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学校的影响
教育的变革
学校是家庭的延伸。如果父母都能肩负起教育孩子的重任，并解决他们生活的各种问题，就没有学校存在的必要了。在其他文明中，孩子的教育几乎都是由父母完成的。工匠会教给孩子自己的手艺，这些技艺是祖传的或者自己在实践中总结的。但是，我们的文化给我们提出了更复杂的要求。所以，学校用来减轻父母的负担，并继续推进他们的工作。社会生活要求孩子接受比家庭教育更高级的教育。
虽然美国的学校并没有经历欧洲学校所有的发展阶段，但是我们仍能窥见一些传统权力的影子。最初，只有欧洲的王子和贵族才能接受教育，他们才是社会中被赋予权利的成员。而其他人则只能老老实实干活，不能有任何奢望。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被宗教接管了。少数人可以经过推举去学习宗教、科学知识和接受专业训练。
当工业技术开始发展时，教育的形式非常落后。教育的普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以前，乡村里的校长经常只是鞋匠或裁缝出身，他们上课手持棍棒，常常体罚学生，但是效果并不理想。那时，只有宗教学校和大学才教授宗教和科学方面的知识，甚至连国王也目不识丁。但是，近代社会对人类的要求越来越高，即使工人也需要读书、写字、计算、画图。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公立学校才有了雏形。
然而，这些学校都是按照政府的理念设立的。当时，政府的目的都在于培养出顺从的人，教导他们维护上层阶级的利益，并保证随时投笔从戎。学校的课程都是按照这个目标设定的。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奥地利仍然部分地保留了这部分内容。当时，对平民阶层的教育就是要让他们服从，并安排他们从事与其地位相适应的工作。慢慢地，这类教育的缺点暴露出来了。自由的思想开始萌芽，工人阶级逐渐茁壮成长，他们的要求也逐渐提高。公立学校顺应了他们的要求。现在流行的教育理想是应该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给予他们学习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机会，让他们分享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并积极作为。我们不愿看到，孩子的教育仅仅是为了挣钱或者在工业体系中谋个营生。我们需要的是志同道合的人，需要平等、独立和有责任感的同事，以及为了人类文明而奋斗不息的人。
教师的角色
不管他们知道与否，所有呼吁学校改革的人，都在努力增加社会生活的合作程度。例如，性格教育就是如此。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这个要求就是适当的。但是，一般说来，我们还不能全面认识教育宗旨和教育技术。我们必须发掘那些不是只想挣钱，而是更想为人类服务的教师，必须让他们体会到这份工作的重要性。此外，他们还必须要训练有素。性格教育目前还处在试验阶段。我们必须把教条排除在外——目前，性格教育还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成熟方法。即使在学校，它的结果也不令人十分满意。
有的孩子开始上学时，已经在家庭生活中一败涂地了。尽管老师悉心教育、勤于诫勉，他们依然我行我素。然而，教师除了在学校加大教育力度之外，别无他法。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相信，维也纳的许多学校在这方面的教育都处于领先位置。在其他地方，虽然也有精神病学家在检查孩子，并对他们提出忠告，但是如果老师并不认同其建议或者不知道如何去操作，那又有什么用呢？虽然精神病学家一个星期和孩子见一两次，最多不过是一天一次面，但他并不能真正理解孩子所处的家庭环境，以及在学校所受到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他只写张便条，说这个孩子应该改善营养，或应该接受甲状腺治疗。也许他还会给老师一些暗示，说这个孩子该接受个别指导。但是，老师既不知道这种处方的目的，也不知道该如何避免错误。除非他了解孩子的性格，否则他就会不知所措。
精神病学家和教师之间需要最密切的合作，教师必须与精神病学家心有灵犀。这样，在讨论完孩子的问题之后，他才能独立开展自己的工作。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他应该知道如何处理，正如精神病学家所做的一样。最实用的方法可能就是我们在维也纳设立的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这种方法我将在本章末尾详加描述。
一个刚刚踏入校门的孩子，会面临全新的生活考验。在这里，他成长过程中的种种缺点会暴露无遗。他需要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中与人合作。如果他在家中已经习惯了被人宠爱，那么他必定不想离开家人的呵护，去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所以，我们发现，对那些刚刚入校的娇娃娃来说，社会情感极其有限。他很可能大哭大闹，想回到父母身边。他对学习和老师没有任何兴趣，也不想听老师的话，因为他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可想而知，如果他眼里只有自己，学习成绩一定不会好。我常常听到父母这样说，自己的孩子在家里原本好好的，可是一进学校就会变得很调皮难缠，各种问题纷至沓来。我想，这个孩子在家里绝对地位很高。在家里没有受到考验，所以成长中的错误也不会显现。由于在学校里不再受宠，他就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打击。
有这样一个孩子，他自从第一天入校，就无所事事，总是嘲笑老师说过的话。他对学习毫不关心，别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弱智儿童。我看见他时，曾问他：“你为什么总是嘲笑老师所说的话呢？”他说：“学校是父母编造出来，看我们笑话的。父母把孩子送到学校，就是为了愚弄我们。”因为他在家中常常遭受别人的戏弄，所以进入学校后，他依然觉得别人在捉弄他。我让他认识到，他过于看重自尊，也没有人整天想捉弄他。后来，在我的指导下，他开始喜欢学习，成绩也开始上升。
学校教师的工作就是关注儿童的困难，并纠正父母的错误。
他们会发现，有些儿童已经准备好要接受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他们在家里已经学会了关注他人；而有些还没有做好这种准备。当一个人对某一问题没有准备时，他就会举棋不定，或畏惧退缩。
落于人后并不一定是智力低下，有可能是儿童在面对社会生活时，不知道该如何去适应，该如何与人交往。教师是最适合帮助他应付新挑战的人选了。
但是，要怎么帮助他呢？教师要做的事情和母亲应该做的事一样，就是紧密联系学生，关爱学生。对学生的爱心会深刻地影响孩子的适应过程。学生绝不喜欢严厉的规定和惩罚。假使一个孩子到学校后，发现自己很难和老师或同学沟通来往，那么最坏的对待方法就是批评他或者责备他。这种方法只是让他为讨厌学校找到了充分的借口。我必须承认，假如我是个在学校里经常受到冷嘲热讽的孩子，我也会对老师们敬而远之。我会四处寻找别的环境，然后逃离学校。
顽劣难管的学生，大多把学校视为令人不快的场所，因而时时想逃学。他们并不是真的愚笨，在编造请假的理由或模仿家长的签字时，他们经常表现出很高的天分。在学校之外，他们会找到志同道合的逃学孩子。从这些同伴口中，他们获得了在学校里无法得到的赞赏。他们所向往的，并且能证明自己价值的圈子，不是学校而是流氓团伙。在这种情境里，我们可以看到无法融入班级的儿童，是如何踏上犯罪道路的。
如果老师想要吸引儿童的注意，他必须先了解这个儿童以前的兴趣是什么，并设法使他相信，他在各种兴趣上都能获得成功。当儿童对某一方面有自信时，要在其他方面给他刺激就会容易得多。因此，从开始起，我们便应该注意孩子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以及哪种感官最为敏感，功能最为发达。有些孩子善于观察，有些喜欢聆听，有些则爱好运动。视觉型的儿童对运用眼睛的学科，比较容易感兴趣，例如地理或绘画等。老师讲课时，他们可能不听，因为他们不习惯于听觉引起的注意。这种孩子如果没有用眼睛学习的机会，他们就会落下。大家可能认为他们是能力不足或缺乏才智，而归咎于遗传。其实，老师和家长责任更大，因为他们没有找出引起孩子兴趣的正确方法。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对这些儿童施以特殊教育，但是我们应该利用他某种强烈的兴趣，鼓励他在其他方面拓展自己的兴趣。现在已经有些学校施行视听教学，同时给予各种感官多种刺激的方式，把知识教给儿童。
例如，把雕塑和绘画的课程合并在一起等等。这种做法值得鼓励和推广。教授课程最好的方法就是和生活保持一致，使孩子们能够看出其教学目标和他们所学的价值。也许有人会问，直接把知识传授给孩子或者教他们自己思考，两种方法哪种更好？依照我的看法，这个问题中的对立观念太极端了。这两种方法是可以结合起来的。例如，教孩子把建造房子和数学联系在一起，让他算出需要多少木材，里面可以住多少人等等。有些课程很容易就能放在一起，而我们都极具创造性，能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例如，老师可以和学生们一起散步，找出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同时，他还可以教他们了解动物和植物的构造，植物的进化和利用，气候的影响，国家的地理形态，人类的历史等等，几乎包含了生活的每个方面。当然，我们必须先要求这位老师对他所教的学生真正感兴趣，如果不能满足这个先决条件，孩子的教育也就无从谈起了。
课堂上的合作与竞争
在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下，通常我们都会发现，当孩子开始上学时，他们竞争有余，而合作不足。这种竞争在孩子上学期间持续不断，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如果那些优秀的孩子超过了其他孩子，并不能代表他就比那些成绩落后的孩子快乐。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更关注自己。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合作和贡献，而是获取利益。正如一个家庭，成员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同样，学校中的学生也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如果让孩子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才可能互相关爱，团结合作。我见过很多“顽劣的孩子”，他们通过互相关爱，与同伴进行合作，最终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我要特别提到一种儿童。他觉得家人都与他为敌，他便认为学校里的所有人也都跟他作对。他在学校的表现不佳，当他父母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在家里惩罚他。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孩子在学校考的成绩很差，挨了老师一顿批评。把成绩带回家后，又受到了惩罚。一次打击就已经够叫人丧气了，连续惩罚两次简直是糟糕透顶。因此，这个孩子在班上调皮捣蛋，成绩也始终不见起色。最终，他遇见了一位了解他情况的老师，他向其他孩子解释了这孩子为什么觉得人人和他为敌，并且要求大家帮助他，让他相信大家是他的朋友。结果这个孩子的行为便有了出人意料的改善。有时候，人们会怀疑是否可以用这种方法教育孩子，让他们互相理解，乐于助人。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孩子经常比大人更善解人意。有一次，有位母亲带了她的两个孩子，一个两岁的女儿和一个三岁的男孩，到我的诊所来。在母亲不注意时，小女孩爬上了一张桌子。母亲吓得面色如土，她一动也不敢动，只是大声叫道：“下来！下来！”小女孩却毫不在意。三岁的小男孩嚷道：“在那别动！”小女孩马上就爬下来了。看来，他更了解妹妹，而且知道该怎么做。
有种说法，让学生自行管理班级是培养合作精神的一个良好的方法。当然，这些尝试必须谨慎一些，并且要在老师的监督和指导下进行，并且还要确保孩子们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否则，孩子们将认为这是一种游戏，行事便会过于随意，这样就会造成他们比老师更变本加厉，或者会利用班会谋取私利、扩大争议、攻击别人，或者争取优越的地位。因此，在开始的时候，老师必须密切关注、适时引导。
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儿童当前的心智、性格，以及社会行为等各方面的发展水平，各种测验是无法避免的。有时候，诸如智力测验之类的也能作为评价孩子的工具。例如，有个孩子在学校中的成绩很差，老师希望让他留级。经过智力测验后，却发现他其实是应该升级的。然而，应该认识到，孩子未来的发展程度是不能妄下结论的。智商只能够用来帮我们认清孩子的困难，以便找出解决的方法。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当智商测验显示某人的智力并不低时，只要我们找出正确的方法，便能改变他的表现。
我发现只要孩子们玩智力测验，熟悉之后，他们便会发现其中的奥秘。随着经验的增长，他们的智商就会得到改善。因此，不应该认为智商就是命运或遗传的枷锁，从而限制儿童未来的成就。
而且，孩子本人或父母也都不应该知道他的智商。他们不知道此类测验的目的，反而以为这是对未来的判决。在教育中造成最大困难的，并不是儿童自身的智力高低，而是他认为与生俱来的各种缺陷。假如一个儿童知道他的智商很低，他可能变得失去希望，觉得成功已与自己无缘。在教育中，我们应该全力增加儿童的勇气和信心，并帮他消除由于对生活的误解而限制自身的发展困难。
学校成绩也是如此。如果老师给予一个孩子很低的成绩，认为这会激励孩子更加努力学习。如果孩子家教很严格，他可能会不敢回家或者自己涂改成绩。有时候，甚至有孩子会为此而自杀。因此，教师要考虑这样做的后果。虽然教师并不为孩子的家庭生活或课余生活负责，但是这值得认真考虑。如果父母期待很高，孩子回家后可能会受责骂。假如老师再和蔼可亲一点的话，孩子可能会受到激励而取得成功。假设孩子经常表现糟糕，周围的人认为他是班里最差的学生，他就信以为真了，并且认为这种情况无法改变。事实上，即使最差的学生也能取得进步。在最著名的人中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在上学时期表现差劲，后来重拾勇气与兴趣，最后大获成功。
有一个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孩子们在没有成绩的帮助下，对于大家的能力判断很准确。他们知道谁最擅长算术、拼写、绘画或者体育，并且以此划分人群。他们最常犯的错误就是认为自己无法取得进步。他们认为别人一马当先，自己永远鞭长莫及。如果孩子的这种观点根深蒂固，就会表现在他的行为中。即使是在成年之后，他也会计算自身与别人的差距，认为自己会永远落后。大部分孩子的各科成绩差不多都很稳定。他们或名列前茅，或位居中游，或者成绩垫底。我们不应该视之为天赋使然。这是因为他们自己画地为牢，所以才故步自封。大家绝不会不知道，班级倒数的人积极进取、后来居上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儿童们应该了解，这种因循守旧的观点是错误的。老师和学生也都应该放弃“人的进步与天赋有关”的迷信思想。
先天遗传和后天培养
认为遗传会制约人的发展，是最大的教育错误。这会成为老师和家长们对孩子管教无方的借口，他们可以借此推卸教育孩子的责任。像这类逃避责任的企图，其实都应加以反驳。教育者若是把性格和智力的发展全部归因于遗传，我看不出他在自己的职业中还能做点什么。反过来说，如果能看出自己的态度和行为能够影响孩子，那他就不应该用遗传的观点来逃避责任。
我指的并不是身体上的遗传。器官缺陷的遗传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只有个体心理学才真正了解，遗传缺陷对于孩子精神发展的影响。孩子会在心里估量自己器官的功能，他会判断自己的能力，据此限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因此，并不是缺陷本身影响了精神，而是孩子的态度和相应的训练对精神影响很大。如果一个孩子的身体器官有缺陷，他便认为自己的智力或性格也会受到限制。但是，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同样的身体缺陷，可能会激励一个人取得更高的成就，也可能被当作是遏制发展的障碍。
我将这一观点公之于众的时候，遭到了很多人的攻击，说这是我的一己之见，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并不符合客观事实。然而，这是我亲身体验得出的结论，并且这种结论的正确性已经被逐渐证实。如今很多精神病专家和心理学专家也对此持肯定的态度，并且摒弃了流传了几千年的人格遗传的观点。每当人们想推脱自己的责任，并且用宿命论来解释人类的行为时，就会抛出遗传论的观点。在出生的那一刻，他们认为孩子的善恶就已经决定了。这种观点纯属谬论，这只不过是某些人的借口而已，他们在拼命逃避责任。
事实上，“善”与“恶”跟其他描述人格的词汇一样，只有在社会环境下才有意义。这是在人类在社会中接受教育的结果。
这也是一种判断：此人的行为是“有益于他人”，还是“只为自己着想”。孩子在出生之前，不存在社会环境。在出生后，他有选择发展方向的潜能。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周围的环境、身体的知觉及其对刺激的理解，尤其是教育，对他的选择起到很大的影响。
智力的遗传也是如此，也许现象并不明显。然而，我们知道，兴趣是影响智力发展的最大因素，影响兴趣的因素并非是遗传，而是源自挫折和对失败的恐惧。毫无疑问，大脑的构造是由遗传而来的。可是它不是思维的源头，而是一种思维的工具。以我们今天的知识来看，如果大脑的缺陷并不十分严重，通过训练完全可以得到弥补。杰出的人才并非具有超出常人的基因，而是拥有持久的兴趣和努力。
即使有的家庭连续几代人中都出现了对社会卓有贡献的杰出人物，仍不能将其原因归于遗传，而应归因于家庭成员之间激励的结果，并且家庭传统使孩子有了继承前人基业的想法，而且在实践中不断培养自己的能力。我们都知道“有机化学之父”莱比锡的父亲曾是药店的老板，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莱比锡的化学才能是遗传父亲所致。经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他的环境给他提供了培养兴趣的机会，在同龄的孩子对化学还一无所知时，他对化学已经相当熟悉了。莫扎特的父母对音乐很感兴趣，但是莫扎特的才能也不是由遗传得来的。他的父母希望激发他对音乐的兴趣，因此十分鼓励他学习音乐。从幼年时起，他就处在音乐的环境里。在杰出人物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种“早期的开始”。
他们四岁便开始弹钢琴，或者在很小的时候就为家庭成员写传记。这种兴趣是持久不衰的。他们主动大量地练习，他们一直勇往直前，毫不迟疑，也绝不退缩。
假如教师相信发展是受局限的，那么他便无法成功地打开儿童为自己戴上的枷锁。假使他能对孩子说：“你没有数学才能。”他的处境便轻松多了。可是，这样做除了使孩子垂头丧气，别无他用。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我在念书时，有好几年都是班上的数学低能儿，我也十分确信自己缺乏数学才能。很幸运，有一天，我竟然做出了一道难倒了老师的题目。这一次让我完全改变了之前的态度。我开始由厌恶数学变成喜欢数学，并且一直在寻找提高数学成绩的每一个机会。后来，我的数学成绩在学校里开始名列前茅。所以，我的亲身经历推翻了所有特殊天才论和先天能力论的错误观点。
即使是在拥挤的班级里，我们也能观察出孩子们之间的差异。如果我们了解了他们的性格，一定比对他们一无所知更能管理他们。然而，班上的人数太多是一个劣势。有些孩子的问题不容易被发现，要适当地处理它们也是很困难的事。老师应该十分熟悉所有的学生，否则他就无法建立学生的兴趣和合作。假如在几年内，学生们都能跟随同一个老师，我想一定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在一些学校，每半年就换一批老师。教师们都没有机会跟学生们打成一片，调查问题或者观察他们的成长。如果教师跟学生一起待上三四年，他就能更容易发现并改正学生错误的生活方式，也会更容易地把班级打造成一个社会整体。
让孩子跳班升级大多是弊大于利的，通常他会因无法达到期望而不堪重负。假使某个孩子的年龄比同班同学大，或者他发育得比班上其他孩子快，也许就该考虑让他升上较高的年级。
这个班级如果是一个整体，其中一个人的成功，则对其他人是有利的。只要班上有聪明的学生，整个班级就会取得快速进步。隔绝这种刺激，绝非明智之举。因此，我的看法是除了功课之外，让天资聪颖的学生参加其他活动，培养他的兴趣，例如绘画等。
他在这些活动中的成功，也会激发其他儿童的兴趣，并鼓励他们前进。
让学生留级更不乐观。所有的教师都这样认为：留级的学生不管在哪儿都是个问题。当然他们不是全部如此，有少数人留级也不会造成任何问题。但是，大多数的留级生在班上还是落后，又调皮捣蛋。同学们对他们都没有好印象，他们对自己的能力也很悲观。在现行教育制度下，我们不能轻易废除留级制度，这是我们的一大难题。有些教师利用假期来培训落后的儿童，让他们认清自己所犯的错误，使他们不必留级重读。认识到错误后，这些孩子在第二学期起，就能跟上功课了。事实上，这是我们真正帮助落后学生的唯一方法，让他明白错误估计了自己的能力，我们就能让他依靠自己，奋勇前进了。
每当我看到孩子们被分成快慢班，都会注意到一个事实。由于我的经验都是在欧洲得来的，我不知道它适不适合美国。在慢班里，我总能看到弱智儿童或者贫穷的孩子们在一起玩。在快班里，大部分都是富裕家庭的孩子。这种情况已经很明显了：穷人家的孩子准备不足，家长们也面临诸多困难。他们没有时间或者自身文化水平不高，无法指导孩子学习。我并不认为那些基础略差的学生就该分到慢班。训练有素的教师应该知道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假如让他们和基础较好的儿童相处，他们必然会获益良多。如果把他们编入慢班，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快班的儿童对此也心知肚明，并且瞧不起这些孩子。它或者会让人失去勇气，或者会让人奋发有为。
个性发展
原则上，应该支持男女同校。它能让男孩和女孩相互了解，并且学习怎样与异性合作。可是，相信男女同校便能解决所有问题，也是很荒唐的。男女同校本身也存在问题。除非认清这个问题并严肃对待，否则，两性之间的距离反倒会更大。比方说，十六岁之前，女孩都发育得比男孩快。假如男孩子不了解这一点，他们便很难维护自尊心。他们眼看着自己被女孩超过，而自惭形秽。在以后的生活里，他们可能会因此而不敢和异性竞争。
赞成男女同校并了解相关问题的教师，能够利用这种制度完成许多事情。但是假使他不充分信任，或毫无兴趣，便注定要失败。另外一个困难是：如果对孩子们教育不当，或监管不力，那么性的问题就会兴起。在学校中，性教育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教室并不是施行性教育的适当场所，如果教师对整个班级讲述这些东西，他根本无从知道是否每个学生的理解都准确无误。他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兴趣，但是却不知道孩子们是否能够接收它们，或如何将它们融入自己的生活中。当然，如果孩子希望多知道一些，而私下向他提出各种问题，教师就应该给他真实而坦率的回答。这样，他便有机会判断孩子真正想知道的是什么，并将他引入正途。但是，如果经常在班上讨论性问题，必定是有害的。有些孩子一定会发生误解，而把性当作是件无关紧要的事，这并没有什么好处。
任何在儿童心理方面受过培训的人，都很容易区分出不同的类型和生活方式。儿童合作的程度可以从他的姿势、观察和倾听的方式、与同伴的距离、相互的融洽程度和他的关注能力上得到一些结论。如果他忘了自己的作业或者丢了书包，可见，他并不喜欢上学。我们必须要找出他为什么讨厌上学。如果他不跟其他同学一起玩，我们就能推断他不合群，并过分关注自我。如果他依赖他人，我们就知道他缺乏独立精神，总想依赖别人。
有些孩子只有在赞美和表扬下才会去做作业。很多被宠坏的孩子只有得到老师的关注，才会好好学习；如果老师忽略了他，问题就会立刻出现。他们不受关注，就会失去任何兴趣和信心。
这样的孩子常常在数学方面表现不好，他们往往对公式和规则记得很熟练，可一旦运用，就不知所措了。这些似乎都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些坐享其成、一心为己的孩子变成了我们生活的最大威胁。假如态度不变，他们成年后必定会成为别人的累赘。
另外还有一种孩子，他们决心要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假如不能如愿，他们便会恶作剧，扰乱班上秩序，并带坏其他孩子，以此引发关注。责备和惩罚都改变不了他，这些正中他的下怀。
他宁可受痛打，也不愿被忽视。他的痛苦只不过是为自己的欢乐所付出的一点代价。对许多儿童而言，惩罚只是视其能否继续其生活方式的一种挑战，他们把它看作是一场比赛或游戏，看看谁能撑得更久。结果他们总是赢，因为主动权掌握在他们手里。所以有些喜欢和老师或父母作对的孩子在受到惩罚时，不但不哭，反倒会笑。
懒惰的孩子，除非是为了对抗自己的老师或父母，否则他们一定是志向远大而内心敏感的儿童。每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不尽相同，当我们遇到一个将任何事都看成失败的孩子时，定会感到吃惊。有人认为，只要不能超过别人，就是一种失败。即使他非常成功，只要有人比他更好，他就会如坐针毡。懒惰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失败，因为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真正的考验。他总是处处逃避困难，尽量避免与人竞争。别人都会认为，如果这个孩子不是这样懒惰，可能会克服一切困难的。而这也正好为他找到了躲避问题的理由，他们会说：“如果我努力去做，什么事都可以做成。”但是当遭遇失败，他们又自我解嘲：“我只不过是有点儿懒而已，并不是没有能力。”以此来维护自尊。
有时，老师会对那些懒惰的学生说：“只要你勤奋一些，一定会成为班里最优秀的学生。”如果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如此评价，那他为什么还要努力，万一失去它呢？也许在他变得勤奋的时候，别人就会明白他并不是什么“身怀绝技”的人了。此时，别人开始根据他的成就评价他，而不是以他的潜力来判断。
懒惰的孩子还有一点好处：即使做了一点点工作，也会得到别人的称赞。大家都能看出他的改变，并会激励他继续前进。同一份工作，假如是勤奋的孩子做的，可能会遭到无视。懒惰的孩子以这种方式，生活在人们的期待中。他也是个被宠坏的孩子，他从小便学会不管什么事都想要别人帮他完成。
还有一种孩子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在孩子中间总是带头的人。人类无论何时都不能没有带头的领导，但是真正需要的是那种顾全大局的领袖，然而这样的人却不多。喜欢扮演领导角色的孩子们只是喜欢驾驭别人的情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会参与其中。所以，这类孩子的未来并不令人乐观。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如果同是这种性格的人走到一起，不管是结婚、事业或是交友，其结果不是悲剧就是闹剧。他们都想控制对方，奠定自己的领导地位。有时，一个孩子总是以领导的身份指派家人做这做那的时候，人们总是觉得很好玩，并开怀大笑，任其发展下去。可是，老师们很快就会现，这种做法并不能培养出利于他们融入社会的性格。
孩子们性格迥异，我们并不主张把他们塑造成固定的类型或统一的模式。我们只是希望阻止他们走向失败。这些趋势在儿童时代是比较容易防止或纠正的。如果它们未被纠正，将会对成年的社会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儿童时期的错误和成年后的失败是一脉相承的。那些神经功能症患者、酗酒者、罪犯或自杀者，大都是没有合作精神的人。焦虑症患者大多害怕黑暗、陌生人或新情境。忧郁症患者是爱哭的小孩。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无法接触到每一位父母，来帮助他们避免错误。最需要给予忠告的父母往往都是最不合作的父母。然而，我们却可以接触有些老师，然后由他们来接近学生，以纠正他们的错误，并让学生们成为独立自主、富有**、乐于合作的人。在我看来，这也是谋求人类幸福的最强大的保障。
对教学工作的观察
正是基于这个目的，大约在十五年前，个体心理学创建了顾问委员会。维也纳以及欧洲很多城市的事例证明，它的价值是非凡的。理想远大、信心十足绝对是件好事，但是如果没有好的途径，一切都是枉然。经过十五年的实践，可以说顾问委员会非常成功，其向我们提供了解决儿童问题和教育儿童的最好工具。当然，我相信如果顾问委员会是以个体心理学为基础的话，它必能成功。但是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反对和其他学派的心理学家合作。事实上，我一直主张顾问委员会应该和各个不同学派的心理学联合，并且与各个学派所得结果进行比较。
顾问委员会所倡导的方法就是要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善于处理教师、家长和儿童遇到的困难。另外，他要深入教师中间，并跟学校的老师探讨他们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当他到学校时，教师便向他描述某个儿童的个案及其表现。这个孩子也许很懒，也许争强好胜，逃学，偷窃，或者学习很差。心理学家要运用自己的经验和教师展开讨论。孩子的家庭生活、性格和发展都应得以描述，首次发生问题的具体环境也必须予以特别注意。
然后教师们向心理学家询问造成这个问题的可能原因，以及应该如何处理。由于他们有丰富的经验，所以很快就能获得一致的结论。
在心理学家到来的那天，母亲和孩子也应该在现场。当他们决定了采取某种最佳方式与母亲沟通，以及如何分析孩子失败的原因，便会将母亲请进来。母亲会透露更多的信息，心理学家和孩子母亲共同探讨，并给母亲建议怎样帮助孩子。通常母亲很高兴有这种讨论的机会，而且很愿意合作。如果她有些犹豫，心理学家或教师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从中可以找到适合这个孩子的各种结论。
然后让孩子进入房间，心理学家开始跟他对话。谈话内容并不涉及他的错误，而是当前面临的问题。他要找出阻止孩子正常发展的观点和判断，以及他不注意而别人很重视的信念等等。不要责备孩子，要友好地跟孩子谈话，这会给他们全新的观点。要是提到孩子的错误，最好提出一个假设案例，并询问孩子的看法。若是没有此类经验的人，在看到孩子理解正确，并改变自己态度的速度时，一定会惊讶万分。
在这方面接受过我培训的教师们，都对它兴趣盎然，无论如何都不肯放弃它。这使他们在学校中的工作更为有趣，也增加了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没有人认为它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因为困扰他们多年的问题经常在半小时内便得到了解决。整个学校的合作精神提高了，经过一段时间后，严重的问题完全消失了，只有一些细枝末节需要加以处理。教师们事实上都成了心理学家，他们已经懂得要了解整体人格，以及其各种表现的一贯性。如果在日常教程中发生了什么问题，他们也能够自己解决。事实上，我们的希望也是如此，如果教师们都得到良好的培训，也就不需要心理学家了。
比方说，如果班上有一个懒惰的孩子，教师就应该建议孩子们举办一次关于懒惰的讨论会。他可以用下列题目作为题材：“懒惰是怎么来的？”“它的目的是什么？”“懒惰的孩子为什么不想改变？”“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改变？”孩子们讨论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个懒惰的孩子可能不知道他就是这次讨论会的起因，但是他有这样的问题，因此会对它感兴趣，并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如果他受到攻击，他必定会一无所获，但是如果他无意中听到，他就会认真考虑，进而改变自己的观点。
理解孩子非教师莫属，因为他们与孩子们并肩奋斗，朝夕相处。他见过的孩子类型繁多，沟通技巧娴熟，能与孩子们打成一片。孩子在家庭生活中犯的错误会持续下去，还是被纠正过来，都听任于他。和母亲一样，教师是人类未来的监护人，他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