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古物

1、金石之学

探讨古代文化，不仅须读古书，而且须研究古物，因为先民的器物，是古代社会生活的指标，而绘画、雕刻文字的断片尤其是古人思想的记录。我国人对于古物的研究，早加注意，远在西洋考古学产生以前，即有所谓金石之学产生。金者指商周青铜器，石者指秦汉以来的纪功碑、墓志、佛教的摩崖石刻等。金石文字，可以拿来参证历代史实，补正正史的缺失，尤其是周鼎商彝，所刻文字是古文字学及古史学的重要研究材料，即其器物本身的质料花纹和式样都有一定的时代性，因而也具有历史的意义。宋代以后，我国铜器出土渐多，拓印金石文字也都成为风尚，所以金石之学即产生于这个时期，如欧阳修编的《集古录》、吕大临编的《考古图录》、赵明诚编的《金石录》,即系初期研究报告。由宋至清，虽然搜集与研究金石的人还不少，如黄伯思、董道、王俅、王厚之、张抡、钱站、曹奎、吴荣光、刘喜海、吴式芬、吴大激、刘心源、端方等，但大部分古物是在富贵人家或古董商人手里，摩挲抚玩，未必作为学术研究之用。而文人学士，也大都不过赏鉴金石文字的美术，临池篆刻，使金石成为书画的附属品而已。直到清代乾嘉两朝，考证学者辈出，方才大大发展了金石文字的研究。近来孙诒让、容庚、邹安、陈宝琛、王国维、罗振玉等，又各有新的考证。关于金石的著作，除前述数种外，如黄伯思的《东观馀论》,董道的《广川书跋》,王俅的《啸堂集古录》,王厚之的《复斋钟鼎款识》,张抡的《绍兴内府古器评》,钱站的《十六长乐堂吉金图》,曹奎的《怀米山房吉金图》,吴荣光的《筠清馆金文》及《昭陵复古录》,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篇》及《洛阳存古录》,吴式芬的《操古录金文》,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大激的《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及《密斋集古录》,刘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端方的《匐斋吉金录》,容庚的《宝蕴楼彝器图录》,陈宝琛的《澄秋馆吉金图》,罗振玉的《殷文存》,邹安的《周金文存》,王国维的《金文著录表》等，都颇著名。考证之作，如王国维的《观堂集林》《说文谐声谱》,孙诒让的《古籀馀论》,吴大激的《说文古籀补》以及郭沫若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都颇精彩。王国维根据金文而作的《鬼方昆夷狁考》及《古诸侯称王说》等文，都是史学上的重要著作。王氏的《金文著录表》将过去各金石学家的收获，作了详备的记载，又郭沫若有《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都便检阅(清代有官修的《西清古鉴》,亦金文书)。近年来金石研究，更扩大到辽、金、蒙古碑文的考释了。

2、殷墟发掘

清光绪二十四五年间(一八九八—一八九九),河南安阳县西北小屯村，掘出无数龟甲兽骨的破片，上面刻着古文字，内容都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因安阳是殷都，此项甲骨文字被称为殷墟文字。此项发现完全出于偶然；在以前，或已被当地农民发现而不为人们所注意，但到前世纪末，有潍县古董商人范某将甲骨运到北平，辗转而入《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鸮)之手，刘氏继续搜集达三四千片以上，拓印《铁云藏龟》一书问世，才引起世人的注意。一九O二年，罗振玉在刘氏处得见龟骨，也继续搜集，并探知甲骨出自安阳小屯，派人直接采取，达两三万片之多。罗氏于是拓印《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殷虚书契后编》等书，都很精美。罗氏于一九一六年又亲访小屯，并于甲骨文字之外，兼注意器物的搜求，虽一破烂的石刀石斧，也很重视。他这种见解超越了过去的古物研究者，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先驱，因之罗氏编印的《殷虚古器物图录》一卷附说一卷，殊可珍视。至一九二八年十月及次年四月，董作宾、李济等教授又在安阳作有计划之发掘，新获卜辞三百余片及玉器、石器、陶器、铜器等，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并将所得材料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精密研究之。从这次起，殷墟是用现代考古学的眼光来发掘了。

3、甲骨之学

自殷墟古物出土而甲骨之学随之产生。甲骨之学的第一步，就是殷代文字的研究，它使得过去纯粹凭借《说文》的文字学不得不有所修正。我国文字学向来仅以《说文》为准则，等到金石之学发生，学者就已有些儿引用金文来订正许书得失的，到甲骨文出世，人们又将它和金文比较研究，不但可以纠正许书的错误，还可以证明字源。这可分几点说：

1、考知原始文字的形体和文法。研究甲骨，方知原始文字，凹而下陷，模仿鸟兽足迹。其行款读法，或左，或右，或下，或上，并没有一定的规则。

2、证明所谓籀文即古文。许书所谓籀文与古文不同，是错误的，例如许书“四”字古文作灭，籀文作三，今卜辞中四字正是作三。

3、得知古象形字，一字有多种写法，笔画原来没有一定。

4、与金文互相发明。有些甲骨文与金文完全相同，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一、元、天、方、且、王、中、平”等字。有些金文不能认识，得甲骨文而后认识。如甲文“子”字作党，而“巳”字作号或作导。因之金文中过去所不能解释的“乙子”“丁子”“癸子”,现在都能释为“乙巳”“丁巳”“癸巳”。

5、纠正许书的错误。《说文》中的古文，如“一”下出“式”,“二”下出“式”,三下出“式”,“中”下出“中”,“册”下出“笳”,都是甲文与金文所没有的。又籀文如“马”下出“影”,“车”下出“韆”,也是甲文金文的笔误。篆文也有弄错的。如“闖”字，篆文，许注“两士相对，兵杖在后，象圜之形”。但卜文仅像两手对打的形状，不见兵杖之形，许说错了。又如“福”字，许注“备也，从示富声”。但卜辞中作酹，从音，乃“尊”也，会意，非形声字，许说误。又如“邑”字，许注“国也，从口从尸”,今卜辞作曼，罗即象人席地之形，非从尸，许说亦误。

6、说明文字的变迁。如将甲文、金文、篆文、隶书排列来观察，可看出逐步演变的痕迹。研究甲骨文从清代孙诒让开始，而以罗振玉、王国维为最著。其次则郭沫若、商承祚、徐中舒、罗福成、唐兰、徐永梁、吴其昌等。他们的研究，渐由文字学而走向史学方面，如王国维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等。这门学术的著作，如王国维之《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全集》,罗振玉之《殷虚书契考释》,郭沫若之《甲骨文释》,均甚重要。初步研究则以检阅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为宜。

4、古物与社会学

近代考古学，是以社会学的眼光，研究无文字的史料，以资推测远古的社会状况之用。先史时期的历史既不曾用文字记载，便只有靠传说以及遗骸遗物保存下来，但传说因被人们夸张或修改使之神秘化，不容易了解，非得古物参证不可，古物是真凭实据，所以更加重要。社会史家对于先史时期的阶段区分，完全以器物为标准，即由石器时代进到青铜器时代，再进到铁器时代，石器时代又分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石器时代最长，以数十万年计，是人类野蛮蒙昧的阶段，到青铜器时代，文明渐启，可说是半开化阶段，铁器时代，方才正式踏入文明的阶段。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春秋战国开始。春秋战国以前，所谓三皇五帝的历史，完全是后人追记的传说，其真相不易明了。但自从甲骨文出土，殷商史的传说又得了一部分文字记载的证明。而殷周青铜器如钟鼎盘盂之类以及铜制的兵器如戈戟之类，又足以证明当时是青铜器时代。近年我国史家渐渐公认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还是野蛮蒙昧阶段，当时还没有国家，只有氏族社会的部落，这都是参考古物与传说的材料而用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的。

5、文字的古物

有文字的古物，即刻有铭文的铜器、石碑，以及刻有卜辞的龟甲、兽骨等物，我们在上面几节中已经说过，此外还有西域考古的种种发现，其中有汉魏至唐的简牍书册以及各小民族已死的文字，我们将于第三五及六九节再说。无文字的古物，在殷墟发掘中已经发现过一些，同时在周口店及河套等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在仰韶、辛店等地又发现了新石

器时代的文化。

周口店离北平五十公里，一九二一年，有瑞典人安特生，充当北京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顾问，在该地一石灰洞里偶然发现了一片石英，但该地是不产石英的，这片石英必从别处带来的，因而引起多人的研究兴趣。后来有一些中外学者继续探察发掘，经十数年，竟发现了大批化石，其中有二十五种是一种猿人的骨骼，因定名为“北京人”。同时又在北京人骨骼之旁发现两千多种工具。又发现了堆积很厚的灰层，因而知道北京人已发明了用火，而且在该地居住过几千年的时光。从北京人能制造工具及运用火两点看，虽说他们骨骼仍带有许多猿猴的特征，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是真正人类的最初形态。北京人的存在时期，大约在四十万年以前。在中国考古学的分期，以北京人时期为最早，属于前旧石器时代，又称前周口店时期。

后旧石器时代，就有河套文化(由河套掘出古物所代表的文化)、后期周口店文化。还有尾旧石器时代，由达赉湖文化代表着。新石器时代则可分为六期，每期约三百年。第一为齐家期，系以在甘肃临洮县齐家坪掘出的石刀、石斧、尖骨和单色纹形的陶器代表之，大约为公元前三五OO年至前三二O〇年间的文化。第二为仰韶期，系以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所发现的石刀、石斧、石耨、石杵、石镞、石戈、石环、石纺车、骨镞、贝镞和角针，以及有色陶器等为代表，大约是公元前三二〇O年至前二九〇O年间的文化。第三为马厂期，大约是公元前二九OO年至前二六OO年间的文化。第四为辛店期，此期除石器骨器陶器外，还发现有铜器，大约是公元前二六OO年至前二三〇〇年间的文化。第五为寺洼期，以甘肃狄道县寺洼山为代表，约当公元前二三OO年至前二OOO年间。第六为沙井期，代表地址在甘肃镇番县附近，约当公元前二〇OO年至前一七OO年间，发现有有翼的铜簇。

殷墟古物也代表着公元前一七OO年之文化，在殷墟文化以前，还有所谓龙山(山东地名)文化及仰韶文化。

关于这些考古工作的记载，有安特生的《甘肃考古记》《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各种考古调查报告及发掘报告等。此外曾松友著《中国原始社会之探究》,日人桥本增吉的《东洋古代社会史》,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也说及了。

北京人和中国民族的血统有没有关系，还没有经过证明。但是热、察、甘、新、青、晋、绥、豫、陕等省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骨，确已证明与现今的华北人同型。

6、古物与考证学

考证学的工作是对于历史材料的整理和检订，它可以算作历史研究的一部分。过去我国学术以儒家为中心，因此考证学的对象就只是儒家经典上的礼制名物，而考证学的观点也受了经典记载的限制。例如罗振玉在安阳小屯村获得一种形状颇似犁的石器，他就以为是经书上所说的石磬，但这种东西和《周礼·考工记》所说的形状又不相同，于是他就推论到殷周磬制的不同 (见罗氏《雪堂丛刻·五十日梦痕录》)。但郭沫若则以为罗氏所云当即石犁，未必是古磬。这就表示着他们两人学术范围有广狭之别。罗氏始终拘守儒家的传统，所以思想不超越儒经的记载，郭氏贯通中西学术，故能从社会史的观点去推论。又如王国维，在他的《殷周制度论》里面，对殷周之际政治文化的剧急变革，颇多发明，然而他不知道怎样解释，只是赞美“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这也可见王氏思想之为儒家所限制。

考证学如果不超越儒家的传统，如果对于古书上给予远古传说的涂饰与改造不知道分析，那么对于古物的研究就不能有很好的收获。

7、古物与古书

自从考古学逐渐发展以来，善于读书的人对古书就发生了怀疑，觉得其中所说多半不可信，不但《山海经》《淮南子》上面的那些神话，什么十日并出呀，女娲补天呀，盘古开天辟地呀，天皇地皇人皇之类荒诞无稽，就是毫没有神话意味的记载，如夏禹治水一类传说，其真实性也大成问题。因为从殷墟卜辞看，殷代还那么幼稚，夏禹又怎能有那样大的力量？某日人估计禹的治水工程，就是近代人都非几十年不能成功，而禹在八年内完成，当然不合理。但章太炎解释说，禹当时的治水，不过总其成，各地当然分区办理，各区也各有负专责的人。章氏尊重古书，认为不可任意怀疑，故做这种辩护，其实当时我国尚在部落时代，像《禹贡》上九州那样大的地盘，由一个政府统治，是绝对做不到的。而且铁的发现在春秋战国之间，《禹贡》上居然讲到梁州贡铁，可见这书是战国时人凭想象写成功的。虽然初期疑古诸家有些离奇的臆说，如以禹为爬虫，以墨子为印度人之类，不能有确切的证明，但大胆的假设也是科学所需要的。到了后来，一般史家对于古书上的记载，无论是否神话，都认为有历史的意义，而根据社会学的观点给以合理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又常常可以用古物研究来作证明。例如姜塬履大人足迹而生后稷，及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简狄吞燕卵而生契)的故事，以社会学眼光看来，在氏族社会群婚时代，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实在不是奇怪的事，后世父权时代，因为找不出父系祖先来，所以假托神话来掩饰。这种对于古书的新解释，不但有充足的理论根据，而且有确切的事实佐证。因为《山海经》上的帝俊及其妻娥皇、常羲，在殷墟卜辞中就有高祖发及娥与义京和他们相当，经专家考证而知帝俊、高祖发、帝喾、帝舜，都是指同一祖先或同一最高神——上帝，而娥与义京两女子，或作羲和与常羲，或作娥皇与女英，或作姜塬与简狄，在群经诸子中表现为种种不同之传说，如吞卵或履大人迹而生儿子呀，姐妹共夫，兄弟(舜与象)并**呀，暗示着初民的血族群婚及稍进一步的亚血族群婚之存在。儒家按后世伦常加以粉饰改造的古史，经这一研究而揭露了真相，这可说是历史科学在中国的初步胜利。

章氏太炎在《国故论衡·理惑》篇表示其对于卜辞之怀疑，认为是古董商的伪造，而坚信经典的内容及许氏《说文》的训诂，大概章氏还不知道殷墟发掘已经经过专家的亲自努力，更不知道近代研究古史有参考今日野蛮民族生活的方法，这是时代所限，我们不必认为是章氏的固执不通，但我们决不可跟着他去犯错误。殷墟发掘还不过是锄头考古学的初步，后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宝贵史料已从或将要从地底下发掘出来。除古物外，各边疆民族的生活，也非常值得研究，尤其是西南深山中的土著,如果我们能仔细考察，其给予我们读古书的帮助，一定很多。试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如广西徭民中有一种，其语言叫“虹”为“勿丨勿∠(dideng)”,音与《诗经》上的“蝦炼”完全相同。又疑问助词有一个读“尸l(zi)”的，和“哉”字相当，如果依“尸l”音去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那首古歌，韵脚就完全谐和。这不很明显地是古代语言的实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