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原居民和冬天的来客

我安全地度过了几场欢乐的暴风雪，在炉边度过了几个愉快的冬夜，那时，雪花在屋外狂飞乱舞，甚至猫头鹰的鸣叫声也安静了下来。有好几个星期，我在散步的时候，只遇见那些偶尔前来砍柴并用雪橇把木柴运到村子去的人。然而恶劣的天气却促使我在林中最深的雪里开辟出一条道路，因为我一走过，风就把橡树叶吹进我的足迹里，树叶卡在那里，吸收太阳的光线使雪融化，这样一来也就不仅为我的脚造出了一个干燥的落脚地，而且在夜间，树叶的黑色线条也成了我的向导。谈到与人的交往，我不禁想起这些森林从前的居民。就许多镇民所能记忆的而言，我的房子附近的那条路上曾回**着居民们的欢声笑语，而与路毗连的树林则点缀着他们小小的花园和房屋，尽管当时树林比现在要更加茂密。就我自己所能记忆的而言，在某些地方，松树能同时剐蹭到两轮轻便马车的两侧；而不得不独自步行走这条路前往林肯镇的妇女和儿童，行走的时候都是心怀恐惧，而且经常会跑上好一大段路。尽管它只是一条通往邻村的小路，或者是伐木工走的小路，却由于其多姿多彩而给旅行者带来比现在更多的乐趣，在他们的记忆中也留存更加久远。现在从村子到森林中间有一大片空旷的原野，当时是一个枫树林的沼泽地区，许多木料是那里的小径的基础，现在成了多尘土的公路了，从现在已经是济贫院的斯特拉登，经过田庄，一直通到布里斯特山，无疑还找得到它的痕迹。

在我的豆子地东边，马路对面住着加图·英格拉哈姆，他是康科德村的绅士邓肯·英格拉哈姆先生的奴隶，邓肯为他的奴隶建造了一座房子，并允许他住在瓦尔登林地——这位加图，并不是尤蒂卡人加图，而是康科德人加图。有人说，他是几内亚黑人。有少数人记得，他在胡桃林中有一小块地，任由胡桃一直生长以备养老之用，但一个年轻的白人投机家还是最终把它搞到了手。然而，现在他还是住在一个同样狭窄的房子里。加图那个坍塌一半的地窖还在，不过却鲜为人知，因为周围全是松树，旅行者看不见它。现在那里有许多光滑的漆树，还有一种很原始的植物物种黄花也在那里茂盛生长。

就在我的豆田拐角处，离镇子更近一些的地方，黑人妇女齐尔法拥有了她的小房子，她在那里为乡亲们织亚麻布，同时又让瓦尔登森林回响着她嘹亮的歌声，因为她有一个显著的大嗓门。最终，在1812年的那场战争中，她的住所被英国士兵放火烧了，那些英国士兵是获得假释的犯人，当时她出门在外，而她的猫、狗和母鸡则全都葬身火海。她过着艰苦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种非人的生活。有一个以前经常到这些树林里的人记得，有一天中午，当他经过她的房子的时候，听见她对着汩汩作响的水壶喃喃自语：“你们全都是骨头，骨头！”我还看见过橡树林中留存着的砖头。

顺路而下，在右边的布里斯特山上，住着布里斯特·弗里曼，他是“一个手巧的黑人”，曾经是乡绅卡明斯的奴隶——布里斯特在那里栽种和照料过的苹果树仍在生长，现在是大的老树了，但果实吃起来仍然是野味十足，果汁丰富。不久以前，我在林肯的旧墓地读到他的墓志铭，他的墓碑有点歪斜，在无名英军墓的附近——那些英军士兵是在从康科德撤退时战死的；在墓碑上他被称为“西庇阿·布里斯特”，意思是“一个有色人”，好像他的肤色褪色了似的，实际上他更有资格称为“西庇阿·阿弗里卡纳斯”。墓碑明确地告诉我他的死亡时间，而这又只不过是间接地告诉我，他曾经活过。与他长眠在一起的是他殷勤好客的妻子芬达，芬达替人算命，然而总是算出好命来——她体格高大，浑圆，皮肤黑，比任何一个黑夜的孩子都黑，这样一个肤色黝黑的圆球在康科德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再往山下走，左手边，树林里面的那条旧马路上，有斯特拉顿一家的某些家宅的痕迹，他们家的果园曾经覆盖了布里斯特山的整个山腰，但果树老早以前就被北美油松取而代之了，只剩下几个树墩，那些老树根又衍生出了许多茂盛的野树的树干。

走到更靠近镇子的地方，你也就来到布里德了，它在马路的另外一边，就在树林的边缘；这块地方以魔鬼作祟而著称，那个魔鬼在古代神话中并没有得到清晰的命名，然而却在我们的新英格兰生活中起到了一种显著而又令人震惊的作用，而且完全就像任何一个神话人物一样，值得有朝一日把他的传记书写下来；他先是乔装成一个朋友或者雇工，然后抢劫并把整个家庭都谋杀掉——这个魔鬼就是新英格兰的朗姆酒。可是历史还不能把这里所发生的一些悲剧写下来，让时间多少把它们弄糊涂一点，减轻痛苦，给它们一层蔚蓝的颜色吧。而最含糊而又可疑的传说是，这里曾经有一个酒馆；正是这同一口井，供给了旅客的饮料，给他们的牲口解渴。在这里，人们曾经相聚一堂，互相传递消息，然后再次登上旅程。

布里德的棚屋在十二年前还是完好的，尽管好久没有人居住了。它大约和我的棚屋一样大小。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它是在一个总统选举日的夜晚，被恶作剧的孩子们放火烧了。当时我住在村子边上，正在埋头读戴夫南特的《贡第贝尔》。那年冬天我因为嗜睡而苦恼，顺便说一句，我根本就不知道是否应该把它看作是家族遗传，因为我有一个舅舅，他在刮胡子的时候都会入睡，因而为了保持清醒守安息日，他不得不在星期天的时候在地窖里去掉土豆上的芽；要不然我的嗜睡，就是我试图一字不漏地读查默斯编的英国诗集所带来的后果。这本诗集完全征服了我的神经。我刚刚埋头读这部诗集，火警钟声就响了，救火车匆匆朝那里开去，前面是一群男人和小孩儿在乱跑，我是最前列的，我一跨而跃过了小溪。我们跑去救火的人以为起火的地点是远在树林的南端——着火的是谷仓，或者是商店，或者是住房，或者是全都着火了。“着火的是贝克的谷仓。”有一个人喊道。“是戈德曼家。”另外一个人肯定地说。然后树林的上方又升起了一片火花，好像屋顶塌了，于是我们全都喊道：“康科德人来救火呀！”马车狂奔疾驶而过，车上坐满了人，说不定其中就有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不管要走多远，他都是一定要到场的；救火车的铃声不时地在后面响着，响得更慢，也更有把握。事后有传闻，说跑在最后面的就是那些放火又报警的人。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样继续着，全然不顾我们的感官感觉到的证据，到最后在马路的拐弯处，我们听见了火的噼啪声，实际上感觉到墙那边的火的热度，于是意识到了，哎呀！我们到了火灾现场。真到了火的旁边，却只是使得我们的热情冷却了下来。起初我们想到要把一个青蛙池的水都泼上去，但最后决定还是让它烧吧，这房子大势已去，毫无价值了。于是我们便站在救火车的四周，互相推搡，用喇叭筒表达我们的情感，或者低声提到这个世界所曾目睹过的那些大火，包括巴斯科姆商店的那场大火，而且又私下里说，我们认为，倘若我们是带着我们的“木桶”及早赶到那里，旁边又有满满的一青蛙池的水，我们就能把最后那场有普遍灭绝之虞的大火，变成另外一场大洪水。最终我们没有胡闹便回去了——回去睡觉，回去读《贡第贝尔》。不过说到《贡第贝尔》，该诗的序言中说机智是灵魂的香粉——“不过大多数人不懂机智，正如印第安人不懂香粉一样”，对此我不敢苟同。

第二天晚上，大约同一时间，我碰巧从那条路上走过田野，听见在这个地点有人在低声呻吟，我在黑暗中走上前去，发现了这个家庭我所认识的唯一的幸存者，他承继了这一家人的缺点和优点；也唯有他还关心这火灾，他趴在地上，从地窖的墙的上方看下面仍在闷燃着的余烬，同时又习惯性地自言自语。他在远处的河边草地上干了一整天的活，一有他能够称之为自己的时间，便来访问他的祖辈的家，他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里过的。他依次从各个方面和角度朝地窖里面凝视，一直趴在地窖的上面，好像他记得在石头之间藏着什么宝贝似的，而在石头之间除了一堆砖块和灰烬之外，绝对是什么也没有。既然房子烧掉了，他也就看着剩余的东西。单是我的出现就意味着同情，这令他感到安慰，于是他便尽可能在黑暗中向我指出那口井被盖住的地方；谢天谢地，井是永远也不可能被烧掉的。他在墙边摸索了很长的时间，想找到他父亲制作并安装上的井桶升降装置，摸索着寻找那个铁钩子或者U形钉，井桶就悬挂在那个铁钩子或者U形的钉子的上面——这就是现在他所能坚持做的一切——为的是要使我相信，那绝非普通的“升降装置”。我触摸了它，并且仍然在散步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注意到它，因为它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历史。

还有，在左边，在看得见那口井和墙边的丁香丛的地方，现在已经是开阔的田野的地方，住着纳丁和勒格罗斯。不过他们已搬回到林肯镇了。

在树林中比这些地方都更远的地方，在马路最靠近瓦尔登湖的地方，陶工怀曼蹲坐着，为镇民们提供陶器，并留下子孙来继承他的事业。在世俗的个人财物上他们也并不富裕，在世的时候只是勉强保留住了土地；县治安官来收税，也往往是白跑一趟，而为了摆摆样子，则“扣留了某件无价值的东西”，那是我在他的账目上看到的，因为那里是别无可取之物。仲夏的一天，我正在锄地，一个运送一车陶器去市场的人在我的田边勒住马，询问小怀曼的情况。他很久以前就从那里买了一个陶工用的陶轮，想知道小怀曼现在情况如何。我曾经在《圣经》里读到陶工用的黏土和陶轮，但我却从未想到，我们使用的罐子并不是完好无损流传下来的古代陶器，也不是像葫芦一样长在树上，因而听说附近就有人从事这种制陶艺术，我感到很高兴。

在我之前这些树林的最后一位居民，是一个爱尔兰人，名字叫休·夸伊尔（如果我把他的名字拼写成科伊尔，也未尝不可），他曾住在怀曼的出租房里——大家叫他夸伊尔上校。据传他参加过滑铁卢战役。倘若他还活着的话，我就会让他把那些仗再打上一次。他在这里的工作是挖沟渠。拿破仑去了圣赫勒拿岛，夸伊尔来到了瓦尔登森林。据我所知，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是一个有风度的人，像个见过世面的人，而且能够说出比你能够专心倾听的还要彬彬有礼的言语。他由于患有震颤性谵妄症，因而在仲夏还要穿大衣，而且他的脸是紫红色。在我来到树林后不久，他便在布里斯特山脚的路上死去了，所以在我的记忆中他并不是一个邻居。他的伙伴们认为，他的房子是“一个不吉利的城堡”，因此都避而不去。在房子被拆掉之前，我曾经访问过。在他竖立起来的木板**面，放着他被穿得蜷曲起来的旧衣服，好像那就是他本人似的。壁炉上放着的并不是在泉水边打破的碗，而是他折断了的烟斗。前者永远也不能成为他死亡的象征，因为他向我承认，尽管他听说过布里斯特泉，却从未见过。地板上到处都是肮脏的纸牌，有方块K、黑桃K和红桃K。有一只黑色小鸡，遗产管理人没有能够抓住，它就像夜晚一样黑暗，也像夜晚一样沉默，甚至连咯咯声都不发出来，它仍然在隔壁房间里栖息，等着列那狐来抓它。屋后隐约可见一个花园的轮廓，花园里曾经种植过东西，但由于主人病情发作时颤抖得可怕，所以连一次草也没有锄过，现在不觉已是收获时间了。花园里长满了罗马苦艾和鬼针草，鬼针草的果实粘在我的衣服上。房子的后墙上刚刚挂上一张土拨鼠的皮，那是他的最后一次滑铁卢战役的战利品，不过他再也不会需要暖和的帽子或者露指手套了。

现在只有地上的一个凹坑才能标明这些住房的地点，地窖中的石头深深陷下，向阳的草地上生长着草莓、覆盆子、木莓、榛树丛和漆树；原先靠近壁炉的地方，现在长着一些北美油松或者节节疤疤的橡树；而在原先的门槛石的地方，也许还有一棵气味芬芳的黑桦树在摇曳。有时还可以看到那口水井的凹坑，那里曾经有泉水渗出，现在已干涸了，草也没有了泪水；也许那个种族当中的最后一位离开时，用一块石板把井口盖住，让它深深隐没于荒草之下——也许很久以后才能被人发现。把井遮盖起来——那是一件何等悲哀的事情啊！与打开泪水之井同时发生。在这些地窖里，曾有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操着某种方言，高谈阔论过“命运、自由意志和绝对的预知”，而现在剩下的，只有这些地窖的凹坑了，它们就像被遗弃的狐狸窝，而且还是老窝。不过据我所知，他们谈论的结果不外乎是“加图和布里斯特拔过羊毛”，这差不多与更为著名的哲学学派的历史一样富有启迪。

在门框、门上的过梁以及门槛消失了一代人的时间以后，多年生的丁香仍然在生长着，在每个春天都开出气味芬芳的花朵，让感到惊讶的旅行者采摘；它们原先是孩子们种植和照料的，是种植在前院的地里，现在则是长在墙边僻静的草地上，地盘被新生的树林占据了——那个家族的唯一幸存者，就是这些丁香了。那些皮肤黝黑的孩子们并没有想到，那个只有两个芽眼的弱小的插条，他们把它插进房子的背阴处的地里，又每天给它浇水，结果那个插条自己就生根发芽，而且寿命比他们还要长久，比在后面给它遮阴的房子本身还要长久，比成年人的花园和果园还要长久。在那些孩子长大而又死去的半个世纪以后，丁香依旧向独行的漫游者朦胧地讲述着他们的故事——开着像刚植下那年春天一样美丽的花朵，散发出一样甜蜜的芬芳。我发现，这些丁香依旧带着温柔、文雅、欢乐的淡紫色。

这个小村子本来可以衍生出更多的故事，可它为什么衰落，而康科德却依然存在呢？是不是没有自然优势——譬如没有足够的水源？唉，水深的瓦尔登湖以及清凉的布里斯特泉，可供几代人长期饮用，强身健体，然而这些人却不知善加利用，只是用这些甘泉冲淡杯中之酒。他们无一例外是一个口渴的种族。难道编篮子、做打扫马厩的扫帚、编席子、烘玉米、织亚麻布以及制陶等生意不可能在这里兴隆起来，从而使得荒原像玫瑰一样开放出鲜花，并让人数众多的后代继承他们祖辈的土地吗？这贫瘠的土地本来起码是可以防止洼地退化的。唉！对这些人类居民的记忆居然没有增加景色的美！还有，如果大自然愿意把我当作第一个定居者再次进行尝试，那么我在去年春天建造的房子，就将会是这个小村庄里最古老的房子。

我并不知道，是否有人曾在我所占据的地点建造过房子。把我从建筑于古城的城市中解救出来吧，它以废墟为材料，以墓地为园林。那里的土地已经惊惶失色，受到了诅咒，而只有在地球本身被毁灭的时候才会如此。带着这种对往事的缅怀，我再次回到树林，以此催促自己入眠。

在这个季节，我很少有来客。积雪最深的时候，往往连续一两个星期，都没有一个漫游者冒险到我的房子附近，但我就像田鼠一样过得舒适，或者就像牛和家禽一样舒适，据说牛和家禽长时间埋在积雪里，即使没有食物也能够幸存；或者就像在这个州的萨顿镇里那个早期移民的家庭一样，他的小屋完全被1717年的那场大雪覆盖住了，当时他不在家，一个印第安人只是凭着烟囱冒出的气在积雪中造成的洞，才发现了那个小屋，并从而救了一家人。不过却没有一个友好的印第安人为我担心，而且他也没有必要担心，因为房子的主人在家。那场大雪啊！听起来多让人兴奋！因为在那个时候，农夫们就不能赶着马车到树林和沼泽地里去，就不得不砍掉屋前的遮阴树。雪层变硬的时候，他们就去沼泽砍树，来年春天的时候却发现，他们砍树的地方离地面竟有十英尺高。

雪最厚的时候，从公路到我家所走的那条大约半英里长的路，可以用一条蜿蜒的点线表示出来，在各个点之间有宽大的间隔。一连数天平静时，我总是跨出同样的步数，同样大小的步伐，谨慎地行走，像一只两脚规一样地准确，老在我自己的深深的足印上——冬天把我们局限在这样的路线上了——可是这些足印往往反映出天空的蔚蓝色。但不管什么天气，都不能干涉我的散步，更确切地说是不能干涉我的外出，因为为了恪守与一棵山毛榉，或者一棵黄桦，或者在松树当中的一位老相识的约会，我经常踏着重重的脚步，在最深的积雪中走上八英里或者十英里。在那个时候，冰雪使得它们的树枝低垂，让它们的树梢变尖，并把松树变成了冷杉。当积雪平均有两英尺深的时候，我踏着积雪来到最高的山顶，每迈上一步都要抖掉落在我头上的另外一场暴风雪；有时用手和膝盖踉跄着爬行，而此刻猎手们都已经躲在家里过冬了。一天下午，我饶有兴致地注视着一只大林鸮，在光天化日之下，它栖息在一棵五针松的枯枝上，在靠近树干的地方，而我站的地方离它不到一杆远。当我移动脚步，踏得雪咯吱作响的时候，它能够听见我的声音，但却无法看清楚我。当我声音最大的时候，它会伸出脖子，竖立起脖子上的羽毛，睁大眼睛，但眼皮又很快耷拉了下来，它又开始打盹儿了。在注视了它半个小时以后，我也受到了影响，感到昏昏欲睡，因为它就是这样栖息着，眼睛半睁半闭，就像一只猫一样，它就是猫长翅膀的兄弟。它眼皮之间留下一个狭窄的缝隙，通过这个缝隙与我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它就是这样，半闭着眼，从梦乡里朝外面看，努力想了解我这个打断了它幻觉的模糊的物体或者微粒。最后，由于声音更大了，或者我靠得更近了，它就会不安起来，就会在它的栖木上缓慢地转动着身子，好像对它的梦被打搅感到不耐烦；而它起飞的时候，在松树当中拍动双翼，翼展之宽大出乎意料，而我却听不见翅膀发出一点声音。就这样，在松枝当中更是被一种对邻里的微妙感觉引导着，而不是被视觉引导着，它就好像是用敏锐的翼梢来摸索着朦胧的道路，找到了一根新的栖木，在那里它可以平安地等待一天的黎明。

我走在贯穿草地的那条长长的铁路堤道上面的时候，多次遇到呼啸刺骨的寒风，因为只有在那里风才可以畅通无阻；而当霜打在我的一边面颊的时候，尽管我是异教徒，我还是把另外一边面颊也凑上去。从布里斯特山的那条马车路走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风把宽阔原野上的积雪全都吹到瓦尔登路两侧的墙垣，半个小时就足以把最后一位旅行者的足迹抹掉，我就像一个友好的印第安人那样，还是要进城去。而当我返回的时候，新的积雪又会形成，我在积雪当中艰难地移动着，忙碌的西北风已经在马路的急转弯处把粉状的雪花堆积起来，因而也就看不见兔子的足迹，甚至连田鼠的细小脚印也看不到。然而即使是在仲冬时节，我仍然很少找不到某个温暖而又泉水多的沼泽地，那里青草和臭菘仍然长出多年生的绿叶，偶尔也有某只更耐寒的鸟儿在那里等待春天的归来。

有时，尽管下雪，我晚上散步归来时也会跨过一位樵夫留下来的深深足迹，足迹是从我的门口走出来的，我发现壁炉上有他削下来的木头碎片，家里也满是他的烟斗味。或者在某个星期日的下午，如果我碰巧在家，便会听到一个精明的农夫的踏雪声，他从树林深处找到我家，是为了谈谈社交上的“俏皮话”——在“务农人士”当中，这种职业的人很少有像他这样，穿着一件教士服而不是教授的长袍，随时就可以从教会或者国家那里引申出道德寓意来，就像随时能从他谷仓旁的场地里拉出一车粪肥一样。我们谈到了未开化的淳朴时代，那时人们在寒冷清新的天气里，围坐在大堆的篝火旁，个个头脑清醒；而在没有别的甜点心吃的时候，我们就尝试着用牙齿咬聪明的松鼠早就不吃的许多坚果，因为那些壳最厚的坚果往往是空心的。

那位走过最深的积雪，冒着最令人忧郁的暴风雪，从最远的地方来到我住所的，是一位诗人。农夫、猎手、士兵、记者，甚至哲学家，都可能望而却步，但什么也不能吓住诗人，因为诗人是被纯粹的爱所驱使的。谁能预言他的来去呢？他的使命，便是在医生都睡觉的时候，也可以使他出门。我们让那座小小的房子响起尽情的欢笑，回**着愈加清醒的交谈的絮絮低语，从而为瓦尔登山谷的长时间沉默做出了补偿。相形之下，百老汇也显得安静了，荒无人烟了。在一定的间隔之后，便爆发出一阵笑声，那可能是因为刚刚说出俏皮话，也可能是因为即将说出俏皮话。我们喝着稀粥，便发明出了许多“崭新的”人生理论，稀粥把宴饮交际的长处与哲学所要求的头脑清醒结合在一起了。

我不应该忘记，在我住在瓦尔登湖的最后一个冬天期间，还有一位受欢迎的客人，有一次，他穿过村子，冒着下雪、下雨和黑暗，最后在树木当中看见了我的灯，然后与我一起度过了一些漫长的冬夜。他是最后一批哲学家当中的一员——康涅狄格州把他送给了这个世界——他先是兜售康涅狄格州的商品，然后正如他所宣称的那样，又兜售他的脑子。他现在仍然在兜售他的脑子，抬高上帝又贬低人类，只把他的思想当成所结出来的果实，如同只把果仁当成果核一样。我认为，他一定是世人当中最有信仰的人了。他的话语和态度始终假定，还存在着一种比其他人所熟悉的更好的事态，而且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他将是最后一个感到失望的人。他在当前并没有任何冒险事业。尽管现在他相对来说受到了忽视，但当他有为之时，太多数人没有料想到的法律就会生效，家庭的主人和统治者们就会到他这里找忠告。

看不见晴朗的人是多么目盲啊！

他是人类真正的朋友——几乎是人类进步的唯一朋友，是一位清教徒——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位不朽的人——他带着不倦的耐心和信念，把铭刻在人的身体上的那个形象阐释清楚，那个形象就是上帝，人们的身体只不过是上帝遭到损坏的、倾斜的纪念碑。他用他好客的智力拥抱着孩子、乞丐、疯子和学者，接受所有人的想法，又通常让所有人的想法变得宽大和高雅。我认为，他应该在世界公路上开一家大车店，所有国家的哲学家们都可以在那里寄宿，而且他的招牌上应该写着：“接纳的是人，而不是人的兽性。有闲情逸致、心情平静的人，认真寻找正确道路的人，请进来吧。”也许他是最清醒的人，最没有我碰巧知道的那些怪念头——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改变。在往昔的日子里，我们漫步交谈，将世界抛在身后；因为他没有向世界的任何制度做过承诺，他生来自由，是自由民。不管我们转到哪一条路，似乎天空与大地都连在一起，因为他增加了景色的美。他是一个穿着蓝色罩袍的人，最适合他的屋顶就是反映了他的宁静的天穹。我看不出他还会死亡——大自然是不能没有他的。

我们各自的思想，就像干透了的木板，于是便坐下来切削，试试我们的刀锋，欣赏这白松木清晰的淡黄色纹理。我们是如此轻轻而又虔诚地涉水，或者说是如此安详地同心协力，以至于思想的鱼儿并没有从溪流里面被吓跑，也并不惧怕岸上的任何一位垂钓者，而是快乐地游来游去，就像飘过西方天空的云彩一样，那五光十色的云朵在那里时聚时散。我们在那里工作着，修改着神话，不时地让寓言臻于完善，并且建造起大地提供不出有价值的基础的空中楼阁。伟大的观看者！伟大的期待者！与其交谈就是新英格兰之夜晚会。啊！我们有这样的交谈，那是隐士和哲学家之间的对话，还有我提到的那位老移民——我们三个——谈得让我的小房子扩大了，变形了；我不敢说，在每一英寸范围上的气压上面有多少磅重量；它裂开的缝，以后要塞进多少愚钝才能防止它漏——幸亏我已经拣到了不少这一类的麻根和填絮了。

还有一个人，我曾经和他一起度过“一些充实的时间”，久久不能忘怀，那是在他位于村子里的家度过的，他也不时来看我；不过就在那里的社交而言，也就这么多了。

就像在每一个地方一样，我有时也盼望着那个永远也不会到来的客人。《毗湿奴往世书》说：“傍晚的时候，户主应该待在院子里，挤一头奶牛需要多长的时间，就待上多长的时间，如果他愿意的话，就可以更长一些，以便等待客人的到来。”我经常履行这种好客的职责，等待的时间足以挤完一整群奶牛的奶，却没有看到有人从镇子里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