绝。这并不是我经不起这种走麦城的失败。我们那次一个人也不够才损失五、六千元。问题是那在众目睽睽丢人现眼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它仿佛一颗毒瘤，长留在我的脑子里，恁你怎么赶都赶不掉。也使自己认识到我不是做生意那块料。那种想发商财的梦不是我这档人做的。我心静如水。又恢复原先的写作生活，我把几篇小说稿整理好寄给了几家文学杂志社，都获得了发表。这时那所氤氲着诡异气氛的索氏祖祠老屋刚好遭遇旧城改造，要拆建新楼盘，在和拆建方办理了拆房和补偿费后，加之生活来源不顺畅，我只得离开了青佛城，回到我原来的工作单位那个该死的矿山重新开起我的铲车。不久我在矿区娶妻生子，一边开着铲车，一边偷空写点小说拿去发表挣点稿费贴补家用。日子虽然过得平淡无奇，但也其乐融融。
人啊，该认命时你就得认命。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天，洪兰芬刚好有事路过我那里。我到了她下榻的矿山招待所，我作为东道主备了些小酒小菜和她细斟慢酌起来。我们在不经意间谈起了索伯玉。洪兰芬喝了一口干红葡萄酒后，把一口酒喷到窗外气愤地说：索伯玉这个短命的，这个做事有头无尾的家伙，我这辈子生来好像是欠他的。你可能不知道吧，前些时候我差点就被他害死！……这时，这个已是有一个小孩的中年妇女，带着悲伤和愤怒的口吻，向我讲述了她和索伯玉后来又发生的一段经历。
原来，我们散伙后，她和索伯玉并没因此而散伙，他们毕竟有过那段感情。按照洪兰芬的话说：我们不可能像你那样说散就散。我和他毕竟是从一个工厂离职出来，并且是要出来跑单干的，是一个战壕上没战死的两个重伤员。是的，他们没有理由因一次小失败而分开。他们只有再合作下去。没了门面，生意照样可以做。于是在索伯玉的筹划下，他们又一起干起了那个时代刚开始经商很流行的方式：办皮包公司。他们向工商申办执照，刻了皮包公司的公章，印了许多空白合同，专为商家做中介的皮包生意。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将甲方的货物介绍给乙方，再介绍给丙方或丁方。从这种两头空又是两头转中赚取好处费和利润。他们搞了一二年，也真的赚了一些钱。洪兰芬回忆说，我们那时每人手头大约赚有八万元，她原来是准备赚到十万元后就和索伯玉结婚的。
可就在那一年中秋节，索伯玉和一家冷冻厂联系到一笔业务。这家冷冻厂急需一批鸭梨，准备在中秋和国庆两节期间投向市场出售。总共需鸭梨二十万斤，合同价每斤八角钱，总价是十六万元。那年河北鸭梨产地每斤是三角钱，加上运费、损耗，运回来每斤不会超过五角钱。就是说每斤能赚净利三角钱，如果做成这笔买卖，可赚六万元。这样的赚头，他们怎能让它错过。于是他们决定由她单枪匹马到河北鸭梨产地的昌黎去订货签立合同，索伯玉在家里等候消息做后续接应工作，然后再汇款到河北去。洪兰芬当即启程。两天后到达昌黎一个产梨的果场。果场很大，漫山遍野都是金黄黄熟透了的鸭梨。洪兰芬高兴极了，立即和果场定下了合同，并按合同交付了百分之三十的合同金共二万元，时限是八天。对方的条件是鸭梨款全部付清他们才会发货。洪兰芬定下合同后即给索伯玉发回电报（当时还没有手机），她怕误事还多发了两份加急电报，告知索伯玉接到电报后立即用电报汇款的方式把钱汇给她。可是洪兰芬在果场等了五天，却没收到索伯玉的回复。洪兰芬等到第六天人就有些急了，又连续发了三份加急电报，但是仍然没有收到索伯玉的任何回电。眼看着到了第七天，果场的人来找洪兰芬，他们指着从北戴河方向的海面呼啸而来的北风说，洪女士呀，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这梨子等不得，只要北风一刮，熟透的梨子就要掉，一掉地，破了皮的梨子就没用了。可是你们的货款还没来，这叫我们怎么下果呢？
洪兰芬当场就晕了，只有求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她拿着那一叠电报单向他们说尽好话，果场主人还算是有点怜悯之心的人，没要她赔偿，但那二万元的订货款就这样扔在了河北了。洪兰芬说，那晚，我怕他们会给我扭送当地派出所扣人，连夜逃跑似的离开那个果场，躲藏在北戴河一家私人旅馆里。我真担心他们会后面追来抓人。说实话，我在那儿丢下了二万元，是输得够呛。但一想到果场那一地掉落的梨子，我知道自己把人家害得更惨。洪兰芬终于在第二天才偷偷乘上一趟南下的火车，急急如丧家之犬地逃离那个让她担惊受怕的是非之地。尽管此事已过去许多年，洪兰芬在叙述给我听时还是愤愤不平。她说是索伯玉坑了她，让她赔了二万元，还让她担惊受怕，吃尽了苦头。待她仓促回来时，才知道索伯玉自从她去河北之后又与别人合伙去贩卖黄金白银生意，货要送到浙江，途经厦门火车站被乘警发现抓去关了半个月才出来。索伯玉这次贩卖黄金白银被没收的价值是十五万元，等于把他们两个人那些年苦心经营积攒的资金全部贴了进去。洪兰芬在河北所受的损失，只好由洪兰芬一个人来扛，索伯玉一脸无奈地说：我也损失的很惨，还吃了半个月的“四两饭”。我不也是想多赚点钱，现在钱都赔进去了，没钱，有什么办法？人肉总不能割着吃呀！
洪兰芬欲哭无泪。她和索伯玉一起几年的奔波，所有的雄心壮志就这样在这两笔生意上付诸东流了。摆在俩人之间当然只有彻底分道扬镳了。
七
我最后一次见到索伯玉是十多年后的1994年了。那次我外出在华平火车站等车。我无意中见到索伯玉正一个人在站台走道上奔跑。索伯玉见到我时显得有些惊讶。异地他乡的，两人突然相见惊讶在所难免。经过那么多年走南闯北，索伯玉原先满脸胡须的长脸现在显得更加的瘦长，本来就没有多少肌肉的下颌和两颊现在更深更陷进去了。对做生意这个行当索伯玉已乐此不疲。他惊讶后稍微放慢在站台奔跑的脚步，指着前方一趟货列车对我说，我刚从广西押运一批木材要回青佛县城，在这儿签证转车。——他指着前方货车几个车皮的木头。显然索伯玉是无暇与我多说话了。因为他所指的那趟货车的火车头已冒出青烟鸣起了汽笛正准备启程。他示意着只有赶紧去上车。那样子很匆忙看起来很辛苦，我望着他小跑而去的背影，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