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书籍

1、版刻

版刻印刷之术，萌芽于隋唐，宋时才有大发展，自唐以前，书籍的流传，全靠抄写。写本的书籍又分两个时代，周秦汉为简册时代，隋唐为卷轴时代。简册时代的书，是在竹片(简)或木片(牍)上用竹笔蘸漆书写，或用刀子刻的(《史记》称萧何做刀笔吏)。多简相连，则用绳子或皮革的带子连系起来，成为册子。秦汉间的漆书也写在缣帛上，大约因当时蒙恬已发明兔毛笔的缘故(所以《说文》序有“著于竹帛”的话)。但直到西汉末年，竹书依然很多。古人所谓“汗简”,就是去掉竹汁，“杀青”就是去竹上青皮，这都是预备竹简为写字之用的手续。《汉书·艺文志》上的书，有分篇的，有分卷的。分篇的即竹书，分卷的即帛书，因为缣帛是可以卷藏的。东汉时蔡伦因缣贵简重，不便于人，乃发明用树皮麻头破布造纸，书籍于是比从前轻便而价廉。但直到东汉末年，纸还没有普遍流行。魏晋时，松烟墨及凹心砚也发明了，文房四宝完成，于是到隋唐时，藏书机关，完全没有竹木的简册，而图书尽是卷轴了。卷轴就是将书页卷在木轴上，如现今卷对联的样子。

汉武帝时，鲁恭王拆孔子宅，于墙壁中得《礼经》《尚书》《春秋》《论语》《孝经》,都是竹简书。晋太康元年，汲郡民盗发魏安鳌王墓，得竹书漆字科斗之文，如《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共十六种。那些原物早已不存。近时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古时书籍多种，包括汉武帝时木简漆书，唐懿宗时版刻印本，五代刻印本及其他写本，是现在仅存的古书原物之一重要部分。按敦煌县南有鸣沙山，其山麓三界寺之旁即莫高窟，有石室千余，四壁都是佛像，世称千佛洞。公元一九OO年，寺中道士于扫除之时，偶然弄破了墙壁，发现壁内有一藏书室，自汉至五代之书籍碑版，及手抄之书，贮藏极多。一九O七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听说，前往收买，运回欧洲，现藏于伦敦博物馆。法国人伯希和又来搜寻一批，运回巴黎博物馆。后经我国政府取缔，并收集其残余者保存之，方才没有全落外人之手。还有人从巴黎、伦敦抄回来一些通俗文学，印行《敦煌零拾》及《考古学零简》等书。又，敦煌附近沙漠地带亦发现汉简。王国维曾根据它著了《流沙坠简》等书。此外西北各地发现竹木简书，还有多起。

自印刷发明后，手抄本之古书，常常可以校正印本的错误，所以非常宝贵。清乾隆修《四库全书》,因卷帙浩繁，亦未曾付印，仅抄写七份，分存七处藏书楼。刻本以宋版书为最珍贵，但宋版不止一种，其中也有错漏较多的。其次元刻的书，也比较被人重视，清代殿版及私人刻本，有名的也不少。过去有些藏书家，专门搜集善本书，因而发生版本之学。其实版本的正确性是相对的，无论什么版本，经过数千年的传写与翻印，错误总是难免的，不过有多少不同或此正彼误的分别而已。现在印刷术进步，许多善本书，都经书商影印行世，我们如果不是古董收藏家，专为读书起见，那么有善本的影印书，就很可以满足了。

2、版本

版本学本是校雠学的一部分，每一书搜集众本，比较其好歹，分别评判而介绍之，就是它的任务。这门学问萌芽于西汉，刘向父子校书(参看第三七节),广集众本，想必他们对于版本的辨别，一定很精密。宋代岳珂刊九经三传，所根据版本二十三种，由专家反复参订，这也是为校雠而研究版本。至无锡尤袤氏《遂初堂书目》创一书兼载数本之例，凡讲目录学的也得研究版本了。清代版本之学发展而成专科，名家不少，如黄丕烈、顾广圻、丁丙、陆心源、莫友芝、叶昌炽、缪荃孙、叶德辉等。重要书籍有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叙述藏书的掌故；江标所辑的《宋元本行格表》,讲版式；钱泰吉《曝书杂记》,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陆心源《丽宋楼藏书志》,叶德辉《书林清话》等，讲各种书的版本。罗振玉《鸣沙石室秘录》,则系讲敦煌石室古书版本的。

3、校雠

校雠之学有广狭两义。广义的校雠学，包括校勘学、版本学及目录学三部分的内容，其任务是：搜集图书，辨别真伪，考订误谬，厘定部次，装潢保存，即整个整理书籍的专门事业，有一部分和现代图书馆学极相类似。狭义的校雠学就是校勘学，只是比勘篇籍文字而求其正确，而改正古书因传写日久而产生的错误，尽可能地恢复其本来面目。校雠两字的意义，就是刘向《别录》所谓“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校勘的法子以后者为好，因为单用一种本子，校其上下，所得的谬误是有限的，必须用不同的本子对勘，“若怨家相对”,方才可以发现较多的错误。

公认为校雠学的先驱者是刘向、刘歆两父子。汉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向死，他的儿子歆继其业，总群书而为《七略》。刘氏校书的方法是相当精密的，大约可分几点：(一)根据许多版本，互相对勘，错误则改正，遗漏则补充，重复则删除；(二)古书多没有载篇名书名的，他们按照内容替它分篇，加篇名书名；(三)写内容提要及介绍批评的文字，并叙述学术源流派别等。后来唐代陆德明，宋代岳珂、周必大、彭叔夏，对校雠学都有成绩表现，周、彭校刻《文苑英华》一千卷，方法尤其切实。

清代朴学盛时，校雠学成了一个重要部门，包含考订文字及事实，辑补逸文等工作在内，重要的成绩表现，有顾炎武的《九经误字》,齐召南的《注疏考证》,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这些书都是由校书所得的材料编成的。此外，以校雠著名的还有戴震、卢文引、丁杰、顾千里(广圻)等，连上面

那些人共计，有三十一人之多。

4、章句

“章”的本义就是乐曲的末段，引申之，则凡文字意义已经完足的，也可叫作章。“句”的原义就是在文字可停顿处，用钩状记号以作识别的意思。《说文》上有“V”“、”两字，都是古人点句的符号。所谓章句之学，最初当系指分段落、加标点的两件事说的。但因古书相传久了，不是单用符号所能指明，甚或在传写时把符号省掉了，应分行的，也因省地方而不分，就更弄不清楚了，于是又不得不附加说明，因此章句之学的内容，又类似传注了。西汉时不独经书有某家某家的章句，就是法律也有某家某家的章句。但当时章句之学，流于烦琐附会，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故有章句鄙儒的称号。因而章句与训诂有分别，训诂乃解古今语以通大义，不贵烦琐。

古书因传写将章句弄错的很多，如将前后间颠倒，遗漏，注释混入正文等。作注解的也常常将章句弄错，或将应属下文的连在上文，或将应当读断的地方连读下去。例如《论语》:“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夫字应属上。《孟子》:“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焉字作“于是”解，应属下。朱子注《大学》《中庸》,称“朱熹章句”,即因为他曾依自己的主张把段落句读重新分过，没有依汉儒的原本。

标点符号失传以后的古书，行文上多能注意用文字代符号，如用“曰”字、“所谓”字代引号(两人对话则省“曰”字),用“云云”代删节号等。后世公文为求更加精密起见，用“令开”“等因”当引号。但用文字总不如用标点的明显精密。今后整理古书的章句之学，必采用标点符号。

5、目录

目录学原本是校雠学的一部分，以后才独立起来。章实斋《校雠通义》认为目录不过是校雠的结果，没有独立成为一科的价值，但图书编目，包含书籍分类标准问题，次序排列问题，不是深通学术源流及修学程序的，便不能适当地解决以便利学者的参考，这类具有指导意义的目录编制，自应成为一种专科。

我国目录学的创始者是刘歆。刘歆将群书分成六类，每类作一说明，然后将书目排列，称为一略，并于六略之外，另编提要一种，名叫《辑略》,总起来称为《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以刘氏《七略》为蓝本，也分成六类，每类作了一个说明，无异于一篇学术源流考。

这种于书名、卷数、著者的记载之外另加图书内容说明或提要的体例，成了后来历代编书目的模范。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即有书目提要二百卷，每部及每类有总说明，每书有提要。《汉书·艺文志》对古籍作了系统的介绍，为研究国学者必须参考的书(因为国学精华全在周秦古籍里面，后世陈陈相因，很少新的创作)。现有顾实讲疏的单行本可读。如果要略略知道汉以后的书，可翻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各类的说明文字(另有《四库简明目录》,册数较少)。国学书太多，精彩的很少，我们没有博览群书的可能和必要，所以读目录提要，是最好的办法。

清末张之洞著《书目答问》,就他所认为较重要的国学典籍，介绍了两千余种。胡适之、梁任公也曾各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都是给初学者用的。张氏所开的书太多，胡、梁两氏所开的书虽不多，但胡氏偏于文学，梁氏偏于史书，亦不甚合适。近年来编这种书目的还有李笠、钱基博、丁福保诸氏以及浙江省立图书馆等。

6、分类

我国图书的主要类别，在刘歆、班固时代，是六分法；自隋唐以至清，大致可说都是四分法。刘、班二氏分群书为六艺、诸子、兵家、诗赋、术数、方技六大类。荀勖改分为甲乙丙丁四部，《隋书·经籍志》也分四部，并确定经、史、子、集的名称。清修《四库全书》,就是分群书为经史子集四部，四部之下再分四十三类。我国目录学家认为图书分类可以表示学术源流，我们试就六大类变为四大类的这一点来看一看学术变迁大势吧。

刘、班六大类的子目：(一)六艺，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等目；(二)诸子，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以上九家称为九流)、小说家等目；(三)诗赋；(四)兵家，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等目；(五)术数，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目；(六)方技，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目。

刘、班这个分类，有些不合理的地方。比方六艺，本来以古代官书为限，不应将《论语》《孝经》(这应入子部儒家)列入，《小学》也应列为诸子的一家。诸子中的杂家不能算家，小说和近代文学的小说不同，大约只是一些没有形成系统的笔记之类，也没有成家。兵家应该列为诸子的一家。阴阳家包含科学与宗教迷信，应该和术数、方技合为一大类，而分天文、方技(方技一类全属医学)、卜筮及其他子目。但从刘氏当时与其同事分工校书的情形看来，他那种分类不过是为了分工的方便，较少学术的意义。如果照我们修正的办法，就应分成六艺(历史)、诸子(哲学社会科学)、诗赋(文学)、阴阳或五行(科学)四大类。但后来事实上的四大类，却又不是这样分的。原来的“六艺”分成了“经”“史”两大类。过程大概是这样

的：因为尊重六艺为经，又有许多经师作注疏，六艺就改称为经部，且仍居第一位；又因为史书逐渐增加，不能再附在春秋家后面了，于是就另辟了史部。原来的“兵家”“术数”“方技”都并入了子部。原来的“诗赋”改称集部，内容扩大了很多，包括古文、骈文、词曲之类。四部之中，只有子部包含有价值的内容，如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应用技术等科，完全属于子部，但子部的书反而不及其他三部的多，这实在表现了中国学术的退步。同时编目人主观上也怀抱着士大夫轻视儒家以外各家学术的心理，如《四库全书·凡例》就说：“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所以科学、艺术都没有独立作为一部，甚至把墨家、名家等类名取消，一律归入杂家。

现代图书编目，因为要用号码，所以用十分法，主要类名及号码如下：

0——总类

1——哲学

2——宗教

3——社会科学

4——语文

5——自然科学

6——应用技术

7——艺术

8——文学

9——史地

如各大类之下再分小类，小类之下再分子目，则将号码增加位数，通常为三位，除类码外，还有著者号码附在下面。插架时按号码排列，寻找起来就不困难。同时现在图书分类也符合学术上的类别。

从前各图书馆，新书及外国书都用新分类法，编号码，旧书则沿用《四库全书》的分类法，并不编号码，自从王云五发起中外图书统一编目以来，过去经、史、子、集的分类已经打破，各种旧书都按照性质归入新的类属了。例如经部的《易经》、“四书”归入哲学；《诗经》归入文学；“三礼”、《尚书》《春秋》都归入史地；《小学》归入语文。子部中的艺术，归入艺术类；术数、释家归入宗教类；道家一部分入哲学，一部分入宗教；杂家按其性质分别归入哲学等类；天文、算法归入自然科学；法家、兵家归入社会科学；医家、农家，归入应用技术。至于子部中的类书及史部中的目录，则归入总类。子部中的小说及集部诸书归入文学。这个目录编制法，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纠正了把国学与现代学术对立的观念，使大家知道中外学术是可以沟通的。

7、辑佚

辑佚及辨伪是校雠学里面两个重要贡献。所谓辑佚就是将已经失传的古书恢复起来的工作，所用方法是从许多别的书里面将引用的文字一点一滴地摘抄出来，再加以整理编辑。这样辑成的本子虽然不能和原书切合，但至少可恢复原书的一部分。从事辑佚工作著名者如宋明时期的王应麟、陶宗仪、祁承，清代的马国翰、黄奭、洪颐煊等。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经部四百五十三种，史部八种，子部一百七十三种。黄奭的《逸书考》(一称《汉学堂丛书》),经解一百一十二种，纬书七十二种，子史八十四种，又《通德堂经解》十七种。洪颐煊的《经典集林》,内佚书三十六种。严可均辑刻《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清代辑佚书对于清末今文学派的兴起，大有帮助，因为久已失传的“三家诗”等今文家著作，已有了辑佚本。

辨伪是辨别古书中伪托的作品。有些古书全部系后人伪托的，例如《伪古文尚书》(参看第四十六节)；有些古书是经后人掺了一部分文字进去或修改过的，例如“四书”、《史记》(司马迁在扬雄以前，竟说及扬雄)。经部伪书还有孔安国《尚书传》,郑玄《孝经注》,孙奭《孟子疏》(晋人作)以及《汉魏丛书》中的《子贡诗传》等。史部有《越绝书》(汉人托名子贡作)、《飞燕外传》《汉武内传》(宋人作，列入《汉魏丛书》)、通行本《竹书纪年》(明人作，王国维另有古本《竹书纪年》辑佚本)等。子部有《吴子》《文子》《列子》(均两晋六朝人作)等。辨伪的方法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思想、事实、文字时代性的辨别，其次是别的典籍的旁证，篇章语句的分析等。关于辨伪书的名著,首推清阎若球的《古文尚书疏证》,所提证据达一百二十八条之多。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则罗列各种伪书，可资学者参考。近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主要论点是，秦焚书没有烧六经，西汉经书都是足本；孔子时所用的篆字，秦汉时也用，当时字体没有今古文的分别；所有古文经传，全系刘歆一手伪造。近今一般学者多认为康氏的考据含有成见，全凭主观，不大可靠。最近学者又主张辨秦前之伪，如战国时人托名虞夏时人而作《帝典》《禹贡》等，也当辨明。

8、类书

类书是和辞典相类似的工具书，编制方法是把各种学术的材料荟萃在一书之内，按性质分门别类，或按照标题文字的笔画或声韵，依次排列，以便检查。过去有若干失传的书，幸赖某些类书的引用而保存了零段的内容，因此有一些类书更增加了它们的重要性。宋以前类书流传后世而可考见古籍逸文者有三种。(一)《艺文类聚》一百卷，唐欧阳询等撰。(二)《初学记》三十卷，唐徐坚等奉敕撰。(三)《太平御览》一千卷，分五十五门，宋李昉等

奉敕撰，成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引秦汉以来书，多至一千六百九十余种，这些书到清朝存不了十分之一二了。明成祖时敕修的《永乐大典》系清《四库全书》的蓝本(《四库全书》另一部分的来源是抄录或购买民间的藏书),从其体例看，也是类书，它将每种书全文割裂，分韵排列，例如《易经》先列《蒙》卦，《诗经》先列《大东》篇，《周礼》先列《冬官》之头，其中所采古书善本，也有后世不复流传的。清康熙时所编《古今图书集成》也是类书体裁，其引用古书，多不能尽载全文，即因受类目的限制。又康熙敕撰之《佩文韵府》,是分韵排列的类书之一。

丛书是将多种书集合在一起刻印的，原书全文贯串，不加割裂、颠倒及删削，便于阅读。这与给人检查的类书不同。丛书也有保存古书的作用，因为有些书卷帙很小，单行本不容易保存，只有编入丛书，才能够流传久远。唐宋人所谓丛书，实际上多是文集或笔记，只有宋代左圭所辑《百川学海》是有名的一部丛书。一般的丛书，都是古今人著述合刻，也有少数丛书，是一人著作合刻的。前一种丛书，张之洞《书目答问》中举出五十七部，是他认为保存了古书，有关经史实学，且校刊精当的，例如《汉魏丛书》(明人刻，收汉魏间著作七十六种，清人重刻，增至九十六种)、《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收书百十八种以上)、《玉函山房辑佚书》(见前，辑佚书六百余种)、《津逮秘书》(明毛晋刻)、《学海堂经解》(即《皇清经解》,阮元编刊)、《粤雅堂丛书》(伍崇曜刻)、《平津馆丛书》(孙星衍刻)等。第二种丛书，张氏也举出五十部与考订经史有关的，如《亭林遗书》《船山遗书》《东壁遗书》(崔述作)之类。中国古籍过去流传日本而本国反失传的也不少，清末黎庶昌、杨守敬从日本收回一部分，影印为《古逸丛书》。又日本人天瀑山人刊《逸存丛书》,其中都是中国久已失传的书。

就《四库全书》的体例看，也是一部丛书，不过特别庞大而已(这部书也没有包括当时全国一切的书，如佛经及《道藏》即大部没有收入，其他有触忌讳或认为无用处的亦不收或仅存目录。阮元编有《四库未收书目》)。这部书总编纂人是纪昀，分编纂戴震、邵晋涵等三百六十人。共三万六千册。抄写员一千五百人，经九年后抄成七部。分存北京(两部)、奉天、热河、扬州、镇江、杭州等处。民国九年赠与法国一部，太平军战争时毁去两部，英

法联军之战毁去一部。

《道藏》也是一部丛书，乃道家诸书的总刻，其中所收除儒家书《易经》等外，其他周秦诸子也多收入，且多系古本，清代学者多根据《道藏》本以校正通行的子书。

9、读书法

考证学的产生，原来是为了解释古书，包括文字的训诂，错误的更正及古代史实的寻绎等。在古书中，尤以经书为主，所以解经的方法很多，如(一)以经证经；(二)以史证经；(三)以子证经；(四)以汉人文赋证经；(五)以《说文解字》证经；(六)以汉碑证经等。因证经而引起子、史群书的研究，考证的范围就日益扩大。考证学对于书籍本身的贡献，就是校雠、辨伪、辑佚等事。考证学范围虽大，简单说来，就是把一大堆断烂材料，一点一滴地从多方面下整理工夫。考证学者的读书方法，总是把许多书互相比较对勘，可以说他们读书同时就是校书，他们的著作就是校书的报告，正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所说，“独处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读，亦随读随校，购借善本，再三雠勘，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及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专门考证的事业，不是一般读者所能做，但对于专门家考证的成果，却应当知道去利用；同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可以采用他们的比较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