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来客

我认为，我像大多数人一样喜欢交际，并且做好了足够的准备，能够像水蛭一样暂时死死咬住任何一个挡我路的血色红润的人。我自然绝非隐士，如果我有事去酒吧，就有可能一直待到最频繁去酒吧的人离开为止。

我的房子里有三把椅子，孤独的时候用一把椅子，结交朋友的时候用两把，交际的时候用三把。当来客超过三人，出乎预料，那么他们所有的人也就只有一把椅子，不过他们通常是站立着，从而节约了空间。一个小小的房子竟能容得下这么多伟大的男女，这是令人吃惊的。曾经有一次，在我的屋檐下面，同时有二十五到三十个人，不但有灵魂，而且还有躯壳，然而在分别的时候，我们却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原来彼此靠得这么近。在我看来，我们的许多房子，不论是公房还是私房，对居住在里面的人来说都是大得奢侈，因为它们有数不清的套间，有巨大的大厅，还有储存葡萄酒和以备不时之需的军需品的地下室。它们是如此巨大而又宏伟，结果居住在里面的人似乎只是在其中大批出没的臭虫。我感到惊讶的是，在特里蒙特大厦，或者阿斯特大厦，或者米德尔塞克斯大厦，当门前的仆人通报来客的时候，我却看见在房客进出的门廊上，爬出了一只可笑的老鼠，那老鼠又很快溜进人行道里的一个洞中。

我偶尔在这个小房子里所体验到的不便之处，就是当我们开始用浮夸的言辞吐露浮夸的思想时，我难以与我的客人保持足够的距离。你的思想必须有空间，才能让思想进入航行的状态，并在一两个航道上行驶之后进入港口。思想的子弹必须克服它的侧向和反弹的运动，并且落进它最后的和稳定的行动方向，才能到达听者的耳朵，否则它就可能从他头的一边再次掠过去。而且，我们的句子也必须有空间，才能在间隔中逐渐呈现出来，并形成队列。个人就像国家一样，在他们之间也必须有合适的宽阔而又自然的边界，甚至有一个相当大的中立地带。我发现，与一个朋友隔着湖交谈是一种奇特的奢侈。在我的房子里，我们靠得太近，结果竟无法听见——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用足够低的声音让对方听见，这就好像，当你把两块石头扔进平静的水里，它们又靠得太近，结果也就打破了彼此的波动。如果我们只不过是饶舌和大声的谈话者，那么我们就能站得非常近，很亲密，甚至能感到彼此的呼吸；但如果我们有节制和沉思地说话，那么我们就想离开得更远一些，这样所有的体温和水分都可能有机会挥发出去。如果我们想与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没有言传、无法言传或者正在言传的东西，进行最亲密的交往，那么我们也就必须不仅沉默，而且通常在身体上还要彼此远离，这样一来我们无论如何也听不见彼此的嗓音。用这个标准来判断，言语也就方便了那些耳朵有点背的人；但如果我们不得不叫喊的话，那么有很多美妙的事情我们就无法说出来。当交谈开始呈现出一种更崇高、更隆重的情调的时候，我们也就把椅子逐渐推开，分开得更远，一直到椅子接触到对面角落里的墙壁，然后通常也就没有足够的空间了。

然而，我“最好的”房间，却是房子背后的那片松树林，那是我的客厅，始终为朋友们做好准备，太阳很少落在它的地毯上。夏日，当贵客到来的时候，我便把他们带到那里，而一个可贵的管家则打扫了地板，拂拭了家具上的尘土，让一切井井有条。

倘若只有一位客人，那么他有时会分享我的便饭，而与此同时，搅拌玉米糊，或者注视着一片面包在灰烬中膨胀，烤熟，也就绝不会打断交谈。但倘若有二十位客人前来，坐在我的房子里，那么吃饭就免谈了，虽然可能有够两个人吃的面包，可吃饭却好像是一种被放弃了的习惯。我们是自然地实践着禁食，人们也从未感到这是对好客的一种冒犯，而是感到这是最合适、最体谅的做法。肉体生活的消耗和衰退往往是非常需要修补的，而这种消耗和衰退在这样一种状况中却似乎神奇地得到了减缓，而且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体力也坚守阵地。这样一来，我就既能招待二十个人，也能招待一千个人；而且如果他们发现，我在家里的时候有人却是失望地或者饥饿地离开我的家，那么就请相信，起码我是同情他们的。在旧的地方建立起新的和更好的习俗是非常容易的，尽管有许多主妇怀疑这一点。你不必把自己的声望建立在你所提供的正餐的基础上。就我本人而言，有效地使我不频繁到一个人的家里去探访的，并不是任何一个种类的三头猛犬刻尔柏洛斯，而是那个人所摆出的要请客的样子，我认为那非常客气但又委婉地暗示不要再麻烦他了。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再次访问那些地方了。我应该以把斯宾塞的这几句诗当作我的陋室铭而骄傲，我的一位来客曾在一片黄色的胡桃木叶子上写下了这几句诗，当作名片。

他们到达那里，挤满了小小的房子，

不是为了寻找那里所没有的款待；

休息就是他们的宴会，一切顺其自然：

最高尚的思想有着最大的满足。

温斯洛在任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总督之前，曾与同伴一起徒步穿过树林，前往马萨索伊特处作礼节性拜访，到达那里时又累又饿，他们受到了这位印第安人酋长的热情接待，但有关吃饭的事情则什么也没有说。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他让我们睡在他本人与他妻子的那张**，他们睡在一边，我们睡在另外一边，木板床铺在离地一英尺处，木板上面铺着一张薄席子。他还有两个下属，由于没有其他地方，也就挤压着我们；这样一来，我们旅途劳顿，而我们的借宿则是更加疲累。”第二天一点钟的时候，马萨索伊特“带来了两条他捕捉到的鱼”，有三条鲤鱼那么大，“在煮这两条鱼的时候，起码有四十个人想能分上一口。大多数人都吃上了一口。我们在一天两晚里就吃了这一顿饭；要不是我们当中有人买了一只山鹑的话，我们一路上就会饿肚子了。”他们还担心自己会由于食物和睡眠不足而神志不清，睡眠不足是由于“那些野人的野蛮歌唱（因为他们是唱着歌曲入睡的）”造成的，也考虑到要在还有力气的时候赶回家，于是便离开了。至于借宿，他们确实是受到了差劲的接待，尽管他们所认为的不便之处其实是对待上宾之礼；不过就吃饭来说，我看不出那些印第安人怎么还能做得更好。他们自己就没有东西可吃，他们的聪明之处就在于，知道向客人道歉代替不了食物，因而他们勒紧腰带，对此一言不发。温斯洛又访问了他们一次，那次正好是他们的食粮很丰富的季节，因而在这一方面就没有短缺。

至于人嘛，在什么地方都少不了人。在我住在树林期间，来客比我一生中的任何时期都多；我的意思是说，我有一些来客。我在那里会见了几个人，见面的情况比我在任何地方所可能有的情况都更加有利。不过因为琐碎的事情来看我的客人要少一些。在这一方面，仅仅是因为我与镇子的距离，便使我的朋友得到了筛选。到目前为止，我已经隐退到孤独的大海之内，社会的河流虽然也汇流到这海洋中，就我的需要来说，在我周围沉淀下来的大多是最优秀的沉积物。而且还有另一面的许多未发现、未开化的大陆，它们的证物也随波逐浪而来。

今天上午到我住处来的，岂非正是一个真正具有荷马风格或者帕夫拉戈尼亚人风格的人——他有一个极其适合他身份而又富有诗意的名字，因此对不起，我不能在这里把它印出来——一个加拿大人、一个樵夫，还能伐木造柱子，他一天能给五十根柱子穿孔，他用他的狗捉住的一只土拨鼠做了最后的晚餐。他也听说过荷马，“要是没有书的话，就不知道下雨天该做什么”，尽管也许在许多个雨季里他都没有把一本书从头到尾读完。远方故乡的教区里的时候，有一位会念希腊文的牧师曾经教他读他在遗嘱中写的诗句。现在在他捧着书的时候，我必须把下面的诗为他翻译出来，即阿喀琉斯因为普特洛克勒斯面容悲伤而责备他。“普特洛克勒斯，你为什么像个小姑娘那样流泪呢？”——

是否只有你听到了来自菲提亚的消息？

他们说阿克托的儿子梅诺提厄斯尚且活着，

爱考士的儿子庇洛斯活在密耳弥多涅人当中，

不管两人当中谁死了，我们都会极度悲伤。

他说：“这是好诗。”他的腋下夹着一大捆白栎树皮，是这个星期天的早晨搜集起来的，准备给病人用。“我想今天做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害处的。”他说道。在他看来，荷马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尽管作品写的是什么他并不知道。要找到一个比他更淳朴自然的人是困难的。邪恶和疾病在这个世界上抹上了这样一种阴沉的道德色泽，而对他来说邪恶和疾病却似乎并不存在。他大约二十八岁，在十二年前离开了加拿大和他父亲的家，来到美国工作，以便最终赚足钱买一个农场，也许是在他的祖国买农场。他是用最粗糙的模子铸造出来的：身体肥胖而懈怠，然而举止优雅，粗脖子被太阳晒得黑黑的，有一头浓密的黑发，无神、呆滞的蓝眼睛偶尔会表情生动明亮。他戴着一顶灰色的棉布低顶圆帽，穿着一件泛黄的羊毛色长大衣，穿着牛皮靴子。他很能吃肉，通常是用一个马口铁桶盛着午饭，走上几英里经过我的门口去工作——他整个夏天都砍柴：他的午饭是冷肉，往往是冷土拨鼠肉，还有一个粗陶制的瓶子，里面是咖啡，瓶子用绳子系在腰带上；有时他还请我喝上一口。他来得很早，穿过我的豆田，但并不急着去工作，北方佬表现的就是这个样子。他并不想伤害自己。即使只赚出他的膳食费，他也不在意。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他的狗在途中抓住一只土拨鼠，那时他就会把午饭放在树丛里，走上一英里半的路回去，把土拨鼠去毛开膛收拾好，然后放在他搭伙的那家人的地窖里，而在此之前，他要先仔细考虑上半个小时是不是应该把土拨鼠安全地沉在湖里，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再说——他喜欢长时间地琢磨这些事情。他在上午路过的时候，经常会说：“鸽子真多啊！要是不用天天工作的话，我打猎就能获得我想要的所有肉了——鸽子肉、土拨鼠肉、兔子肉、山鹑肉——天哪！一星期的食物我一天就能搞定。”

他是一个技艺精湛的樵夫，老是琢磨怎样改进美化他的艺术。他砍树是齐根砍下，而且靠近地面，这样一来以后新生的嫩枝就能更加茁壮，而且雪橇也可以在树根上滑过去；他不是砍过树以后用绳子将整棵树拉倒，而是逐渐地把树削成一个细桩或薄片，最后用手一推，树也就折断了。

他之所以令我感兴趣，是因为他是如此安静和孤独，而且又如此愉快；好心情和满足感洋溢在那双眼睛上。他的快乐不掺杂质。有时，我看见他在树林里工作，砍伐树木，他会用一个带有无法描述的满足的大笑向我致意，并用加拿大法语向我打招呼，尽管他也会说英语。当我走近他的时候，他就会停下手头的工作，带着几乎压抑住的快乐，躺在一棵被他砍倒的松树边，剥下内层树皮，卷成一个球，一边大笑交谈，一边嚼着这个球。他的身心是这样的健旺，以至于有时遇到让他思索和引他发笑的东西，他竟笑得跌倒在地，打起滚来。看着周围的那些树木，他会大叫起来：“的确，在这里砍伐足以让我感到快乐；我不需要更好的运动了。”有时，在空闲的时候，他就带着一把手枪整天在树林里自娱自乐，一边走着，一边每隔一段时间为自己鸣枪致敬。冬天的时候，他就生起一堆火，在中午的时候用壶煮咖啡；由于他是坐在原木上吃午饭，因而山雀有时就飞来，落在他的手臂上，啄着他指头上的土豆；他说，他“喜欢这些小家伙在他周围”。

在他身上，那个动物性的人得到了重大的开发。在身体的忍耐力和满足上，他是松树和岩石的表兄。我有一次问他，在干了一天活儿之后是不是有时在晚上感到疲倦。而他则表情诚恳而又严肃地回答道：“天知道，我这辈子从来就没有疲倦过。”但是在他身上的那个知识的和精神性的人，却在睡眠，就像在婴儿期一样。他只是受到了天主教神父教育土著居民时所使用的那种幼稚无效的方式所给予的教育，那种方式教育出来的学生，从未达到有意识的程度，只是达到了信任和尊敬的程度，而且孩子也并没有变成成年人，仍然是孩子。当大自然把他创造出来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强健的体魄和对命运的满足，并在每一个方面都用尊敬和信赖做他的支柱，这样他就可能像孩子一样活过他的七十岁。他是如此真诚和单纯，以至于对他所做的任何介绍，都不足以超过你向邻居对一只土拨鼠所做的介绍。他得逐渐认识自己，就像你得逐渐认识你自己一样。他不会耍花样。人们为他的工作而付给他工资，从而让他有饭吃，有衣服穿；但他从来也不与他们交换意见。他的谦恭是如此单纯和自然——如果从来也没有野心的人可以称之为谦恭的话——结果谦恭也就绝非是他身上的一个显著品质，而且他也不能想象出谦恭是什么。对他来说，聪明人就是半神半人。如果你告诉他有这样的一个人要来，他的反应就好像他认为，任何一件如此宏大的事情都不会指望他去做什么，而是会承担它自己的责任，从而让他还是被忘却为好。他从未听到过赞扬的声音。他尤其尊敬作家和牧师，认为作家和牧师的表现是奇迹。当我告诉他我写了大量东西的时候，他想了好长的时间，以为我说的只不过是书法，因为他本人的书法也很漂亮。我有时发现马路旁边的雪地上漂亮地写着他家乡的教区的名字，而且还标着正确的法语重音符号，我便知道他经过这里了。我问他，他是否想把他的思想写出来。他说，他曾经为那些不能读写的人读信和写信，但却从未试图把思想写出来——不，他没有能力，他不知道该先写什么，那会要他的命的，而且与此同时还要注意拼写正确与否！

我听说，有一位著名的智者兼改革家问他，他是否想让这个世界得到改变；但他却惊讶得窃笑起来，用他的加拿大口音回答，他以前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不，这个世界我已经够喜欢了。”同他打交道，会使一个哲学家受到许多启发。在一个陌生人看来，他似乎根本就不懂人情世故；然而有时我却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人，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像莎士比亚一样有智慧呢，还是像孩子一样单纯无知——他究竟是具有一种优秀的诗意的意识呢，还是愚蠢。有一个镇民告诉我，有一次看见他戴着小便帽，吹着口哨在村子里闲逛，还以为他是王子微服私访呢。

他只有两本书，一本是年历，一本是算术。他相当擅长算术。年历对他来说是一种百科全书，他认为其中包含了人类知识的精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确实是如此。我喜欢就有关当前的各种各样的改革探询他的态度，而他则总是能最简单和最实际地看待那些改革。他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事情。没有工厂行吗？我问道。他穿的就是家里做的佛蒙特灰布衣服，他说这挺好。他能够不喝茶和咖啡也行吗？除了水之外，这个国家还提供别的饮料吗？他用铁杉树叶子泡水饮用，觉得在热天的时候比水好喝。当我问他没有钱是不是也行的时候，他就阐明了钱给人们带来的方便之处，令人想到钱这个习俗的起源，以及拉丁语中“钱”一词的派生过程，而这又与最有哲理的解释相吻合。他认为，如果一头牛是他的财产，他又想到商店里买针线，那么每一次都用那头牛的某个部分抵押针线所需的费用，也就既不方便也不可能。他能比任何哲学家都更好地为许多习俗辩护，因为在描述与他有关的习俗的时候，他说出了习俗流行的真正理由，而不是胡乱猜测其他理由。还有一次，他听到柏拉图有关人的定义——没有羽毛的二足动物，他还听说，有人拿来一只拔光了毛的公鸡，说它就是柏拉图所谓的人，他认为，膝盖弯曲的方向不对就是一个重要的区别。有时他会呼喊：“我多么喜欢谈话呀！确实，我能够谈上一整天！”有一次，在好几个月没有见到他之后，我问他，这个夏天他是不是又有了新观点。“哎呀！”他说道，“像我这样必须工作的人，如果没有忘记所拥有的观点的话，就会做好工作。也许和你一起锄地的人想和你比赛；这样的话，上帝做证，你必须把心思都放在那上面，满脑子都得想着杂草。”有时，他会先问我是否有所改进。冬季的一天，我问他，他是否总是对自己感到满意，我希望在他的内心里找到什么东西以取代在身外的牧师，找到某种更高的生活动机。“满意！”他说道，“有些人满足于一件东西，有些人满足于另外一件东西。也许一个人如果已经获得足够的东西，就会满足于整天坐着，背对着炉火，肚子对着餐桌，真的！”然而不管采用什么策略，我都从未能够让他从精神层面去看待事物；他所能设想到的最高境界就是一种简单的权宜之计，你可以期望一个动物会欣赏那种权宜之计；而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如果我提出改进一下他的生活方式，那么他也仅仅是回答说太晚了，没有表现出任何遗憾之处。然而他却彻底地信赖真诚和类似的美德。

在他身上可以察觉出有某种建设性的独创性，不管那是多么微小，而且我偶尔注意到，他是在独立思考并表达出他自己的见解——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以至于我宁愿每天都走上十英里的路去观察它；它不啻为社会的许多习俗的再次产生。尽管他犹豫不决，而且也许并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但在背后却总是有一种像样的思想。他的思想却又如此原始，淹没在他的动物生活之中，结果尽管他的思想比一个仅仅是有学问的人的思想有出息，却也很少成熟得成为能够被报道出来的任何东西。他提出，生活的最底层可能有天才人物，尽管他们可能永远身份寒微、没有文化，但他们总是有自己的见解，或者根本就不会不懂装懂——他们甚至就像瓦尔登湖一样被认为是深不可测，尽管他们可能是蒙昧和朦胧不清的。

许多游客特意到我这里来，为的是要看我和我的房子，而为了给拜访找一个借口，便找我要一杯水喝。我告诉他们，我是喝湖泊里的水，并朝那边指去，同时提出要借给他们一个长柄勺。尽管我离群索居，但我却并未免除一年一度的来访，我想那是在四月一日，那时每一个人都出门；而且我也有我的那一份好运，尽管在来访的人当中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家伙。来自济贫院和其他地方出来的傻瓜前来看我，我就尽量让他们施展出他们的全部机智，让他们对我畅谈一番；在这种场合，智慧常常成了我们交谈的话题，我也从中受益。确实，我发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比所谓的教会执事济贫助理和市镇行政管理委员会委员还要聪明，我想该让他们调换一下位置了。至于智慧，我认为在弱智者和智力健全者之间并没有多大区别。尤其是有一个随和的头脑简单的贫民，我经常看见他与其他人一起，在田间站着或坐在蒲团上，被人当作篱笆用，以防牛群和他自己走失，有一天他来拜访我，并表达想像我那样生活的愿望。他告诉我，他“在智力上有所欠缺”，他是带着最大的直率和真诚告诉我的，那种直率和真诚高于一切所谓的谦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低于一切所谓的谦恭。下面是他说的话。主把他创造成了这个样子，然而他却以为，主对他的关心不亚于对任何一个他人的关心。“从我的童年开始，”他说道，“我就一直是这个样子；我从来就不是很有头脑，我同别的孩子不一样，我智力低下。我想，这是主的意志。”而他在那里，则证明他说的是事实。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谜。我很少遇见一位像他这样有希望的同胞——他所说的一切，都是这样简单而又诚恳，又是这样真实。而且足够真实的是，他显得有多么谦恭，他就有多么崇高。起初我并不知道，这是一种明智的策略的结果。似乎在这位贫穷而又智力低下的贫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真诚而坦率的基础上，我们的交谈可能取得比圣人们的交谈还好的结果。

我有一些客人，他们通常算不上镇子里的穷人，但却无论如何都算得上是世界的穷人，他们不求你盛情款待，只求你殷勤备至；他们热切希望得到帮助，而且在恳请之前就先说明，首先他们就是决心不自助。我要求访客不能饿着肚子来看我，尽管他可能有世界上最好的胃口，也不论他是怎样有的好胃口。慈善事业的对象，不得称为客人。尽管我又开始忙我的事情，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离他们也越来越远，但他们就是不知道访问已经结束了。在候鸟迁移的季节，几乎各种智力的人都来访问过我。有些人的智力多得不知道怎样应用。——这就是那些逃亡的奴隶们，他们带着在种植园里的那种举止，不时尖起耳朵来听，就像寓言里面的狐狸一样，好像他们听见猎犬正跟在他们的后面吠叫，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是在说——

啊，基督徒，你要把我送回去吗？

在这其中有一个真正的逃亡奴隶，我曾经帮助他朝北极星的方向逃去。有些人只有一个主意，就像一只母鸡只有一只小鸡，或者一只母鸭只有一只小鸭子一样；有些人有一千个主意，头脑凌乱，就像那些母鸡，本来是要它们照顾一百只小鸡的，它们却全都去追逐一个小虫子，结果每天都有二十来只小鸡在晨露中丢失了——结果它们也就变得羽毛蜷曲、污秽不堪；还有的人只有主意而没有腿，他们是一种智慧的蜈蚣，让你浑身发毛。有人提议应该放上一本花名册，让客人们留下名字，就像在怀特山那里一样；但是，不幸的是！我的记忆力太好了，没有必要让客人们留下名字。

我不能不注意到我的客人们的一些怪癖。少男少女和年轻的女人们一般似乎乐于待在树林里。他们朝湖上看，赏花，提高了他们时间的价值。做生意的人，甚至农夫，他们只想到寂寞和工作，想到自己与一件什么事情距离遥远；尽管他们说，他们喜欢偶尔在树林里漫步，但显而易见并非如此。那些焦躁不安、承担义务的人们，他们的时间全都花费在谋生和维持生活上面；牧师们谈到上帝，好像这个话题为他们所独享似的，他们不能容忍各种各样的见解；医生、律师，还有不安宁的管家们，他们在我外出的时候窥视我的橱柜和床铺——某某太太怎么知道我的床单不如她的床单干净？那些不再年轻的年轻人，他们得出了结论，最安全的就是走各种职业的老路——所有人通常都说，在我的处境中是不可能行善的。唉！难就难在这里。年老体弱和怯懦的人，不管年龄多大也不管是男是女，他们想得最多的就是疾病、突然的事故以及死亡；对他们来说，生活似乎是充满了危险——可是如果你想不到危险的话，那又会有什么危险呢？而且他们认为，一个小心谨慎的人会仔细地选择最安全的位置，这样B大夫就可能随叫随到。对他们来说，村庄实际上就是一个“社区”，是一个进行相互防御的联盟，而且你会以为，要是不带上一个药箱的话，他们是不会去摘黑果的。其要旨就是，如果一个人是活着的，也就总是有他可能死去的危险，尽管首先必须承认，与他是既死去又活着相比，那种危险要少一些。一个人坐着，所冒的风险与跑步的时候一样多。最后，还有那些自封的改革家，他们是最令人厌烦的人，他们以为我总是在唱着：

这就是我建造的房子；

这就是那个住在我建造的房子里的人；

不过他们却并不知道，第三行是：

但就是这些人骚扰着

那个住在我建造的房子里的人。

我并不害怕抓小鸡的老鹰，因为我没有养小鸡，但更确切地说，我害怕抓人的老鹰。

我有一些比这最后一种人更让我高兴的来客。孩子们前来摘浆果，铁路工人穿着干净的衬衫在星期天的上午来这里散步，还有渔夫和猎人，诗人和哲学家，总而言之，一切诚实的朝圣者，他们为了自由的缘故而外出，来到树林里，并且确实把村庄留在了身后，我已经准备就绪，并大喊：“欢迎，英国人！欢迎，英国人！”以此来迎接他们，因为我曾经与那个种族有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