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 松
藤野严九郎与鲁迅的师生缘分，并没有使他的后代如我们所愿的那样，对中国保持特别的亲善。甚至他的一个侄子还短暂地参加了侵华战争，并且加入的正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731 部队。
不过那是历史。作为一名细菌学医生，即便被征东北，藤野恒三郎从事的仍旧是他的本行：食源性致病菌研究；简言之：食物中毒研究；并且正是此次从军研究经历，为他战后发现并分离副溶血性弧菌帮了大忙。
正如恒三郎当时并不清楚自己卷进了侵略中国的大潮，藤野家族的后代对中国的情感也始终不亲不疏，说到底，这个行医已逾十几代的家族对政治毫无兴趣，至于中国，尤其是中医，从来都是他们的基础传统之一，不需要特别地对待，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这是另一个国家的学术。这种情况到了恒三郎的次子发生了一点变化。藤野竹村（1937）行医之余，颇喜书法，追着这根线索溯流而上，很自然地回到了历史上迷恋中国的亲和状态。从一九八二年转到大阪大学医学部执教开始，他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国两三次以上，一半因为医学，一半因为书法。由于横跨两界，他的中国朋友更是多于一般的日本中国通。不过这一情况到他的下一代又有中断，竹村生有两子一女，没有意外，均循祖传继续行医，这三个孩子没有对中国、汉学表示特殊的兴趣。倒是次子摄耀的独子，在美国留学的藤野佐为（1986），毕业前偶遇去美国巡演宣传的台湾女星周璟馨，根据资料他得知这位他最初以为是日本同乡的女孩，竟然是中国鲁迅的曾孙女，这个古旧的名字顿时比舞台上的亚洲姑娘更打开了他的想象，祖父曾多次提起高祖与这位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奇缘，当晚他就在MSN 上跟祖父说起此事，回国后更是围着他慨叹这次奇遇，祖孙俩虽然都没有点破，但高亢的声调常常暗含某种与命运有关的兴奋的提示。此后每当竹村从中国回来，佐为都忍不住去看望探询，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甚至求着祖父教他书法，每天早起和睡前都写上一页，越来越感受到其中的乐趣。
二〇一六年元宵节期间，早已退休的竹村受邀参加在南京举办的中日书法名家大展，趁此机会，佐为跟着祖父第一次来到中国。活动公务完毕，竹村想带佐为游玩中山陵，这座陵墓的主人和他们祖上结交的那位中国名人，几乎同样牵动着他们对中国尤其是南京的感情，他们行走在这座城市的每条街道，都在想象当年孙文和鲁迅如何走在这些路上，这样想着，他们在南京既有家的亲切，又有面对祖上无以复加的崇敬，而这些崇敬在中国主人看来只能更加慨叹日本人的礼仪。大展组委会会长、四十五岁的日语系教授刘孝颖和她的助手、师大书法系的硕士生段刚，主动提出陪伴竹村祖孙二人游玩中山陵。
正值一年一度的“国际梅花节”，他们从明陵路上山，沿神道曲折而进，玩过梅花山，参观了明孝陵，出来休息片刻他们又去看了颜真卿碑林。午饭吃了鸭血粉丝汤，之后，花了两三个小时拜谒了中山陵，走出中山陵，就像所有人一样，经过来回六百七十八级台阶的攀踏他们都感到累了，随意轻松漫步而下，又进灵谷寺转了一圈。再出来时日头才稍稍偏西，他们实在疲乏，准备去寺前大树下的凉亭茶座喝茶稍息，正欲转身，只见佐为一字一顿地念道：“灵谷深松。”大家都知道他在念寺庙偏门前大石碑上的字。念完之后，佐为转身对他爷爷笑了一下，然后既严肃又谨慎地低声说了几句，没说完却不说了，倒是竹村似乎突然被提醒了似的，他转身问刘孝颖：“刚才佐为提醒了我，我以前来这里游玩时就发现，这块碑上的四个大字是谁所书？实在说，颇有一点不协调，此字虽有柳诚悬笔法，但行笔拘谨，而且古意不足，倒有些今人的刚直暴怒，让人纳闷得很。”
“啊，”刘孝颖轻声叫道，“你这正是问对了人，藤野先生。”
说着转眼看看段刚和佐为，抿嘴笑着，然后把大家引到凉亭茶座，“我们坐下说，这个故事不短。”大家赶紧落座，一壶密封冷藏的碧螺春沏上，大家把坐姿调整舒服，全都面向刘孝颖，洗耳恭听。
十六年前，也就是二〇〇〇年，有一个年轻人就住在灵谷寺下的韦陀巷，他经常步行上山，从韦陀巷上山总要经过灵谷寺，不过他对宗教并没什么兴趣，有时会朝它看一眼，大部分时候就经过它往中山陵、明孝陵方向跑。当然他也不是去玩那些景点，可能专拣一些偏僻的小路散步。
那天他应该心情不好，上山的时候就听见灵谷寺的梵音飘**，听着这个声音他就不自觉地走进寺内，看见寺内正在做一场很大的佛事，在跪拜的人群中，他看见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拜得比任何人还要虔诚，他不禁更加悲从中来，各种忧郁不知向谁说。于是就转身走进另一座院子，他走到院子中央，从另一边圆门大步流星走进来一个和尚，差点撞上小伙子，那位师傅径直走到院墙那头的磁卡电话那里打电话——那时手机还没普及。小伙子转身盯着这位师傅看，他刚才走过去的呼呼的风声有种奇怪的吸引力，而随即见到他的模样更让他吃惊：这位师傅年轻英俊，英气逼人，气度非凡，谈吐既诱人又有震慑力，他在电话里对对方说的话深深吸引着这个小伙子，话语中不乏“佛学院”“下个星期慧明法师的开示你一定要来，慧明法师的德行是非常高的……完全称得上是高山仰止……”等等，内容和声音都让小伙子感到他不是一般的年轻僧徒。等他打完电话又重新在小伙子身边走过、准备走进寮房，小伙子感到机不可失，就叫了一声：“师傅！请问怎么才能进佛学院呢？”这个小伙子可能也是佛心充满一时迷糊，什么也顾不上了，可是那位师傅的回答却顿时给他不小的打击：“佛学院？你还没出家你怎么进佛学院呢？”
言语迅疾口吻厌烦，说完就要走，小伙子深感打击甚至感到羞愧，但仍旧想抓住时机获得年轻大师的指点：“那，师傅，如何才能出家呢？”那师傅更是一声轻蔑的冷笑：“出家？！谈何容易！又不是什么人都能跟佛有缘的！”说完就走进寮房。
这个小伙子完全呆在那里了。他本以为自己的虔诚多多少少可以获得这个看起来眉清目秀秀外慧中的年轻法师哪怕一点点相识交流的机会，谁知这位师傅不仅如此斩断机缘，还丢下几句貌似充满厌恶的话，然后转身消失，丢下他一个人站在自己黑黑的身影中，一瞬间他比那师傅还要更深地厌恶起自己来，简直挪不动脚步。
他本来心情就不好，出门上山就是为了排解抑郁重获安逸，但现在一来，他更是羞愧满怀。尤其是这位师傅气度非凡令人神往，被他否定，自己岂不就是泥猪疥狗吗！
小伙子在那里足足站了十分钟，才有心力挪动脚步离开那里，也再无心思继续逛山，一路心神迷惘失魂落魄走下山去。
当然，人心一时间可以是脆弱的，但生活是顽强的，再多的不愉快，随着哗哗的时间和生活扑面而至，也就逐渐稀释淡化烟消云散。
没多久，小伙子当然就忘了这件事，或者至少可以说，也就不再在意这件事。再次上山路过灵谷寺，本来最初也就很少进寺，如今随意看它几眼群树簇拥着的飞檐黄墙信步而过也是一件很坦然的事。
时光飞逝，转眼五年过去，小伙子离开南京去了北京。同时也跟生活了十几年的女友分了手。又三年，这样就到了二〇〇八年底，他母亲突生大病，他又回到南京，以近在眼前的陪伴呵护他母亲的康复。
他新处的女朋友也已来过多次南京，这一年春节一过，这新女友也从老家赶来和他一起陪护。这一天，他们出门，去南京另一座寺庙——鸡鸣寺药师佛塔为母亲点平安灯，路过灵谷寺时他女朋友就说：“我们去过南京很多寺庙，为什么一直没有进这座灵谷寺呢？”既然她这么说，他决定等他们在鸡鸣寺点好灯回来时就带她进灵谷寺看看。
那天下着濛濛细雨。虽已初春，但气候还停留在冬天，又下雨，所以天黑得特别早，他们走进灵谷寺时，乌压压的夜幕已经被雨拉了下来。
灵谷寺的门开着，但里面黑洞洞的，一个人也没有。他们一走进去，就听见隐隐约约的唱经声，但举目四望，看不见任何亮灯的禅房，只有地上影影绰绰的几枚地灯，他们只能循声往前，声音越来越响，走近才发现声音从一个地下大厅传出，从楼梯口摇曳的影子就能感到大厅里辉煌的灯火。沿着台阶下去，一扇巨大的门洞，一转身，突然无比宽广的大厅展现在眼前。
殿堂的恢弘宽广把他们震住了。整个大厅大概摆放着上千个座椅，但现在人基本都走了，只剩下几个师傅在收拾整理，一两个师傅还坐在台上偶尔哼唱几声，从高大的音箱里传出他们的吟唱。墙边燃烧的蜡烛足有一米多高。很明显，这里刚刚举行了一场无比浩大的佛事。他们对佛门完全不懂，不知道这是什么重大节日，最后几位老太簇拥着一位师傅推心置腹地低声嘀咕往外走，他们也只能跟着他们重新走到外面。
到了外面，却见楼梯口上面，圆门的灯光下，一位老和尚弯腰拢袖缩在雨下，那位师傅和老太们从老和尚面前走过也没有和他打招呼，就仿佛他不存在似的。而这位老师傅，却始终伴随着颤抖而露出略显诡异的笑。
等人群全走过之后，小伙子拉着女朋友，并走近老和尚，问他：“师傅，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佛事很大啊！”
师傅见有人问他话，也不见外，甚至有种终于有人理他的暗自得意，他笑得更厉害了，头和弯缩着的上半身都更加抖起来，嘴和鼻孔一阵阵冒着白汽：与此同时他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他说：“要我说啊，都是因为太贪！”说完这句又不再言语，甚至头歪过去，重新沉醉在自己的哂笑中。
小伙子和女友不能理解他这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咒语，抬眼倒是瞧见他身后圆门里的院房灯火通明，并且院子的半空中好像有大面的旗帜猎猎作响，小伙子指着院里问老师傅：“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吗？”
老师傅不屑地往里一歪，意思是“随便、请便”，于是他们就进了院门。
仅仅走到院里，从窗格子就看到房里堆满了各种白色物品，抬头看到刚才以为是旗帜其实是两条从楼上垂下来的绣着黑字的白布，突然明白，这，是个灵堂。是一个很大的灵堂。可是这死的是谁啊！
如果不是一个人物，也不会在这座名寺专辟一整座禅院作为灵堂吧，门前这挽联也不会高达几丈从天而降吧？！这么想着，他们已经转向禅院大门，仅抬眼一看正门口巨大喷绘上昂首挺立的遗像，小伙子就惊得差点跌倒：“天呐！”
没错，遗像上这位正是他八九年前在灵谷寺遇见、并拒斥他的年轻法师。
可是他这么年轻，尽管八九年过去了，遗像上的他除了更加轩昂从容，就没有过多的时间痕迹，那么，他这么年轻，到底是什么人物，竟被人如此悼念呢？！而他如此年轻，又如何往生了呢？！
他们顾不得细看堂内悬满四壁的挽联，匆匆回家，他甚至等不及吃完晚饭，端着饭碗就尝试着在网上搜索，不搜不知道，一搜，他越发惊呆了。
这位师傅法号净然，比小伙子还小三岁。自幼深受佛学熏陶，十八岁在南京栖霞寺出家，二十八岁从中国佛学院研究生班毕业。
几个月前，也就是二〇〇八年的十一月十五日，这正是小伙子的母亲查出肿瘤的那一天，三十二岁的净然法师荣膺灵谷寺方丈，成为这座寺院建寺一千五百年以来最年轻的方丈。
然而仅仅正好两个月之后，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四日，他率团去台湾佛事交流，与本寺监院、五十四岁的纯如师父因为琐事起了争执，纯如怀恨在心，晚上乘他熟睡，用重达几公斤的台灯底座砸碎了他的头骨。
第二天早上，在大家找他们的时候，纯如从入住酒店楼顶跳楼自杀。
他在位正好整整六十天。
而这一天，小伙子和女友去灵谷寺看到大佛事和灵堂的日子，正是净然法师的七七之日。
令人唏嘘不已吧，藤野先生。但我真正要说的不全是这净然法师，而是这位小伙子。不过我知道你们听累了，请续上热茶暖暖身子，我们歇会儿再讲。
最初以为是接下来的几天，后来以为是几个月，最后发现是几年！这小伙子就像着了魔。网络的浩瀚在此协助了他的着魔。但这一切的动力还是来自于他的震惊和不能相信。震惊和不相信使他不停地甚至日以继夜地搜索查询。源源不断的资料一开始帮他解决了无数的困惑，同时又不断增添新的困惑。
我不想在这里详细复述他这个着魔过程中的曲曲折折反反覆覆，因为说实话太复杂了。我只能简单地理出他思路的大体逻辑。
首先，一切震动、追究的源头，毫无疑问都来自于净然的死。他的死因，和如此暴烈、与他出家人身份形成如此反差的死法。
而他的死最直接的原因仅仅来自于他和比他大二十二岁的下级——纯如法师的争执。到底因为何事争执呢？仅仅因为纯如法师找不到入台签证、护照，净然当众斥责纯如：“你连一本护照都保护不了，你还能做什么事！你以后不要出国好了！”
这和当年净然对小伙子的拒斥如出一辙，不仅极具攻击性，而且瞬间扩大打击面。他否定人的一点时，喜欢否定他的全部。正是这种扩大性否定，容易激起对方难以遏制的羞愤，也是导致自己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
然而这种张狂和放任来自于什么呢？出家人不是以克己复礼为首要修养的吗？而他如此张狂和放任，又如何年纪轻轻却做上了这座名寺住持的呢？！
小伙子顺此追究下去，发现值得他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多。首先肯定与净然的天性有关。他条件好，天资聪颖，童贞入道，天生丽质，年纪轻轻佛教最高学府毕业。但是天资优越并不是放任的理由，如果后天的教养培育有效跟上，才真正不会辜负这优渥的天资，使之成为人之精华。
然而追究到后天的教养培育，使小伙子面向了更为浩瀚的整个世界。
他了解净然十八岁出家的栖霞寺，以及与它类似的中国名刹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发展史。
了解他的剃度师辉坚长老。以及“栖霞三老”的另两位：茗山长老、本振长老。他们能从“文革”中存活下来，自然不是一般的坚忍，但晚年的急切使他们只争朝夕渴盼人才，为了他们亲手扶植起来的青年才俊迅速成长，他们对像净然这样的后辈宽容有加。宽容形成习性，即成纵容。
了解栖霞寺与灵谷寺的兄弟关系、主导关系。
了解辉坚长老众多弟子如今已遍任诸寺住持。
了解净然的坚实后盾——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也正是栖霞同门。
了解长老们对佛法片面扭曲的理解，尤其是对“直心是道场”的推崇，也在理解方式上纵容净然的尖刻和扩大攻击的天性。
了解净然的上任住持真慈法师（1928-2005）。
了解“凶手”纯如法师，推算出他的出家时间是在“文革”期间，这令人困惑。他在灵谷寺侍佛三十年，与老方丈真慈相处三十年，并多次出现在灵谷寺重要场合，但未获器重，最终被一个比他小二十二岁的张狂后生管制，这份羞愤由来已久，但并没得到周围长老的重视和妥善处理，因此酿成大祸。
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些长老，包括净然，全部来自苏北。苏北成为僧人的高产故乡。这很可能因为这里早年过于贫困，出家成了众多贫苦孩子的一条生路。
但是出家为什么会成为生路呢？
了解近现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佛教在夹缝中的畸形发展。
了解方丈的“终身制”。
他们的升座仪式，几乎还保留了很多古代帝王登基的威仪。
了解佛教整体生活方式与今天世人日常生活的脱节和封闭：建筑，服装，饮食，典籍，生活要求，几乎无不沿袭几千年来的传统，不仅打开的意识不强，更重要的，辨别、扬弃更少。
所有宗教大部分都延续传统，但在中国当代物质生活特别开放的语境里，佛教在其中就显得特别断裂。如果它既延续又扬弃，也能接受革新，比如基督教对自己教堂建筑的革新，这是一种好。另一种，它所处的社会主体也仍旧弥漫着传统，如此，像宗教这种传统比重更大的领域，也就不会显得割裂、脱节、畸零于外。这后一种，你们日本就是典范，藤野先生。虽然我们知道传统和现代的冲突和交融，近年来也经常成为你们争论的话题。
由此，小伙子发现这不是一个佛教的问题，不是一个年轻方丈的事情，中国传统与当代的割裂，可能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严重并且不知所措。小伙子是这么认为的。何以曾经全世界最好的文化，如今几乎丝毫不需要呢？或者，是否需要呢？
现在，我们可以说到了两位藤野先生最初的困惑了：书法。在追究、了解的过程中，小伙子和你们一样，发现了那块碑上的大字，无论是书法境界，还是镌刻墨迹，都与碑身极不协调。搜寻之后，原来这块碑上最初并不是“灵谷深松”四个大字。这座碑原是谭延闿的墓碑，碑上原来刻的字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前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谭公延闿之墓”，碑的左下角署“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敬献”。其碑身、书体都严谨地体现着民国对中国传统的继承。
南京解放后，改朝换代，新政府也尤其喜欢让一切换新颜，于是将碑上的文字全部磨平，由当时的陵园管理处处长重书“灵谷深松”四字。
将碑上的字全部磨平，工匠在从事这漫长而细腻的工程时，一定有着别样的快感吧。
无论什么时候，即便是刚刚解放的时候，南京这块土地上都不缺最好的书法家，而他们认为一个官员更有权力为这块大碑重新命名。
当然我们要为他们题上的是这四个字而不是别的口号标语而感到幸运。
小伙子沉溺在这件事的追究中长达三四年，在这期间他对此警觉，不希望自己老是无缘无故就为这件事牵挂，于是他想到另一个问题：自己为什么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呢？顺着这个问题他发现了一个更刺激他的问题：他发现潜移默化地，他心里始终烙着一层愧疚，对整件事、对净然的愧疚，他始终隐隐约约感到自己对这件事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丝丝潜在的责任。他是这么想的：二〇〇〇年他遇见净然、被他拒斥之后，他清楚自己内心在羞愤的同时对净然怀着恨意，哪怕这样的恨意微弱，但他知道这恨意一直保持在自己的内心，一年一年地存在下去，每当他自我怀疑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这件事就浮上心头，净然对他的不屑和轻蔑就在眼前浮现。他觉得，从事情的最后结果倒推着往上看，他这隐秘却长久存在的恨意同样也默默推动了这件事的发展。这么看问题可能自恋或过于自重了，但他一旦感到，就很难摆脱这个想法。有一次，他甚至还具体地说出来：“我为什么要那么害羞呢？他只不过说了那么两句，我就要羞得呆若木鸡，殊不知羞耻心是更大的自视甚高。如果当时我更加坚强更加木讷，那我不仅不会感到他言语的伤害，甚至仍会和他攀谈，一次不行，下次再来，终有一天能和他成为朋友，那就有了更多的交流和相处，一旦如此，这些交流和相处一定能多多少少约束化解他的放任，至少在特别关键的时刻，我想我不会放弃执言相劝的机会。
可是，这一切都因为我长年的恨意而埋葬。”
净然碎裂变形的头骨，喷溅到墙壁上的脑浆，荣耀巅峰的升座仪式，仅两个月之后他骨灰回归灵谷寺的飘雪寒夜，这一幕幕一席席，小伙子虽没有亲历，但一次次恍如眼前，也一次次加重他的自责。
他无法再在大学任教，他走不出这件事的探究。二〇一二年底，他住进一座寺庙，一边做义工，一边实地考察，同时希望在那里获得一个静心的环境，以便继续思考这些问题。但结果显然并不满意。
一年后他又跑了很多地方，先是一些名山大川名寺古刹，后来又去多处深山老林，探寻那些没有太多人知晓的修行者，最终仍旧没有找到安身之地。只听说有一次在九华山，被中闵园一座小庵住持的诚心打动，在她们庵里住过半年。后来他还去过净然的老家，但好像也没有什么新的收获。
他是我的弟弟，叫刘孝文。
去年一月份，他托我帮忙，最终去了日本，一直住在清水寺。所以你说巧吗，藤野先生，你们今天来到了中国，而我的弟弟他去了日本。他刚到那里时，兴奋地告诉我：“这里也有松涛阵阵。”去年我去京都，我和他空闲的时间不凑巧，就没有见面。但是从偶尔的聊天能够感到，他在那里并不愉快，一些他最初带去的困惑，应该仍旧没有解决。
谨此纪念灵谷寺开山1500周年
2016/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