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节俭

我写作本书时，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写出本书的主要部分时，我是独自居住在树林里的，那是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的湖畔，方圆一英里之内没有邻居。我住在自己建造的一座房子里，仅仅靠着双手的劳动生活。我在那里住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如今我又再次成了文明生活中的一位寄居者。

要不是镇上的人们对我的生活方式百般探究，我是不会强加于人，让读者注意到我的私事的。有些人会认为这些探究不相干，不过鉴于种种情况，在我看来却并非不相干。有些人问，我不得不吃些什么，我是否感到孤单，我是否害怕，诸如此类。还有的人感到好奇，想知道我的收入有多少被捐献出来用于慈善，而有的人，他们是多口之家，于是想知道我抚养了多少个穷孩子。因而在本书中，如果我回答其中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就要请那些对我并没有特殊兴趣的读者见谅。在大多数书籍中，“我”，或者说第一人称，是被省略的，在这本书中，则被保留，本书的主要特点就是言必称“我”。我们通常并不记得，毕竟，总是在讲话的恰恰就是第一人称。倘若另有他人，我对他同样了解，那么我就不会这样大谈自己了。不幸的是，我由于经历狭窄，也就限于这个主题了。除此之外，站在我自己的立场上，我也要求每一个作家，迟早都应该简单而又真诚地描述出他自己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描述出听来的别人的生活；应该写出就像从一个遥远的国度寄给他的亲属的信那样的描述，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活得真诚，就一定是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国度。也许本书更是为穷学生而写的。至于我的其他读者，他们将接受能够应用在他们身上的那些部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在穿衣服的时候把缝口撑开，因为只有衣服合身，穿起来才舒服。

我乐意说的事情，与其说是与中国人和桑威奇群岛岛民有关，毋宁说是与本书的读者有关，也就是与你们这些据说是居住在新英格兰的人有关；说的是你们的状况，尤其是你们在这个世界里、在这个城镇里的外部状况或者情况，那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状况事实上如此之差是否必要，是否无法得到改善。我在康科德做了大量旅行：而在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在商店里，在办公室里，还是在田野里，在我看来，居民们都是在以一千种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苦修。我听说，婆罗门坐在四面火当中，直视太阳，或者在火焰上方，头朝下身体倒悬，或者扭头仰望天空，“直到他们不可能恢复他们自然的姿势，而由于脖子扭曲，只有**才能流进胃里”；或者终生用锁链锁住，居住在树的脚下；或者就像毛虫一般，用他们的身体来丈量庞大帝国的疆域；或者用一条腿站在木桩的顶上——但甚至这些有意识的苦修形式，也并不比我每天目睹的那些场景更令人难以置信。与我的邻居们所从事的事情相比，赫丘利的十二件苦差也微不足道，因为他所做的苦差只有十二件，是有尽头的，但我却永远也不会看到我的邻居们杀死或者捕获任何一个妖怪，或者完成任何一件苦差。他们没有赫丘利的朋友伊奥拉斯帮忙，伊奥拉斯是用烧红的烙铁，烙多头蛇的头的根部，而我的邻居们则是刚把多头蛇的一颗头砍掉，又有两颗头冒了出来。

我看到，镇子里的年轻人，他们的不幸恰恰在于继承了农场、房屋、谷仓、牛以及农具，因为这些东西获得比丢掉容易。如果他们是诞生在野外的牧场，由狼来哺育的话就好了，因为那样他们就可能用更明亮的眼睛看到，要求他们在其中劳作的是什么田地，是谁使得他们成为土地的农奴？当人注定要只吃一配克泥土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却应该吃六十英亩的土地？为什么他们一出生，居然就开始挖掘自己的坟墓？他们得过人的生活，把所有这些事情都推到他们面前，尽可能地对付下去。我遇见多少可怜的不朽灵魂啊，他们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几乎被压扁，窒息，在生活的道路上爬行着，在面前推着一个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谷仓，他们奥吉亚斯的牛舍从来也没有清扫干净，还有一百英亩的土地、耕作、割草、牧场，以及林地！而无遗产继承份额的人，他们虽然没有这种毫无必要的继承下来的累赘须与之斗争，却也发现征服并培育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已经足够辛劳了。

但人们是在出了错的情况之下而辛劳的。人的精华部分很快就被犁在土地里面，成为堆肥了。通过一个似乎是必然的命运，他们被雇用了，正如一本古书所说的，他们把财宝积攒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这是一个愚蠢的生命，生前或许不明白，到临终，人们终会明白的。据说丢卡利翁与皮拉从肩头向身后扔石头，从而创造了人类：

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f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

雷利则是以其语调夸张的方式，用诗句把它表达出来了：

从此人类是硬着心肠，忍受着痛苦和忧虑，

并且赞同我们的身体具有石头的性质。

真是太盲目地遵守错误的神示了，把石头从头顶扔到背后去，也不看一看它们坠落到什么地方去。

大多数人，甚至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里，也仅仅是由于无知和错误，而满脑子都是人为的烦恼，忙于粗俗且又毫无必要的苦差，结果也无法采摘到生活得更美好的果实。他们的手指，由于劳作过度而变得过于笨拙，过于颤抖，而无法采摘了。实际上，劳作的人日复一日，都没有闲情逸致获得一种真正的人格：他无法保持人与人之间最勇毅的关系，他的劳动会在市场上贬值。除了做一架机器之外，他没时间来做别的。他怎能记得他是无知的呢——他是全靠他的无知而活下来的——他不经常绞尽脑汁吗？我们有时应该免费给他饭吃，给他衣服穿，用我们的果汁让他恢复体力，然后才能评价他。我们天性中最优秀的品质，就像果实上的那层粉霜一样，只有在搬动的时候非常小心才能保留下来。然而不论是对待我们自己，还是对待别人，我们都并非这样体贴入微。

我们都知道，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是贫穷的，发现生活艰难，有时就好像上气不接下气一般。我毫不怀疑，在本书的读者当中，你们有一些人并不是吃的饭全都能付得起钱，或者尽管衣服鞋子快要坏了或者已经坏了，却付不起购买衣服鞋子的钱，而且是用借来的或者偷来的时间才读到这一页，这也就剥夺了你们的债主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的眼力已经在阅历的磨刀石上磨利了，显而易见，你们当中的许多人过的是多么卑贱而又委琐的生活：你们时常进退维谷，既试图做生意又试图摆脱债务——债务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泥沼，拉丁人称之为aes alienum，意即“另外一个人的黄铜”，因为他们的一些硬币是用黄铜铸造出来的；仍然在活着，在死去，被别人的黄铜埋葬；总是许诺偿还债务，许诺明天就偿还债务，而又在今天死去，无清偿能力地死去；为了讨好于人，获得顾客的惠顾，所采用的方式多种多样，只差没有犯下可进州监狱的罪行了；说谎，奉承，投票表决，把你自己缩进一个谦恭的坚果外壳内，或者膨胀进一种稀薄而又充满水汽的慷慨的空气之中，这样你就可以说服你的邻居，让你为他做鞋、帽子、衣服、马车，或者为他进口食品杂货；使得你自己生病，这样一来你也就可能积攒点什么东西以备生病之需，那是要藏在一个旧箱子里的某种东西，要不然就藏在墙的灰泥面背后的一只袜子里，或者更安全的话，就藏在用砖砌成的银行里，不管是藏在哪里，也不管藏的东西是多是少，反正是要藏起来。

我几乎可以说，我有时感到纳闷的是，我们怎么能够轻浮得从国外引入丑陋的黑奴制度，有这么多精明苛刻的奴隶主，奴役了北方和南方的国人。有一个南方监工是难以忍受的，有一个北方监工则更糟糕，但最糟糕的却是，你就是监管你自己这个奴隶的监工。谈到在人身上的一种神性！那就看看在马路上赶牲畜的人，他在白天或晚上赶往市场，他的内心中有任何神性在激**吗？他的最高责任，就是为他的马匹喂料喂水！和运输的赢利相比较，他们的命运算什么？他们还不是在给一位繁忙的绅士赶牲畜吗？难道他是多么像神，多么不朽吗？看，他是多么畏缩，鬼鬼祟祟，一整天里战战兢兢，既不是不朽，又没有神性，而是成了他本人对自己的看法的奴隶和囚徒，那是他凭借着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赢得的名声。与我们自己的私人意见相比，舆论是一个软弱的暴君。恰恰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决定了他的命运，更确切地说，是指出了他的命运。要在西印度群岛各省中谈论心灵与想象的自我解放，可没有哪位威尔伯福斯来促进呢？再想一下这个国度的女士们，她们在编织梳妆坐垫以备世界末日之需，而不把对她们的命运的一种过于幼稚的兴趣暴露出来！那就好像你能够消磨时光，而又不会伤害永恒似的。

芸芸众生过的生活是既安静又绝望。所谓的听天由命，是一种得到证实的绝望。你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村庄，并且不得不用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在人类的所谓游戏与消遣底下，甚至都隐藏着一种刻板、深藏于潜意识的绝望。两者中都没有娱乐可言，因为工作之后才能娱乐。可是不做绝望的事，就是智慧的一种表征。

当我们用教义问答法的方式，思考着什么是人生的宗旨，生活的真正必需品和手段又是什么的时候，仿佛人们还曾审慎从事地选择了这种生活的共同方式，因为与别的方式相比，他们更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其实他们也知道，舍此而外，别无可以挑选的方式。但清醒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亘古常新。什么时候放弃我们的偏见，都不会为时太晚。任何一种思维方式或行事方式，不管多么古老，如果得不到证明就都不能信赖。今天每一个人认为是真实而予以附和或者沉默地予以忽视的东西，可能明天就证明是虚假的，只不过是见解的烟雾而已，有些人相信那烟雾是一片云，将会在他们的田野上洒下肥沃土壤的雨水。老年人告诉你不能做的事情，你如果尝试的话，就会发现能做。老的行为是让老年人来做的，而新的行为则是让年轻人来做。或许老年人曾经并不清楚地知道，应该找来燃料让火继续燃烧；而年轻人则在水壶下放进一点干柴，而且就像那句俗语所说，以一种让老年人受不了的方式，用鸟儿的飞翔速度围绕着地球旋转。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并非更适合做教师，而且做得也并不如年轻人好，因为老年人的损失，要大于他们的收益。人们几乎可以怀疑，最聪明的人过着实用的生活，是否学到了任何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老年人并没有非常重要的忠告可以给予年轻人，他们自身的经验是非常片面的，而且他们必须相信，由于个人的原因，老年人的生活是这样悲惨地失败；也可能是，他们还保留着某种使人对那种经验产生错觉的信念，而且他们只是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老一些。我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三十来年，还没有从比我年长的人那里听到一句有价值甚至重要的忠告。他们什么有益的东西也没有告诉我，大概没有能力告诉我任何有益的东西。这就是生活，是一个在很大的程度上我并没有尝试的实验；但他们尝试过了，对我也没有益处。如果我拥有我认为是有价值的经验，那么我就一定会在深思后认识到，我的导师们对此是什么也没有说过。

有一个农夫对我说：“你不能靠只吃蔬菜活着，因为蔬菜提供的营养不能让你长骨头。”因而他每天都虔诚地花费一部分时间，把骨头的原材料提供给他的身体；他一边说，一边跟在牛的后面，而他的牛就是吃草长出的骨头。尽管有这么多的障碍，他的牛却能颠簸着拉着他和笨拙移动的犁前行。在特定场合，在最无助和生病的人当中，有些东西确实是必需品，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它们却只不过是奢侈品，还有的人则对它们全然不知。

在某些人看来，人生的所有境界，不论是高山还是峡谷，前人都已经走遍了，而且该关注的也都关注到了。按照伊夫林的说法：“聪明的所罗门颁布了条例，为树木之间的精确距离做了规定；古罗马的行政长官决定，你隔上多久的时间可以到邻居的地里捡落下的橡子而不算擅自闯入，而且那个邻居可以分到多少橡子。”希波克拉底甚至有关我们应该怎样剪指甲都留下了指示，也就是与指头尖齐平，既不要长也不要短。毫无疑问，那些意味着要把生活的多样性和欢乐消耗殆尽的乏味和无聊，本身就像老亚当一样年老。但人类的能力从来也没有得到衡量，我们也不能判断，根据先例人类能够做什么，因为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出多少尝试。不管迄今为止你的失败是什么，“你都不要苦恼，我的孩子，因为谁会把你没有做到的事情安排给你做呢？”

我们可以用一千种简单的测试来试验我们的生活：例如，同是一个太阳，它既催熟了我们的豆荚，又照亮了与我们相同的一个星系。倘若我记住这一点的话，那就会避免某些错误的发生。可是我在为豆田锄草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一点。群星是多么奇妙的三角形的顶点啊！在宇宙各个角落的人们，不管他们是多么疏远和不同，在这一个时刻都正在凝视这同样的景色！大自然与人生就像我们的不同体制一样多种多样。谁能说，生活能给另外一个人提供出什么样的前景？难道还能有比我们瞬间洞悉彼此的眼神更伟大的奇迹产生吗？我们应该在一个小时内体验世界的整个历程，是的，体验历程中的所有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读哪个人的经历，会比这更令人吃惊，会带来更多的信息。

我的邻居称之为好的东西，大部分我在灵魂深处却认为是坏的，而如果我有什么可后悔的话，那就大有可能是我的良好行为。难道是什么魔鬼缠住了我，让我如此循规蹈矩？老兄，你可以说出你能说的最明智的话——你已经活了七十岁，不能不算是一种光荣了吧——我听见有一个不可抗拒的嗓音，它要求我离开所有这一切。一代人放弃另外一代人的事业，就像放弃搁浅的船一样。

我认为，与我们实际上所相信的东西相比，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予以相信的，要多上许多。我们能够在别的地方坦诚地给予多少关怀，就可以放弃多少对我们自己的关怀。自然界能够多么适应我们的长处，就能多么适应我们的弱点。某些人的没完没了的焦虑和紧张，是一种几乎无法治愈的形式的疾病。我们被搞得夸大了我们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然而我们所没有做的事情又有多少呢！或者说，倘若我们生病又会怎样呢？我们是多么敏感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决不依靠信念生活；我们整天都保持警惕，到了晚上我们又不情愿地进行祷告，把自己交给无常的运数。我们被迫生活得如此彻底而真诚，敬畏我们的生命，并否认改变的可能性。我们说，这就是唯一的道路；但是能够从一个中心画出多少个半径，就能够有多少条道路。一切改变都是一种值得深思的奇迹，但它又是一种随时会发生的奇迹。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人把一个想象中的事实归纳为一个他所能够理解的事实的时候，我也就可以预见，所有的人都将最终在这个基础上构筑起他们的生活。

让我们考虑一下，我前面提到的烦恼和焦虑是什么，我们烦恼，或者起码说我们关心，这究竟有多大的必要性。尽管是在表面的文明中生活，但如果能过上一种原始而蛮荒的生活，也未尝不是好事，哪怕只是为了了解生活的必需品大体有哪些，以及怎样获取它们；甚至翻看一下商人的旧流水账，看看人们在商店里最常买的是什么，他们储存些什么，换句话说，必需品大体是什么，也未尝不是好事。这是因为时代的改善，对人类生存的本质法则的影响微乎其微：就像我们的骨骼，大概与我们祖先的骨骼并无明显差别。

所谓“生活的必需品”，我指的是，在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的东西当中，那些从一开始就对人类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或者经过长期的使用而变得非常重要的东西，野蛮人也好，穷人也好，哲人也好，谁离开它也过不下去。对许多生物来说，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一种生活的必需品——食物。对北美大草原里的野牛来说，如果不寻求森林或者高山的遮蔽，那么必需品就是几英寸厚的可口的青草，加上可以饮用的水。野兽的需求，不过是食物和栖息处。在这种气候中，人类的生活必需品则可以明确地分为食物、栖息处、衣服和燃料几项；因为只有当我们获得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才愿意自由地应对生活的真正问题，展望成功的前景。人类不仅发明了房屋，而且还发明了衣服和烹饪的食物；而且也许是偶尔发现了火的温暖，并发现了对其的使用，这起初是一种奢侈，但由此却产生了烤火的必要。我们注意到，猫和狗也获得了这相同的第二天性。凭借适当的栖息处和衣服，我们合情合理地保留着我们自身的内在热量；但如果栖息处和衣服过分，或者燃料过分，换句话说，外部热量大于我们自身的内部热量，难道可以准确地说是烹饪开始了吗？博物学家达尔文在谈到火地岛的居民时说，他们一行人虽然穿着厚衣服，靠近火坐着，却并未感到过于温暖，而他非常惊讶地注意到，这些**的未开化的人，离火要远得多，却是“似乎由于经历这样一种烤炙而汗流浃背”。我们被告知，新荷兰人能够赤身露体而安然无恙，而欧洲人穿着衣服却瑟瑟发抖。难道不能把这些未开化的人的强壮与文明人的智能结合起来吗？按照利比希的说法，人的身体是一个炉子，食物就是让肺的内部保持燃烧的燃料。天气寒冷的时候我们吃得多，温暖的时候吃得少。动物的热量是一种缓慢燃烧的结果，而燃烧过快的时候就会产生疾病和死亡；换句话说，由于缺少燃料，或者炉子的通风气流出现某种故障，火也就熄灭了。当然，也不可把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热量与火混为一谈，譬喻就到此为止吧。因而，从上述清单似乎可以看出，“动物的生命”这个词语，几乎与“动物的热量”这个词语同义；因为虽然食物可以被看作维持我们体内的火的燃料——而且燃料只是用来准备那种食物，或者通过从身体外面增加温度来增加我们身体的温暖——但栖息处和衣服也只是用来保持这样产生和吸收到的那种“热量”。

这样一来，对我们的身体来说，重大的必要就是保持温暖，保持在我们身上的那种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热量。因而我们不仅为食物、衣服和栖息处煞费苦心，还为了我们的床铺——那些夜晚的衣服而辛苦着，我们抢夺了鸟儿的巢，拔掉鸟儿的胸部羽毛，就像鼹鼠在它的洞穴底部用草和树叶做成床一样！穷人往往会抱怨，说这是一个寒冷的世界；而人们的大部分烦恼，就是既直接源于物质上的寒冷，也源于社会上的寒冷。在某些气候区里，夏季使人能够过上一种乐土的生活。这样一来，除了煮饭之外，也就并不需要燃料；太阳就是他的火，许多果实用阳光就足以煮熟了；而且食物一般说来更多种多样，也更容易获得，衣服和栖身之地是完全用不到的，或者只是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我通过自己的经验发现，当前在这个国家，有几件工具、一把刀、一把斧头、一把铁锹、一辆手推车等，就足以生活了，而这些东西都能花费甚少便可获得，而对勤奋好学的人来说，有灯火、文具，以及想阅读的几本书，也就足够了，而这些也都能花费甚少便可获得。然而有一些人，并不明智的人，他们前往地球的另外一边，前往野蛮和并不卫生的地区，专心地做上十年或者二十年的生意，目的是为了他们能够最终在新英格兰活着——也就是说保持着舒适的温暖——和死去。那些奢侈的富人并非纯粹是保持着舒适的温暖，而是热得不自然；正如我在前面所暗示的，他们自然是很时髦地被烘烤了。

大多数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的生活的舒适，不仅并非必不可少，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就奢侈品和舒适而言，最明智的人过的生活总是比穷人更简单，更匮乏。中国、印度、波斯以及希腊的古代哲学家们，他们是这样一个阶层的人，外表生活再贫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再富有不过。有关他们，我们所知并不多。但是就我们所知道的，已经足够令人惊叹了。他们的种族中更为现代的改革家和行善者们，也是同样情况。一个人只有站在安贫乐道的立场上，才能成为一名公正而又有智慧的人生观察者。不论是在农业、商业、文学，或者艺术中，奢侈生活产生的果实都是奢侈的。当今有哲学教授，但却没有哲学家。然而当教授是令人羡慕的，因为曾几何时能够生存是令人羡慕的。要做一个哲学家，并不是仅仅要拥有深奥的思想，甚至也不仅仅是要创立一个学派，而是要热爱智慧，从而按照智慧的要求来生活，过上一种简朴、独立、宽厚而又信任的生活。解决生活的一些问题，不仅是要从理论上解决，而且还要在实际上解决。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是一种廷臣式的成功，而不是国王式的成功，也不是具有男子汉气概的成功。他们只是将就应付着，因循守旧地生活，就像他们的父辈一样，而绝非一个更为高尚的种族的人们的先驱。但人们为什么总是堕落？是什么使得家庭破碎？那种使民族萎靡不振并毁灭民族的奢侈是什么性质的呢？我们能否确信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这种东西一点也没有？哲学家是领先于时代的，甚至在他生活的外部形式中也是如此。他并不像同时代人那样吃喝、居住、穿着、取暖。如果保持生命热能的方式不比别人高明的话，他又怎能成为哲学家呢？

一个人用我所描述的那几种方式获得温暖之后，接下来他会想要什么呢？毫无疑问并不是更多同样种类的温暖，比如更多更丰富的食物，更大更豪华的房屋，更漂亮更大量的衣服，更多更持续不断和更热的火，等等。当他获得了那些生活的必需品的时候，那么除了获得非必需品之外还有一种选择；也就是说，生活的冒险现在开始了，因为他摆脱掉卑贱的劳作的假期已经开始了。看来土壤是适合于种子的，因为土壤让种子的胚根朝下延伸，现在又可能自信地让种子朝上发芽。倘若人不可能相应地上升到上面的天空，又为什么要如此坚实地扎根在地里呢？——因为更为高尚的植物的价值，就在于它们最终在远远高出地面的地方，在空气和阳光中所结出的果实，而不会被当作卑贱的蔬菜之类来对待，就算是两年生的蔬菜，对它们的培育到它们长好根的时候也就结束，而且为了长好根还经常把顶部切割下来，结果到了开花季节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了。

我并不打算为天性坚强勇敢的人们制定规则，不管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们都会管自己的事情，他们也许会建造出比最富有的人还要富丽堂皇的房子，比最富有的人还要挥金如土，而又不会使自己穷困，因为我并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的，——确实，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这样的人就是梦中之人；我也不会为那些人制定规则，他们恰恰在事情的当前状况中找到了对自己的鼓励和灵感，并以对情人的那种热爱和热情珍惜这个状况，——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自己就是其中之一；我说的话所针对的，并不是那些不管在什么境遇中都在忙于有意义的事情的人，而且他们也知道他们是否在忙于有意义的事情；——我所针对的，主要是芸芸众生，在他们有可能改善自己的时候，他们却牢骚满腹，徒劳地抱怨他们命运的艰辛或时代的艰辛。有一些人，他们最起劲和最伤心欲绝地什么事情都抱怨，因为他们说，他们正在尽职尽责。我还想到那个似乎富有但又是所有阶级中最为贫困的阶级，他们把金属熔化时的浮渣积攒了起来，又不知道怎样予以使用，也不知道怎样摆脱，这样一来也就为自己铸造出了金脚镣或者银脚镣。

若是我说出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渴望过一种怎样的生活，那么多少了解些实际情况的读者感到奇怪，更会使对我不熟悉的人大为惊讶。我只略述我心头的几件事就行了。

不管在任何气候、任何时刻，我都希望能及时改善我当前的状况，并在手杖上刻下记号；我迫切要站在两个永恒的交会点上，也就是过去和未来的交会点，那恰恰就是当前的时刻；我迫切要用脚尖站在那条线上。有时我用语晦涩，请见谅，因为我的职业比大多数人有更多的秘密，我并非刻意保密，而是职业性质使然。我愿欣然说出有关我所知晓的一切，决不会在我的门上写上“禁止入内”。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条猎犬、一匹枣红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我仍在寻找它们。我曾向许多旅人谈到它们，描述了它们的踪迹，以及它们能对什么样的召唤有反应。我曾遇见一两个人，他们听到过那条猎犬的吠声，那匹马的蹄声，甚至还看见那只斑鸠在一片云彩的后面消失，而且他们似乎也急于找回它们，好像是他们自己把它们丢失了一般。

我所期待的，并非仅仅是日出和黎明，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大自然本身！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有多少个清晨，邻居们都还没有忙碌之前，我已经忙起自己的事情了！毫无疑问，许多镇民都曾看见我做完事回来，天刚蒙蒙亮就赶往波士顿的农夫，前去砍柴的樵夫，他们都碰到过我。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从未助它一臂之力，但毋庸置疑，极其重要的就是在日出之前在场。

有这么多的秋日，是的，还有这么多的冬日，我是在镇子外面度过的，我试图听见风在说些什么，把听到的消息快速散播出去！在不顾一切奔跑的时候，我几乎用光了所有的资本，差点连气都喘不过来。如果有任何关于两个政党的风声，那必定是被报纸抢先发表过的。在别的时候，我是在峭壁或者树上的观察站上注视着，一有新情况就用电报发送出去；或者在傍晚的时候在山顶上等待，等待夜幕降临，这样我就可能抓住些什么东西，尽管我从未抓住很多东西，而我抓住的那点东西又像神赐食物吗哪一样，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又消失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份杂志的记者，该杂志发行量不是很大，其主编从来都认为我的大部分投稿都不适合刊发，而且就像作家们常有的情况那样，我的辛苦换来的只是苦恼。然而在此状况下，我的痛苦就是它自身的回报。

在许多年的时间里，我是自我任命的暴风雪和暴风雨的督察员，而且恪尽职守；如果说我不是马路勘测员的话，那么也是所有穿越空地的路线中那些林中小路的勘测员，让那些小路保持畅通，给深谷架上桥，让深谷在所有的季节里都可通过，众人的足迹已经证明它们是有用处的。

我照看过镇子里的野生牲畜，那些牲畜跳越栅栏，给忠于职守的牧人们带来不少麻烦；而且我还密切关注着农场那些人迹罕至的隐蔽处和角落，尽管我并不总是知道约拿斯或者所罗门今天究竟是在哪块地里干活——那不关我的事。我为红透了的黑果浇水，为沙樱和荨麻浇水，为红松和黑栲浇水，为白色的葡萄和黄色的紫罗兰浇水，在干燥季节如果不浇水它们就可能枯萎。

简言之，我这样做了很久，我可以毫不自夸地说，我是兢兢业业地做着这些事情。后来我逐渐明白，镇民们终究是不会接纳我为小镇官员的，也不会给我一点小小的不过分的津贴，让我担任这个闲职。我能发誓说，我所记的账是忠实的，但确实从未有人来检查我的账目，更没有人接受我的账目，更别说前来付款结账了。然而，我的心思并没有放在那上面。

不久前，一个流浪的印第安人到我家附近一个著名的律师家里卖篮子。“你想买篮子吗？”他问道。“不，我们一个也不要。”这是答复。“什么！”印第安人一边走出大门一边大声叫嚷道：“你想让我们挨饿吗？”他已经看到，他勤奋的白人邻居是这样富裕，——律师只要把辩词编好，那么金钱和地位就会魔术般接踵而来，——于是便对自己说：“我要做生意，我要编篮子，这是我能做的事情。”他以为，他把篮子编出来以后，也就尽了自己的一分力量，然后白人就会买他的篮子。他并没有发现，要让别人买他的篮子，就有必要让人家认为值得买，或者起码要让他以为值得，或者制作别的值得人家买的东西。我也编织了一种精致的篮子，但我并没有让人觉得值得购买。然而对我而言，我同样认为我编织它们是值得的，我并没有研究怎样让人们觉得值得购买，相反却是研究怎样避免那种要把它们卖出去的必要性。人们赞扬和认为成功的生活只有一种。我们为什么又要以贬低别的生活方式，来夸大其中一种呢？

我发现，我的小镇同胞们并不想在法院给我一个位置，也不想给我一个助理牧师的职位或者别的任何一个谋生的地方，我必须自谋出路，因而我便更完全地转向了森林，在森林里我更加出名。我决定立即开业，我并未等待通常所需的资金到位，而是使用已经拥有的那点微薄财力。我前往瓦尔登湖的目的，既不是为了生活节俭，也不是为了肆意挥霍，而是要尽可能减少障碍地做一些私事，免得因为缺乏常识和生意头脑，而导致小规模事业的失败，那不仅凄惨，而且愚蠢。

我要努力养成严格的商业习惯，对每一个人来说，严格的商业习惯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你与天朝做生意，那么只要在塞勒姆的海岸上设一间小小的会计室，也就够了。你可以出口国家能够提供的物品，纯粹的土特产，大量的冰块和松木，还有一点花岗石，总是用当地的货船装载。这些将会是不错的商业冒险，需要事事躬亲：既是领航员又是船长，既是业主又是保险业务受理人；既购买，又销售，又记账；阅读收到的每一封信，又要回复每一封信；日夜监督进口货物的卸货；几乎同时出现在海岸的许多地方——往往载重量最大的货船将会在泽西州卸货；成为你自己的电报机，保持与地平线另一端的联系，还要和所有驶往海岸的船只保持联系；保持商品的稳定发送，目的是为这样一个遥远而又要求过高的市场供应商品；了解市场的行情，了解每一个地方的战争与和平的前景，并预料贸易和文明的种种趋向——这就要利用所有的探险成果，使用新的航道以及所有先进的航海技术；研究海图，确定暗礁以及新的灯塔和浮标的位置，而且还要不厌其烦地核对对数表，要是计算上稍有差错，可能会使本来应该到达一个友好码头的船在岩石上撞得四分五裂——有拉佩鲁兹的巨大灾难为鉴；还得跟得上各种科学的发展，从汉诺和腓尼基人，再到今人，一切伟大的发现者、航海家、探险家和商人，都要研究；最后，还要随时盘点存货，以便了解你的状况。那是一种使人过度劳累的苦差事——诸如利润和亏损的问题、利息的问题、扣除皮重计算法的问题，以及从中做种种判定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有一种万能的知识。

我认为，瓦尔登湖将会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这并不完全是因为那里有铁路和冰块贸易，而且还因为它提供了一些优势，也许把它们透露出去并不明智：它是一个好的交易场所，有一个好的基础。那里没有涅瓦河那样的沼泽需要填充，尽管你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打桩奠基。据说，涅瓦河涨水的时候，河中的冰块，再加上西风，就会把圣彼得堡从地球的表面上冲走。

鉴于这个生意不需通常的资本就可开张，那么也许并不容易猜测，将从哪里获得那些财力，因为财力仍然是每一个这样的事业所不可或缺的。说到衣服，就立即涉及了实际的问题，或许我们买衣服，更追求时髦，更在意别人的看法，而不是考虑衣服的真正用途。要让有工作要做的人记得，穿衣的目的，首先就是要保留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热量，其次，在这个与人交往的状态中，是要掩盖**裸的身体，而且他可能判断，在不给他的衣橱增添衣服的情况下，可以完成多少必要或者重要的工作。一套衣服国王和王后只穿一次，尽管那是御用裁缝为他们缝制的，他们却不知道穿上合身衣服的愉快。他们只不过是挂干净衣服的衣架而已。每天我们的衣服都更与我们自己融为一体，它们接受了穿衣人的性格印记，弄得我们要扔掉它们的时候总是恋恋不舍、犹豫不决，就好像扔掉的是我们自己的身躯似的，要看病吃药做些补救，心情郁郁寡欢。从来也没有一个人，因为衣服上打了个补丁而被我看低：然而我也确信，与拥有一个健全的良心相比，一般人更在乎衣着，衣服要时髦，至少要干净，没有补丁。但即使衣服上的破洞没有补上，那么所暴露出来的最大的邪恶也不过是不够谨慎。我有时用下面的方法来检验我的熟人——谁肯穿膝盖上打了块补丁，哪怕只破两条缝的裤子？大多数人的表现就是，他们好像认为，穿上这样的裤子就会自毁前程。对他们来说，带着一条断腿一瘸一拐地进城，也比穿着一条破了的马裤进城容易。往往一位绅士的腿出了事故，腿伤可以救治，但如果一个类似的事故发生在他的马裤的裤腿上，那就没得救了，因为他所考虑的，并不是真正可敬的东西，而是受到尊敬的东西。我们熟悉的人没有几个，但熟悉的上衣裤子数量巨大。如果你把你的最后一件内衣给稻草人穿上，而你则一丝不挂站在旁边，那么有谁会不立即向稻草人打招呼呢？前些天，在经过一块玉米田的时候，在一个戴着帽子、穿着上衣的木桩的旁边，我认出了那个农场的农夫。与我上一次看见他的时候相比，他只是有一些更加饱经风霜了。我听说，狗会朝走近它主人家的每一个陌生人狂吠，但一个赤身露体的贼却能轻而易举让它安静下来。如果人们脱掉了衣服，还能在什么程度上保持他们相对而言的社会地位，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要是不穿衣服，你能够确定地说，文明人当中谁是最高贵的吗？普法伊弗尔太太曾自东到西进行环球冒险旅行，当她快到俄罗斯的亚洲部分，要去拜访当地长官的时候，她说她感到不能再穿旅行装了，因为她“现在是在一个文明国家，文明国家是以衣取人的”。即使在我们的民主的新英格兰城镇里，要是意外地获得了财富，那么仅仅是财富在服饰用品上的表现，就能使财富的拥有者获得几乎每一个人的尊重。但表现出这种尊重的人，尽管人数众多，迄今为止却是不信上帝的人，所以应该派遣一个传教士前去。除此之外，做衣服就需要缝纫，这是一种你可以称之为永无尽头的工作；起码女人的服装就永远也做不完。

我们穿着一件又一件的衣服，似乎我们就像外长植物那样，靠着外面的增加而成长。我们穿在外面的，而且往往是轻薄而又花哨的衣服，就是表皮或者假皮，它并不分享我们的生命，可以在这里或者那里被剥掉，而不会带来致命的伤害；我们经常穿着的更厚一些的衣服，就是我们蜂窝状的外皮，或者说是树皮；但衬衫则是树的韧皮部，或者说是真正的树皮，如果脱掉的话，就不能不撕扯皮肉并从而把人毁掉。我相信，所有的种族在某些季节里所穿的某种衣服，都相当于衬衫。最好就是，人应该穿着简单，这样他就能在黑暗中把他的双手放在自己的身上，而且应该在所有方面都简洁而又有准备地生活着，这样一来，如果敌人占领城镇，他就能像古代的那位哲学家一样，毫无焦虑地空着手走出家门。一件厚衣服，大致相当于三件薄衣服，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购买力选便宜的衣服。五美元可以买一件厚外套，可以穿上五年。两美元可以买一条厚裤子。一点五美元买一双牛皮靴子。二十五美分买一顶夏天的帽子。六十二点五美分买一顶冬天的帽子。或者还可以在家里自制一顶更好的，所花的费用也微不足道。穿着自己辛勤劳动得来的衣服，哪里还有贫穷可言？智者难道不会对他表示尊重吗？

总的看来，如果说哪个国家的服装已经达到了某种尊严的艺术境界，我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当前人们是将就着，有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他们就像船只失事的水手们，在海滩上能找到什么就穿上什么。而在一段距离之外的空间里或者时间里，人们正嘲笑彼此的衣着。每一代人都嘲笑旧的款式，但又虔诚地仿效着新的款式。我们不论是看见亨利八世的那身装束，还是伊丽莎白女王的装束，都觉得好笑，好像那就是食人生番群岛的国王和王后的装束似的。一切装束如果不穿在人的身上，都是可怜的或者怪诞的。只有从装束朝外凝视的严肃的目光，以及穿着装束度过的严肃的生活，才能抑制住嘲笑，并把任何人的装束视为神圣。如果戏剧中的丑角腹绞痛发作，那么他的服饰也得帮助表现出那种心态。当士兵被炮弹击中的时候，他的破烂军装就像帝王的紫袍一样好看。

男人和女人对新的款式所怀有的孩子气而又原始的趣味，使得不知有多少人颤抖，眯着眼睛透过万花筒观看，以期发现这代人今天所需要的那种特殊的图案。生产商已经了解到，这种趣味只不过是心血**。两种图案的区别，不过是一种特殊的颜色多缝上几针或者少缝上几针，但其中的一种马上就销售一空，而另外一种则在货架上滞销，尽管每每又是一个季节之后，后面的一种又成了最时尚的样式。相比而言，文身并不算什么陋习。不能仅仅因为它刺入肌肤，不可更换，就称其为野蛮。

至于栖身之所，我并不否认现在这是生活的一种必需品，尽管有一些例子，说明在一些比这个国家寒冷的国家里，人们曾长时期没有栖身之所而生活。塞缪尔·莱恩说：“拉普兰人只是穿着皮衣，头上和肩膀上裹着皮袋，就可以一夜又一夜地在雪上睡觉——而那种寒冷的程度足以让穿着毛衣暴露在那种寒冷中的人丧命。”他曾经看见过他们这样睡觉。然而他又补充说：“他们并不比别的人更强壮。”但大概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没有多长的时间，便发现了房屋带来的舒适，也就是家庭的安逸，起初这个说法可能更意味着房屋带来的满足，而并非家庭带来的满足。然而在某些气候区里，在我们看来房屋主要是与冬季或者雨季有关，在一年的三分之二时间里除了太阳伞之外，房屋并没有需要，因而这些满足也就在极大程度上是部分的，是间或发生的。在我们的气候区里，在夏天的时候，这个说法以前几乎完全指晚上有一个遮盖物。在印第安人的记录里，一个棚屋就是一天行程的象征，而在树皮上刻出或者画出的一排棚屋，则意味着他们扎营了多少次。人类并不是被造得四肢巨大，体格强壮，因而他必须寻求让他的世界变小，用墙壁围起一个适合他的空间。起初他是**的，是在户外的；在白天的时候，在晴朗温暖的天气里，这是令人愉快的；但到了雨季，冬天寒冷的时候，更不用说在灼热的阳光下了，倘若他不匆匆用房屋来为自己提供遮蔽的话，那么他的种族的萌芽就会被摧残了。按照神话的说法，亚当和夏娃先是穿的树叶，然后才穿衣服。人类之所以想要一个家，想要一个温暖或舒适的地方，首先是为了获得身体的温暖，然后才是情感的温暖。

我们可以想象，在人类幼年的某个时刻，有某个富有冒险精神的人爬进一个岩洞，把它当作栖息处。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一个孩子都在重复这个历史，他们喜欢待在户外，即使是在雨天和冷天。他们玩过家家，骑木马，他们对此怀有一种本能。谁会不记得，儿时曾带着怎样的兴致看着倾斜的岩石，看着通向洞穴的通道？那是对我们最原始的祖先的那个部分所自然怀有的渴望，那个部分仍然留存在我们的身上。从洞穴，我们进步到有了棕榈树叶搭成的屋顶，有了树皮和树枝搭成的屋顶，有了编织和拉紧起来的亚麻布搭成的屋顶，有了青草和干草搭成的屋顶，有了木板和木瓦搭成的屋顶，有了石头和瓦片搭成的屋顶。最后，我们不知道住在露天为何物，与我们所认为的相比，在更多的意义上，我们过的是家庭的生活。从壁炉边到田野是一段巨大的距离。倘若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日日夜夜，是在我们与天体之间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度过的，倘若诗人并没有在屋顶的下面吟诵这么多，倘若圣人不是在屋里居住这么长的时间，那就可取了。鸟儿并不在洞穴里唱歌，鸽子在鸽棚里也就不能保持纯真。

在处于野蛮状态的时候，每一个家庭所拥有的栖身之处，实际上就是最好的，足以满足他们粗陋而简单的要求。但我认为，我这样说还是很有分寸的，因为尽管天上的鸟儿有巢，狐狸有洞穴，野蛮人有棚屋，但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却有一半的家庭没有居所。尤其在文明大行其道的大乡镇大城市里，拥有住房的人只占极少数。剩下的人们，则要为这件冬夏都必不可少的最外面的衣服支付年租，这年租本可让他买下一个村子的印第安人棚屋的，但现在却让他们穷困一辈子。这里我无意强调，与拥有住房相比而言，租房是不利的，但显而易见，野蛮人因为栖息处花费甚少而拥有了栖息处，而一般说来，文明人租房是因为他买不起房；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也不能更租得起房。但有人回答说，只要付了租金，可怜的文明人就能获得一个与野蛮人的住所相比不啻宫殿的住所。从二十五美元到一百美元不等的年租金——这些是乡下的价格——就使他有权获得经过几个世纪的改进才有的好处：宽敞的套间、干净的油漆层和糊墙纸、拉姆福德式壁炉、用灰泥抹墙、软百叶帘、铜水泵、弹簧锁、宽敞的地窖，以及许多别的东西。但据说享受这些东西的却常常是可怜的文明人，而没有这些东西的野蛮人却因为身为野蛮人而富有，何以如此呢？如果断言，文明是人的生活状况的真正提高——我想，确实是提高了，尽管只有聪明人才利用了他们的有利条件——那么也必须表明，文明已经造出了更好但却并非更加昂贵的住房。所谓物价，是指用以交换物品所需要的那部分人生，可即刻或者以后支付。在这个住宅区里，一幢普通的房子大概需要八百美元，而要攒够这个数目，一个工人需要花费十到十五年的生命，即使他没有家室之累——据估计，每个人的劳动的金钱价值是一天一美元，因为如果有些人获得的多于一美元，那么别的人就少于一美元——这样一来，他就必须通常花费多半生的时间，才能挣得他的棚屋。如果我们以为他是付房租，那么这也只不过是在两件坏事中做了一个可疑的选择。难道野蛮人会明智地按照这些条件，用他的棚屋换一座宫殿吗？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看哪，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于我，为子的也照样属于我，犯罪的他必死亡。”

我的邻居们，也就是康科德的农夫们，他们起码也和别的阶层的人一样富裕，我发现，为了成为农场的真正主人，他们大多已经劳作了二三十年或者四十年。那些农场他们通常是在承担债务的情况下继承而来的，要不然就是用借来的钱购买的——而且我们可以把那种辛劳的三分之一看作房屋的费用——但通常他们还未曾偿付这一部分。确实，所承担的债务有时超过农场的价值，这样一来，农场本身也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债务，可仍然有人去继承它，因为这位新继承人说，他和农场的关系太密切了。在询问财产评估员的时候，我惊讶地得知，他们居然不能马上说出镇子里有十二个人是无任何负担地拥有他们的农场。如果你想知道这些家宅的历史，那就请在给它们办理抵押的银行里询问。实际上用在农场上的劳动为他的农场缴了费的人，十分罕见，因而每一个邻居都能把这个人指出来。我怀疑在康科德究竟有没有三个这样的人。说到商人们，人们认为绝大多数，甚至占百分之九十七，是一定要失败的，农夫同样也是这种情况。然而，关于商人，他们中的某一个曾中肯地说，他们的大部分失败并不是真正的金钱上的失败，而只不过是没有偿付约定的款项，因为偿付约定的款项是不方便的——换句话说，是由于信用的毁损。这却使得事情糟糕透了，而且令人想到，甚至那剩下的百分之三的人，也没有能够拯救他们的灵魂，也许他们会比那些老老实实地失败的人，在更糟的情况下破产。破产和拒付债款是我们的大量文明跳跃和翻跟头的跳板，但野蛮人则是站在饥荒这块没有弹力的木板上。然而米德尔塞克斯的牛展每年在这里举行一次，博得一片喝彩，好像农业机器等都在平稳运转似的。

这虚假的人的社会——

为了获得尘世的伟大，

把天国的一切舒适全都变成了稀薄的空气。

而当农夫拥有了他的房屋，他可能并不因此而更富，而是因此更穷，而且可能是房屋拥有了他。按照我的理解，这就是莫摩斯对密涅瓦所造的那幢房子所做的一种理由正当的非议，莫摩斯说，密涅瓦“并没有把房子建造得可以移动，而之所以应该建造移动房子，是为了可以避开坏邻居”。而且现在仍然可以这样进行非议，因为我们的房屋是这种难以移动的财产，结果我们往往成了房屋的囚徒，而不是住在房屋的里面，而且本应该避开的坏邻居，则成了我们自己可鄙的自我。我知道，在这个镇子里起码有一两家，在几乎一代人的时间里都一直想把他们在郊区的房子卖掉，搬到村子里去住，却一直没有能够了却此愿，只有死亡才能让他们获得解脱。

不错，大多数人能够最终拥有得到种种改进的现代房屋，或者是租用这样的房屋。虽然文明一直在改善我们的房屋，但注定要住在里面的人却没有得到同样的改善。文明创造出了宫殿，但要创造出贵族和国王来却并不这么容易。文明人的追求绝非比野蛮人的追求更有价值。如果文明人把他的生命的大部分，仅仅是用于获得粗俗的必需品和舒适的话，那他为什么应该有一个比野蛮人更好的住处呢？

那些少数穷人又过得怎样呢？也许人们将会发现，有一些人外部境遇比野蛮人好，另外一些人的外部境遇则比野蛮人差。一个阶层的奢侈，被另外一个阶层的贫困抵消了。一边是宫殿，另一边则是救济院和“沉默的穷人”。那些建造法老陵墓金字塔的千千万万的工匠，他们是以大蒜当饭，而且可能他们自己并没有得到体面的埋葬。为宫殿造出飞檐的石匠，也许在晚上返回的是一个还不如棚屋的茅舍。倘若以为，在一个存在着一般文明迹象的国家里，大部分的居民状况可能并不像野蛮人那样有辱人格，那就错了。我现在说的是有辱人格的穷人，而不是有辱人格的富人。要了解这一点，只需看看那些铁路边到处都是的铁皮棚屋即可，铁路是最得到改进的文明。我每天散步的时候，都看见人住在肮脏的住所里，整个冬天为了采光都开着门，然而并没有看见任何柴堆，可以想见，不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他们因为长期抵抗寒冷和苦难而畏缩，身体总是缩作一团，他们的四肢和各种功能的发展也受到了遏制。当然应该看看这个阶级，正是他们的劳动，才完成了标志着这一时代的工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或多或少，在英国这个世界大工厂中，让各个部门保持运转的工人们的境况都大抵相似。或许我还能跟你说说爱尔兰的情况，在地图上标明的爱尔兰，是一个开明的白人地区。把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与北美印第安人或者南太平洋诸岛的岛民或者任何一个在与文明人接触而退化之前的野蛮人种族的身体状况对照一下吧。我丝毫不会怀疑，野蛮人的首领和一般文明人的统治者在智力上是一样的。他们的状况只是证明了文明含有何等的污浊秽臭。现在我几乎不需要提到在南方各州里面的工人了，他们生产出了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而他们自己又是南方的一种主要产品。不过我还是只谈谈那些据说境遇“中等”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