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散文

1、散文和骈文的分别

非韵文有散文和骈文的分别。散文的句法，长短不齐，比较接近于口语的组织，骈文的句法，要排比齐整，字义虚实相对。例如“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愈坚，不坠青云之志”,以一双四字句及六字句，两两相对，这就是骈文，其他不属于这种形式的普通文章，都是散文(郑振铎《文学大纲》,骈文也叫散文，将散文分为古骈二体，这个散文是现代意义的，对诗歌、小说、戏剧说的)。骈是对偶的意思，骈文句法常常以四字句、六字句相间成文，所以又称四六文，但一般骈文家对于骈文的定义，比较广泛，他们认为骈文包括“骈字”“骈句”“骈意”等形式，不仅四六文而已。所谓“骈字”就是两字重叠而成的语汇，例如“窈窕”“参差”“苗条”“流离”“关关”“天夭”等，或者是双声相重，或者是叠韵相重，或者是同字相重，如果不重叠，音节就不明显，说起来就不好听。所谓“骈句”,不仅包括四六句，就是其他的排句也包括了，例如“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这也算是“骈句”。至于“骈意”,则凡文字有几层意思，分数段平列写出的，都包括了。这样一来，不但韩柳欧苏那些散文大家的文章脱不了骈文的范围，便是白话文也有许多是骈文了。这个过于广泛的定义，我们不能赞同。我们认为，骈文虽不限于四六，但句法整齐、字义虚实相对这两个原则，必须具备，才算是骈文，例如“八股文”“对联”,都合于这两个原则，都可以算作骈文。至于其他的骈句，就不能叫骈文、骈字及骈意，更不能作为骈文的特点。清朝骈文大家阮元，曾著《文言说》一篇，说《易经》上的《文言》篇是骈文，作《文言》的孔子是骈文的老祖宗，他这样吹骈文的牛皮，来提高骈文的地位，自不能不采用极广泛的定义。但近人章太炎也主张同时述多人多事的文字，须用骈体，这个见解，就上了骈文家的当了。再说散文，自唐代以来，一般散文家多半又叫它做“古文”,这个名词也很容易使人误会，因为我们看起来，过去的文章，无论骈文散文，都可以算做古文。但是你只要看清楚唐朝散文家的文体革新运动的时代背景，便不至于误会，因为唐代承继六朝之后，骈文盛行，初期文学家如王勃等，都是骈文大家，就是中唐以后，刘知幾作《史通》,陆宣公写奏议，也都用骈体，那么,韩愈等想要改革当代文风，当然就不得不倡言回复到汉魏以前，司马迁时代去。所谓“古文”运动，其实并不是复古，而是带有浓厚的革新性。再则散文这个名词，过去和现在也不尽相同，现在的散文，只是抒情小品，不能包括小说，更不能包括文学以外的论说文，但过去所谓散文，是可以包括这些文字以及非骈体的应酬文的。不过依照古文家的“义法”,就有一部分文字，如语录体及报馆体的文言，应被排除于散文之外，至于白话文的不能算作文学，更不待说。

2、散文与骈文的分合

清代文坛(如刘开、曾国藩等)有一种骈散统一的理论，认为汉魏以前文字，本来骈散不分，魏晋以后，骈散分离，唐宋以后，骈散对立，相互攻击，其实骈散二体，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骈文有韵律辞藻之美而不免流于板滞晦涩，散文有擒纵开合之妙而不免过于质直枯燥，为什么不回复汉以前的文体，骈散兼行，用其长而补其短呢？章太炎也属于骈散折中派，所以他说：“凡简单叙一事，不能不用散文，如兼叙多人多事，就非骈体不能提纲。以《礼记》而论，同是周公所记，但《周礼》用骈体，《仪礼》用散体，这因事实上非如此不可的。《仪礼》中说的是起居跪拜之节，要想用骈也无从下笔。”照他们这种讲法，自然可以使骈文散文争文学正统的问题得一个解决，但非用极广泛的骈文定义不可。如果照我们所采的骈文定义，则骈文是六朝产生的，周秦汉的文字，不过是散文中间有排比的句法，或韵语，或连续数节文字的结构偶然相类似，这与后世骈文不同。古代文书流传困难，常常要凭口耳相传，所以有可能把句子弄整齐些或作成韵语时，古人必定这样做，以便记忆及传诵，但这种构造并无一定格式，决不能和四六文或八股文相提并论。后世讲古文义法的，反对在散文中夹入骈语，虽然似乎太苛刻，但他们所指，还只是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并不反对采用周秦文体，可见骈散的分离与对立，都是由狭义的骈文即六朝文所酿成，而不是散文家故意与一切偶句韵语作对。总之，当唐宋散文运动起来反对骈文的时候，散文运动是革新的进步的。但明清古文派把散文弄成一种空洞的形式，所以应有又一新的解放运动产生，这运动不是骈文派所能担任的，“选学妖孽”不能救济“桐城谬种”,它们双方都待“白话文学”来清算。

3、周秦汉的散文

文学的产生从诗歌开始，所以汉以前的纯文学只有诗歌，至于散文，则都是记事说理的实用文，其中文学优美的，可看作杂文学。梁刘勰《文心雕龙》认为五经是后世各种文体的根源，北齐颜之推所作《颜氏家训·文章》篇也说文章源出五经，韩愈、柳宗元一直到曾国藩，又都崇奉五经为古文的模范。照现在文学观点看，五经只《诗经》是纯文学，其他都是史书或卜筮之书，其中间包含了一些谣谚、故事或小品文，故仅可视为杂文学。经书以外，谈哲理的诸子，也被人当作文学书，特别是《庄子》,包含许多寓言，最为人们所推重。《战国策》一书，是纵横家的文章，以议论文而掺入许多故事譬喻，又有抑扬顿挫，为后世论说文的初祖，这可说是策士文学。在历史文学中，《尚书》时代较早，文体特别古奥，后来改为之乎者也的文体，就是改用当时口语的白话文运动，可说是古代的文学革命。《尚书》以后，《左传》及《国语》是历史文学中的早期佳作，汉代则有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彪、班固、班昭(彪系固之父，昭系固之妹)陆续写成的《汉书》。哲理文学除《庄子》外，《论语》是孔门言行录，颇有文学意味，还有《荀子》《老子》《孟子》等，亦被后人推重，但《孟子》近于策士文，《荀子》则文章平实，更少文学意味。汉代则西汉董仲舒、扬雄，东汉王充都写了很多的哲学散文，但只扬雄有文学天才。策士文到汉代变成了辞赋与疏表论议之文。辞赋前章说过，疏表论议，如邹阳《上梁王书》,贾山的《至言》,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论秦朝的过失),晁错的论政治书，仍然有周秦文纵横驰骋的作风，又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公孙弘的《贤良策》,主父偃的《谏伐匈奴书》,则作风变得平实了。西汉散文家除上述邹、贾等数人外，还有淮南王刘安、东方朔、刘向(著《新序》《说苑》《列女传》)、劉歆(著《七略》),而以司马迁为最伟大。东汉散文家还有蔡邕，而以班固为最著名。可是东汉的散文，形式渐趨于整齐，内容不及西汉文的生动，已经开了六朝文的端倪了。后世散文家推重司马遷为第一大作家，因为他所作的《史记》有三种特色：(一)富于情感；(二)善于描写人物；(三)文字不古奥(引用《尚书》等古史，都翻译成为当时通行的文字),并且采用俗语方言。

4、六朝文

三国时的吴，晋时的东晋，南北朝时的宋、齐、梁、陈，都建都金陵，偏安江左，称为六朝。六朝在江南风物秀丽的地方，士大夫习惯了浮华奢靡，在文学上于是形成了唯美主义的骈文时代。这一时代虽以六朝为代表，其实应当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全部。而所谓标准的六朝文，即骈文，在三国两晋时，还没有完全成熟，应当以南北朝为中心。在骈文初起的三国两晋时期，有几个可注意的散文家，即写《前出师表》《后出师表》的诸葛亮，写《陈情表》的李密，写《归去来兮辞》(这是韵文)、《桃花源记》的陶潜，写《兰亭集序》的王羲之。南北朝也有几个散文家，如写《水经注》的郦道元及写《洛阳伽蓝记》的杨街之。著名的骈文作家，是南朝的谢灵运、颜延之、沈约、任昉、徐陵，北朝的温子升、邢邵、庾信、王褒等，而徐、庾尤其是六朝文的最高峰。在骈文时代，无论什么文章，如论说、书信、辞赋，通通用骈语写成，汉代的赋，到这时候也變成了骈语的小品文，最著名的作品，是鮑照的《芜城賦》,梁元帝的《**秋思赋》,江淹的《恨赋》《别赋》以及庾信的《枯树赋》《小园赋》《哀江南赋》等。就集骈文大成的徐、庾二人说，庾信的地位更高，因为他以南人而寄迹北朝，常有乡关之感，所以《哀江南赋》诸作，哀感动人。六朝文在唐朝初年，还足以支配文坛，著名作家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王以《滕王阁序》著名，骆以《讨武后檄》著名。又燕国公张说及许国公苏颈，也是骈文能手，其文章号称“燕许大手笔”。

骈文时代的文艺思潮，是唯美主义的，艺术至上主义的，沈约提倡“为文必协宫商”,即注重音调之美，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选文标准也只注重形式美，他在序文中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才可以算“文”。当时以骈文为“文”,诗为“文”,散文为“笔”,从“文”“笔”两个名词，也可以看出轻视散文的心理。这种唯美主义的产生，是由于魏晋玄学清谈派颓废思想的流行，超现实的佛教思想的输入，汉魏辞赋传统作风的发展，各种因素汇合而成，而胡骑南侵，政治上苟安江左，没有打开出路，更是促成这种思潮的要因。

5、唐宋八大古文家

骈文及古文两个名词都是唐朝文学革新运动中产生的。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是明朝人所选定，唐占两家，即韩愈、柳宗元，宋占六家，即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及三苏(苏洵及其二子苏轼、苏辙)。古文运动的主帅是韩愈(字退之，世称昌黎先生),后世说他“文起八代之衰”,八代系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古文运动的产生，系因唐朝政治稳定

以后，经济发展，社会事态趋于复杂，专讲形式之美而内容贫乏的骈文，不能适应客观的需要，加以佛学的输入，引起儒家的哲学兴趣，而经义注疏之学，又因政府提倡而兴起，这些说理或解释的文字，也不是呆板浮华的骈文所能担负。自东汉以至唐初，文学一天天向形式美方面发展，最后完全成为风云月露的文字游戏，与现实脱离。韩愈提倡古文，以“文以载道”的口号(这口号到后世变成了道学气的文学观念，妨害纯文艺的发展),打击唯美主义的文艺理论，并且以继续先秦、西汉的传统为号召，但他并不是主张制造假古董，曾提出“唯陈言之务去”的原则。实际上所谓古文，只是从骈体解放出来的自由活泼的散体文字，这种形式的解放，在北周时即已萌芽，如苏绰用朴素文笔作《大诰》是，后来隋文帝也下诏禁止浮艳文字，提倡实录，唐初陈子昂及李华等也是不满意骈文，并做过散文的，到了韩、柳时代，古文运动便成熟了。就韩、柳两人的文章看，韩的纯文学作品较少，论文较多，作风雄浑奔放，其抒情散文如《祭十二郎文》等亦甚好；柳的山水游记及寓言(如《郭橐驼传》《梓人传》《三戒》等)都是很好的散文，写得精致隽永，大约是受了《山海经》(周秦时记载传说故事的书)及《水经注》(北魏郦道元作的，描写风景很有趣致，为骈文时代的优秀散文作品)的一些影响。唐代古文运动的人物还有李翱、张籍、皇甫湿等，作品不及韩、柳的好。宋代第一散文作家是欧阳修，他的《泷冈阡表》《释惟俨文集序》《苏氏文集序》《江邻几文集序》《梅圣俞诗集序》《释秘演诗集序》《岘山亭记》等篇，都是很好的抒情之作。其余五大家，都是欧阳提拔出来的，但他们很少做文艺的散文，其中苏轼的作品比较好，但仍以论说文为多。三苏都长于论说，承继纵横策士的传统。苏轼最喜欢研究《孟子》《庄子》《檀弓》(《礼记》中的一篇),苏洵喜欢研究《战国策》及《韩非子》,当然受它们的影响。除这数人以外，柳开是宋代古文运动最早的一人，其后又有苏舜钦等，至于文章做得好的，

还有司马光、范仲淹等。宋代还有程、朱等理学家的“语录”文字，用白话写的，明代王阳明的《传习录》也仿这种体裁，后人称为“语录体”,这种文体原系佛家所创，古文家嫌其浅俗，相戒不采用。

6、明清两代的古文家

宋明间散文作者很少，只有金的元好问颇为有名。明清两代，散文作者很多。明初期有刘基、宋濂、王袆、方孝孺。稍后有三杨，所作文称台阁体。因台阁体凡庸肤浅，而有李东阳及李梦阳、何景明的两次复古运动。东阳主张复唐宋的古，李、何则主张复秦汉的古。后来有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继起。顺之编印《唐宋八大家文钞》,茅坤更就唐氏所选之文加以圈点与批评。有光更进而评点《史记》,讲求所谓古文义法，替清代桐城派开了一条路。归有光等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不加赞同，另有徐渭 (字文长),文章别具风格，理学家王守仁，文亦另成一家，都不附和七子。后来又有所谓“公安派”与“竟陵派”。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是公安人袁中郎(名宏道)及其兄伯修(宗道)、弟小修(中道),世称三袁，作风幽怪诡异，浅俗诙谐。竟陵人钟惺(字伯敬)、谭元春认公安体太浅率，故意创造孤僻的文体，号竟陵体。近年新文艺家中的幽默派林语堂等，以“公安”“竟陵”的小品文为号召，创为一种文白夹杂的文体，喜插说俏皮话，其实这两派文学在文学史上并不怎样有地位。明代的散文作家，只有归有光是举世公认的代表人物，他最长于写家庭生活，代表作品有《先妣事略》《思子亭记》《项脊轩志》《见村楼记》《野鹤题壁记》等。

清初有几个作家，如王猷定、魏禧、侯方域等，因有明朝亡国之恨，写的散文颇动人。魏、侯二人与汪琬，世称“清初三家”,但汪琬是清代的官，立场不同，文字亦不及魏、侯。其次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虽号称“江左三大家”,文颇华而不实。此外还有彭士望、邵长蘅、施闰章、姜宸英、朱彝尊等，散文也都有名。清朝中期的文坛，几乎为“桐城派”所独占。桐城派的名称产生于姚鼐(姬传)的时候，但它的历史是从方苞(望溪)开始。方苞是安徽桐城人，他讲求古文义法，写的散文平正温雅有条理，后来他的同乡刘大槐、姚鼐继承他的作风，于是当时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话。姚鼐是桐城派大师，他的文章以韩愈为初祖，而认归有光与方苞为近世模范，当他主讲钟山书院时，著名弟子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都学他的文章，并且将所学的传授门徒或朋友，因此桐城派文人到处都是。清末曾国藩也学习桐城派文章，但略有变化，后来还有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以及译著家严复、林纾等(严氏文章比桐城派更古奥),继承桐城派。在清代中期和桐城派相对抗的还有“阳湖派”,以阳湖人恽敬为领袖，还有张惠言、李兆洛等数人，其势力不及桐城之盛。这派也是受桐城派的影响而产生的，和桐城主张没有不同之处，作品也差不多。可说自清中叶以至民国初年，大部分的散文作者都受桐城派的支配。但后期实在是曾国藩的影响。

7、所谓古文义法

桐城派讲古文义法，系受唐宋人理论，特别是明代人评点古文的影响。方苞曾说语录中之语，汉赋中板重字法，魏晋六朝人之藻丽俳语，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皆不宜入古文，这就是消极方面的义法。姚鼐编了一部《古文辞类纂》(王先谦、黎庶昌各编有《续古文辞类纂》),他在序文中间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而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刘大概说：“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姚、刘所说，是积极方面的义法。曾国藩更说得清楚，他认为作文以“行气”为第一条件，其次为“造句”,再次为“选字”,至于这三件事的标准则有两个，一是要“雄奇”,一是要“古雅”。他又指出三个条件的连贯性，说“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我们再从古文评点家所指出的古文笔法看，在篇章结构或修辞上有所谓起、承、转、合，有所谓起、伏、照应；有所谓抑、扬、顿、挫；并且定出了许多公式。章太炎是鄙视唐宋古文及桐城派，而提倡魏晋文的，但他的“古雅”主义比姚、曾还彻底，他写字必依《说文》,曾说做古文方法，是将可以省略的字尽量删削或改用最简单的字，最后必得高古的句法。这种种的义法，都是束缚人们的思想情感，使之不能自由发挥的桎梏，特别是因为近代社会事态的空前复杂，与欧美学术的输入的缘故，非打破古文义法的重重限制，采用活泼自由的文体，不能适应事实上的需要。古文在唐代，原本是一种新鲜活泼的文体，但发展到桐城

派，又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僵硬物，成为文学革命的对象了。(曾国藩也说过“古文不宜于说理”。)

8、骈文的标准化及其支流

六朝时的骈文，形式不是固定的，是在变化发展过程中的，所以尚有雅丽自然的趣致。到唐代时，政府以诗赋取士，朝廷章奏也用骈体，于是骈文就定型化了，在声律上，对仗上，都有一定的规则，用典故的地方特别多，所以唐宋以后的骈文，比得上六朝文的很少。在唐代，最可注意的是陆宣公(贽)的奏议，用骈偶的旧形式，写政事的新内容，而能够详尽畅达，不露骈偶的痕迹，如他代德宗写的罪己诏，有“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天谴于上，而朕不悟，民怨于下，而朕不知”等句，颇真挚感人，而流畅如散文。宋代骈文开始有“四六”的名称，北宋的作家就是欧阳修和苏轼那两个古文家，南宋则有骈文专家汪藻、王安中、周必大、綦宗礼、洪迈父子等，诗人陆游、杨万里，理学名臣真德秀，也会做骈文。汪彦章(藻)为隆祐太后作告天下诏，有“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及“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等名句。一般人认为，宋四六的特点是散文化，而且议论多，长联多，典故多。因为当时博学鸿词科考试四六，有“以一联之工，擅终身之官爵”者，所以作者很多。明代不大盛行普通的骈文，但考试用的“八股文”也是骈文的一支派。清代除八股之外，一般骈文也有很多作者。胡天游、洪亮吉、汪中是清中叶三大家。此外有陈维崧、毛奇龄、袁枚、吴锡麒(著《有正味斋骈文》)、孔广森、纪昀、阮元、刘开、王闾运(著《湘绮楼文集》,曾用庾子山原韵作《哀江南赋》,写太平天国事，酷肖六朝人作，一般人称为假古董)、张之洞(著《广雅堂骈文》,模仿宋四六)等。民国以来，官绅应酬，还是以用骈文为客气，如黎元洪秘书饶汉祥，常作四六电报。清嘉庆时，陈球用骈文写小说《燕山外史》,全书三万余字，是古今最长的骈文。凡作骈文，必研究《昭明文选》,这种研究称为“选学”。做骈文必多用辞藻，多记典故，那些专家，平日读书，必搜集材料，如胡天游死后，人家发现他床后有材料十竹篓。这表示着骈文成了文字的游戏，和“灯谜”“酒令”“诗钟”一样。清代文人对于各种文字游戏，本来都有许多优美成绩。“诗钟”及“对联”,是和骈文特别有关的。

9、八股文及对联

八股文又称“制义”,又叫“时文”,但宋代王安石所创的“制义”,还不是“八股”,不过是用经书上的话命题，做一篇论说罢了，不一定对仗整齐，引证譬喻也不必废除，牵涉到题目下文，也不犯忌。八股文的格式，是明宪宗成化年间才确定的。顾亭林《日知录》中记载颇详。八股文的各部分有一定名称：(一)“破题”,即起首二句，说破题目的字面及其意义；(二)“承题”,申明破题的意思，限定三四句，至多五六句；(三)“起讲”,是一篇开讲之处；(四)“提比”,又叫“提股”,是起讲后入手之处；(五)“虚比”(虚股),是承接提比的，后人或用或不用；(六)“中比”(中股),须立柱分应，好像人体的胸腹部；(七)“后比”,把中比未尽之意再加发挥，或推开，或衬托，好像人体的两腿部分；(八)“大结”,是一篇的结尾。中间各部分所谓“比”,就是整段作对，每两个形式相似的段落就构成一比，所以八股文是骈文的变种，但破承题、起讲、大结，都是散文。周作人曾说，“八股不但是集合古骈散的精华，凡是从汉字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都包括在内”。八股文的题目，有时候短到一两个字，只有半个句子，有时候长到一篇文章，例如“学而到为政”,有时候把上句和下句的上半截合起来，叫作“截搭题”,例如“学而时习之不”。做文章的必须恰好按照题目的范围，例如上面这个截搭题，不许说到“亦说乎”的意思上去。这种种束缚，够消磨知识分子半生的光阴与精力。除八股文外，科举还得考试“试帖诗”和“律赋”。试帖诗是五言排律的体裁，篇末必须勉强凑上恭维皇帝的话，叫作“颂圣”。“律赋”是一篇有韵的四六文，所用的韵，由出题人限定。这几种作品，说也奇怪，虽然是有功令提倡的，仍向来不被文坛重视，各大家(无论古文家、骈文家)诗文集中，决不收进去的。

“对联”起源于五代，宋、元、明各代也稍稍流行，但到清代，就很盛行。道光年间，梁章钜著《楹联丛话》,收集了许多联语。郑燮 (板桥)、纪昀(晓岚)、曾国藩都是联语的名作家。曾氏挽联尤为著名，例如他挽弟国华云：“归去来兮，夜月楼台花萼影；行不得也，楚天风雨鹧鸪声。”情韵岂减于六朝？与曾同时的彭玉麟，集唐人诗句题泰山云：“我本楚狂人，五岳寻仙不辞远；地犹邹氏邑，万方多难此登临。”对得何等工整，而又显得自然，文字游艺的巧妙，可见一斑。五四运动以后，提倡白话文的人也作白话对联，清华大学且曾以对对子考试学生，可见对对子已成了中国文人的积习。其实这是骈文遗留下来的纤巧作风，如果有提倡“文以载道”的韩愈再生，一定会反对这种人工雕琢的形式美的追求。

10、文艺论评

文艺理论及批评，可说是从魏文帝曹丕开始。曹丕的《典论·论文》篇，是著名的文评，世称“建安七子”就是从他创立的称号(七子)而来。晋代陆士衡著《文赋》,是用辞赋来写文艺论文。又有挚虞，著《文章流别论》,分析各种文体。但有系统的专书，要从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开始。这部书内容是文学原理兼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是颇重要的著作，可惜是用四六文写的，有些晦涩芜杂的毛病。同时有钟嵘著《诗品》,品评汉魏以来的诗。任昉著《文章缘起》,说明各种文体的起源。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有《文章》篇，也是文评之作。后来唐代人司空图作《诗品》,泛论诗歌的各种风格；释皎然作《诗式》,是讲诗的形式与作诗方法；孟启作《本事诗》,是讲诗人逸事。宋代欧阳修作《诗话》；以后作诗话的多得很，只严羽的《沧浪诗话》最有条理。明代郎瑛的《七修类稿》,杨慎的《丹铅录》,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其中都有文学批评及文学考证的话，但都是“博而不精”。清代的“诗话”“文谈”也不少，如王士祯的《渔洋诗话》,施闰章的《蠖斋诗话》,徐缺编的《词苑丛谈》,都很好。袁枚的《随园诗话》,内容较杂。吕璜的《初月楼古文绪论》及刘熙载的《文概》,是专论文章的。清初有一最可注意的批评家，就是金圣叹(原姓张，改名金人瑞，字圣叹),他把《水浒》《西厢记》和《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并称为六大才子书，见解与一般古文家不同。清中叶有一最可注意的文艺理论家，就是章学诚，他在《文史通义》一书内论文学，注重内容而不强调形式，例如讲诗，就注意诗的情感而不大着重声韵，他说诗文如果去其辞藻声韵，翻成俗语，还有其不可磨灭的内容在，便可以算是佳作，这比章太炎的有韵就是诗的见解，高明多了。清末的文艺批评家，最著者是王国维，他著的《人间词话》内容很好。

11、文体解放和文学观念的变动

晚清欧美思潮输入，文体趋于解放。首先发生变化的是龚自珍的文章，得有“剑拔弩张，全是霸气”的时誉。后来梁启超写政论，打破一切古文义法，输入许多外来语及外国语法，又写得通俗易解，成为所谓报馆体的文字。黄遵宪则用新名词写诗，打破过去的诗规律。到民国初年《新青年》杂志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方面反对雕琢、陈腐、迂晦、艰涩、阿谀贵族、脱离大众的旧文学，提出“八不”的主张：(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话；(五)须讲求文法(以上形式方面)；(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模仿古人，须语语有个我在；(八)须言之有物(以上精神方面)；另一方面，正式提出拿白话来代替文言，建立现代国语的文学，于是“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都成了攻击的对象，而文体解放，也获得了伟大的成就。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的观念也大有变更，过去以论说文为文学作品，而小说戏曲不能算做文学正宗，现在则采用西洋观点，以诗、小说、戏剧为文学正宗，散文仅承认抒情小品及讽刺杂文等为文学作品。而且认定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我们不必作旧诗，填词，写古文和四六，这都是制造假古董。我们对于古人作品的研究，只是对文学史的探讨，以及风格、意境与描写手法的吸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