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文学

1、戏曲的摇篮期

我国过去没有话剧，旧剧都是歌剧，每剧由几种乐曲合成，将说白与动作穿插进去，这种戏剧的建立在元代，而剧本的创作，也成为元代文学的重心。元代以前，只有类似戏剧的歌舞。远溯到周秦时代，只有：(一)民间祀神的巫歌，例如《楚辞》中间的《九歌》,就是祭祀“东皇太一”“大司命”“少司命”等神时所唱的歌词；(二)宫廷中的滑稽表演，例如楚国优孟化装扮着孙叔敖的样子，为叔敖的儿子说情，这种表演有时仅是讲讲笑话，目的是供国君娱乐，但也可讲时事，进讽谏；(三)宫廷中的瞎子唱诗，用意和滑稽表演讲笑话差不多。此外民间的跳舞，如现在苗瑶的跳月一样，古代大约也必定流行的，跳舞时所唱的情歌，或即《诗经》中《国风》所包含的那些。但这些歌舞，都不表演故事。至于合歌舞以表演故事，直到南北朝至唐代之间，才相当流行，如“大面”(或作代面，是戴假面具表演，创自北齐)、《钵头》(表演一人上山寻父尸的故事)、《踏摇娘》(表演一妇人受夫虐待的故事)、《樊哙排君难戏》(表演《鸿门宴》的故事)等，因为用歌舞表演故事，与普通歌舞不同，可以说是歌舞戏，但情节还是简单，以唱歌为主。敦煌石室又发现唐代的通俗唱本，叫作“变文”,所唱故事如目莲救母等，是后世编剧本的根据。宋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鼓子词”,

最著名的是赵德麟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系用十首《蝶恋花》词以咏《会真记》的故事，这种叠词，有管弦伴奏，且合鼓而歌，所以叫“鼓子词”,这种鼓子词只有歌唱而不配合跳舞，近于戏曲的清唱。另有配合跳舞的，叫作“传踏”(亦称“转踏”或“缠达”),演时由男女两队歌者带歌带舞。又有“曲破”“大曲”“鼓吹曲”“赚词”等，都兼歌舞，但用曲比较复杂。用曲更复杂的就是“诸宫调”,这种形式已接近“元曲”,在民间流行，对后来戏曲的影响颇大。除歌舞外，宋代已有“杂剧”,不过比元代的杂剧简单。北宋杂剧还只限于滑稽嘲笑。到了南宋，杂剧就是搬演故事，有唱曲和说白，剧中角色也比较复杂，剧本据说有二百八十余种，现在全部失传。金末有董解元的《弦索西厢》(又叫《西厢记弹词》),也是元人戏剧的先驱。“弦索”是调名，创始于金，是由一个人弹琵琶，念唱白口及歌词，但没有舞。由董解元《西厢》变成元代王实甫的《西厢》,就是配合了“科介”(动作)的剧本，而中国的戏曲便完成了。元以前的戏剧，都是叙事体，到元剧就进为代言体了。

2、戏曲的成长期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戏曲成长时期，而在文学上看，则以元代的戏曲为地位最高。元代戏曲的主要作者是关汉卿(代表作为《窦娥冤》等)、王实甫、白朴(代表作为《梧桐雨》等)、马致远(代表作为《汉宫秋》等)、郑光祖(代表作为《倩女离魂记》等)、乔吉等(关、白、郑、马称四大家)。现在最流行的《西厢记》是王实甫作，为元曲代表作品之一。元曲作品存有目录的有五六百本之多，全文保存的有百余本，《元曲选》所收为一百本。自董解元《西厢》以至这些“元曲”都是用北方方言写的，被称为“北曲”(金称“院本”,元称“杂剧”)。元末永嘉人高明(则诚)因南方人不懂北方方言，又创作《琵琶记》,称为“南曲”。到明朝，北曲衰落下去，唱法也失传，只有南曲盛行，一直到清代。现在所谓“昆腔”,就是南曲的一个支派。昆曲系明代嘉靖、隆庆年间，昆山人魏良辅为同邑梁伯龙《浣纱记》一剧制谱时所创，腔调的流丽悠扬，超过原有的南北曲，所以风行颇久，现在流传的“曲”的唱法，也就只有这一种，如《桃花扇》《长生殿》都是唱昆腔的。明代戏曲作家以徐渭、李月华、汤显祖、阮大钺等为最有名，代表作是汤显祖的《牡丹亭》(《玉茗堂四梦》之一),阮大钺的《燕子笺》。清代的南曲著作，如孔尚任的《桃花扇》,洪昇的《长生殿》,也极有名，其次则有李渔、蒋士铨、黄燮清诸人的作品。

将南曲与北曲加以比较，大致可发现以下的数点区别：(一)北曲差不多都限于四折(折是剧中段落，南曲称出),南曲则不限制出数，可以多至数十出。(二)北曲全曲由一个主角独唱(限于正旦或正末),其他杂角只有说白。南曲则凡登场人物，均可唱曲。(三)北曲每折一调，一韵到底，南曲则一出不限一调，并且可以换韵。(四)北曲多用楔子，南曲不用楔子，只在第一出说明全篇大意，称为开场。(五)北曲篇末都有题目正名，南曲只有下场诗。(六)北曲的角色仅九种，南曲的角色则加多。元曲亦称为杂剧，明清人的南曲剧本凡长篇的，称为“传奇”,又称“南戏”或“戏文”,短篇的也叫杂剧，或“南杂剧”,无论南北曲，都有所谓“小令”“散套”。这两种东西都不是剧本，因为没有科白，只有唱词。前面第一一三节所说的散曲，就是这两种东西。小令相当于曲中的一支(单调),篇幅很短，少有百字以上的，和“词”相像。散套是合若干单调而成，相当于曲中的一折，又称套数。

我国从前的戏剧，除“杂剧”“传奇”外，还有“地方戏”。清初民间盛行的地方戏，有所谓“二簧调”,又称“湖广调”,是湖北的地方戏，据说因黄冈、黄陂两县而得名。有所谓“秦腔”,又称“西皮”,又称“梆子”,是陕西戏。又有江西的“弋阳腔”,安徽的“徽调”。乾隆以后，各地方戏集中北京，变化为“京戏”(平剧),洪杨一役后，京戏代替了昆曲的地位，一直流行到现在。广东、福建的地方戏，则始终是独立的，没有加入京戏。京戏的剧本，大都是由昆曲略加修改而成，或全盘抄袭梆子腔的。只有余治的《庶几堂今乐》,是皮黄戏的创作剧本，原有四十种，现在流传的只二十八种，今日剧场中常常演着的《朱砂痣》,就是其中的一种。

3、唐以前的小说

周秦时代所谓小说(《庄子》有“饰小说以干县令”的话)内容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但诸子书中的寓言与神话、传说，多有像小说的。刘歆《七略》中开始有小说家的名称，但所列的书后世不传，大约是一些传说故事的记载。刘向所著《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也许就是根据那些故事编成的，现在流行的《孟姜女故事》就包含在《列女传》里面。晋代流行的《山海经》,是一种古小说，也许是周秦时代传下来的。又有一种名《穆天子传》,是在汲县魏安鳌王古墓里面发现的。这两种书，都有郭璞的注解，郭是晋代博学的人。晋以后托名汉代人写的小说，有《西京杂记》《汉武内传》《飞燕外传》等。晋及南北朝人创作的有干宝的《搜神记》,葛洪的《神仙传》,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前两种是若干传说故事的汇辑，《世说新语》是晋、宋间的名人逸事。这类的小说，到唐代就演变而为“传奇”(这和戏剧中的传奇，同名而异实)。“传奇”的形式是短篇小说，内容多半是佳人、才子、英雄、侠客的故事，也有讲神仙故事的。代表作品有《虬髯客传》(作者或说是张说，或说是五代时杜光庭),写李靖遇见红拂女与虬髯客的故事；《枕中记》(沈既济撰),写神仙故事；《会真记》,写张生与崔莺莺恋爱的故事(元稹著,是《西厢记》的根据)；《柳毅传》(李朝威著),写柳毅代龙女传书的故事，都写得很好。唐代“传奇”的产量很多，比较有名的，还有《南柯记》《红线传》《章台柳传》《步非烟传》《长恨歌传》《李娃传》《霍小玉传》《梅妃传》《离魂记》等，其中典故常为后世文人所用。除“传奇”外，唐人还有笔记式的小说，如《集异记》《幽怪录》之类。还有文集中的短篇小说，如韩愈的《毛颖传》,柳宗元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等，从前是认为古文，不算小说的。至于算作小说的，都收入《唐代丛书》《唐人说荟》等集子。

4、宋元明的小说

一般地说，唐以前的小说都是文言的，是杂记式的，只不过间常有些可称为短篇小说的罢了。到宋代才有白话长篇小说的雏形。从前的文坛看不起这一类的小说，所以《四库全书》小说一门，只有“杂事”“异闻”“琐语”三类，都是杂记式的文字，而没有结构复杂、篇幅巨大的新型小说的地位。本来通俗文学，起源于唐代，如上述的“变文”以及敦煌石室所发现的散文、白话小说的断片，都是。不过到宋代，才正式有普遍流行的“话本”。话本又称“评话”或“平话”,是“说话人”所用的底本。“说话”就是“说书”,又称“讲史”,又称“演史”。宋代人的话本流传到现在的，有四种：(一)《大宋宣和遗事》,记徽宗、钦宗时事，《水浒传》中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来历，就包含在这部书里。(二)《新编五代史平话》,讲五代史事，清光绪年间发现影印宋残本，才流传于世。(三)《京本通俗小说》,也是最近出现的影印宋残本，存第十卷到第十六卷，其中包含若干短篇小说。(四)《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系罗振玉根据日本所藏宋刊本影印的，这书是《西游记》的根据。

宋代的“平话”继续演化而成元代的演义或章回小说，最重要的是《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与《西厢记》《琵琶记》合称为“元代四大杰作”,这两种书流传的本子不止一种，大概经过许多人的陆续修改，世传施耐庵作《水浒》,罗本(贯中)作《三国演义》,也许施、罗的本子是最后的修订本。到明代，“平话”又继续发展而产生了《列国志演义》及《西游记》等书。明代章回小说多讲神怪故事，如《封神榜》写武王伐纣，《三宝太监西洋记》写郑和出使南洋，里面都夹杂了神怪故事，近人称为“神魔小说”。像宋代《京本通俗小说》那样的小说，在明代也很多，如《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以上都是冯梦龙所作，称为“三言”)、《拍案惊奇》《照世杯》等。这些小说，中国多已失传，而流传于日本，但另有一种选本，就是《今古奇观》。明代小说作者，多半隐名。演义体小说仍有话本作用，“说书人”的专门职业还是有，例如柳敬亭，是明末清初的著名说书人。明代有一部写得很好的社会小说，就是《金瓶梅》,这书系取《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一段艳史，作为骨骼，再添几个人物，扩成百回，描写人情世态，富家生活，颇为深刻。元代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和明朝的《西游记》《金瓶梅》,合称“四大奇书”。

5、清代的小说

清代有一些小说，比元明更进步，一则所写的题材，多半是日常生活，与从前专讲稀奇古怪的故事不同；二则注重描写，与从前“说话”体不同。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写贵族的家庭生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写科举时代的文人生活，都写得很深刻。后来学《儒林外史》的有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等，以刘书为最好，吴书次之。又有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写妓女生活，也很逼真，是用上海话写的一部方言小说。这些写实派的小说，清以前只有《金瓶梅》可以比拟。此外有李汝珍的《镜花缘》,以女子做中心，并创造海外许多奇怪的地方，如“大人国”“小人国”“女人国”“君子国”“两面国”等，包含很深刻的讽刺。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也以女子做中心，写十三妹救安公子等故事。陈森的《品花宝鉴》,写士大夫玩弄男性优伶的变态**。石玉昆的《七侠五义》以及仿效它的《施公案》《彭公案》等，都是写侠客英雄传的传奇式小说，仍不脱宋元“说话”式的作风，其以续书而有独立的价值者，则有俞万春的《**寇志》,这书是续《水浒》的，以女子陈丽卿为中心人物，写剿灭梁山泊诸英雄的故事。写妓女的还有俞达的《青楼梦》,魏子安的《花月痕》,都不及《海上花列传》,不过《花月痕》前半部还写得哀怨动人。清末的小说，除上述吴沃尧、刘鹗、李宝嘉诸人的作品外，还有曾朴著的《孽海花》,以洪钧及女子傅彩云为主人公，多叙当时文人逸事，也还写得真切。清代尚有晋唐式小说，如《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

6、宝卷、弹词、鼓词

“宝卷”是明代及清初的一种唱本，内容是讲因果报应和佛教故事，属于劝善书类，而不少具有文学价值之作，可分为佛教故事、神道故事及一般民间故事三类。佛教故事如《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香山宝卷》是；神道故事如《蓝关宝卷》《吕祖度何仙姑因果宝卷》是；一般民间故事如《孟姜女宝卷》《白蛇宝卷》《正德游龙宝卷》是。

“弹词”流行于南方，“鼓词”流行于北方，都是用乐器伴奏的唱本，现今都很流行的。弹词可分国音的及土音的两类。国音的如《凤凰山》《天雨花》《再生缘》《笔生花》等。土音的如吴音的《玉蜻蜓》《三笑姻缘》《珍珠塔》,最为流行。鼓词大部分是讲战争和国家兴亡的故事，如《杨家将》《三国志》《忠义水浒传》等，也有讲风花雪月的，如《珍珠塔》《宝莲灯》《蝴蝶杯》等。弹词演唱时以琵琶为主乐，鼓词则以鼓为主乐。这几种东西都是从唐代“变文”演变出来的。变文的体裁是“讲”而兼“唱”的。讲的部分多用当时的白话，也有用骈体文的。唱的部分以七字句为多，也有夹杂着三字句的，五字句、六字句就很少见，所用韵式，现在还保存在弹词和鼓词里面。变文的讲唱，最初限于庙宇，内容只有佛教故事，后来讲唱历史故事或传说人物以及时事，却转入“瓦子”(游艺场)中去了(宋真宗时)。非佛教故事的变文，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等，是讲古事的，如《西征记》,是讲时事的。《西征记》内容不佳，只是歌功颂德之作。从“变文”以至“弹词”“鼓词”,都是民间文学，它们都是受佛教影响的，就是讲兼唱的体裁，也受了印度文体的影响。

7、中国文学与东方诸民族的相互影响

从上节所说看，佛教对于我国俗文学的影响颇多，其实士大夫的文学也受了它的影响。第一，是文学用语的扩充。例如孟浩然诗，“导以微妙法，结为清净因”。柳宗元诗，“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白居易诗，“不如学无生，无生即无灭”。微妙法、清净因、贝叶书、无生无灭，都是佛教中的语汇。又如“塔”“僧”“忏悔”等字，用得更普遍。由汉至唐八百年间，佛经译述者所创造的语汇，包含三万五千多个词，有一部分是采缀华语而另给一新的解释，如“真如”“众生”“因缘”“果报”等，有一部分是音译梵语，如“涅槃”“刹那”等。这种语汇的增加对于文学自不能没有影响。第二，是语法及文体的通俗化。这是矫正绮丽及古雅的积习的药石。法护、鸠摩罗什等人所用的散文，大概是根据当时人的口语。又佛教的偈，质朴与民歌相似，唐代且有寒山、拾得等白话诗人。禅宗语录更是宋儒语录的范本。第三，佛教文学极富于想象力，它给予晋代到唐代间的志怪与传奇小说之创作以刺激，就是明代的神魔小说，也和佛教有关。甚至描写社会现实的《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也包含了佛教思想，如西门庆遗腹子孝哥的出家，贾宝玉跟随和尚、道士而去，都是看破红尘的出世观念之强调。唐宋诗人，思想受佛教影响的也不少，王维、苏轼等更显著。第四，我国音韵学的产生，显然是受了印度的影响，这件事对于骈文及律诗的成立，有密切的关系。除印度方面的影响外，西北胡人对我国文学也有相当的影响，如乐府中所收的民歌，有一部分是“五胡乱华”时期外来民歌的译作，例如《琅琊王歌辞》《陇头歌辞》《折杨柳歌辞》之类。南北朝时，文学作品的风格，显然不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北史·文苑传》)。这种质朴刚健的作风就是西北民族输入的。后来唐代诗人的边塞诗，也有这种气派。南北朝隋唐间的歌舞戏，也有外来的影响，如《钵头》是西域胡人的故事，《康老子》一戏与波斯有关系。又唐人《宣室志》里有陆题入海求宝的故事，近人指为从阿拉伯输入的。中国的乐府诗及词曲文学，与音乐有密切关系，而音乐，自汉以来，即有陆续由西域或印度输入的新声与新乐器，如箜篌、琵琶、醫巢等乐器，都是外来的，特别是琵琶，占着主要乐器的地位，它是由阿拉伯辗转传来的。近代戏曲，又受金元的影响，如胡琴等乐器，亦自蒙古而来。另一方面，中国文学，自隋唐时代，就给予高丽(朝鲜)及日本以影响。高丽人及日本人能作中国诗的很不少。日本人所辑《全唐诗逸》,载了许多高丽人的诗。俞樾所辑的《东瀛诗选》四十四卷，收日本五百余诗人的作品，元明以来的作者居多。元及清代，蒙古人、满洲人到内地来，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些能创作汉文诗词的，如萨都刺、纳兰性德，是最有名的。但宋元时期，中国对日本、朝鲜，因交通阻隔，文化上没有关系，到明清时代，才恢复联络。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不但对日本、朝鲜输出(同时又从日本取回一些失传了的书),而且影响到安南去，到琉球去。

8、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的关系

中国人把西洋文学输入，是从清末开始，最主要的译述是古文家林纾，他译了小说二百余种，都是用古文翻译的，他自己不懂西文，是别人口述，由他笔述的。其次是伍光建，他译了《侠隐记》及《续侠隐记》。诗歌的翻译，则有王韬、马君武、苏曼殊、辜鸿铭等所译的《马赛歌》《拜伦：哀希腊诗》等。剧本在光绪年间，译了《夜未央》等数种。中国文学名著译成西文的很多，如《诗经》《离骚》《史记》《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元曲选》的大部分，及李白、杜甫等人的一部分诗歌，都有西文译本，多半是西洋人翻译的。

民国以来，中西文学交流的情形更为显著,而中国所受西洋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我们在上章里面说过的文体解放和文学观点的变更，都是由西洋影响而来，因为在西洋诸国，言文是一致的，文艺多是用现代语，写现代题材，而小说、戏剧又和诗歌同样为文学的主要部门。这一种影响开始于清末，如林纾的翻译西洋小说，即可见一般人对小说的重视；清末许多创作小说的人，也不再是无聊消遣或作儒家道德说教及佛教出世思想的表现，而是把小说当作社会教育的利器。当时新派知识分子对戏剧也有这种看法，所以有春柳社等剧团产生。到五四运动时期，便更进一步尊重小说、戏剧的文学地位。同时在这种新的趋势之下，对过去中国文学的研究便成为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而不是旧时代文学作品的仿造。清末及民初的文学史著作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最足注意，因为他们是用新观点来看戏剧和小说，用新观点来看文学，在过去的中国文人中，没有把戏曲史或小说史的研究当作一种专门学问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以及后来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更是把过去文人向来非常轻视的语体文与民间文学加以特别注意。我们如果想理解中国固有的文学，单单读读《昭明文选》或正续《古文辞类纂》之类，是不够的，必须读读王、周、胡、郑诸氏的这几部史书，才会有合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