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诗词

1、文学的范围与类别

我国过去所谓文学，范围与现代文学不相符合。如孔门四科(四科就是德行、言语、政治、文学，见《论语·先进》篇)中所谓文学，是包括礼乐而言，范围很大。孔子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他把诗、礼、乐三件事联系起来，但其中只有诗是我们现在所谓文学。秦汉以后，或者以一切文章为文学，或者以有韵的文章为文学，直到近人章太炎，文学的解释始终是和现代不同的。太炎氏说：著于竹帛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如照太炎的定义，文学乃是文章法式论，就是文法、作文法与修辞学，不然就是文体研究。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从前所谓词章之学，和现在所谓文学，大致相当，虽则讲词章之学的，偏重形式，但其中包含了真正的文学作品。四库书中，文学大概都在集部以内，但并不完全如此，一种文集，往往把议论文、考据文、应酬文和文学作品兼收并蓄，因此集部书中，有大部分文字不是文学，而是史学、哲学或日常应用文字，而集部以外，却又有文学作品，例如《诗经》,虽属经部，实际上是纯粹的文学书。在现代文学中占重要位置的小说，过去属于子部，而且只包括笔记琐闻，不容纳《水浒》《红楼梦》等白话小说。戏曲也不列入文学正宗。总而言之，语体的文学作品，向来是搁在文学范围以外的。

过去文学的分类，非常烦琐，如《昭明文选》分诗文为三十七类，诗一类又分二十二子目，又如古今诗体以题目分(如谣、吟、歌行、咏、操……),可得二十余类；以作者分，可得五十余体；文体，姚鼐《古文辞类纂》分十三类，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分十一类，在《涵芬楼古今文钞》(吴曾祺编)中则于十三类下再分子目，共有二百十三目，在《今古文综》(张相辑)中分为四百五十五目。我们现在不采取那种无意义的类别，只大致分为诗、赋、词、曲、骈文、散文、小说、戏剧等类别来说。

2、最早的诗总集

集部的书有总集与别集的分别。凡汇录多数作家的作品，叫总集，仅包含一人的作品，叫别集或专集。《诗经》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总集，这部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于希腊荷马的《奥德赛》与《伊利亚特》。本来人类最初的文学是诗歌，其他的文学形式大致都从诗歌发展出来，我国的《诗经》是最早的一部纯文学书，后世各种文学都从它发源，正符合了文学发展的公例。从《诗经》演变而为《离骚》,再挨次演变为汉代的赋，六朝的骈文，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曲，而骈文的反动，又产生唐宋的古文，都不是偶然的。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以风为最有文学价值。风是从民间采录的歌谣，包含了许多抒情诗以及表现生活痛苦的作品。至于雅、颂两部分，是当时朝中士大夫所写的，有些诗，篇中就把作者的名字写出了，如《小雅·节南山》篇有“家父作诵”句，《小雅·巷伯》篇有“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大雅·崧高》篇及《烝民》篇都有“吉甫作诵”句。在雅诗中，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作品，有的是美丽的神话与传说，有的是社会不安时期之沉痛的呼声。此外，则多是歌颂功德，夸耀国威的乐歌(参阅第四十七节)。这些雅诗，可说是叙事诗，是史诗。颂也包含史诗，如《商颂》的《玄鸟》等篇。《诗序》以风、雅、颂各部分的第一篇为代表作，称为“四始”,即《关雎》为《国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周颂》之始。尤其《关雎》一篇，很受推崇，孔子曾说“《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就整个《诗经》说，孔子也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的赞美之辞。又，《国风》的开始两辑是《周南》《召南》,这“二南”列在各国之前，而背景却是江汉一带，即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地方。据说是南国被文王之化，而产生温柔敦厚的歌诗，比其他国风来得正派一些，所以列在最前，且有把它们从《国风》分出另作一类(而称为南、风、雅、颂)的。究其实所谓“南”就是南方乐歌之意，周召大约是采取南方诗的两个负责人，而“二南”即与“楚风”相当。因此，《诗经》并不完全是北方文学。

3、楚辞

《楚辞》是从前目录学家所认为最古的总集(在《四库全书》中，则在总集别集之外另成一类)。它是汉刘向所编辑的，包含屈原、宋玉、景差、贾谊、东方朔等人的作品。主要作者是屈原，其他作者不过仿效他的文体，所以一并附入。屈原是楚国人，和楚王同姓，楚怀王颇信任他，后来因为上官大夫在楚王面前说了坏话，被放逐于湘沅一带地方。屈原因楚国政治开倒车，不是秦国的敌手，有国破家亡的危险，于是忧愤而作《离骚》,“离骚”二字是“遭忧”的意思。他又根据湘沅一带祀神的巫歌而改作《九歌》,又有《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作。他后来投汨罗江而死。《楚辞》有东汉王逸注本，流传至今。

《楚辞》是由《诗经》发展而来的。《诗经》的“二南”,产生于江汉之间，屈原也生于江汉，在地理上，显然有密切的关系，即就形式上说，《楚辞》用“兮”字的地方很多，《诗经》用“兮”字的地方也不少。郭沫若认为，楚国文化是因殷民族南迁而产生的，无论南方北方，都以殷民族为文化渊源，所以《诗经》的《国风》不能以南北分，总之是《楚辞》的先驱。《楚辞》的形式与内容都有和《诗经》不同的地方。就形式说，《诗经》虽有三字、五字、六字、七字或九字一句的，但以四字句为最多，可说是四言诗，《楚辞》则以六字句(连兮字算则有许多七字句)为多，而且较参差较活泼，篇章也比较长些繁复些。就内容说，《诗经》的情感是温柔敦厚，《离骚》等篇，情感非常热烈，梁启超因此论及《离骚》的作风及屈原的投江，以为屈原的性格与一般讲中庸之道的中国人不同。《诗经》中神话少，《离骚》中有丰富的神话，如羲和、望舒、飞廉、丰隆、宓妃、有娥、佚女等故事，这和希腊的荷马史诗非常相似。如果拿祀神的《九歌》与《诗经》中的颂相比，后者所祀的神是祖先，前者所祀的东皇太一、湘夫人、山鬼、国殇，则多是离奇怪诞的鬼神了。屈原所歌唱的虽是神话，实在是深刻的现实反映。《离骚》一篇是他的主要作品，凡二千余字，是一篇伟大的叙事诗。《史记》上说：“《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可见《离骚》感人之深，远过于《诗经》。继屈原的诸作者中有一个宋玉，他所作《九辩》,以悲秋开始，情辞凄婉，也很有名。

4、赋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形式，渊源于《楚辞》及战国的策士文。赋的形式在诗与文之间，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又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就是说，赋是不能歌唱只能诵读的诗(就不能歌唱说，是文；就叶韵说，是诗)。赋的意义为“铺”,为“敷”,所以敷陈事实，铺展词采。《汉书·艺文志》分赋为四类：一为“屈赋”,二为“陆赋”,三为“荀赋”,四为“杂赋”。“屈赋”就是《楚辞》,汉代贾谊、淮南王刘安的赋，属于这一类，其特点是抒情。“陆赋”是汉陆贾的赋，属于这一类的还有枚皋、朱建、严助、朱买臣、扬雄等人的赋，现在除扬雄诸作外，都已失传。这类偏于辞说，为纵横策士文的变相。“荀赋”是《荀子》书中的“赋篇”,是以咏物为主的，《汉志》所列荀子以后诸家都不传。“杂赋”全部失传，内容无从知道。就这四类看，只有“屈赋”一类，可算是文学。除《汉志》所列者外，还有许多作赋的大家，班固自己就有《两都赋》的名作。单以赋出名的是司马相如，作品有《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等。前两篇是描写田猎的，第三篇是描

写神仙的，第四篇是替失宠的陈皇后抒写愁思以感动皇帝的，都是写的宫廷生活。相如生活浪漫，有与青年寡妇卓文君恋爱的佳话，后来成为汉武帝的文学侍从之臣。又东方朔，作有《七谏》《答客难》等篇，也是武帝的“宫廷供奉”。汉代最早的赋作家以贾谊为最著,他的《吊屈原赋》《鸟赋》都是抒写抑郁不平之作，最能表现个性。其他作家，如枚乘，以《七发》为代表作；扬雄以《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等赋为最有名，但都是模仿司马相如，没有创新精神；东汉除班固外，有张衡，他的《西京赋》,据说写了十年，颇有名，又蔡邕作有很多赋，以《述行》《短人》《释诲》等篇为最好。汉赋大体上是宫廷文学，内容比《楚辞》低劣很多。形式上则堆砌辞藻，铺张事物，甚至把字典上的种种物名，尽量写进去(赋家多兼为字典编纂家),又喜欢用排偶句法，所以活泼的少，笨拙的多。这种文学的产生，是由于天下承平，君主想以文字来装饰太平，夸耀功德，并消遣闲暇，而用利禄奖励起来的。但因偏重形式，内容日益贫乏，魏晋以后，便很少好的作品，所以章太炎说，“自屈宋以至鲍(照)谢(灵运、惠连),赋道已极，庾信之作，去古愈远……赋之亡盖先于诗”。但六朝盛行的骈文，却是由赋蜕变而来的。

5、乐府

唐以前的诗被称为古体诗(唐人诗被称为今体诗或近体诗),古体诗又分为乐府与古诗两种。自汉武帝制定郊祀之礼，设立“乐府”——一个掌管乐歌的官署，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采诗夜诵——即征集民间歌谣及文人仿作的民谣，使延年领导歌唱，有时也制新歌曲，于是可歌的诗，称为“乐府”,其不可歌唱的诗，即称为诗，后世称之为“古诗”。汉以前，诗与乐不分，凡诗都是可歌唱的。汉时歌(乐府)与诗分开，而民间歌曲，却因此得以保存下来。后来凡文人仿作的民歌，或模仿古乐府而成但不能入乐的诗歌，也称“乐府”,或“新乐府”。

乐府虽然是武帝时设立的，乐歌则武帝以前老早就有，如汉高帝作《大风歌》,令沛中儿童百二十人歌唱，高帝好“楚声”,他的《鸿鹄歌》及唐山夫人的《房中祠乐》,都是“楚声”。武帝时既设立专官，又使司马相如等增制十九章之歌，又采集燕、代、秦、楚之民谣，采用箜篌、横吹等外国乐器，李延年又依胡曲而造新声，因此音乐大起变化，而乐府诗也由此盛行。但西汉到东汉初年，还是乐府的产生时期，到东汉末年及建安前后，方达全盛阶段，建安以后，则多模仿之作，隋唐以后便逐渐衰落了。据郑樵《通志·乐略》载称，汉代制作的歌曲有《短箫铙歌》《相和歌》《郊祀歌》等十余种，每种有若干曲。相和曲中有《薤露》《蒿里》《陌上桑》《箜篌引》等，都采自民间，《陌上桑》及《箜篌引》歌词写得很动人。《郊祀歌》系邹阳、司马相如等文人作品。《短箫铙歌》是鼓吹曲，发声宏大，用于军中。东汉时乐府诗，如辛延年的《羽林郎》,繁钦的《定情诗》等，都很好。建安时代魏武帝、魏文帝及曹子建的乐府诗，如《短歌行》《燕歌行》《秋胡行》等，充满了颓丧的人生观。南北朝时，乐府又产生了许多新歌新曲。南朝的以《华山畿》《子夜歌》等民歌最为流行，属于柔婉的“清商乐”。北朝乐府是刚健的胡声，歌词也比较质朴，有《琅琊王歌》《折杨柳歌》《捉搦歌》《陇头流水歌》等。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所收歌诗，上自陶唐，下迄五代，其中有许多并不是乐府，但真正的汉魏乐府，亦可在这部集子中去找。

6、五言诗

汉魏六朝间的诗，多半是五字一句的，而建安(汉献帝年号)时代，五言诗的创作尤其丰富而优美(因《昭明文选》内多五言诗，人们便称之为“选体”)。五言诗产生于汉，和乐府不无关系，如李延年之《北方有佳人》,蔡邕之《饮马长城窟行》,蔡琰之《胡笳十八拍》,无名氏之《孔雀东南飞》,以及前述的《羽林郎》《陌上桑》等篇，大致都是五言。但一般人多认李陵与苏武唱和诗是五言之祖，又有以《古诗十九首》为五言起源的。而作者是谁及在什么年代，则难以确定。五言诗虽不能确定创于何人，而起源于西汉，则无疑义。到东汉时，五言诗作家有班固、张衡、傅毅、徐淑、秦嘉夫妇、蔡琰(文姬)等。建安时代的主要作者是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其次为孔融、王粲、徐幹、陈琳、阮瑀、应场、刘桢，号“建安七子”。在这些作家中，天才卓越的是陈思王曹植，他的作品著名的有《美女篇》《七哀》《名都篇》《白马篇》《驱车篇》《弃妇》诸篇。其余二曹，所作亦佳。七子中诗的佳作不多，只有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最为世人称道。建安时代的诗，除五言占主要部分外，也有四言 (如曹操的《短歌行》)和七言(如曹丕的《燕歌行》)的。四言诗只是《诗经》形式的残余，七言诗则是一种新形式的创始(汉武帝建柏梁台落成，曾有七言诗的联句之作，号称柏梁体，但诗的内容不及魏文帝的好)。

建安时代的作风，渐渐由朴质而转向浮华，颇着重音节和辞藻的美丽，已经开辟了六朝唯美主义的道路。直接继承建安风格的有阮籍(以《咏怀诗》著名)和嵇康，他们是所谓正始(魏主曹芳年号)文学的中心人物，同时又属于西晋的“竹林七贤”(七贤除阮、嵇外，还有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都是清谈派文士)。西晋太康(武帝年号)时期的诗人还有三张(张载、张亢、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二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字太冲，以咏史诗著名，又作《三都赋》,费时十载)等。他们虽然继承建安的传统，而风格已变，大都词旨浅薄，偏重对仗排偶的技巧。到南北朝时，风格更趋**艳了。

7、陶渊明与南北朝诗

东晋及南北朝的诗，形式上仍然是继承汉魏的体裁，以五言古体诗为主，七言古体诗次之，到最后才孕育了“律诗”的萌芽。风格则一天天走向纤巧艳丽。只有东晋末年的陶潜，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风特别不同。东晋在陶潜以前，还有两个诗人，刘琨和郭璞，郭的《游仙诗》尤其著名，但都比不上陶潜。陶潜，字渊明，世称靖节先生，他不大高兴做官，乡居以诗酒自娱，与周续之、刘遗民并称为“浔阳三隐”,所作诗多以田园生活为题材，形式上不讲雕琢，风格恬淡自然，但也往往有深情的寄托，他的诗如《归园田居》《读山海经》《饮酒》《咏荆轲》等篇，都为人称道。渊明又长于辞赋，有《归去来兮辞》《闲情赋》等作。在陶潜以后不久，有诗人谢灵运(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也喜欢歌咏自然，人们将他和陶潜并称(他们的诗称陶谢体),又称陶为田园诗人，谢为山水诗人，其实谢的诗不脱六朝习气，远不及陶诗的自然。后来唐朝有几个喜欢歌咏自然的诗人，孟浩然、王维(字摩诘)、储光羲、韦应物(做过苏州刺史)、柳宗元(字子厚，做过柳州太守),都是学陶诗的。

谢灵运与颜延之、鲍照(字明远)为宋元嘉(宋文帝年号)体的代表作家。灵运与其弟惠连都有文名，时人称为大小谢。灵运又与齐之谢脁(字玄晖，曾做宣城太守)并称为大小谢(灵运是大谢)。谢脁是齐永明(齐武帝年号)体的代表人物。齐武帝第二子竟陵王萧子良，好作诗，他所结纳的诗人有谢脁、任昉(字彦异)、沈约(字休文)、陆棰、范云、萧琛、王融、萧衍等，号称“竟陵八友”。萧衍后来做了皇帝(梁武帝),那八友又是梁的诗人，因此有所谓“齐梁体”的名目。梁代君主都是文学家，简文帝特别以艳诗著名，号称“宫体”。此外，还有江淹、何逊、吴均也是梁的名作家。

梁代诗的形式，渐渐注重声调格律，而风格则日益卑下，到陈代，作风更趋于轻靡，著名诗人有徐陵(字孝穆)、阴铿、庾信(字子山)等。徐陵选辑汉魏六朝的艳体诗十卷，名《玉台新咏》,于是有“玉台体”的名称。以上都是南朝诗人。

北朝诗人较少，仅北魏的温子升、魏收、邢邵稍著名，世人以温邢并称，又有“大邢小魏”之号，庾信渡江仕于北周，又有南徐北庾之称。隋朝统一南北，诗人有隋炀帝及薛道衡、杨素、虞世基、王胄等，仍上承徐庾的作风，但亦有豪健的作品，风格开始转变了。南北朝时有女作家苏蕙，以回文诗著名。又，民歌中《子夜歌》为女子名子夜者所作。此外，谢道韫也是一女诗人。

8、唐诗

唐代是旧诗的黄金时代，各种诗体都具备，各种风格都有。除继承了前代传统以外，还创造了所谓近体诗。诗人非常多，而且产生了杜甫、李白两个数一数二的大诗人。所谓近体诗，就是“律诗”。律诗的特点，是要调平仄，讲对仗的。有五言律、七言律两种，都是以八句为一首，每两句为一韵，首句也有时叶韵，中四句必须作成两个对联，也有全部都对的。又有所谓“绝句”,是截取律诗的一半，有七绝、五绝两种。六朝时阴铿、何逊、徐陵都作过五言律，但没有确定为一种格式，这到唐朝沈侄期、宋之问才确定。唐代诗人除作近体诗外，还作古体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都是两句为一韵，句数多少不定，平仄对偶都没有限制，每句字数也可变动。唐诗有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的分别。初唐期约一百年，代表作家有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及沈(侄期)、宋(之问)等，是继承陈隋绮艳作风的，又有陈子昂、张九龄，是主张素朴的风格的，可说是盛唐作风的先驱。这一时期中，成立了五、七言律，发生了五、七言绝，又产生了“排律”(扩大律诗的篇幅，任意增加对联句若干韵),诗体已很繁富。

盛唐及中唐可当一个时期看，自开元、天宝(都是玄宗年号)以至大历(代宗)、元和(宪宗)、长庆(穆宗)间，约百余年，是唐诗成熟时期。代表作家除李、杜外，有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韦应物、韩愈、柳宗元、孟郊、贾岛、李贺、元稹、白居易等。王、孟、高、岑并称为“四唐人”。

王、孟长于歌咏自然，高、岑长于描写边塞战争生活。写边塞的诗人还有王昌龄、王之涣，昌龄有“诗天子”的称号。韦、柳风格近于王、孟。韩、孟(郊)、贾、李，格调奇僻，批评家有“郊寒岛瘦，长吉(李贺)鬼才”的考语。元、白是中唐健将，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尤其重要，他的讽喻诗最能深刻地反映现实，而又写得通俗，最为人爱读的有《秦中吟》及《新乐府》中的《新丰折臂翁》等篇。元稹(字微之)的《连昌宫词》与白居易的《长恨歌》,都是写天宝史事的名作。除元、白外，中唐诗人尚有刘长卿，是权德舆称为“五言长城”的。有刘禹锡(字梦得),取巴渝民歌，改作《竹枝词》,白居易等仿作，都不及他的原作。晚唐期诗人以温庭筠(字飞卿)、李商隐(字义山)为代表，其名作都是艳诗，又有陆龟蒙、皮日休等人，专作浅近的诗，词浅而意也不深，只有杜牧(字牧之，世称小杜，对杜甫来说)诗，艳中有豪气。温李诗，宋初杨大年等学它，称为“西昆体”。又，温李及另一诗人段成式俱排行十六，他们的诗又称“三十六体”。此外有一韩堡，也写艳诗，叫“香奁体”。晚唐可说是唐诗的衰落期。

9、李白、杜甫

李白字太白，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后世因此叫他“诗仙”。他为人豪放不羁，颇有道家神仙一派的思想，当开元、天宝的盛世，为宫中供奉之臣，作品充溢着浪漫情调，不大受形式拘束。他在沉香亭即席赋《清平调》三章，歌咏杨贵妃，是有名的**诗。他又会写边塞风光，会拟古乐府，有些诗又充满了厌世观念(如《将进酒》),恰恰反映着颓废的

贵族生活。

杜甫字子美，号少陵，遭逢安史之乱，过了多年的逃难生活，他的思想不如太白的超脱，所以作品能深刻地反映现实，如《北征》《述怀》、“三别”“三吏”等，都是写内战时期民众愁苦的惨况，《石壕吏》一诗尤为世所称颂。晚年定居成都，风格转为闲适，所写的作品特别多。因为他有关心国计民生的热情，所写的时事诗特别动人，所以人家称他为“诗史”。又称为“诗圣”,则因为他的诗，无论形式内容，都有很高的造诣，他的造诣是从学问修养与生活实践而来，不是仅凭天才。

李、杜两大诗人，各有特殊的个性，各自反映一种时代背景，李白可说是六朝以来浪漫主义发展的最高峰，杜甫则是写实主义的开创者，后来白居易的诗，也是写实主义的。

10、唐以后的重要诗人

唐以后的诗人很多，但他们的诗为唐诗的旧形式所限，很少新的发展，现在只说说最重要的几个人。(一)北宋的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诗为“江西诗派”之祖),南宋的陆游(号放翁，诗集名《剑南诗稿》),是宋时最大诗家。苏、黄以前，有林逋，以梅花诗著名，有杨亿、刘筠等，著有《西昆酬唱集》,有苏舜钦、梅尧臣，则以简淡高古之体，矫正西昆之浓艳。苏东坡诗学陶潜、李白，黄山谷则学杜甫。山谷与晁补之、秦观、张耒四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或四君子)。师承山谷者则有陈师道、潘大临等。即陆游的诗也是从“江西派”变出来的。陆氏与尤袤、范成大、杨万里，号称“四大家”

，四人中只有陆的作品，富于情感，又能写实，表现强烈的民族意识。陆游以后有所谓“四灵”(徐灵晖、徐灵渊、翁灵舒、赵灵秀)及严羽。尤可注意的是宋末的遗民诗郑思肖、邓牧、谢翱及其他无名作者，诗集二卷，名《谷音》,慷慨悲歌，情感真挚。(二)辽金元明数代，没有一个伟大诗人，勉强算数的，则有金的元遗山(名好问),元的虞道园(名集，与杨载、范椁、揭候斯合称四大家)、杨铁崖(名维桢，号廉夫，著有《西湖竹枝词》),明的高启、袁凯(以《白燕》诗著名，人称为袁白燕)等。(三)清朝诗人，初期有钱谦益(牧斋)、吴伟业(梅村)——钱、吴与龚鼎孳合称“江左三大家”——王士祯(渔洋山人)、施闰章、宋琬(号称南施北宋)、查慎行、朱彝尊(朱与王士祯号称南北两大宗)等，以渔洋为最著名，他是主张诗贵神韵说的。清中叶有袁枚(他是提倡性灵说的)、赵翼、蒋士铨(以上三人称“江右三大家”)、沈德潜、翁方纲、黄景仁、厉鹗等。清末有龚自珍、陈三立等，号“同光派”,其诗重骨格而少生趣，其后“南社”诸人的诗，以民族主义为主题，比较有内容；黄遵宪以新名词入诗，则形式上也开始解放。

11、词

词是可以歌唱并和乐器配合的韵文，句法长短参差，不像诗那么整齐，并且由于文句的长短多少，构成多种形式，比诗的体裁要丰富些。当唐诗的发展达到极点时，词已开始产生，这一新形式的文学，到宋代更成为一代文学的主潮。词的种种牌子，都由乐曲而定，因为唐时输入了中亚细亚及印度以及朝鲜等地的外国乐曲，加以新声的创制，乐谱日益繁富，文人有研习音乐的，于是将诗句变换，以迁就乐谱，凡过去在五、七言绝句中所插的散声(是插在字间的)、和声(是插在句间的),都填以实字，这就叫填词。填词就是产生词的起源。李太白的《菩萨蛮》与《忆秦娥》两词，据说是最初的词，唐朝人继起作词的不少，但所作的都是短词，即所谓“小令”。那时候诗词还没有划分界限。晚唐及五代时，词才正式成立，赵崇祚把当时的词辑成《花间集》,共得五百余首，就是最早的词集。到宋时，于小令及较小令略长的中调以外，更添长调，词体非常完备，作者如林，作品尤多绝唱，是为词的全盛时代(明毛晋编《宋六十名家词》九十卷，搜罗颇完全)。

词的初起时，多半是艳情或哀怨之作，用字有时很通俗，大概都是拿民间情歌改编的，或者仿情歌体而创作的。后来宋人创制长调，把篇幅加长，又有许多不懂歌唱的文人来写作，就把那作风改变了。在形式上，宋代的词有些散文化，或非形象化(议论)的，在内容上则有豪放派的产生。宋代以下，词的全盛时代已过去，虽一般文人高兴填词，其中也有佳作，但都不能超过宋代，并且渐与音乐分离，所谓依谱填词，完全成了一种无意义的形式功夫，而那种字数、平仄、韵脚的限制，徒然给文学创作以重重束缚罢了。

12、重要词人

晚唐温庭筠才开始于诗外另有词的创作，可说是第一个词人。五代时著名词人颇多，以南唐后主李煜为最伟大。李后主初期作品是艳情的，后期作品则为亡国哀怨之声，最为世人所激赏，如“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诸词，都极凄婉。南唐中主李璟，词亦作得好。此外，冯延巳也是南唐词人。除南唐外，西蜀也是词人产地，如前蜀的王建、王衍，后蜀的孟昶，都以国主而兼作家，其他作家以韦庄为最著名。

北宋词人可分四期说。开始是小词或令词时期，有晏殊、欧阳修、晏几道等。次期为慢词(字数较多，即长调)时期，有柳永、秦观等。慢词是柳永收俚俗语言，依新乐曲编成的，后来发展而成“诗人词”,主要作者有苏轼、黄庭坚等。而精于音律作曲的“乐府词”人，则有周邦彦、李清照等。南宋也分两期。前期有朱希真、辛弃疾、陆游、刘过、刘克庄等，是现代人们所谓白话词派的作者；后期的姜白石、高观国、吴文英、史达祖、蒋捷、王沂孙、周密、陈允平、张炎等，则属于乐府词派。两宋词人，从风格上分，又有婉约词派(又称南派)与豪放词派(又称北派)的分别，前者以姜白石为代表，后者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又柳永与苏轼的作风，也是哀婉与豪放的对比，当时人批评说，柳氏的“杨柳岸、晓风残月”,宜十七八少女唱，苏氏的“大江东去”,须关西大汉唱。辛稼轩(弃疾)以军人而兼词人，多感时伤事之作，与东坡齐名，世并称苏辛。宋代有两大女词人，一个是写“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著有《漱玉词》,一个是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朱淑真，著有《断肠词》。北宋词人周美成(邦彦),号清真，深通音律，他的《清真集》成为后人模仿的准则，南宋姜夔(著有《白石道人歌曲》)、吴文英(号梦窗)、周密(号草窗)等也受美成的影响，白石及草窗，喜欢雕词琢句，引用典故，又有典雅词派之称。元明以后，词的时期过去，清朝词人虽多，可注意的只有纳兰性德(容若),他的词缠绵婉转，颇似南唐后主，其作品有《饮水词》《侧帽词》等。

13、散曲

词发展到南宋，完全成了少数文人的消遣品。而且因为偏重形式的雕琢，便是文人想要表现真挚的情感，也不愿意再受它的束缚了。因此到了元朝，词衰落而曲盛行。曲是戏剧，它的产生是由于唐宋时民间已有简单的歌舞表演和歌舞戏，金国又产生了歌唱兼说白的董解元《西厢》,元朝人将歌唱、说白和动作(舞)合起来，表演故事，便形成了戏剧。戏曲以外，同时还有“散曲”。戏曲是表演故事，“散曲”却是单纯的诗歌，不过和词有些不同，它比词近于口语一些，又适应北方民族输入的新音乐，是仿照戏剧中唱词的体制而作的。当时文人不愿意受词的格律的拘束，于是便从大众文艺中采取了这种新的诗歌形式。“散曲”的代表作者为张可久(小山)、乔吉(梦符)、关汉卿、白朴、马致远(东篱)、郑光祖等。马的作风豪放，其余则都属于清丽一派。马有《天净沙》一曲，题目是《秋思》,很著名，全文如下：“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明清两朝，“散曲”作者也不少，但因为逐渐趋重于音律与辞藻，所以元曲的精神便不能保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