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002
大多数人似乎从来也没有考虑过房屋是什么，而由于他们认为，他们必须拥有像他们的邻居一样的房子，结果实际上是终生毫无必要的贫穷。这就好像，人应该穿裁缝可能为他剪裁的任何一种衣服，或者说，人在逐渐放弃了棕榈叶帽子或者土拨鼠皮帽子之后，便抱怨时势艰难，因为他无力为自己买一顶王冠！要发明出一种比我们所拥有的更方便、更奢侈的房子是可能的，然而所有的人都会承认，我们负担不起这个费用。难道我们总是要考虑获得更多的东西，而不能有时满足于更少一点的东西吗？难道可敬的公民应该这样严肃地教导，通过准则和例子向青年们进行教导，让他们在死以前，有必要提供出若干数量的多余雨靴、雨伞以及空空的客房，来接待并不存在的客人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具不应该像阿拉伯人或者印第安人的家具那样简单？我们种族的恩人们，我们把他们神化为来自天国的信使，他们携带着给人类的神的礼物，当我们想到那些恩人们的时候，在我的脑子里并没有看到有成群的侍从跟在他们脚后，也没有成车的时髦家具。或者说，鉴于我们在道德和智力上优越于阿拉伯人，那么我们的家具就应该比阿拉伯人的家具更复杂，倘若我承认这一点，那又会怎样呢？
——难道那不应该是一个奇特的认可吗？当前我们的房间里乱七八糟地塞满了家具，要是有一位好的家庭主妇的话，她就会把其中的大部分清理到垃圾堆里去，而不让她清晨的工作做不完。清晨的工作啊！在清晨，奥罗拉露出了赧颜，门农演奏出了音乐，那么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的清晨工作应该是什么呢？在我的书桌上有三块石灰岩石头，但我却惊恐地发现，它们需要每天除尘，而我心灵中的家具还全都没有掸掉灰尘，因而我厌恶地把那三块石头扔出了窗外。这样一来．我又怎能拥有一个配备家具的房子呢？我宁可坐在露天之中，因为除非有人掘地，灰尘是不会落在青草上的。
引领时尚，让芸芸众生趋之若鹜的，正是奢侈**的人。在所谓最好的旅馆驻足的旅人，很快就能发现这一点，因为小旅馆老板会假定，他是一位萨丹纳帕路斯，而如果任凭他们温柔地摆布，他就很快会完全失去男子气。我认为，在火车车厢里，我们倾向于把更多的钱花在奢侈的布置上，而不是花在安全和便利上，结果预示着没有了安全和便利，车厢反倒变成一个时髦的客厅：装备着长沙发、软垫凳、遮阳篷，以及一百件别的东方用具。那些东西本来是为伊斯兰教徒的女眷和天朝的女人气的臣民发明出来的，新英格兰的美国人要是知道那些东西的名字，就应该害羞，而我们却把它们带到我们西方来。我宁可坐在一个南瓜上，一个人拥有那个南瓜，也不愿和别人挤在一个天鹅绒坐垫上。我宁可坐在一辆牛车上，在地球上自由旅行，也不愿乘坐旅行火车的花哨车厢去天国，并且一路上呼吸着污浊的空气。
原始时代，人类的生活简单而毫无遮掩，至少暗示说明他仍然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个寄居者而已。当他填饱肚子，睡够觉，消除了自己疲劳的时候，他就打算再次旅行了。这就好像他是居住在这个世界的一个帐篷里，在穿过峡谷，越过平原，或是爬上山顶。但看哪！人们已经变成了他们工具的工具了。过去饿了就自己采摘果实充饥的人，现在成了农夫，过去站在树下庇荫的人，现在成了管家。我们如今已不再夜晚露营，而是在地球上安家，忘记了天空。我们信奉基督教，只因为它是一种改善农业的良方。我们为今生建造家园，为来生建造墓穴。最好的艺术作品表达的是，人为了从这种状况中挣脱出来所进行的斗争，但我们的艺术效果，则仅仅是要使得这个低级状态变得舒适，使得高级状态被遗忘。倘若有任何美术作品传到我们手中的话，那么在这个村子里实际上也并无美术作品的立足之地，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房屋和街道并没有为它提供出合适的基座。没有一颗钉子可以悬挂绘画，没有搁板可以接受一位英雄或者圣徒的半身塑像。当我考虑到，我们的房屋是怎样建造和付款购买的，或者并未付款购买，考虑到它们的内部经济状况是怎样处理和维持的，我并不知道，当来访者正在欣赏壁炉架上面华而不实的东西时，他脚下的地板会不会坍塌，让他穿过地板掉进地窖，来到某种坚固而又诚实的基础那里，尽管那是泥土的基础。我不能不意识到，这个所谓的富有而又优雅的生活是一件被跳跃着欣然接受的东西，而且我并没有继续欣赏那些装饰着这个生活的美术作品，因为我的关注完全被那一跳所占据了；这是因为我记得，记录中的单是靠着人的肌肉而做出的最伟大的真正一跳，是某些漫游的阿拉伯人跳出的，据说他们能在平地上跳出二十五英尺的距离。在没有人为支持的情况下，超过那个距离的时候人是一定要再次落在地上的。我很想对这种巨大的不当行为的拥有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是谁在鼓励你？你究竟是那失败的百分之九十七当中的一位，还是那成功的百分之三当中的一位？如果你回答我的这些问题，那么也许我就可以看着你的那些花哨小玩意儿，发现它们具有装饰性。放在马匹前面的兽力车，是既不美也没有用的。在我们能够用美丽的物品装饰我们的房子之前，墙皮就得被剥掉，我们生活的皮也必须被剥掉，而且应该用美丽的家务料理和美丽的生活作为一种基础：现在看来，对美丽事物的趣味大多是在户外被培育出来的，在户外既没有房子，也没有管家。
老约翰逊在其《创造奇迹的上帝》一书中，谈到了这个镇子的最早移民，他与那些移民同时代，他告诉我们，“他们最早的住所，是在小山坡上挖的地洞，他们把泥土高高地堆在木头上，在最高的一边生火，烘烤泥土。”他说：“直到在上帝的保佑之下，大地带来了供他们食用的面包之后”，他们才“为自己建造了房子”。而且第一年庄稼又歉收，结果“他们不得不在一个漫长的季节里把面包切得非常薄”。1650年，新尼德兰省的总督用荷兰语为想移民到那里的人提供了书面信息，他特别声明：“那些在新尼德兰的人，尤其是那些在新英格兰的人，他们一开始并没有能力按照他们的意愿建造农舍，于是便在地上挖出一个四方形的坑，就像地窖的样子，有六七英尺深，长宽以他们认为合适的为标准，在坑里面用木头封住泥土的四壁，又用树皮或者别的东西塞住木头的缝隙，以避免泥土塌落；用木板为这个地窖铺上地板，顶上用护壁板当作天花板，又在天花板的上方用圆材架起一个屋顶，圆材上面又覆盖着树皮或者草地草皮，这样他们全家人就能在这些房屋里干燥而温暖地住上两年、三年或者四年的时间，因为我们理解，这些地窖还按照家庭人数的多少分成若干个单间。在这些殖民地开始的时候，新英格兰的有钱人和显要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建他们最初的住房，这是由于两个原因：首先是为了不把时间浪费在建房上，也不想让下一个季节食品短缺；其次也是为了不让他们从祖国带来的数量非常之多的贫穷劳动人民丧失信心。这个国家用了三四年的时间适应了农业，而在这一期间他们也花费了几千美元，为自己盖起了漂亮的房子。”
我们的祖先采取这个做法时，起码还表现出了一种小心谨慎，好像他们的原则就是首先要满足更为急迫的需要似的。但现在更为急迫的需要被满足了吗？当我想到要为自己建造一处奢侈的住房的时候，我便被吓住了，这是因为这个国家可以说还尚未适应于人类的文化，而且我们的前辈把他们的全麦面包切得薄，我们却仍然被迫把我们的精神面包切得远比他们更薄。甚至在那些最没有文化的阶段，也并非要忽视在建筑上的一切装饰；但我们的房屋却应该首先用美来装饰起来，因为我们的房屋在与我们的生活进行接触的时候，就像贝类动物的栖息之所一样，上面并没有覆盖着美的东西。但，唉！我曾在他们当中的一两个房屋里面待过，知道它们内部是如何装饰的。
虽然我们并没有退化到可能需要住山洞、棚屋，或者穿兽皮的程度，但最好还是接受人类的发明和工业所提供的，尽管是付出了昂贵代价才获得的那些好处吧。在这样一个住宅区，木板和木瓦，石灰和砖，与合适的洞穴，或者整根的原木、数量充足的树皮，甚至黏土和平整的石块相比较，要更便宜，也更容易获得。在这个话题上，我是有领悟的，因为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都已经使自己熟悉了这个话题。倘若再有一点机智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些材料，从而变得比现在最富有的人还富有，并使得我们的文明成为一种上帝的赐福。文明人就是一种更有经验和更聪明的野蛮人。不过还是让我赶快谈谈我本人的实验吧。
1845年3月末，我借了一把斧子，前往瓦尔登湖边的森林，来到最靠近我打算建房的地方，开始砍伐箭杆似的高大的五针松，它们仍然还是幼树，我把它们用作木料。要是不先借助一些东西就开始，那会是困难的，但这或许就是让你的同胞对你的事业产生兴趣的最好方法。这把斧子的主人，当他撒手给我的时候，说那是他的珍爱之物；但当我归还的时候，斧子比我借的时候还要锋利。我干活的地方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山腰，山腰覆盖着松树林，从松树林朝外我可以看到那个湖，还可以看到在树林中的一块小的开阔地，那里的松树和山核桃树生长茂盛。湖里还结着冰，但有的地方已经融化，黑黝黝地渗着水。我在那里干活的几天里，还下了几场小雪。但大体而言，当我从树林里出来，走到铁路上回家的时候，路上的黄色沙堆伸展过去，在雾蒙蒙的空气中发着微光，而铁轨则在春天的阳光中发亮，而且我听见，云雀和美洲小鹅以及别的鸟儿，已经前来和我们一起开始共度这新的一年了。它们是令人愉快的春日，在这些日子里，不但大地正在冰雪消融，而且人的不满的冬天也在冰雪消融，蛰伏的生命开始把自己伸展起来了。有一天，我的斧柄脱落了，我于是削了一片嫩山核桃木用作楔子，用一块石头把它敲了进去，又把整个斧子浸在湖水中，让木头膨胀。这时我看见一条有条纹的蛇窜入水中，我在那里待了多久的时间，它就在湖底待了多久，或许不止一刻钟，显然对它并无不便之处，或许是因为它尚未从蛰伏状态完全摆脱出来。在我看来，由于一个类似的原因，人们仍然处于他们当前的这种低级而又原始的状态之中；但如果人们会感觉到万物中的春天的影响在唤醒他们的话，那么他们必然会上升到一种更高级和更缥缈的生活中去。以前在覆盖着霜的清晨，我曾经在路上看见有一些蛇，它们身体的某些部分仍然是麻木而僵硬，等着太阳来给它们解冻。四月一日下了雨，冰融化了，那天上午浓雾笼罩，我听见有一只离群的鹅，它在湖上四处摸索着，发出咯咯声，好像迷了路一般，或者就像是雾的精灵。
一连几天我继续干活，砍削出木料，也砍削出立柱和椽子，全都是用那把窄斧子砍削出来，心中并没有许多可传播的或者学者式的思想，我对自己唱道——
人们说，他们懂许多事情；
可是瞧呀！种种艺术和科学，
以及一千种器具——
它们已经飞走了；
只有吹拂的风儿
才是人所知晓的一切。
我把主要的木料砍成每边六英寸的四方形，大部分立柱只砍两边，椽子和地板木料只砍一边，其余各边则留着树皮，这样一来这些木料也就和锯出来的木料一样直，又结实了许多。此时，我已经借到了别的工具，在每根木料上都仔细地凿出了榫眼，在顶上劈出了榫头。我白天在树林里待的时间并不是非常长，然而我通常带午饭，午饭是面包加黄油，中午的时候，我坐在砍掉的绿色松枝当中，读着包黄油面包的报纸，我的面包被赋予了松枝的某些香味，因为我的双手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松脂。我还没有结束，松树就成了我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因为我更熟悉松树了，尽管我已经砍倒了几棵。有时林中的漫游者被砍伐声吸引过来，于是我们就站在砍下的木头碎片上面愉快地闲聊起来。
到四月中旬的时候，房子的框架已经做好了，随时可以竖立起来，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并不匆忙，而是尽我所能。我已经购买了詹姆斯·柯林斯的棚屋，为的是要用那棚屋的木板。詹姆斯·柯林斯是爱尔兰人，在菲奇堡铁路上工作。詹姆斯·柯林斯的棚屋被认为是好得不得了。我去看房子的时候，他不在家。我在外面走动，一开始屋里的人并没有注意到我，因为窗子又深又高。棚屋容积不大，房顶是尖的，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看的。四周的垃圾足有五英尺高，简直是个肥料堆。屋顶是最完好的部分，尽管被太阳晒得焦脆，严重变形了。那里根本就没有门槛，门板下面则是母鸡的常年通道。柯林斯太太来到门口，要我进去看看。我一靠近，把母鸡也赶了进去。屋子里很黑，泥土地面阴冷而又潮湿，令人打寒战。木板东一块西一块，经不起搬动。她点着灯，让我看屋顶的内部和四面墙，还有延伸到床下的木地板。她提醒我不要踏进地窖。她所谓的地窖，是一种两英尺深的垃圾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头顶上有好的木板，四周全都是好的木板，还有一个好窗户。”——窗户原先是两个完整的方格，近来只有猫在那里进出了。屋里总共有一个炉子，一张床，一个坐的地方，一个就在那里出生的婴儿，一把丝绸太阳伞，一面镀金镜框的镜子，还有一个特许专卖的新式咖啡磨，它是钉在一棵幼橡树上的。成交条件很快就谈妥了，因为詹姆斯这时已经回来了。我定于当晚付四美元二十五美分，他定于早晨五点腾出来，在这一期间不得卖给他人：我将在六点获得所有权。他说，我最好还是早点来，免得有人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某种数目含糊而又绝对不公正的要求。他向我担保，这是唯一的障碍。在六点钟的时候，我在马路上与他和他的家人擦肩而过。一个大包袱把他们所有家当都包进去了——床、咖啡磨、镜子、母鸡——就是没有那只猫。那只猫跑到了树林里，成了一只野猫，我后来得知，它踩上了一个捕捉土拨鼠的夹子，最终成了一只死猫。
当天上午，我把这个住房拆卸开，拔掉钉子，用小手推车把木板运到湖边，摊在草地上，让阳光把它们晒成原状。当我推着车子走在林间小路时，一只早起的画眉给了我一两声鸣啼。一个叫帕特里克的年轻人奸诈地告诉我，那个爱尔兰邻居西利，在我推车的过程中，把那些仍然说得过去的、直的、可以敲进去的钉子，U形钉，以及墙头钉，装进了他的口袋里，然后当我回来的时候他就站在那里，在那里消磨白天的时光，精神抖擞，满脸春色，对这场破坏漫不经心；正如他所言，他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他要在那里代表着观众，使这个似乎无足轻重的事件，显得就像是特洛伊众神的搬迁。
我在一个朝南的山坡上，在土拨鼠打过洞的地方挖好我的地窖。我刨出漆树和黑刺莓的根，清除了植被在土壤深处的残留物。地窖大约六英尺见方，七英尺深，都能看到细沙了，就算冬天再冷，土豆也不会冻坏。地窖的四边是逐渐倾斜的，并没有用石头砌住，不过由于太阳永远也照不到，因而沙子不会滑落。这不过是两个小时的活儿。我从掘土中获得了快乐，因为在几乎所有的纬度地区，人们往地下挖掘，都可找到恒温的地方。在城市里最豪华的房屋下面，仍然可以找到地下室，他们的根照旧是储藏在那里，而且在上层的建筑物消失很久以后，子孙后代仍能看到它在泥土中的凹坑。房屋仍旧只不过是一个洞穴入口处的门廊而已。
最终，五月初，在几个熟人的帮助下，我把房子的构架树立了起来，而之所以请熟人帮忙，与其说是出于需要，毋宁说是为了利用这样的好机会来增强邻里情谊。把构架竖立起来，感到最荣幸的莫过于我了。我相信，终有一天他们注定要帮我把一个更高的建筑竖立起来。七月四日，房子一钉好木板，建好屋顶，我就搬了进去，这时木板的边缘已经被仔细地削薄，互相搭接，这样一来也就完全不会漏雨。不过在铺地板之前，我已经在屋子的一端为烟囱打好了地基，所用的石块足有两手推车，都是我用双手从湖边抱上山的。在秋天的时候，锄完地以后，我便把烟囱砌了起来，这是在生火取暖成为必要之前；与此同时我是在户外的地上烧饭的，一大早就烧饭。我现在仍然认为，这种烧饭方式在某些方面要比通常的方式更方便，也更惬意。要是下大雨，而我的面包还没有烘烤好，我就用几块木板挡在火上，自己坐在木板下面看着我的面包，以这种方式度过愉快的几个小时。在那些日子里，我手里的活计很多，因而我读书甚少。然而地上的几张小纸片，我的布衬垫或者桌布，都给我提供了与读书一样多的乐趣；事实上，它们达到了像阅读《伊利亚特》一样的目的。
要比我那样建造房屋还要谨慎小心是值得的，比方说，先考虑好一门一窗、一个地窖或一间阁楼在人的天性中有着什么基础，除了目前需要以外，在你找出更强有力的理由以前，也许你永远也不要建立什么上层建筑的。人类建造自己的房屋，与鸟儿筑巢一样合情合理。倘若人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住房，并且足够简单而又诚实地为他们自己和家人提供了食物，那么诗的才能就会得到无所不在的发展，就像鸟儿筑巢并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了食物时无所不在地歌唱一样，这一点又有谁能知道呢？但，哎呀！我们却像牛鹂和布谷鸟，把蛋产在别的鸟儿所筑的鸟巢里，而且它们的叽叽喳喳和不悦耳的鸣叫也绝不能让旅人情绪振奋。难道我们应该永远把建房的乐趣拱手交给木匠吗？在芸芸众生的经验中，建筑的意义等于什么？在我的所有散步中，我从未与这样一个人不期而遇，他所从事的是像建造他自己的房屋一样简单而又自然的职业。我们是社会的一员。 成为人的第九部分的，并不仅仅是裁缝，还有传教士，商人，农夫也有这么多呢。这种分工要分到什么程度为止？而且分工最终是服务于什么目的呢？毫无疑问，另外一个人也可以替我思考；不过如果他在替我思考的时候把我自己的思考排除在外的话，当然也就不可取了。
确实，这个国家是有所谓的建筑师，我听说有这么一位，他起码是一门心思要使建筑上的装饰拥有一个真理的内核，拥有一种必要性，并因而拥有一种美，好像那是上帝给予他的一个启示似的。他的观点或许没错，但只比一般的业余爱好者高明一点点而已。他在建筑上是一位感情用事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是从飞檐上开始，而不是从基础上开始。仅在装饰中放一个真理之核心，像在糖拌梅子里面嵌进一粒杏仁或者一粒旱芹籽——尽管我认为，不带糖的杏仁最有益健康。他不想想居民，即住在房屋里面的人，可以把房屋建筑得里里外外都很好，而不去管什么装饰。难道通情达理的人会以为装饰是某种外部的东西，仅仅是在皮肤上——他们以为，乌龟之所以拥有带斑点的壳，或者贝类之所以拥有珍珠质的色彩，是靠着一种合同，就像百老汇的居民一样，为了建造三一教堂而签订合同。但一个人与他的房子的建筑风格没有什么关系，就像乌龟与它的壳的风格没有什么关系一样：士兵也没有必要无聊得要试图把他的勇气的确切的颜色画在旗帜上。敌人会知道的。到了紧要关头，他就要脸色发青了。在我看来，这个人是趴在飞檐上，胆怯地把他那些似是而非的真理，低声说给屋里那些粗鲁的住户听，而实际上住户比他知道得多。我知道，我现在看到的建筑美，是逐渐从内部朝外部成长起来的，是从居住者的需要和性格中成长起来的，而居住者就是那唯一的建筑者——美来自他的潜意识的真实感和崇高心灵，至于外表他一点儿没有想到；这样的美如果必然产生的话，那他先已不知不觉地有了生命之美。画家知道，在这个国家最引起兴趣的住所，通常是穷人的最朴实无华、最简陋的原木茅舍和村舍；这些茅舍和村舍就是住户的壳，正是住户的生活，而并非是仅仅在这些表面中的任何奇特之处，才使得这些茅舍和村舍美丽如画。同样引起兴趣的，将是市民郊区的箱子形小屋，那时市民的生活就一定会像那小屋一样简单，一样令想象可以接受，而且在他的住房风格上，同样也没有什么让人紧张的副作用。建筑装饰的一大部分，实际上是空洞的，九月份如果刮上一阵大风，就会把装饰剥掉，就像剥掉借来的漂亮衣服一样，而对实质性的东西并没有造成伤害。人们要是不需要在地窖里存放橄榄和美酒，就不需要建筑学。倘若在文学领域，人们在风格的装饰上同样费尽心思，倘若我们的《圣经》的建筑师们在《圣经》的飞檐上，花费了和教堂的建筑师们同样多的时间，那会成什么样子？纯文学和美艺术，以及纯文学教授和美艺术教授们，他们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确实，于一个人大有干系的，是几根木条究竟是应该斜放在他的上方，还是放在他的下面，而且在他的箱子形小屋上应该涂抹上什么颜色。倘若是他认真地把木条斜放起来，给小屋涂抹上了颜色，那么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意味深长；但既然精神已经脱离了房屋的居住者，那么这就与给自己做棺材相类似——是坟墓的建筑学，而“木匠”则只不过是“棺材制造者”的代名词而已。有一个人，在他绝望或者对生活麻木不仁的时候说，捧起一把在你脚下的泥土，把你的房屋涂成那个颜色吧。他是在想到他临终前的斗室吗？不妨掷一枚铜钱来决定吧。他一定是有大量的闲暇！你为什么要捧起一把泥土呢？最好还是把你的房屋涂成皮肤的颜色，让它替你变得苍白或者绯红。这是一个改善村舍建筑学的风格的事业！当你为我准备好装饰物的时候，我会佩戴上它们的。
在冬天到来之前，我造好了烟囱，房子四周本来就不漏雨，我又给房子的四壁贴上墙面板。这些木板是用新鲜的原木制作的，不太好，而且有很多树液，我不得不用刨子把边缘刨平。
这样一来，我便拥有了一个贴上了墙面板、抹上了灰泥的不透风的房子。房子长十五英尺，宽十英尺，立柱八英尺高，有一个阁楼，一个壁橱，每一边都有一个大窗子，有两个活动天窗，一端是一扇门，对面是一个砖砌的壁炉。下面就是房子的精确造价，不过并没有把人工费用算在内，因为全都是我自己造的，因而只算使用材料的通常价格；我之所以把细节列出来，是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够精确地说出他们的房子造价是多少，而能够说出各种造房材料价格的人，就更微乎其微了——
木板 8.035美元 大多是从棚屋拆下来的旧木板
屋顶和墙壁用的旧木板 4.00美元
板条 1.25美元
两扇带有玻璃的旧窗子 2.43美元
一千块旧砖 4.00美元
两桶石灰 2.40美元 买贵了
毛发 0.31美元 买多了
壁炉铁条 0.15美元
钉子 3.90美元
铰链和螺丝钉 0.14美元
门闩 0.10美元
粉笔 0.01美元
搬运费 1.40美元 大部分我自己背
总计 28.125美元
这就是全部材料，木料、石头和沙子除外，我由于是使用无主土地，因而有权使用那里的木料、石头和沙子。紧挨着房子还有一个小厕所，主要是用建房剩下的材料建成的。
我打算为自己建造一座房子，它将比康科德大街上的任何一座房子都更富丽堂皇、更奢侈，只要它同样令我感到愉快而且费用不超过我当前的房子。
我因此发现，只想住宿舍的学生完全能够得到一座终身受用的房子，所花的费用还不比他现在每年付的住宿费大呢，如果说，我有点夸大其词的话，那么我的解释是我不是为自己吹嘘，我更是为人类而吹嘘，而且我的缺点和前后矛盾之处也并不影响言论的真实性。尽管有大量的言不由衷之词和矫饰——那些言不由衷之词和矫饰，就像难于从小麦上打掉的糠秕，对此我像所有人一样感到抱歉——但我将自由地呼吸，在这一方面挺直腰板，因为它既是对道德体系的一种解脱，又是对生理体系的一种解脱；而且我决意，我决不会谦恭地成为魔鬼的律师。我要竭力为真理说句好话。在坎布里奇学院，一个学生的房间只比我自己的房子大一点，单是它的房租一年就是三十美元，而公司却享有在一个屋檐下并排建造三十二个房间的好处，居住者则忍受着众多而又嘈杂的邻居的不便，而且还有可能住在四层。我不能不想到，倘若在这些方面我们有更真实的智慧的话，那么所需要受的教育就会少一些，这是因为，确实更多的教育已经被获得了，而且不仅如此，为获得教育而在金钱上的花费就会在很大的程度上消失。在坎布里奇学院或者别的地方，学生所要求获得的种种便利，要是双方处理得当的话，那么他或者某个别人为此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就不会超过现在的十分之一。要求花钱最多的那些东西，从来也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例如，学费是费用清单中的重要一项，而远比这更有价值的教育则并不收费，那种教育是他通过与最有教养的同时代人的交往获得的。通常，一个学院的创建方式是获得捐赠款，然后又盲目地遵循着劳动分工的原则，遵循到了极点——而在遵循这个原则的时候永远都必须是小心谨慎的——那就是请来一位承包商，承包商又把它变成了投机，于是雇用爱尔兰人或者别的工人来打地基，与此同时，未来的学生则据说应该为此做准备；而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不得不为这些疏忽付费。我认为，如果让学生们，或者让那些希望从中得益的人们自己来打地基，那就会更好。根据制度，学生逃避了人所必要的任何劳动，获得了其垂涎的闲暇和僻静，但他却只不过是获得了一种不光彩而又无利可图的闲暇，因为这使得可以让闲暇变得有益的经验丧失了。“不过，”有人或许说，“你不是认为，学生应该用他们的双手去工作，而不是用他们的头脑去工作吧？”我确实不是这个意思，但我指的是，他应该这样认真思考：他们不应该游戏人生，或者仅仅是研究人生，而社会又在这个昂贵的游戏中养活着他们；他们应该从始至终认真地过着人生。若不立即尝试生活，年轻人又怎么能更好地学会生活呢？以我看来，这既会训练他们的数学，也会训练他们的头脑。例如，倘若我希望一个孩子能够对各门艺术和各门科学略知一二，我就不会因循守旧，也就是只不过把他送到某个教授那里，而在那里什么都讲授了，都练习了，就是没有讲授和练习生活的艺术；让他用望远镜或者显微镜来审视这个世界，却不让他用自然的目光来审视这个世界；让他学习化学，却不让他学会面包是怎样做成的，或者让他学习力学，却不让他学会力学是怎样赢得名声的；让他发现海王星的新卫星，而不让他发现眼睛里的微尘，或者发现他本人就是一颗流浪的卫星；或者让他被蜂拥在周围的怪物所吞掉，与此同时又在一滴醋中冥想这些怪物。在一个月结束的时候，哪一个孩子会有最大的进步——是那个用自己挖掘出来并熔炼的矿石做出了折刀，并尽可能阅读必要的参考书的孩子，还是那个同一时间在学院里听冶金学课，并从父亲那里得到一把罗杰斯牌袖珍折刀的孩子呢？哪一位最有可能划破手指呢？……令我吃惊的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被告知，我学习过航海课！哎呀，倘若我在海港待上一会儿，我就会更懂航海。甚至穷学生也学习政治经济学，并且只教给他政治经济学；而与哲学同义的生活的经济学，在我们各个学院里甚至都没有认真地讲授过。其后果就是，虽然他在阅读亚当·斯密、李嘉图、萨伊的著作，却让他父亲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债务。
我们的各个学院是如此，一百种“现代的改进之处”也是如此：有关它们存有幻想，而又并非总是有确实的进步。魔鬼拥有了原始股，随后又不断对其投资，也就持续索取复利，一直到最后。我们的发明往往是漂亮的玩具，使得我们的注意力偏离开严肃的事情。它们只是对毫无改进的目标提供一些改进过的方法，其实这目标早就可以很容易地到达的；就像直达波士顿或直达纽约的铁路那样。我们匆忙地要建造一条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的磁力电报线路，但可能的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并没有重要信息要传送。要不然就是处于这样的尴尬处境，一个男人急于被介绍给一个耳聋的名女人，但当他被引见的时候，而且她的号角状助听器的一端也放在了他的手上，可是他又无话可说了。那就好像主要的目的就是快速说话，而不是合乎情理地说话。我们急于在大西洋的底下挖掘隧道，以便使旧大陆的消息到达新大陆的时间缩短几个星期；但将会传给美国人耷拉着的大耳朵的第一条新闻，也许就是阿德莱德公主患有百日咳。毕竟，一个骑马一分钟能跑一英里的人，并不会送来最重要的信息：他并不是一位福音传道士，他也不是吃着蝗虫和野蜂蜜绕道而来的。我怀疑，飞马奇尔德斯是不是曾经把一配克的谷粒送到磨坊里去。
有人对我说：“我感到纳闷，你怎么不攒钱。你喜欢旅行；今天你可以坐汽车去菲奇堡，看看这个国家。”不过我可没有这么傻。我知道，最快的旅行者就是步行的人。我对我的朋友说，我们可以试一下，看谁先到达。距离是三十英里，车费是九十美分。这几乎是一天的工资。我记得，就是在这条马路上工人的工资是一天六十美分。唔，我现在开始步行，天黑以前就可到达；一个星期以来，我都是以这个速度旅行。与此同时，你得赚你的车费，并在明天的什么时候到达，或者可能今天晚上到达，而那得是在你足够幸运及时找到工作的时候。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你不是去菲奇堡，而是在这里工作。因而，如果铁路能够通往整个世界，那么我认为我应该是走在你的前面；至于说看看这个国家，获得此类的阅历，那我就只好和你完全断绝来往了。
这就是普遍的法则，谁也不能以计谋击败它，而且有关铁路，我们甚至可以说，它的长度和宽度相等。要建造一条人人可用的环球铁路，就相当于在这个星球的整个表面上都铲去一层。人们糊里糊涂相信着，认为只要他们合伙经营，不停地用铁锨铲，而且持续到足够长的时间，那么所有的人都会最终乘车到某个地方，而且是几乎不用花费时间，不用花钱便可到达某个地方；尽管当烟被吹走，蒸汽凝结的时候，有一群人冲向火车站，而且列车员也喊道：“请所有旅客上车！”这时会发现，只有少数人上了车，而其余的人则被撞倒并碾过——这将被称为“一个可悲的事故”。毫无疑问，那些最终能够乘坐火车的人，是那些一定能挣出车费的人，换句话说，如果他们能够活到把车费挣出来的话，不过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也将会失去开朗的情绪，失去他们要旅行的愿望了。把人一生最好的部分用于赚钱，以便在人生最没有价值的那部分时间享受一种可疑的自由，这使我想起那个英国人，他先是去印度赚大笔的钱，为的是能够回到英格兰过一个诗人的生活。他本来就应该立即爬上阁楼。“什么！”有一百万个爱尔兰人突然从这个国家的所有棚屋里出现了，他们惊叫道，“难道我们所建造的这个铁路不是一个好东西吗？”是的，我回答道，相对而言是好的——换句话说，你们本来有可能做得更糟糕：但由于你们是我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把你们的时间，花在比挖掘泥土更好的事情上。
在房子建成之前，由于想通过某种诚实而又惬意的方法赚上10或者12美元，以便满足额外开支，我便在房子附近大约两英亩半的土质松软的沙土地上种了蚕豆，也种上了少量的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这块地有十一英亩，大部分是长着松树和山核桃树，在上个季节，每英亩卖到8.08美元。有一个农夫说它“一无是处，只能养一些吱吱叫的松鼠”。在这块地上我什么肥料也没有施，因为我并不是这块地的拥有者，而只不过是一个擅自占有者，再说我也不期望种这么多地，也就没一次性把地都弄平整。我在犁地的时候，挖出了几捆树墩，那些树墩在很长的时间里为我提供了燃料，挖出树墩的地方形成了几块环状的处女地，是松软沃土，在夏天很容易把它区分开来，因为那里的蚕豆长得更加茂盛。房子后面的那些死掉而且又大多是没有销路的树木，以及从湖里飘下来的木头，把我剩余的燃料问题也解决了。为了耕地，我不得不雇了牲口和一个帮工，尽管扶犁的是我本人。在第一个季度，我的农场在购买工具、种子和付工钱等方面的开支，是14.725美元。玉米种子是别人给我的。除非你种得过多，否则种子的花费也是不值一提的。我收获了12蒲式耳的蚕豆、18蒲式耳的土豆，另外还有一些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得太晚，没有什么收成。除了当时已经消费掉的农产品之外，农场的全部收入为23.44美元，扣除开支14.725美元，剩余为8.715美元，而当时手头所剩的农产品估计能值4.5美元——这个数字足以抵偿我并没有种植的生菜的价钱，而且还有富余。通盘考虑起来，也就是说，把一个人的灵魂和今天的重要性考虑进去，那么尽管我的实验用时甚短，而且不只是短暂，还由于转瞬即逝而并不完整，但我仍然相信，这比康科德的任何一位农夫在那一年里做得都更好。
第二年我做得更好了，因为我用铁锨平整出了我所需要的所有土地，大约是三分之一英亩，而且我根本就没有被众多农学名作所吓倒，其中就包括亚瑟·扬的著作。我从这两年的经验中得知，如果一个人愿意过简朴的生活，只吃他所种植的庄稼，而且只种植够他吃的庄稼，并不想用庄稼来交换数量不足的更奢侈、更昂贵的东西的话，那么他就只需耕种几平方杆的土地，而且用铁锨平整那块土地，要比用牛来犁地便宜，而且间或选择一块新地，要比给旧地施肥便宜，而且就好像在夏天有空的时候用他的左手，就能够做一切他必须做的农活；而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像当前一样把自己束缚在一头公牛、一匹马、一头母牛，或者一头猪上面了。在这一点上，我想讲得不偏不倚，就像一个对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安排的成败不感兴趣的人一样来讲话。我比在康科德的任何一位农夫都独立，因为我并不是固定在一幢房子或者一个农场里，我能随我自己的意向行事，那意向是每一刹那都变化多端的。我已经比他们生活优裕了，因而如果我的房子被烧掉了，或者我的庄稼收成不好，我的生活还是能够像以前一样小康。
我每每认为，与其说人们是牛群的饲养者，毋宁说牛群是人们的饲养者，牛群要比人们自由得多。人们和牛群交换了工作；但如果我们只是考虑必要的工作，那么就会看到，牛群具有巨大的优势，它们的农场要大得多。人在六个星期的割草并翻晒成干草的过程中，做了在这个交换工作中的一部分工作，而这又绝非易事。当然任何一个在所有的方面都生活简朴的民族——也就是任何一个由哲学家构成的民族——都不会犯下使用动物劳动这样的大错。确实，以前从未有过一个由哲学家构成的民族，而且也不大可能很快就有一个由哲学家构成的民族，我也并不确信有，一个由哲学家构成的民族是可取的。然而，我永远也不会驯服一匹马或者一头公牛，并强制它做它能为我做的任何工作，因为我害怕我由此而变成一个马夫或者牧人；而且如果社会似乎因为这样做而获益的话，那么我们能否确信，一个人的收益就是另外一个人的损失，而且马夫拥有与他的主人同样感到满意的原因吗？就算某些公共工程没有这些帮助也能够建成，那么就让人与牛和马共享这样的光荣吧；这是不是就是说，这样一来他就不能完成与他的身份更相称的工程呢？当人们在它们的帮助下，开始做不只是没有必要的或者是精美的工作，而且是做奢侈而又琐碎的工作的时候，那么不可避免的就是，有些人就与牛交换工作，换句话说，他们就变成了最强大者的奴隶。这样一来，人也就不仅为他内心里的动物而工作，而且作为这一点的一个象征，他还为身外的动物而工作。尽管我们拥有许多用砖石建成的实实在在的房子，然而农夫富足与否，却仍然是以牲口棚让他的房子黯然失色的程度来衡量。这个城镇据说在这一带拥有最大的公牛棚、母牛棚以及马棚，而且它所拥有的公共建筑也并不落后于时代；但在这个国家里，可供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用的大厅却为数甚少。一个国家不应该寻求用其建筑来纪念自己，可为什么甚至不能用其抽象思想的力量来纪念自己呢？比起东方的所有废墟，《薄伽梵歌》是多么的更令人敬佩啊！高塔和庙宇是帝王的奢侈品。一个简单而又独立的思想并不按照任何帝王的吩咐去劳作。天才并不是任何一位皇帝的家臣，而且造成天才的材料也并不是银子、金子、大理石，或者说只是在微乎其微的程度上是这种材料。请问，捶打如此多的石头的目的何在？在阿卡狄亚，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没有看见谁在捶打石头。许多国家都拥有一种疯狂的野心，想用他们所留下来的捶打出来的石头数量而使别人对自己的记忆长存。要是花费同样的心血来使他们的举止平和并且优雅的话，那又会怎样呢？一种善良的意识，要比一座像月亮那样高的纪念碑更令人难忘。我更喜欢看到石头待在原处。底比斯的壮丽是一种庸俗的壮丽。有一百个城门的底比斯已偏离了生活的真正目的，所以它还不如围绕着诚实的人的田地的一杆宽的石头墙合乎情理。那些野蛮而又不信基督教的宗教和文明，建造出了富丽堂皇的庙宇，但你所能称之为基督教的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一个国家所捶打的大多数石头，都只是前往那个国家的坟墓。它把自己活埋了。至于金字塔，在它身上毫无可惊叹之处，值得惊叹的倒是这个事实，可以发现有这么多人是遭受了足够的耻辱，花费他们的生命来为某个野心勃勃的蠢材修建坟墓，要是把他丢在尼罗河里淹死，用他的尸体喂狗，那就会更明智，也更有男子气概。也许我会为他们和他捏造出借口来，但我并没有时间这样做。至于建筑师的宗教信仰和对艺术的热爱，全世界都完全一样，不管是建造一个埃及的庙宇或者美国银行大厦。总归是代价大于价值。其主要动力就是虚荣，辅之以对大蒜、面包和黄油的热爱。巴尔科姆先生，是一位有出息的年轻建筑师，他仿效他心目中的维特鲁威，用硬铅笔和尺子把它设计出来，而建筑工作就交由多布森父子公司了，这是一个采石公司。被鄙视了三千年的东西，现在开始受人景仰。至于你们的高塔和纪念碑，在这个镇子里曾经有一个疯子，他着手挖一个直通中国的洞，他说他已经挖到能听见中国的茶壶和水壶哗哗作响了：但我认为，我将不会不厌其烦地赞赏他挖出的那个洞的。许多人对西方和东方的纪念碑颇为关注，想知道是谁建造的。就我而言，我倒想知道在当年是谁没有建造它们——是谁超然于这种琐事之上。不过还是接着说我的统计吧。
与此同时，我还在树子里做勘测、木工和各种各样别的日工——须知我会的手艺就像我的手指一样多，我赚了13.34美元。不算我自己种的土豆、一点青玉米和一些豌豆，也不把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手头上所有的东西的价值考虑在内，那么八个月的伙食费——也就是说，从7月4日至翌年3月1日，这是这些估计所涵盖的时间，尽管我在这里度过了两年多——就是：
大米 1.735美元
糖浆 1.73美元 一种最便宜的糖精
黑麦粗磨粉 1.0475美元
玉米粉 0.9975美元 比黑麦便宜
猪肉 0.22美元
面粉 0.88美元
糖 0.80美元
猪油 0.65美元
苹果 0.25美元
苹果干 0.22美元
番薯 0.10美元
一只南瓜 0.06美元
一只西瓜 0.02美元
盐 0.03美元
其中的面粉和糖，都比玉米粉价钱贵，而且还麻烦。
从面粉到盐各项，都是实验，但失败了。
是的，我的伙食费总共是8.74美元；但如果我并不知道，我的大多数读者同样对自己感到内疚，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果印刷出来也同样糟糕的话，那么我就不应该这样厚颜无耻地把我的内疚公之于众。第二年，我有时会捉几条鱼来吃，还有一次，我甚至屠杀了一只毁坏了豆荚地的土拨鼠——就像鞑靼人所说，实现了它的转世——并把它吞食了下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进行实验；尽管它虽然有一种麝香似的气味，却还是为我提供了片刻的享受，但我却看到，长久食用不会是件好事，即使村子里的屠夫似乎愿意帮你把土拨鼠去毛开膛洗净。
这段时间内的衣服和某些零星花费为8.4075美元，尽管这说明不了多少问题。而油和一些家用物品的花费，则为2美元。
洗衣和补衣多半是交给外边做的，但账单还没有收到——在这个地方必要的花费就这么多了，而除此之外，涉及金钱的所有开支就是：
房子 28.125美元
农场 14.725美元 使用一年
食品 8.74美元 八个月
衣服等 8.4075美元 八个月
油等 2.00美元 八个月
总计 61.9975美元
现在，我来告诉那些需要谋生的读者。为了达到谋生的目的，我卖出了农产品：
卖出的农产品 23.44美元
打短工所得 13.34美元
总计 36.78美元
从开支中减去这些钱，还差25.2175美元，这几乎就是我用来开销的那些钱，是原先就打算付出的花费；而在另一方面，我除去获得了闲暇和独立之外，还为自己获得了一座愿意住多久就能住多久的舒适的房子。
这些统计数字虽然很琐碎，似乎没有什么用处，但因为相当完备，也就具有了某种价值。所给予我的东西，我都一应俱全地记在账上。从上述估计可以看出，单是食品，每个星期就花费了我大约27美分的钱。此后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我的食品是黑麦和没有发酵的玉米粉、土豆、大米、非常少量的咸肉、糖浆、盐，以及饮用水。我主要靠吃大米为生，那是因为我非常热爱印度的哲学。我以前总是偶尔外出吃饭，相信以后还会偶尔外出吃饭，为了回应某些惯于吹毛求疵的人的异议，我也可以声明，如果总是外出吃饭，就会损害到我的家务安排。但正如我已经声明的，外出吃饭是一种经常的事情，既然如此，也就根本不会影响到这样一个相对的数据统计。
读者将会意识到，我更是从一种经济学的观点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从一种饮食学的观点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且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备货充足的食品贮藏柜的话，是不会贸然尝试我的这种有节制的饮食的。
一开始，我是用纯玉米粉和盐做面包，那是真正的锄头玉米饼，我是在户外把饼放在木板上，或者放在我建房的时候锯下来的木头上烘烤的；不过它经常被烟熏黑，带有一种松树的味道。我也尝试过用面粉做面包，但最终发现，黑麦和玉米粉混合起来是最方便的，也最好吃。在天气寒冷的时候，一连烘烤上这么几块绝非毫无乐趣，我仔细地照料和翻动这些面包，就像埃及人照料和翻动他正在孵化的鸡蛋一样。它们是一种我使之成熟起来的真正的谷物果实，对我的感官来说，它们拥有一种像别的高贵果实一样的芳香，我用衣服把它们包裹起来，尽可能长久地予以保存。我对古代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制作面包的艺术作了一番研究，请教了那些被提供出来的权威人士，又返回到原始时代以及那种不含酵母的第一个发明，当时人们是从坚果和生肉的荒野里，第一次来到了这种饮食的温和与雅致之处。我又在我的研究中逐渐朝下走，穿过了生面团的那个偶然的变酸，学习到发酵的过程，我又从那里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发酵，终于来到了“新鲜、味美、有益健康的面包”的面前，也就是来到了主食的面前。酵母，有人认为它是面包的灵魂，是充满着面包的蜂窝状组织的精神，被人们像女灶神维斯太的火一样虔诚地保存着——我猜想，有几瓶珍贵的酵母，最初是在“五月花”号船上被带过来的，替美国解决了问题，而且它的影响现在仍然在上升，膨胀，扩展，在这个国度里掀起了谷物的波涛。我一直是定期而又忠实地到村子里去取这个种子，直到最后，一天上午，我忘记了规则，用开水烫了我的酵母。通过这个事故，我发现，甚至这也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我并不是通过综合的过程而发现，而是通过分析的过程而发现——于是从那以后我便欣然把它省略了，尽管大多数家庭主妇认真地向我保证说，没有经过发酵的面包可能不安全和不卫生，而上了岁数的人则预言，如果那样生命力将会迅速衰退。然而我却发现，它并不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原料，我有一年的时间没有用酵母，现在仍然在生者的国度里；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摆脱掉了在口袋里放一瓶酵母这种琐事，因为瓶子有时会啪的一声把东西流出来，令我很狼狈。省略掉这一项，要更简单一些，也更体面。人类是这样一种动物，他比任何别的动物都更能使自己适应于一切气候环境和状况。我也没有在面包里放盐、苏打，别的酸味物质或者碱。看来我是按照马可·波西乌斯·加图在大约公元前2世纪的时候所制定的烹饪法来做的。“Panem depsticium sic facito，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 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aquae paulatim addito，subigitoque pulchre. Ubi bene subegeris，defingito，coquitoque sub testu.”
每一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这块长着黑麦和玉米的土地上生产出他自己的制作面包的材料，而不用依赖于遥远而又波动的市场来获得。然而我们与简单和独立却是相距甚远，结果在康科德，商店里很少销售新鲜而又味美的玉米粉，而更加粗糙的玉米片和玉米则几乎没有人吃。通常，农夫用他自己生产的谷物来喂牛和猪，而花上更多的钱在商店里购买面粉，而面粉又并非更有益于健康。我看到，我能够轻而易举地生产出一二蒲式耳的黑麦和玉米，因为前者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生长，而后者也并不要求有最肥沃的土地，而且我还能用手磨把它们碾碎，因此没有大米和猪肉也能生活。而如果必须拥有某种浓缩的甜食，那么通过实验我就发现，不论是用南瓜还是用甜菜，我都能制作出一种质量非常好的糖浆，而且我知道，我只需要栽种几棵槭树，就能更容易地获得糖浆。而如果这些东西还没有长熟，那么除了那些我已经提到的之外，我还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代用品。正如前辈们所歌唱的，
因为我们能够用南瓜、欧洲萝卜和胡桃树的薄片，
酿造出滋润我们双唇的美酒。
最后，至于盐，这种最粗劣的杂货，获取食盐也许是到海边转一转的好机会呢。或者，如果根本不吃盐，我倒可以少喝一些水。我没有听说印第安人曾为了获得盐而费神过。
这样一来，就我的食物而言，我就能够避免一切贸易和以货易货了，而且由于我已经有了栖身之地，那么还需要解决的就只有衣服和燃料了。我现在穿的紧身裤．是在一个农夫的家里做的——感谢上帝，人身上还有这么多的美德；因为我认为，从农夫降为技工的堕落，就像从人降为农夫的堕落一样伟大和值得纪念；而且在一个新生的国家里，燃料就是一种累赘。至于栖身之地，如果不允许我仍然在公地上定居的话，我就可以用我耕种的那块土地的卖出价格来购买一英亩的土地——也就是说，用八美元八美分购买。不过实际上，我认为我的擅自占用使那块土地升值了。
有一类持怀疑态度的人，他们有时问我这种问题，我是否认为我单是靠素食就能生活。而为了立即根绝这个问题——须知根就是信念——我通常这样回答，说我吃木板上的钉子就能生活。如果他们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不得不说的东西他们也就理解不了多少。就我而言，我乐于听说有人正在做这种实验，比如说有一个年轻人，他有两个星期靠吃硬的生玉米生活，把他的牙齿用作研磨玉米的石臼。松鼠族就做过同样的尝试，而且获得了成功。人类对这些实验感兴趣，尽管有几位老太太可能会感到惊恐，她们或者是在这方面力不从心，或者是在磨坊里拥有归寡妇所有的亡夫遗产的三分之一。
在那以后不久，我参加了一位教堂执事的私人物品拍卖会，须知他并没有白白地过了一生：
人们所做的邪恶死后还活着。
照旧，他的私人物品中一大部分，是从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开始积累的零星杂物，其中还有一只干绦虫。而现在，在他的阁楼和别的满是灰尘的房间里待了半个世纪之后，这些东西并没有被烧掉：并没有点上一堆火烧掉它们，没有对它们进行净化的毁灭，而是给它们召开了一个拍卖会，或者说是让它们得到了增强。邻居们急不可耐地聚集起来观看这些东西，把它们全都买了下来，小心翼翼地运送到自己的阁楼和别的满是灰尘的房间里，让它们待在那里，一直到料理遗产的时候，这些东西又会再次开始搬动。人在死的时候，把他积累起来的财产上的灰尘踢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