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经学
1、四书五经
汉朝人尊重儒家古典著作，称之为经书，解“经”字意义为常道，相沿到现在。其实“经”的原意就是线，所谓经书就是线装书，古代记事书于竹简，事多一简不能尽，便连续记在数简上，其连系各简的线，就称为“经”,可见经不过是当时记载页数较多而又常须翻阅的书罢了，并没有其他的深意。六经的名称，首先曾在《庄子》中发现。《庄子》及《礼记·经解篇》都以《诗》《书》《礼》《乐》《春秋》《易》为六经。班固《汉书·艺文志》称为六艺。但因《乐经》散失，只存《乐记》一篇，并入《礼经》中，于是有“五经”的名目。到唐朝时候，《春秋》按照《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分成三种，《礼经》也分为《周礼》《仪礼》《戴礼》(《礼记》)三种，立“三传”“三礼”的称号，配合《易》《书》《诗》,称为“九经”。再到宋代，把《尔雅》《孝经》《论语》《孟子》四种加上去，便叫作“十三经”。宋儒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印单行本，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给它们作详细注释，奉为儒家古典的菁华，于是科举考试，必根据“四书”出题，而《论》《孟》《学》《庸》便成为小学生必读书了。
班固《艺文志》将儒家列入诸子，而把六经作为六艺，列在诸子之前，其用意是认为六经是古代官书，非儒家所能私有，而且六经是诸子百家的学术渊源，班志说得很明白。不过班氏将《论语》《孝经》列在六艺的末尾，即有特别尊重孔门本身著作的表示。总之，《易》《诗》《书》《春秋》《礼记》,如果依古文派经学家说，就并不是孔氏的私家著作，这个观点是一般有识见的学者应该承认的。
清章学诚(实斋)在《文史通义》上明白指出“六经皆史也”。古人已经说过《尚书》为记言之史，《春秋》为纪事之史，至于“三礼”,记载古时礼仪官制，则明明系制度史，《诗经》之《国风》为风俗史，《雅》《颂》则包含社会变革的许多故事传说，《易经》是卜筮之书，可算是宗教史、思想史材料，其中类乎神签的文字也包含了传说故事，所以全都是史料。
现在经书最完备的通行本是清代阮元所刻的《十三经注疏》,卷帙很繁。除去注疏专印正文的有商务馆的《十三经白文》一厚册，颇便翻阅。以下把各种经书内容说说。
2、易经
《易经》是按照六十四卦的次序编排的，从乾卦开始，到未济卦结束。书末附有《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几种总的说明文字。每个卦都有符号表示，是用阳爻“—”、阴爻“--”做基础来配合的。配合的方法，第一步是三爻相重而成三、三、王、三、三、三、三、三，即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第二步再将这八卦，每两卦相重而成墨(乾)、墨(讼)等六十四卦。每卦有一个总的说明，叫“卦辞”,每爻各有一个说明，叫“爻辞”。此外，每卦还附有《象(去×马[tuàn])辞》和《象辞》两种文字，乾坤两卦还附了一种，叫《文言》。卦辞、爻辞是“经”的部分，其余文字连书末的在内，都属于“传”(“传”的本义是比经短一点的书本，但通行意义是对于经义有所发挥的补充文字，所谓圣经贤传，各有专名——这是今文派经学家的主张)。《易传》七种，《象》《象》《系》各分上下篇，与《说卦》《序卦》《杂卦》《文言》合称十翼。相传伏羲画八卦，文王重卦，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其他还有种种的说法，也不知究竟是哪些人作的。
《易经》包含哲学的道理，简单地说，即从前人们所谓易有“简易”“变易”及“不易”的三个意义。因为认定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个规律，不外始、中、终三相之转移，所以能以简驭繁，这就是“简易”。《易经》认为万事万物无时不在变化流转中，如它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说“小往大来，大往小来”,又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而各种不同的卦，不同的爻，又都是表示各种吉凶消长的复杂情状的，这就是“变易”。但另一方面，它认为变化只是在一个不变的范围里面之循环往复，如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而不曾发现进化的观念，这就是“不易”。《易经》的文字和思想都相当地结构完整，郭沫若最近怀疑它不是周初的作品而是战国时候的。是否如此，还待考证。
3、书经
《书经》一称《尚书》,“尚者上也”,有人说是“上古的书”的意思，有人说是“上帝的书”的意思。现通行本包括《虞书》五篇，《夏书》四篇，《商书》十七篇，《周书》三十二篇，共五十八篇。其中有三十三篇，如《尧典》《禹贡》《盘庚》《洪范》等，称《今文尚书》,同时又是《古文尚书》,其余都是“伪古文”。所谓今古文的分别，是这样的：汉初，伏生传授《尚书》二十九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出，称为《今文尚书》。后来汉武帝末年在孔子宅墙壁中发现一部用古体字写的《尚书》,相传共十六篇，称《古文尚书》。不过这部《古文尚书》不久又失传了。到东晋时候，有一个梅赜(或作梅颐),向朝廷呈献《古文尚书》二十五篇，附《尚书传》一篇，说是孔安国作的，于是人们都相信《古文尚书》是失而复得，但清朝阎若球等人经过考证，断定这部书是晋朝人王肃或皇甫谧或就是梅赜伪造的。现在通行本是今古文合编，篇数有分有合，和原来的不符。
《尚书》包含的史实，上自尧舜，下至秦穆公，其中年代最早的《尧典》《舜典》《皋陶谟》《禹贡》等篇，过去一般人老是以为是虞夏时代的文章，近代学者已证明这部分真的《尚书》也是儒家的伪托，不过著作年代还在周朝，比东晋人的伪《尚书》更有价值些。因为虽是伪托，也必有所依据，而时代较早的著作，所依据的传说，真实性必较多。《尚书》篇名，多用典、谟、训、诰等字煞尾，正和现在的宣言、布告、会议录、讲演集一类的文章相仿佛，所以被称为记言之史。其中有《洪范》一篇，代表原始的哲学思想，以水火金木土五行为世界万有的基本元素，又提出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等关于政治的原理原则，统名“九畴”,颇为儒家所重视。
4、诗经
《诗经》是一部乐歌，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大半是民歌，分十五国，共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小雅》,共一百〇五篇，以叙事诗为多。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四十篇，多叙事诗与祀神歌。总计三百O五篇。相传诗的原有篇数在三千以上，经孔子删削而存此数，但《论语》即有“诗三百”的话，恐孔子未必删削过。现存的《诗经》为《毛诗》,汉代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那三家都失了传，现在《毛诗》是所谓大毛公者传授的。《诗经》附有《诗序》,分“大序”“小序”,“小序”列在每篇诗的前面，是说明诗中大意的，“大序”是连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总论全书的。诗序的作者问题，没有定论。诗的来源据说是定期采集而来的，古时有采诗之官，每年八月乘暂轩，周游国中，采取歌谣，陈于天子；又天子巡狩各国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当时采集的区域，以黄河为中心，十五国风不过是今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几省里面的，所以《诗经》是北方文学。但《周南》《召南》的背景却在江汉一带。诗的修辞方法有所谓赋、比、兴三种：赋是直接叙述，比即完全譬喻，兴是先写背景而后明白叙述。诗有所谓六义，就是风、雅、颂、赋、比、兴。
《诗经》是一部可靠的古书，没有发生真伪问题，但《诗序》就不大可靠，它对于诗的内容每加曲解。《诗经》不但有文学价值，同时也是史料，例如《商颂·玄鸟》篇，叙述简狄吞鸟卵而生契的传说；《大雅·生民》篇，叙述姜塬践踏上帝的足迹而生后稷的故事，暗示着远古社会的情形；《豳风·七月》篇以及《小雅》的《楚茨》《南山》《甫田》《大田》诸篇，叙述周民族农业的兴盛；至于平王东迁以后，社会斗争逐渐尖锐，则有所谓“变风”“变雅”(这是解诗者给予一部分风、雅诗篇的名称)来抒写抑郁愤慨的感情，如《邢风》的《北门》,《王风》的《黍稷》,《唐风》的《羽》,《秦风》的《黄鸟》,《小雅》的《节南山》《正月》,《大雅》的《板》《**》《桑柔》《云汉》诸篇，都是怨天恨人之作，而《小雅》的《何草不黄》《北山》《出车》《采薇》《黄鸟》,《魏风》的《葛屦》《伐檀》《硕鼠》诸篇，尤其露骨地表现社会的不安。
5、三礼
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现在“五经”中就只有《礼记》。但古时所谓《礼经》十七篇，却是专指《仪礼》,《礼记》不过是孔门弟子附在《礼经》后面的笔记。现在的《礼记》或称《戴记》,或称《小戴礼》,它原是汉初河间献王从民间抄来献给朝廷的，后来刘向校阅政府藏书，又发现几种，合起来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加以删节，为八十五篇，称《大戴记》(《大戴记》现有残本，不在十三经以内),戴圣再删为四十篇，称《小戴记》,马融又增编几篇进去，合成四十九篇，就是现在的《礼记》。《周礼》也是河间献王抄来的，其中篇目是按照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划的，缺《冬官》一篇，有人找一篇《考工记》来补足它，后来刘歆校理群书，才将这部书编入经籍，叫作《周官经》。这部书，早已有人怀疑它不是古本，但刘歆、郑玄相信它确系周公所作。从它的内容看，大约是战国时人，根据战国以前的行政制度写成的。《仪礼》原有两种本子，一种是汉高堂生所传，是今文，一种从孔宅壁中得来，是古文，东汉郑玄合并两种本子，就是现在流传的《仪礼》。《仪礼》据古文派经生说，也是周公所作。
《仪礼》的内容是冠、昏、丧、祭、朝、聘、燕享等典礼的详细仪式，读了可以明白封建贵族的繁文缛节，可以考见古代宫室、舟车、衣服、饮食等日常生活的情形，以及宗教信仰、亲族制度、政治组织、外交方式等。《周礼》是儒家理想的官制，也包含了古代事实上的制度。所谓六官，是天官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好像现在行政院长一样。地官司徒掌邦教，布五典，安兆民，好像教育部兼财政部一样。春官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这是一个宗教官。古代行政、祀神要占一大部分，所以特设一个大官来办理。夏官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这是陆军部。秋官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就是司法部。冬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这是农工部。《礼记》的《王制》篇，也讲官制，和《周礼》大致差不多。我国历代官制，多半参考这种办法。清代的吏(管民政)、户(管财政)、礼(管祭祀及科举)、兵、刑、工六部，就是六官制度。《礼记》一书，对于风俗礼制方面，说得最多，也有理论文字，要研究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旧礼教，这是必读的书，如《内则》篇给妇女规定的行为标准，《少仪》篇给青年子弟规定的行为标准，直到近来，还对我国社会发生很大的支配作用。《礼记》中间有些精彩的文字，如《学记》篇的论教育，《乐记》篇的论音乐，《儒行》篇的论修养，《礼运》篇的论政治，现代人都非常赞美，时常引用。但我们须知这部书是汉朝人整理过或编写成的。
又《礼记》中《大学》《中庸》二篇，现已列入“四书”。《大学》相传为曾子所作，其中所记有所谓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有所谓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清人陈乾初怀疑《大学》不是孔门的书，著有专文论证。《中庸》相传是子思所作，其中谈天命、性、道，是宋儒理学重要根据之一。
6、春秋
《春秋》是鲁国史书，孔子加以修改，于记载文字中暗寓褒贬的意思，好像现在编报纸的写新闻标题一样，孟子曾赞美它的宣传力量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文体好像现在的大事记，按年月次序作简单的记载，是后世编年史的开端。所叙事实，起于鲁隐公，终于哀公，经过十二君，凡二百四十二年。为《春秋》作传的有左丘明、公羊高、榖梁赤三人。《左传》记载史事颇详明，《公》《榖》两传是解释经文文字意义，推阐其所暗含的微言大义的，现在通行“五经”本的《春秋》,就只附有《左传》,没有《公》《榖》。《公羊传》属于今文学，《左传》为古文学，《縠梁》原属今文，近人崔适指斥它也是刘歆伪造，于是也属于古文学。左丘明另著《国语》一书，也是叙当时史事，人们叫它做《春秋外传》。春秋大义，一般人认为最主要的是：(一)尊王；(二)攘夷。表示这些大义的“书法”,以正名定分为原则。但今文派经学家所谓微言大义还不止这一点，他们以孔子为“素王”,借口诛笔伐代行帝王的权力。公羊学则注重春秋的三世，即由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再进到太平世，颇有进化的观念，但此三世原系就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成三个阶段而说的。
7、四作
《论语》是孔子的语录及日常生活的记录，并有当时孔子弟子的谈话掺杂在内。据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孔子死后，门人互相讨论编辑而成，所以称为《论语》。《论语》分三种：(一)《古论语》,出孔子壁中，凡二十一篇；(二)《齐论语》,乃齐人所传，凡二十二篇；(三)《鲁论语》,乃鲁人所传，即现行《论语》所根据的本子，凡二十篇。《论语》所谈，关于道德修养政治学术各方面，言简而旨远，文字多半饶有风趣。《孝经》内容不大精彩，分《开宗明义》等十八章，古时以为是孔子所作，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则以为是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说之，门弟子笔记而编成的书。
《孝经》有今古文的分别，秦焚书，《孝经》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的儿子颜贞献出，凡十八篇，就是《今文孝经》。《古文孝经》出自孔壁，二十二篇，南朝梁时已失传，后来获得的本子都是伪作。现在《十三经注疏》中的《孝经》,为唐玄宗所注，所采的本子是今文。至于单行本，多是朱子所编定，将玄宗所定的本子颠倒排列而成。
《尔雅》是解释字义的书，前已说过，第一篇《释诂》,据说是周公所作，《释言》以下十八篇，是后人陆续增补的。
《孟子》是战国时邹人孟轲与弟子万章等自记其言行的作品，凡七篇。孟子学说，如性善论，仁义说，养气说，先天良心说等，是宋明理学重要根据之一。但汉唐时代，《孟子》尚列在诸子里面。
8、传授
秦始皇并吞六国以后，设博士官(和今日的参议相似)保存并传习诗书，禁止民间私自讲学，后来因博士淳于越议论不合时宜，丞相李斯主张烧百家书，始皇采用他的提议，次年又坑儒生四百六十余人。因此陈涉起义时，鲁诸儒生带着孔氏的礼器，前往参加。汉高祖初起兵，还看不起儒生，取儒冠以盛便溺，后来天下平定，方才领悟思想问题的重要性，于是以太牢祀孔，用秦博士叔孙通、张苍厘定法制。惠帝继承他，废除民间挟书的禁令。文景二帝，又仿秦制设博士，但人数不多。到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学术乃定于一尊，设置完备的五经博士，以通经为登进人才的标准，于是经之官学，成为富贵荣显的捷径。汉因秦以纯法治主义而失败，所以一反秦的所为，而崇尚儒家的德治主义来拉拢人心，这就是以利禄提倡经学的由来。所谓经学，和战国时代的儒学不同，经生不自创学说，而只是从事经书的传习与注解。所以经学的发展，便是学术思想停滞不进的征象。
西汉末年，古文经传陆续出现，古文学派因而产生。刘歆继承父业，校秘府藏书，将费氏(直)《易》、孔氏(安国)《尚书》《毛诗》《春秋左传》《周礼》等古文经传，一一加以研究整理，古文学于是获得发展的基础。近人康有为氏指斥刘歆伪造古经，帮助王莽。当时王莽以复古名义行新政，刘歆在学术上赞助他，大概是事实，但他不可能一手伪造那许多古经。不过古文派传授不大可考，我们不得不把刘歆当开派大师看。古文经学虽未能成为官学，仅流传民间，但因有服虔、马融、许慎、郑玄等大师的努力，势力渐盛。他们与今文经师不同，都能兼通群经，把训诂工作做得切实。郑玄作《毛诗笺》,注《周礼》《仪礼》《礼记》,兼采今古文经说，虽被认为混淆家法，但因此却集了经学的大成，而使今文派消沉下去，并且他注重名物训诂，开了考证学的先路。古文派现存的书，除上述郑氏数种外，还有许慎的《说文解字》及《五经异义》(后人辑本)。
9、谶纬
今文经学的领袖人物是董仲舒，他研究《公羊春秋》,应用阴阳五行谶纬之说，来解释儒经，使儒学宗教化，成为官僚专制政治的思想基础。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中展开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从宇宙谈到社会谈到人生，一切以阴阳五行为基础。他认为阴阳变化而成四时，五行则是变化所依的时空间架，此种变化循环运转，所以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同时天象通于人事，灾异系上天警告人君与宰相的表示，人与天地参，人类历史也如天运循环，有所谓黑白赤三统的互相交替(参看第六七节),又以为“天道任阳不任阴”,阳尊而阴卑，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今文学家所应用的谶纬之说是什么呢？当时有些学者，认为有经必有纬，于是造作纬书，托名是孔子所作，有《易纬》《诗纬》《书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七种，内容多依托经义，讲符篆瑞应。同时又有谶书，大约即《河图》九篇，《洛书》九篇那一类的东西。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纬与谶虽有分别，但纬书荒诞部分也和谶书差不多。后经隋炀帝焚禁，现在存留的不是完本。
孔子在春秋战国之时，本是一大学者，在《公羊春秋》中，由学者进而为素王，到谶纬书中，又由王进而为神。由此可见西汉时代的思想反动的一斑。古文学运动是为反对这一形势而起的。
10、斗争
古文学派与今文学派，从西汉末年一直延到东汉末年，二百余年间，发生了四次大的斗争，表面上或者为了争官学的地位，或者为了争书籍的真伪。清代后半期也发生同样的斗争。如果比较两派的争论问题，则可得以下几个要点。
1.今文派尊孔子为受天命的素王(素王是未得其位的王),古文派尊孔
子为先师；
2.今文派以孔子为托古改制，古文派以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史学家；
3.今文派以六经为孔子著作，古文派以六经为古代史料；
4.今文派以《春秋公羊传》为主要凭借，古文派以《周礼》为主；
5.今文派指斥古文经传是刘歆伪造之作，古文派斥今文经传是秦火残缺之余——今文经传现存《仪礼》《公羊》《榖梁》及《小戴礼记》、《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古文今存《毛诗》《周礼》《左传》；
6.今文派相信纬书，以为孔子的微言大义，间有存者，古文派则斥纬书为虚妄。
由以上几点看来，两派不但是所根据的经传版本不同，而且治学态度也相反。今文派虽斥古文经为伪，而本身所根据的经也未必是真，尤其是经说完全由主观造作，发为种种怪异的议论，倾向于迷信与独断。古文派态度比较客观，注重历史的根据，不采神秘怪异之说，故其经说比较接近孔学的真相，但未免过于信古。
11、清代
清代思潮的变迁可分三期：(一)启蒙期。特点是对于明末理学的反动，主张匡救时艰的实学，但仍不完全摆脱理学的窠臼，尤其是都以为必须通经方能救时。开创清学的大师是顾炎武，他研究当时郡国利病，对实际问题有贡献，同时奠立了考证学的基础。其他考证的名家有胡渭、阎若球。重苦行实践的有颜元、李琳；以史学为根据而注意时事研究的，有黄宗羲、万斯同；专治天文算学，开自然科学之路的有王锡阐、梅文鼎。(二)全盛期。特点是对理学不再攻击，也不因袭它，又不抱通经致用的观念，完全脱离实际而作书本上的考证，即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以上几点不适用于戴震),主要人物是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号称汉学正统派。(三)没落期。特点是正统派趋于没落，仅俞樾、孙诒让等一二大师守最后壁垒，而今文派康有为等，因晚清时局动**，乃企图借经学为改良时政的工具，于是著《新学伪经考》,抹杀古文经传，根据《公羊》,创“孔子托古改制”说，又著《大同书》以表现自己的理想，虽救时的志愿可嘉，但其治学态度全凭主观，对于经学本身并没有什么成就，所以这一派也不能发展。
在这三期中的主要学派有四个：(一)浙东学派——黄宗羲(梨洲)创立，万斯同、毛奇龄等继之；(二)东吴学派——创自吴江惠氏祖孙三世，即惠周惕、惠士奇、惠栋(定宇),继之者有余萧客、江声(艮廷)、钱大昕、王鸣盛等；(三)皖南学派——创自婺源江永(慎修),其弟子戴震更光大之，继之者有胡培犟、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四)常州学派——从武进庄存与开始，继之者有刘逢禄、宋翔凤、魏源、龚自珍等。
上述东吴、皖南两派，都属于全盛期的考证学派；但吴派揭汉学旗帜，拘守汉人学说，毫无创造精神；皖派巨子戴震，并不自命为汉学，但使人从汉学以求新发现，其治学方法根本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所谓朴学，应该以皖派为中坚。因清之朴学，并不是东汉古文学的再现，而是具有进一步的发展的，在其极盛时期，种种专门学术如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史学、地理学、天算学等，都分途进行，而类书的编纂，丛书的校刊，伪书的辨明，逸书的搜辑以及古书的校勘，也是他们的业绩。常州学派颇注意于今文学的研究，为晚清今文学的先导者，继之者除康有为外，还有王闾运、廖平、皮锡瑞，以及近人夏曾佑、崔适。朴学正统，到最后还有章炳麟(太炎),新派有王国维(静安)、罗振玉。继章氏学者有黄侃(季刚)、吴承仕(检斋)等。
总而言之，清代经学凡三次变化，开始为汉宋兼采，乾嘉时期，东汉之古学全盛，晚清则西汉今文学再起。在此等变化中，有几次的理论斗争，即(一)汉学和宋学的斗争；(二)今古文的斗争。江藩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对正统派经学竭力推崇。方东树著《汉学商兑》,则代表宋学施行反攻。至于今古文的斗争，则从康有为与章炳麟两氏的著作中可以看到。
12、尾声
自汉至清，支配我国思想界的主流，为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两汉经学在这一期间等于中断，这时期中比较可注意的几点是：(一)今文经学的首先衰落；(二)南北学的分化；(三)隋唐义疏之学的兴起；(四)宋明理学的影响。自汉魏间郑玄、王肃混淆今古文家法，而实际左袒古文经学，加以晋永嘉之乱，今文经传大部分亡失，今文经学就从此衰落下去，而古文经学则相对地日渐开展。在魏晋玄学清谈的空气中，王弼注《易经》,何晏注《论语》,虽不免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大体仍以汉学为根据。南北朝时，南北经学的倾向颇有不同。最显著的分歧点，就是南方尊重郑玄的《易》注，杜预的《左传》注，北方尊重王弼的《易》注，服虔的《左传》注。南北朝至隋唐间，所谓义疏之学产生，义疏者就汉儒经注再加以疏释之谓，就是注解的注解。两者合而言之，叫注疏，分而言之，“注”一类的东西，有传、记、笺、注、诂训、解诂、章句、章指、集解等；“疏”一类的东西，有义疏和正义。它们的体例是：注不破经，经不破注，注或迂曲，疏必繁称博引以说明之，但后来清人有些疏也纠正注的错误。义疏之学盛于唐，唐初孔颖达、贾公彦作五经注疏，为当时政府规定的经学标准。唐以科举取士，违反孔、贾义疏的就不予取录。孔氏所采经注以南学为主，将北学合并到南学里面，于是王弼、服虔之学散失，而唐之义疏风行于世。
宋儒讲经，不重视古注，各自发明义理，因研究方法的不同，终于形成了三派：一派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相当地采用归纳法；一派以陆九渊、杨简(慈湖)为代表，纯粹用演绎法；一派为批评派，以叶适(水心)、陈傅良(止斋)为代表，号称浙学，此派不空谈性理，而注重事功，再分为金华派(出于吕东莱)、永嘉派(出于陈傅良)、永康派(出于陈同甫)。宋儒理学虽系根据经书立说，实系自有体系，另详理学一章。元明两朝，因朱熹之学为朝廷提倡，取得正统地位，陆象山之学得王阳明继续阐扬，也为当时学者所信仰，他们两派都是借经学讲理学，本不以经典为主，降至末流，便将经学书搁置不读，专门空谈，所以经学因而衰落。清代儒生，因矫时弊而反对理学，提倡朴学，学术风气为之大变。
13、总结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以汉至清为经学时代，并说在此时代中的思想家，都将新酒装入五经的旧瓶中，但到清末今文家把近代思想都装进去时，瓶扩大到破裂的程度，以后不能再装了，所以经学时代便告结束。这个譬喻相当地适合，但有人说他忽视了质的变化，只看到量的增加。其实所谓新酒是与旧酒有质的差异的，这在向来应用这譬喻者早已不言而喻。不过冯氏的解释还不够一点，似乎应该加一句：近代思想好像氟素之类，旧瓶是玻璃质的，自然没有装它的可能。总之，经学这个名词，到了现在，只应该是中国学术史上的，而不应该代表眼前学术的一部门了。因为五经或十三经的本身，应当作为古代史的史料处理；西汉今文学、宋学以及晚清的今文学，都只能作为汉、宋及晚清的思想史的内容看；至于东汉经学及清之朴学，则可以认为古文字学、古史学之一部分。有人说，经书的内容，有关于理、化、博物的，有关于数学的，有关于社会学的……学者应善为研究，其实各种学术都以现代为精，我们决不能舍今从古，经书中的什么什么,那都不过是给学术史的一种资料罢了。如果不把它当作史料，而闭着眼睛讲通经致用，想引用《春秋》断狱，靠半部《论语》治天下，那就走入了魔道。如果把现代思想或自己意见假托孔孟之名来说出，以六经为我注脚，那更是厚诬古人，欺骗今人。周予同说经学除今古文派、宋学派以外，还有一个新史学派 (见周氏著《群经概论》),这是他的卓见。可是，如果说这些把经书当史料运用的新史学家就是现代的经学家，则过去所谓经学显然地已经或正在被新史学所扬弃。同时，因为经书中有一部分是古代的文学作品(《诗经》),有一部分是古代哲学(《易经》《四书》等),这些史料又当为研究中国文学或哲学者的研究对象，这是不必再加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