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犯罪及其预防
了解犯罪心理
个体心理学给我们揭示了各种类型的人。但是，人类之间断然不会有天壤之别。我们可以观察到犯罪分子身上的问题。问题少年、神经病症患者、精神病患者、自杀者、酗酒者和性变态的困扰也是这样的。他们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法全都失败了。显而易见的一点就是，他们以同样的方式遭到失败。每个人对社会责任都毫无兴趣，也不为他人考虑。即便这样，纵然他们离经叛道，我们还是无法区分他们，因为没有人可以被奉为具有社会情感和合作精神的模范。罪犯的错误只不过比平常的错误更大一些罢了。
另外就是要理解罪犯的心理。在这方面，他们跟其他人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能克服困难。我们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即变得强大、卓越、完美。杜威教授把这种倾向称之为安全需求。别人把它称为“自我保护”（self-preservation）。但是，无论如何称呼它，我们都应该注意到人类以此为活动主线，这即是人类从自卑迈向优越、从失败走向成功、由低级到高级的奋斗过程。它从我们的童年开始，到死亡时结束。生命意味着超越障碍、克服困难，在地球表面顽强生存。因此，如果在罪犯身上也发现了这一点，我们无须少见多怪。罪犯所有的行为和态度都表明，他在努力追求卓越、解决问题、克服困难。他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选择的方式不一样。他在奋斗的方向上出现了偏差。
他这样选择的原因是，不懂社会要求，不关心同伴。由此，我们可以完全理解他的行为了。
因为与很多人的意见相左，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他们把罪犯归结于人类的例外，跟普通人完全不一样。例如，一些科学家声称罪犯都是低智商的人。一些人认为遗传基因起了决定作用，他们相信，罪犯天生邪恶，无法避免犯罪。还有一些人坚信是环境决定的，永难改变。正所谓：一日为恶，终生为恶。现在，很多证据都有力地反驳了上述观点。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一旦接受了上述观点，犯罪问题便无法得到解决了。在有生之年，我们都想把这个人间灾难斩草除根。我们也知道犯罪自古便是人类的顽疾。当今，我们迫切地希望做些事情，绝对不能对此置若罔闻，推脱说：“这些都是遗传问题，无法改变。”
在环境和遗传中，都没有强迫性。来自同一家庭、相同环境的儿童发展也各不一样。有时候，罪犯会出现在一个世代清白的家庭。有时候一个家风败坏、罪行累累的家庭中的孩子却品行端正。有时候，一些罪犯会痛改前非。一个强盗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可能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一些犯罪心理学家对此也是大惑不解。如果犯罪是天生的一种缺陷，或者是由环境决定的，这个事实就令人费解。但是，从我们的观点出发，理解起来就轻而易举了。这个人可能有了优越的条件，他的压力也变小了，所以他错误的做法也不会显现了。也许，他的愿望已经得到了满足。
还有一条就是，他可能老了，变得肥胖笨拙，不适于偷盗了。可能他的关节僵硬，无法再飞檐走壁了，入室行窃对他来说，已经力不从心了。
在做进一步讨论之前，我希望先澄清罪犯都是疯子的观念。虽然有许多精神病患者也会犯罪，但是他们的罪行却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我们并不认为他们应该为此负责，他们不理解这是犯罪，所以才会将错就错。同样的，我们也应该撇开心智低能的罪犯，他们只是一件工具而已。真正的罪犯是那些背后的主谋，他们描绘出一幅美丽的愿景，激起了心智低能者的幻想或野心。然后他们自己藏起来，让这些牺牲品去执行犯罪计划，并冒受惩罚的危险。当然，当经验老到的罪犯唆使青年人犯罪时，情况也是如此。老奸巨猾的罪犯做好计划，再哄骗孩子们去执行。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讨论之前提及的活动主线：每个罪犯——以及其他人——都遵循着这条主线在追求胜利，追求稳固的地位。在这些目标之间，有许多差异和变体。我们发现罪犯的目标总是在追求自身的优越感。他所追求的对别人没有一点贡献，他也不跟别人合作。
社会需要成员，我们互相需要，且都有合作能力，人人各尽其才。但是，罪犯的目标却不包括对社会的贡献，这就是犯罪行为最显著的一面。之后，我们将会讨论它是怎么来的。现在我要谈的是，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罪犯，就要找出他在合作中失败的程度和本质。
罪犯之间的合作能力不尽相同。他们有的严重缺乏，有的则较轻微。例如，有些人只是偷鸡摸狗，绝不越界。有的人则宁愿犯下滔天大罪。一些人是犯罪主谋，其他人则充当马前卒。为了了解罪犯的不同类型，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个人的生活方式。
个人典型的生活方式很早便建立起来了。在孩子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特征了。因此，我们不能认为改变他是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人的性格，只有了解在性格形成中犯的错误，才能对症下药。我们看到很多罪犯已经被惩罚多次，受尽了侮辱和歧视，并被剥夺了各种社会权利，却依然死不悔改，继续为非作歹。并不是经济原因迫使他们犯罪。确实，在经济困难的时期，人们压力大增，犯罪率会有所上升。统计结果显示，犯罪的增长率与小麦的价格成正比。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明经济恶化是犯罪的原因。这只能表明，人们的行为是受控制的。他们的合作能力有限，当达到这些界限时，他们就不会贡献什么了。
他们从此拒绝合作，开始实施犯罪。从其他事实来看，我们发现很多人在优越的条件下都不会犯罪，但是当生活中出现了他们无法应付的问题时，他们就会铤而走险。也就是说，人的生活方式，即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最重要的。
从个体心理学的这些经验中，我们最终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犯罪分子毫不顾及他人，他的合作限于很低的程度。当超出这个度时，他就会犯罪。当他不能解决问题时，就会超出限度。思考一下那些必须面对，而罪犯却无法解决的生活问题是很有趣的。最终，我们的生活中，好像除了社会问题之外，便没有问题了。只有我们关爱他人，这些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个体心理学把生活的问题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和他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友谊问题。罪犯们有时候也会有朋友，但大多只是一丘之貉。他们结党营私，却也能彼此推心置腹。但是，在此我们马上可以看出他们缩小了自己的活动范围。他们不能和社会上的正常人为友。他们把自己当作是局外人，在与（社会）同伴相处时，不知道要怎样做才能觉得自在。
第二类的问题包括与职业相关的各种问题。当问及他们这方面的问题时，许多罪犯会回答：“你根本不知道干活有多累！”
他们认为工作是辛苦的，他们不愿意像其他人一样努力拼搏。正经的职业意味着关爱他人并乐于奉献，但这正是罪犯的人格中所缺少的。这种合作精神的缺乏很早就会表现出来，所以大部分的罪犯无法解决工作问题。大多数的罪犯都是不学无术，身无所长。如果你追溯一下他们的经历，将会发现他们在学校期间，甚至在进学校之前，就已经困难重重了。他们从来没有学过合作。
但是，要解决职业问题，必须先学会与人合作。如果他们找不到工作，我们也不能责怪他。这种情况就像一个没有学过地理的人去参加地理考试一样，他不是答错就是不会。
第三类囊括了所有的爱情问题。美好的爱情生活中，配偶之间的兴趣和合作是同等重要的。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被送进管教院的犯人，在入院之前，有半数患有性病。这个情况表明，他们想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爱情问题。他们把伴侣当作是一宗财产，我们经常会发现他们认为爱情是可以购买的。对这种人而言，**是征服，是占有。这是他们应得的东西，而不是在生活中互相合作。“如果不能随心所欲地得到想要的东西，”有许多罪犯说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治疗罪犯了。必须让他们学会合作，如果只把他们留在感化院里，是无济于事的。他们获释后，可能会再危害社会。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社会是绝对无法与犯罪完全隔离的。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既然他们还不适应过社会生活，我们该拿他们怎么办？”在所有的生活问题中都不能与人合作，这个缺陷可不容小觑。在一天之中，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合作。我们与他人的合作能力就表现在观察、谈吐和倾听的方式之中。如果我的观察没有错误，罪犯们看、说、听的方式都和别人不同。他们有不同的语言，不难理解，这种差异会阻碍他们智力的发展。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总希望每个人都能了解我们。了解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因素。我们赋予语言同一种解读，是因为我们心有灵犀。语言对于罪犯来说却大不相同，他们有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理解。
我们可以从他们对自己罪行的解读方式中看出来。他们既不愚笨，也不是弱智。如果我们承认他们虚幻的个人优越感，他们的结论就是十分正确的。也许有个罪犯会说：“我看到一个人有条很好看的裤子，而我却没有，所以我要杀死他！”现在，如果我们也承认他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又不要求他以正当的方式谋生，他的结论便是十分明智的，可是这也太缺乏常识了。最近在匈牙利发生过一宗刑事案件。有几个妇人用毒药毒死了好几个人。当她们其中一人被送进监狱时，她说：“我的儿子体弱多病，又整天游手好闲，我只好毒死他。”如果她不愿意继续合作，除此之外，她还能做些什么？她是很聪明的，但是她看待事物的方式却不一样，也就是她的认知图示与众不同。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罪犯在看到吸引人的东西，想不劳而获，就会下决心把它从这个索然无味的敌对世界中抢过来。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是错误的，也搞不清孰重孰轻，所以他们本身也很痛苦。
但在考虑他们的缺乏合作精神时，这一点却不是最主要的。
所有的罪犯都是懦夫，他们逃避自己不能应付的问题。除了罪行之外，我们也能够在其生活方式中，看出他们的懦弱。他们隐藏在僻静和黑暗中，恐吓过往的行人，在行人采取防卫措施之前，先亮出武器。罪犯以为自己很勇敢，但是我们不能受其蒙蔽。罪犯是在模仿英雄主义行为，但他们实际上是懦夫。他们在追求着虚幻的个人优越感。这是对常识的误判，也是一种认知错误。如果他们明白自己是在自欺欺人时，必然会惶惶不可终日。因为当他们认为已经甩掉了警察时，他们的虚荣心和骄傲情绪就会膨胀。他们常常会想：“我是绝不会给逮到的。”令人尴尬的是，假如对每一个罪犯做一番认真的调查，我相信一定会发现，他曾经犯过许多罪而未被察觉。这是件非常讨厌的事。当他们东窗事发时，肯定会想：“这次我不走运，下次一定不会被逮住了！”
如果他们成了漏网之鱼，就会觉得自己达到了目标，因此得意扬扬地去接受同伙的祝贺和吹捧。
所有的罪犯都觉得自己智勇双全，我们必须要击碎他们的信心。但是我们要在哪里下手呢？我们可以在家庭、学校或感化院里做到这一点。在后面，我会描述怎样给它致命一击。现在，我要进一步讨论导致合作失败的情景。有时候，父母应该来承担这个责任。也许母亲技巧不够，不能让孩子和她合作。她感觉自己完美无瑕，所以不需要任何人，或者她不善合作，作茧自缚。在不幸的或破裂的婚姻中，也很容易看到孩子们缺乏合作精神。婴儿最先是和母亲合作，而这位母亲很可能不希望孩子的兴趣扩展到孩子父亲、其他儿童或成人身上。此外，这个孩子可能一直觉得自己是家里的霸主。在他三四岁的时候，另一个孩子出生了，他的“王朝”立刻土崩瓦解，他的“王位”就这样拱手让人了。
于是，他拒绝与母亲和弟弟合作。这些都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而且，假如你追溯罪犯的生活，就会发现他的麻烦从早年的家庭生活中便已经开始了，并不是环境本身具有决定作用，而是孩子对其地位的误解，再加上没有人开导他，才导致了这种结果。
如果家里有一个孩子鹤立鸡群或者天赋异禀，对其他的孩子是一种很大的压力。这个孩子会得到更多关注，而其他孩子就会受到挫败而闷闷不乐。他们不想合作，只想全力竞争，但是又缺乏足够的自信。这些孩子自觉相形见绌，也不知道该怎样施展才华，发展就可能困难重重。他们中间可能会出现罪犯、神经功能症患者或者自杀者。
当一个缺少合作精神的孩子开始上学时，从他第一天的表现中，我们就能看出端倪。他既不合群，也不喜欢老师。上课总是漫不经心，也不认真听讲。如果没有人理解他，他就会不断遇到挫折。他会受到责骂，而不是被引导学习怎样合作。如此一来，这就难怪他更加讨厌学习了！他觉得学校生活索然无味，因为他的勇气和自信备受打击。在罪犯身上，你会常常发现，在他十三岁上四年级时，经常因为愚笨而遭到打击。这会危及他之后的生活，会让他对别人越来越冷漠，越来越想走邪门歪道。
贫穷也很容易使人对生活产生错误的解读。在家庭之外，出身贫寒的儿童可能会受到歧视。他的家庭生活可能很艰辛，一家人缺衣少食，终日愁眉不展。他可能很早就需要赚钱帮助家庭生计。在这之后，当他看到许多有钱人生活奢华、出手阔绰时，就会觉得愤愤不平而心生怨恨。在贫富悬殊的大都市里，犯罪案件特别多的原因就在于此。妒忌绝不会产生正当的目标。在这种环境中的儿童很容易发生误解，以为获得优越感的方法就是不劳而获。
自卑感也可能体现在身体的缺陷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发现。我也稍感愧疚，因为我竟然为神经遗传学和精神病遗传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最初我在写由器官缺陷而引起自卑和精神上的补偿时，我已经想到这个可能性了。这种自卑感不能归咎于身体，而应反思我们的教育方法。如果我们的方法正确，身体有缺陷的儿童会对所有人都感兴趣。如果没有人在旁边帮助他们拓展他们的兴趣，他们便会只关心自己。当然有许多人确实患有内分泌腺的缺陷，但事实上，我们无法判断内分泌腺的正常作用应该是怎样的。而且内分泌腺的功能各不相同，应当不会危及人格。
因此，必须撇开这个因素。尤其是我们要让孩子们形成正直善良的品格，并且喜欢与人合作，所以更应如此。
在罪犯中间，孤儿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依我看来，我们未能在这些孤儿之间建立起合作精神，简直是我们文明的奇耻大辱。
私生子也是如此——没有人挺身而出，来赢得他们的情感，并将它转移到全体人类上。被遗弃的孩子经常踏上犯罪的道路，尤其是当他们知道自己被抛弃的时候。在罪犯之间，我们也经常发现容貌丑陋的人——这曾经被用来证明遗传的重要性。但是，请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容貌丑陋的人会有什么感觉！他是非常不幸的。如果他是一个混血儿，没有好看的外貌，或者遭到了社会的歧视，他整个生命都将不堪重负，甚至没有我们每个人都最喜欢的东西——欢乐而美好的童年时光。但是，如果用正确的方法来对待这些孩子，他们全都会发展出对社会的兴趣。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实是：在罪犯之间，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英俊潇洒的男孩。假如前一类型的人可以被认为是遗传不良的受害者，天生就带有身体上的缺陷，如残手、 兔唇等。对这些英俊的罪犯，我们又该怎么解释呢？其实，他们的生长环境也不利于他们社会兴趣的培养。他们是被宠坏的孩子！
罪犯的类型
你会发现罪犯可以区分成两种类型。有一种人对友情一无所知，也完全没有经历过。这种罪犯对别人都充满敌意。他看上去凶神恶煞一般，把所有人都当成是敌人。因此，他发现根本没有人欣赏他。另一种类型是被宠坏的孩子。我经常听到犯人的抱怨，他们声称：“我有今天的下场，都是因为我的母亲把我惯坏了。”对这一点，我们应该畅谈一番。但是我在这里提起它，是为了强调尽管罪犯的经历和教育迥然不同，他们却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不会合作。父母们可能也想把孩子塑造成一个好人，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如果他们专横跋扈、过于严苛，他们一定会功亏一篑。如果他们娇惯孩子，让他成为舞台上的主角，那么他便会自高自大，而不会通过创造性的工作得到他人的称赞。因此，这样的孩子会失掉奋斗的动力，他们一直希望有人来关注自己，也会期待天上掉下馅饼来。如果他们不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满足，就开始怨声载道。
犯罪案例
现在，让我们通过几个例子，来看看是否能发现上述情况，尽管这些事情的初衷并不是这个目的。我要讨论的第一个例子，是从谢尔顿（Sheldon）和左利克（Eleanor T. Gflueck）合写的《五百犯罪记录》一书中摘出来的，名为“百炼金刚约翰”的个案。这个男孩检讨他的犯罪缘由时说：“我从没想到自己会这么自甘堕落。一直到十五六岁，我和别的孩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我喜欢运动，也时常参加运动。我也从图书馆借书看，生活有条不紊。后来，我的父母让我退学，去工作，并且把我的工资都拿走了，每个礼拜只给我五十美分。”
这些都是他的控诉。如果我们问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家庭环境，我们就能发现他真正经历了什么。目前，我们只能断定他的家庭不太和谐。
“我工作了将近一年，然后我开始和一个女孩交往，她很会享受。”
我们发现这常常是犯罪的开端：与爱慕虚荣的女孩约会。回想一下我们提过的事情——这个问题可以测试合作的程度。他的女友喜爱享受，而他一个星期只有五十美分。这点钱捉襟见肘，不能让他拥有爱情。但是，还有其他女孩，然而他却没有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说：“如果她只会享受，那她就不是我的菜。”但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因人而异。
“这年头，只凭一个礼拜五十美分，你根本不能让女孩子玩得痛快。老头子又不肯多给我一点。我难过得很，心里一直在琢磨，要怎样才能多赚一点钱？”
常识会告诉他：“你应该再找点活干，多赚点钱。”但是他却想不劳而获，希望能讨好这个女孩子，也让自己高兴，仅此而已。
“有一天我遇见了一个人，很快我们就混熟了。”
遇见陌生人是对他的另一次考验。有正确合作能力的男孩子，是不可能被轻易引诱的。但是这个孩子的处境却让他很难抗拒**。
“他是‘老大’，换句话说，就是资格很老的小偷。他聪明能干，深谙此道，愿意和你分享，而且不会用卑鄙手段害你。我们一起干了几票生意，都顺利得手了。此后，我就很熟练了。”
我们还听到他父母有一栋他们自己的房子。父亲是一家工厂的领班，家里有三个男孩，全家人仅能勉强糊口。在他误入歧途之前，他的家人从没有犯罪记录。我很想知道主张遗传的科学家对这个个案会怎样解释。他还承认，他十五岁便开始和异性发生关系了。我敢断言有些人一定会批评他好色。但是这个孩子对别人并没有兴趣，他只是想寻欢作乐而已。任何人都可能会纵情声色，因为想要办到并不难。这孩子就是想在这方面得到别人的欣赏——他想成为征服异性的英雄。十六岁时，他和一个同伴因为入室行窃被捕了。
他在其他方面的兴趣也能证实我们所说的内容。他希望在外表上独领**，以吸引女孩子的注意；他替她们付钱，希望能赢得她们的芳心。他戴着一顶宽边帽，衣领处系着一条红色的大手帕，皮带上插着一把左轮枪，并取了一个西部流氓的外号。他的虚荣心很强，处处想要表现出英雄作风，但又没有其他的方法。
指控他的各种罪名，他全部承认了：“其他的还多得很呢！”可见，他对别人的财产权利不屑一顾。
“我认为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我对大多数人都讨厌至极。”
这些思想其实全部都是潜意识的。他不了解它们，他也不知道它们连接起来是什么意思。他觉得生命是一种负担，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气馁。
“我也学会不去相信别人。别人说贼不互偷，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我以前有个同伙，我对他仁至义尽。但是，他却暗中陷害我！”
“如果我有足够的钱，我也会像平常人一样正直的。我的意思是有足够的钱可以任意花，而不必工作。我不喜欢工作。我讨厌干活，以后我也绝不工作。”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最后一句话：“压抑导致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我被迫压抑自己的愿望，这才成了罪犯。”这一点，是值得深思的。
“我从来没有存心犯过罪。每当我开车到某一个地方去的时候，自然就有什么东西让你‘神魂颠倒’，让你蠢蠢欲动，只好把它带走了。”
他相信这是英雄行径，绝不承认它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我第一次被捕时，身上还有价值一万四千美元的珠宝。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比看我女朋友更痛快的了，所以我换了点现金去看她，结果就被逮住了。”
这种人在女友身上大把花钱，轻易地赢得了她们的好感。不过他们都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征服。
“监狱里有学校，我要在这里尽力多学点东西——我不是要洗心革面，而是要让自己变得更有威胁。”
他对人类有满腔的憎恨。他说道：“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我会把他的脑袋拧下来。你想让我永远后悔把一个人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吗？”
我们应该怎样感化这样的一个人呢？除了改善他的合作能力并指出他对生命的错误看法，我们别无他法。只有追溯他童年的误解，我们才能说服他。我也不知道这个男孩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他描述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不过，在他童年时期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对人类充满敌意。如果让我猜的话，我认为他是最大的孩子。就像通常情况一样，他起初很受宠爱。之后，由于第二个孩子的出生，他受到了冷落。如果我猜得没错，你就可以看出这些琐事就能阻挡合作的展开。
约翰还说，当他被送入工业学校后，在那里受尽了虐待，离开时，他心里充满了对社会的仇恨。对于这点，我必须说几句。
从心理学家的观点看来，监狱中的残酷经历就是一种挑衅，它考验人的韧性。同样，当犯人们不断听到“必须要扑灭犯罪的火焰”时，他们也会把它当作是一种挑衅。他们要成为英雄，因此他们非常乐于接受这一类的挑战。他们把它看成一种比赛。他们觉得社会在挑衅他们，所以必须坚持到底。如果一个人以为他正在和全世界作战，还有什么事比挑衅更能让他恼火呢？在问题儿童的教育里，向他们发出挑战也是最大的错误：“我们看看谁更强！我们看看谁撑得最久！”这些儿童和罪犯一样，都沉迷在成为强者的观念里。如果他们足够聪明的话，就会摆脱这种观念。
感化院里常常对犯人们提出种种诘难。这种政策相当不明智。
现在我想给你看的是一个谋杀犯的日记，他已经因此被处以绞刑了。他残酷地谋杀了两个人，在行动之前，他把自己的想法都写了下来。这部日记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能描述罪犯心中的计划。在犯罪中，他们是不可能没有计划的。在谋划的过程中，他们肯定会为自己的行为找个理由。在这一类的自白书中，我从没有发现过把自己的罪行描述得简单明了的例子，也从没有发现过不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的犯人。
在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情感的重要性。即使是罪犯，也要努力和社会情感保持一致。同时，在犯案之前，他必须消除自己的道德情感，并突破社会兴趣的壁垒。因此，在陀斯妥耶夫斯基（Dostoievsky）的小说中，拉斯柯尼可夫（Raskolnikov）躺在**两个月，考虑着他是否该去犯罪。终于他用这个想法给自己打气：“我是拿破仑，还是一只虱子？”罪犯们经常用这一类的想象来欺骗自己，激励自己。其实，每个罪犯都知道自己不干正经事，他也知道生活中哪些是正事。然而，由于他懦弱无能，就对它置之不理。他之所以懦弱，是因为他缺乏做正经事的能力。生活问题都是需要与人合作才能解决，可是他对此却一窍不通。之后的生活中，罪犯也想摆脱自己的负担。
他们想为自己找一些借口，以减轻舆论的压力，比方说“他体弱多病，游手好闲”等。
下面的内容是从这部日记中摘录下来的：“我被人抛弃了，我讨人厌，惹人烦。巨大的不幸几乎要把我压垮了。我没有什么好留恋的。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也许应该听天由命，可是我的胃却不受控制，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他显然很爱面子，也开始为自己找借口了。
“有人预言我会被绞死。但是话又说回来，饿死和绞死又有什么区别呢？”
有一次，一位母亲对儿子说：“有一天你肯定会把我掐死。”当他十七岁的时候，他掐死了自己的婶子。预言和挑衅具有相同的作用。
“我顾不得后果了。既然我喜欢的女孩对我避之唯恐不及，无论如何我都得死。我一无所有， 谁也不搭理我。”
他想要勾引这个女孩子，可是他既没有体面的衣裳，又没有钱。他对爱情和婚姻的解决方式就是把这个女孩看作是一份私人财产。
“不管这么多了！要么成功，要么失败！”
我想强调一点，其实还有很多解释的余地。但这些人却把它看成互相对立的事情。他们就像小孩一样，把事情看成非此即彼的问题——“饿死或者绞死”“要么成功，要么失败。”
“我决定在星期四采取行动。目标也已经选定，我在静待着时机的到来。我干的事可不是凡夫俗子能做到的。”
他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它一定会骇人听闻，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出来的。”他带了一把刀，出其不意地杀死了一个男人。
这可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出来的！
“像牧羊人驱赶羊群一样，肚子也驱使着人们去做最卑鄙的勾当。可能我再也看不到太阳升起了，不过我不在乎。最折磨人的是挨饿，我被这无法治愈的疾病彻底激怒了。当他们审讯我时，苦难也就结束了。恶人有恶报，但这也比饿死要好多了。如果我饿死了，没有人会注意我。可是，现在有很多人会关注我！
也许有些人还会为我感到惋惜呢！我可是个言出必行的人。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我今晚一样害怕过。”
由此看出，他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英雄！在盘问之下，他说道：“虽然我没有击中他的要害，我还是犯了谋杀罪。我是注定要被绞死了，遗憾的是别人穿的衣服都那么漂亮，而我却一辈子都没穿过那样好看的衣服。”他不再提挨饿的事了，此刻衣服占据了他的头脑。“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辩解道。尽管他们的理由不同，但总会来这么一手。有时候，罪犯在作恶之前会先喝酒来推卸责任。这些都证明了他们要如何努力才能突破社会情感那堵厚墙。在对每件犯罪记录的描述中，相信都能找到我提出的要点。
如何解决犯罪问题
现在，真正的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我的说法正确，在每个犯罪案件中，我们都能看到追求着虚幻的自我优越感，并且对人冷漠、不会合作的人，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对待罪犯就像对待神经功能症患者一样，除非我们能争取到他们的合作，否则就会一筹莫展。然而，我却不能过分强调这一点。如果能使罪犯关注他人的利益，能使他们关爱他人，教会他们与人合作，那么就天下大吉了。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点，对此也就无可奈何了。这项工作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简单。我们不能让他不劳而获，更不可能故意为难他，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也不能当面指出他的错误，然后跟他大吵一番，来获得他的认同。他早就打定了主意，并且一直在用这种方式观察世界。如果要改变他，我们必须找出他的行为模式的根源。我们必须找出他是从哪里开始失败的，以及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他的人格在四五岁的时候便已经形成了。他在实施犯罪时表现出来的认知错误，也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必须对这些原始的错误加以了解和纠正。因此，我们必须探寻他态度的最初形态。
从此，他会把经历过的每件事情品味一番，用以强化他的态度。如果他的经历和他的认知不十分契合，他会加以沉思、回味，并在头脑里改造它，直到与自己的认知一致为止。如果某个人有这种态度：“天下人都在虐待我，侮辱我。”他会找出许多证据来支持他的观点。他会拼命搜寻这一类证据，对于不利的证据却视而不见。罪犯只对他自身和自己的观点感兴趣，他有自己的认知方式，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他对和自己生活解读不一致的状况，一概视而不见。因此，除非我们能获知他态度的形成方式、生活认知的根源及其观点的发展过程，否则我们就无法说服他。
这就是体罚没有效果的原因。罪犯把它看成一个证据，表明社会充满敌意，因而无法开展合作。也许，在学校里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学不会合作，所以在班里成绩糟糕，或者总是调皮捣蛋。因此，他免不了受到责罚。这样的话，能刺激他与别人合作吗？绝对不会的，他只会感到更加绝望。他觉得所有的人都在反对他。试想一下，在一个经常遭受惩罚的地方，我们谁会喜欢它呢？这个孩子的信心渐渐减少，他对学业、老师和同学都毫无兴趣。他开始逃学，到处躲藏。在这些隐蔽的地方，他找到了一些同病相怜的孩子。他们理解他，不会责难他，反而会恭维他，并激起他的雄心，然后让他把希望寄托在不务正业上。
他会对社会生活不感兴趣，把这伙人当作朋友，而把社会上的人当作敌人。这帮人喜欢他，跟他们在一起他会很自在。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因此加入了犯罪团伙。如果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不改变对待这些孩子的方式，他们就会发现新的证据：我们是敌人，只有罪犯才是他们的朋友。
我们找不出任何理由任由这些孩子们被生活击垮。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失去希望。如果我们能精心安排学校生活，培养这些孩子的信心和勇气，就能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点，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论述。这个例子是用来说明，罪犯总是把惩罚看成社会反对他的标志。
体罚不起作用还另有原因。很多罪犯并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很多时候，他们往往会想到自杀。所以，皮肉之苦对他们来说是小菜一碟。他们沉醉在完胜警察的美梦里，因此体罚他们也不会感到丝毫疼痛。这也是他们应对外部挑战的一种方法。如果狱警态度蛮横或者对他们严刑拷打，他们就会暗自较劲。这样做只会刺激他们想要比警察更胜一筹，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自己与社会的冲突连绵不断，因而竭力获得胜利。如果我们同仇敌忾的话，就正好顺应了他们的意愿。有时，坐电椅也是一种挑战。罪犯会认为自己正与怪物搏斗，这样的惩罚越重，他们就越想取得胜利。很多罪犯都不思悔改，反而愈挫愈勇。那些即将被处以极刑的罪犯，在接近死亡的时刻常会想：“如果我没有把眼镜落在那里就好了。”
找出罪犯在童年的认知错误，是我们唯一的补救方法。在此，个体心理学为我们在这漆黑的夜里投下了一缕阳光，让我们的视野变得清晰了。在五岁左右，儿童的心智就是一个整体。他人格的许多脉络都汇聚在一起。遗传和环境对他的发展也会有所影响。对于孩子能给世界带来什么，以及他的经历如何，我们并不十分关心。我们所关注的是他的利用方式，他的各种观点，以及他想要达到的成就等。了解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们对遗传与能力的关系一无所知。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环境的各种可能性，以及他利用环境的熟练程度。
关爱其他儿童对于社会兴趣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有时候，一个孩子若是成了妈妈的心肝宝贝，别的孩子就不大愿意和他交朋友。当他对此发生误解时，这可能会成为他犯罪的起点。
如果家庭中有一个杰出的人才，他的兄妹经常会成为问题儿童。
例如，次子长得很讨人喜欢，他的哥哥就会觉得被人抢走了关爱。这种孩子用自己遭受的忽视来欺骗自己、迷惑自己，他会为自己的埋怨四处搜寻证据。于是，他的行为开始反常，他因此受到严厉的管束。这一切更增强了他的观点，他现在四处碰壁、受尽冷落。由于他觉得被剥夺了一切，便开始偷窃。被发现后，又受到严厉惩处。这样一来，他更加觉得没有人喜欢他，所有的人都是敌人。
当父母在子女面前抱怨时运不济、人心险恶时，这样做也会妨碍孩子们的社会兴趣的发展。如果他们老是责怪自己的亲戚或邻居，对他人吹毛求疵，并总是表现出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也会强烈地影响孩子。无疑，孩子们长大后，会对同伴产生类似的歪曲看法，如果他们最终转而反对他们的父母，那也不足为奇。
一旦社会兴趣受到阻碍，剩下的就只有自私了。这种孩子会想：“我为什么要为别人服务？”当他用这种态度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溜之大吉或者想点歪门邪道。他觉得诚实劳动太难了，即使伤害到他人，他也会无动于衷。既然这是一场战争，那么使出点手腕也是无可厚非的。
从下面的几个例子中，你可以找出罪犯的发展模式。在一个家庭里，次子是个问题儿童。据我们所知，他的身体十分健康，也没有遗传缺陷。他的哥哥是家里的宠儿，就像在赛跑时要打败对手一样，他时时想超过哥哥。他的社会兴趣一直没能得到拓展——他非常依赖母亲，对母亲的要求也有点贪得无厌。在和哥哥竞争时，他觉得束手无策。他的哥哥在学校总是名列前茅，而他却总是倒数垫底。他想控制别人的欲望显露无遗。以前在家中他总对一位老仆人发号施令，让她忙得不可开交，并且像训练士兵一样操练她。这位女仆却很喜爱他，在他二十岁的时候，还让他扮演将军的角色。
但他在乎的只是要赶在哥哥之前结婚，因为他把这看作是一大胜利。由此可见，他过于低估自己了——他只想在这些可笑的琐事上抢点风头而已。他根本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所以夫妻俩时常拌嘴。当他的母亲无法继续供他花销时，他订购了很多钢琴，转卖后又不肯付钱，最终锒铛入狱。在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成年后的行为根植于他的童年时期。他在哥哥的阴影下成长，就像一棵小树被大树完全遮挡一样。他逐渐形成了一种印象，认为自己受尽了怠慢和冷落。
我要列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志向远大又受父母宠爱的女孩子。她有一个深为她所妒忌的妹妹，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她的竞争意识都很明显。她一直很留意妹妹得到了什么偏爱，比方说得到了较多的糖果或零钱等。有一天，她偷了同学口袋里的钱，被发现了，并且受到了惩罚。幸好，我有机会向她解释事情的前因后果，她也因此摆脱了斗不过妹妹的思想。同时，我也向她的父母解释了这种情况，他们同意消除妹妹受偏爱的印象，避免引起竞争。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这个女孩子变得诚实善良，并且已经结婚生子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犯过重大的错误。
我们已经探讨过阻碍儿童发展的各种情况了。在此，我想做一下总结。如果个体心理学的观点正确，我们就必须要强调这一点，只有认识到了环境对于罪犯观念的影响，我们才能真正让其参与合作。容易遇到特殊问题的儿童有三类：第一类是身体有缺陷的儿童，第二类是被宠坏的儿童，第三类是受到忽视的儿童。
身体有缺陷的儿童觉得被上天剥夺了与生俱来的权利，除非受到特殊的培训，否则他们只会关心自己。他们寻找着机会驾驭别人，我曾经看过一个例子，一个男孩追求一个女孩遭到了拒绝，因而觉得受到了侮辱。他竟唆使一个年纪较小、心智不全的男孩去刺杀她。被宠坏的男孩心里总是牵挂着他们的母亲，他们无法拓展自己的兴趣。没有哪个孩子是完全被抛弃的，否则，他尚不足月就会一命呜呼。但是，许多孤儿、私生子、弃婴、容貌丑陋的孩子和残疾儿童，我们也可称之为被忽视的儿童。因此，罪犯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丑陋而被轻视的和英俊而被宠坏的，这就不难理解了。
我曾经想在自己接触过的罪犯之间，以及我在报纸书籍上读过的对罪犯的描述中，找出罪犯的人格结构。个体心理学的主要观点能帮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下面，我要从费尔巴哈（Anselm von Feuerbach）所著的一本古德语书中选出几个例子。
（一）康拉德（Conrad K.）的案例。他和一个雇工合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对他不闻不问，并且时常虐待他，对全家人也是非打即骂。有一次这个孩子跟父亲动了手，接着，父亲就把他送到了法庭。法官说：“孩子，你的爸爸这么残暴，简直不可理喻！实在没办法呀！”可以看到，法官已经给了这个孩子一个借口。全家人想尽办法，也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后来，他们遇到一个大麻烦，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这次，父亲带回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同居，并且把儿子赶出了家门。这个孩子偶然结识了一个疾恶如仇的临时工。他力劝孩子杀死父亲。他想到了母亲而犹豫不决。但是，家里的情况越来越糟，思前想后，孩子终于同意了。在这个工人的帮助下，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可以看出，这个孩子无法把社会兴趣扩展到父亲身上。他依然眷恋着母亲，并且十分尊敬她。在他消除社会兴趣之前，必须要找到足够的理由来减轻罪恶感。只有当他得到了雇工的支持时，凭借一时冲动才能麻痹自己，痛下杀手。
（二）玛格丽特·史文齐格（Margaret Zwanziger）外号为“毒药死神”。她是在孤儿院长大的，长得又矮又丑。因此，就像个体心理学所描述的，她极力想吸引别人的注意，但却饱受冷眼。她的礼貌近似卑躬屈膝，在经过多次无效的尝试之后，她绝望了。她曾经三次试图毒死别的女人，希望能占有她们的丈夫。
她觉得她们夺走了她的情人，但是，她想不出别的办法夺回“心头之爱”。为了得到这些男人，她曾经假装怀孕，企图自杀。在她的自传里（有许多罪犯都以撰写自传为乐），她写道：“我每次做了恶事以后，都会想：‘没有人曾经为我悲哀过，让他们伤心一下，我有什么可后悔的呢？’”但是她却不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但是，这却证实了个体心理学观点的正确性。
在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她是怎样实施犯罪，并找理由自我安慰。当我主张要合作并培养对别人的兴趣时，总会听到这一类的说法：“可是别人对我并不感兴趣呀！”我的回答是：反正一定要有人先开头。如果别人不肯合作，那就不是你的事了。
我的看法是不管别人合作与否，你应该先迈出第一步。
（三）N.L.是长子，教养欠佳，有点跛足，代替父亲照顾年幼的弟弟。这种关系也是一种优越感目标，目前看来，它似乎充满正能量。然而，它也可能是一种骄傲和炫耀的资本。之后，他把母亲赶出了家门去乞讨，并且骂道：“滚蛋吧！老畜生！”我们真要替这个孩子感到悲哀，他甚至对母亲都没有任何留恋。如果我们从他小时候便认识他，我们就能知道他怎样走上了犯罪道路。他失业了很长时间，一文不名，又染上了性病。一天，他求职无果，在回家的路上，为了得到弟弟仅有的一点积蓄，他杀死了弟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合作的极限——失业，缺钱，又得了性病。每个人都有忍耐的极限，超出了这个限度，谁都会变得忍无可忍。
我们已经指出，任何孩子都不应该遭受这种自卑的困扰，它无益于合作。任何人都不应该被生活问题所击溃。罪犯都采用了错误的方式，我们必须给他指出他在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方式。同时，我们还要鼓励他关爱他人并且要与他人合作。如果大家都完全认清，犯罪是懦弱而非勇敢，那么我相信罪犯们最信赖的借口也无法自圆其说，而且所有的小孩都会主动远离犯罪。在所有罪犯的个案里，不管对它们的描述是否真实，我们都能看到儿童时期错误生活方式的影响，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缺乏合作。
我想说合作能力是必须要加以训练，它是否由遗传得来并不重要。当然，合作的潜能是天生的，每个人都有这种潜能。但是，要使它展现出来，还得加以培训和练习。依我看来，除非我们能找出善于合作又是罪犯的人，否则，关于犯罪的其他观点都是多余的。我从没遇见过这种人，我也从未听说谁遇到过这样的人。良好的合作是阻止犯罪最坚固的屏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避免犯罪的侵害。
我们对于犯罪问题的科学探讨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我们必须鼓足勇气面对事实。人类过了千百年仍然找不出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曾经使用过的方法似乎都没什么效果，这个问题依旧困扰着我们。我们的调查已经找出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从未采取措施来改变罪犯的生活方式，并预防其向错误的方向发展。缺少了这些，任何方法都不会产生真正的效果。
让我们回想一下得出的结论。我们发现罪犯也是普通人的一员。他与别人无异，他的行为也是可理解的人类行为的变体。这个结论至关重要：如果我们理解犯罪并不是与世隔绝的，而是一种病态的生活态度；如果我们能看到这种态度的发展过程，那么，我们就不会把它看作是无可救药的难题，也会充满自信地来改变它。我们发现罪犯长期在行为和思想中拒绝与人合作，而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他四五岁之前的童年时期。
罪犯与其他失败者有一点不同之处。在长期拒绝合作之后，他像其他失败的人一样，失去了在正常的工作中获得成功的希望。但是，他还保有某些活动，只是这些残存的活动都被他用到了不务正业上。他在这些方面非常活跃，而且他还能和自己的狐朋狗友，以及沆瀣一气的罪犯互相合作。在这一点上，他和神经功能症患者、自杀者或者酗酒者都不一样。然而，他的活动范围却非常有限。有时候，他的活动就只剩下犯罪的可能了。有些罪犯不至于把所有的坏事都做个遍，而只是接二连三地干同一件坏事。这是他活动的世界，他把自己禁锢在这狭小的天地里。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罪犯是多么缺少勇气。话说回来，他必然缺乏勇气，因为勇气属于合作能力的一部分。
罪犯时时刻刻都会在思想和情绪上做好犯罪准备。他白天精心策划，晚上魂牵梦绕，试图把残留的社会情感彻底击碎。他为自己找各种借口和理由来减轻罪恶感，并且说犯罪也是“被逼无奈”的。要刺穿社会情感的铜墙铁壁可不容易，它抵抗力惊人。
但是，只要他下定决心去犯罪，他就会千方百计地实现——可能回忆自身的痛苦，可能麻痹自己，以便扫清思想障碍。这就帮我们了解到他是如何不断强化自己的态度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跟他争吵没有任何效果。他以自己的眼光看待世界，他做好了争论一辈子的准备。除非我们能发现他的态度是如何发展的，否则我们就无法改变它。然而，我们却具有一项他无法抗衡的利器，那就是我们对别人的关注。借此，我们能够找出真正帮助他的方法。
当罪犯面对困境时，没有勇气通过合作来解决，而又不想费力气，他就开始筹划犯罪了。在他缺钱的时候，这种情况极易发生。跟所有的人一样，他也在追求安全感和优越感。他也希望克服障碍，解决困难。然而，他的追求却落在社会的架构之外。他的追求是想象出来的个人优越感，他获得这个目标的方法是使自己觉得，他是警察、法律和社会的征服者。他自欺欺人地玩着游戏，破坏法律，逃避追捕，而且他诡计多端，会一直逍遥法外。
比方说，当他使用毒药害人的时候，他相信这是他个人的巨大胜利，而且他会一直这样欺骗自己，麻醉自己。他在第一次落入法网之前，通常都已经作案多次了。因此，在东窗事发时，他的想法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我再聪明一点，我就逃走了。”
我们也已经确认了犯罪的根源。早期心理负担过重的儿童和被宠坏的孩子很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身体有缺陷的儿童需要特别的照顾，以便让他们学会关爱他人。否则，他们只会关注自身，不能朝正确的方向发展。被忽视的、被遗弃的、不被欣赏的或被人讨厌的儿童也都处于类似的境地。他们没有和别人合作的经验，他们也不知道合作可以讨人喜欢、赢得别人的好感，并能解决问题。宠坏的孩子从来没有受到要自强自立的教育，他们以为只要自己大嘴一张，所有人就会争先恐后地完成他的要求。如果他的要求无法全部满足，他就会觉得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因而拒绝合作。在每个罪犯背后，我们都能追溯到这类历史。他们未曾受过合作的训练，即使现在仍不具备合作能力。每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应付。因此，我们该做的就是要让他们学会合作。
如今，我们既有知识，又有了经验。在指导犯人改造的过程中，个体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帮助。但是，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对罪犯辨证施治的话，用这种方法改造犯人将是多么艰难。可是很悲哀，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在困难超过某个限度时，他们的合作精神就会一扫而光，这就是在世事艰难时期犯罪率升高的原因。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想用这样的方法去防止犯罪发生，就要对大部分人进行教育。但是，让罪犯或者潜在的罪犯变成好人，采用这种方法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不切实际的。
然而，我们还能够做很多事。即使我们无法逐一改变那些犯人，为那些不堪重负的人提供一些帮助。比方说，失业和缺乏职业培训等问题，我们应该尽力让每位想工作的人都有一份职业。
减轻部分社会压力，让大部分人维持合作能力，恐怕我们也只能这样做。毋庸置疑，这样做的话，一定能使犯罪率减少。我不知道现代社会能否让人们摆脱经济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应该教育孩子适应职业发展的要求，这样他们可以更容易地面对生活，活动范围也会扩大。监狱也应该开展这样的培训。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行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再加把劲儿。
我们应该避免让罪犯或者贫困的人感到威胁。如果贫富两极分化严重，那些贫穷的人就会感到愤愤不平。因此，应该学会收敛一些，即使一个人坐拥千金，也没有必要到处炫耀。在治疗落后儿童和问题儿童时，我们发现刺激他们接受考验，是行不通的。因为当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和环境战斗时，他们会坚持自己的观点。罪犯也是如此，在世界范围内，我们都可以看到警察、法官，甚至是我们的法律，一起向罪犯宣战，勾起了他们反抗的决心。威吓是没有什么用的，如果我们冷静一点，不提罪犯的姓名，也不公布他们的事迹，那么情况可能会好得多。需要改变的是他们的态度。严打或者仁慈并不能改变罪犯，只有当他彻底了解到了自己的处境，他才会转化。当然，我们应该讲人道，不能认为仅仅罚钱罪犯就会感到害怕。我们经常看到，处以罚金反而激起了罪犯的反抗情绪，即使罪犯在被处以电刑的那一刻，往往也只是后悔一时大意而马失前蹄。
如果我们更加努力地找出应该对犯罪负责的人，那么对我们的工作必然颇有助益。据我所知，至少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罪犯逃过了警察的耳目，这件事实无疑会助长他们的气焰。几乎所有的罪犯都有犯了罪而未被发现的经历。在这些方面，有的我们已经改进了，有些也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不管在监狱中还是出狱后，都不可以羞辱犯人或向他挑衅。
如果能够找到适当的人选，我们宁可增加监视缓刑的官吏，不过这些人对社会问题和合作的重要性也应该有确切的认识。
预防犯罪的方法
藉由这些方法，我们可以完成许多事情。然而，我们仍然无法随心所欲地大量减少犯罪的数量。幸好，我们还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训练我们的孩子，使之具备适当的合作能力，并拓展他们的社会兴趣，那么罪犯的数目必定会大量减少，其效果也必然指日可待。这些孩子将不容易受人利用或被人煽动。无论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麻烦或困难，他们对别人的兴趣都不会完全消失，他们互相合作以及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都会比我们更强。
剩下来的唯一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最佳的攻击点，以及用什么方法来教育儿童，使他们能担负起日后的生活和工作问题。我们是否要训练所有的父母呢？答案是否定的，这个方案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希望。父母们很难控制，最不愿意跟我们见面的父母才是最需要培训的。我们无法接近他们，因此我们必须另辟蹊径。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把所有的儿童都集中关起来，看着他们成长，并终日监视着他们？这个方案也好不到哪里去。
然而，我们却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可以把教师当作社会进步的助推器。我们可以培训教师来纠正儿童在家里养成的错误，并使他们的社会兴趣扩展到他人身上。这完全是学校的自然发展。由于家庭不能教导孩子应付日常生活的所有问题，作为家庭的延伸，人类设立了学校。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学校来使人类变得更喜欢交际，更懂得合作，更乐意为全体人类谋福利呢？
你将会看出，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以下列观念为基础的。简而言之，我们现在所享受的文明成果，正是由那些乐于奉献的人创造的。如果个人不开展合作，对他人毫不关心，对人类没有贡献的话，那么他们就浪费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消失后，什么都不会留下。只有那些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才会留下劳动成果，他们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如果我们以此为基础来教育孩子们，他们自然会喜欢合作。如果他们遇到困难，也不会气馁。即使他们遇到最艰难的问题，也会用符合人民利益的方式来解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