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领导的关键点
虽然你现在可能不是高级领导,但是我坚信,在读完这本书,而且身体力行十年、二十年,你会成为高级领导。
第一,知人、晓事
高级领导应该是什么样的?曾国藩写过一段话,把高级领导应该什么样、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说清楚了。
“大非易辨,似是之非难辨。窃谓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大非易辨”,比如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敲寡妇门、挖绝户坟这种大是大非是容易辨别的,但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似非而是的事就不容易判断了。居高位的人,就是所谓的高级领导,最重要的是知人晓事。
“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想知道一个人,不容易学。没有坏人脑门上写俩字“坏人”,好人写俩字“好人”。你看一个人走过来,脑门上写俩字“好人”,你只能说遇上了一个“二货”。那怎么判断,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能干的人还是不能干的人,这是非常难学的。知人很难,而明白事理这件事可以通过阅历,通过不断地做事培养见识,通过努力得到。
“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原固谬,狂狷亦谬。”如果明白事理,无论别人是不是跟你一伙儿的,慢慢就事论事,你会逐渐开悟,得到和谐的解决方案。如果不晓事,怀着私心是错,秉公做事也是错;小人是错,君子也是错;言行不一、伪善是错,说话很直也是错。
“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绝非和协之理。”你不晓事,再加上又不知人,则从头到尾做得不对,不能做到平衡、和谐、中庸,不能和他人和睦做事。
因为曾国藩强调了知人晓事的重要性,以及晓事比知人更容易做到,他接着就说:“故恒言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中国的传统智慧,一直说君子是君子,小人是小人。曾国藩在这块儿挑战中国的传统智慧,他认为,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君子,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小人。
他后边又进一步阐释他的观点,说“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你今天能知人晓事,你就是君子;明天不能知人晓事,就是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暧,则为小人”,你一时公正光明,你就是君子;你在另一个时辰阴暗狭隘,你就是小人。这是他的观点,我不完全同意,后面我会展开细讲。
他接着说:“故群誉群毁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不参与别人对其他人的评论,一旦听到大家都夸一个人或骂一个人,他就不说话,默默地走过去,不敢附和。
以我对曾国藩的了解,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人,他有他刻薄的地方。我本身也不是一个非常宽厚的人,时常也会腹诽。我能体会到他在一大堆人夸一个人或骂一个人的时候,心里很想凑过去跟着夸或跟着骂,跟大家一块儿八卦、吐槽、毒舌。但是他刚才说的知人晓事的辩证关系,让他不敢说,也不能说,就默默地走过去了。
这段话讲的是高级领导的管理艺术,总体来说,管理学是很难的,它并不是一门绝对的科学。尽管相关的一些学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科学,比如经济学、金融学等,但管理学整体还是一门艺术。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和诗人一样,在可见的未来,还很难被AI代替。
在曾国藩看来,管理学的难度有几个层次。
1.一切皆模糊。刚才说了,大是大非容易判断,但似是而非的东西非常多,以及非常难判别。想一想,在我们成人的世界里,你周围的亲人和朋友,只要不是太笨,总能找到借口说自己是对的。绝大多数管理决策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绝大多数的人似忠而奸,似奸而忠。每个成人做任何事情,都能找出理由和借口。每件成人做出的事情,都能从不同角度去解读。这也是为什么有发言权是很好的一件事,就是你总能给自己找一堆说法,说这么做其实是特别正确的。一切皆模糊,是管理学的第一个难度。
2.知人最难。识人识面不识心,你怎么能知道这个人,是非常难的一件事。面试的时候,只有半个小时,你怎么知道这个被面试的人能否胜任某个工作?即便你能判断他的行为能力、硬技巧,那你怎么能判断他是不是能跟你的团队配合,是不是人品非常好。没人会说自己人品不好,没人会说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团队工作者。你怎么知道他有潜力成为十年之后的领袖?平时老实谨慎的人,你怎么知道在危急时刻,这个人还依然老实谨慎?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手握重权之后,不会干出坏事,不会起杀心?知人是要有天赋、要犯很多错误才能做好的一件事。
3.晓事也不容易。比起知人,晓事是更好的着力点,在这点上我完全同意曾国藩说的。你努力多读书(比如《资治通鉴》)、多做事,阅历多了,你就会徐徐开悟,多少有点明白事了,在商业判断上也就多少能够平和公允了。
4.不晓事,君子也没用。小人做错了是错的,君子做错了也是错的。刚才说管理是模糊的,知人是难的,晓事也是难的,更可怕的是,哪怕你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但他业绩非常差,他也不是一个成事的人。
5.对事不对人。先别忙着定某人是君子还是小人,没有一成不变的君子,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小人。
第二,宁用朴拙君子,不用聪明小人
做管理的人,职责有两个:一是知人善用;二是懂得做事的规则和逻辑,就是所谓的晓事。曾国藩对居高位有深刻的体会。大是大非,黑白分明,但黑白分明的事是少数,实际发生的事情更多是处于灰色领域,实际做事的人面对更多的困境,是非成败都在变化。这是曾国藩在晚清这么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做了那么多的大事后深刻体会到的。
针对刚才曾国藩这段对于高级领导的说法,我了解他的苦衷,知人特别难,人心变得快,老实和尚不老实,正人君子办傻事,甚至持续地办傻事,特别是在末世、在末法时刻。但是,我还是反对他这个观点,这个观点突破了他成事方法论的底线,是他的污点。
我坚定地认为,人先于事,宁用朴拙君子,不用聪明小人。当然要有业绩,但是要先讲价值观。在华润有这么一句常说的话:“业绩不向辛苦低头。”什么意思呢?每个人都辛苦,你光跟我讲说,你多苦多累,你干到多晚,你熬了多少个夜,你如何累到身体不行,等等,但是如果你没有业绩,没有成果,不好意思,我不能向你的辛苦低头,不能认同你的辛苦。
但是后面还有一句:“价值观不向业绩低头。”如果你丧失底线,获得了业绩,这个业绩不是我们要的业绩。如果不能坚守“业绩不向辛苦低头,价值观不向业绩低头”,会出现什么?一个团队里就会有相当比例的小人——很能干但是品性不好的人,他们会不惜使用降维攻击。
我的作家朋友大刘,在《三体》里说过“降维攻击”。小人能够降维去打击,你有道德,他没道德,你站着,他趴下,你要遵守规则,他不遵守规则,那这个被降维打击的人就占据劣势,去降维打击的人就有优势。如果说只强调业绩,不强调价值观,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一个团队里一定有相当比例的小人。业绩文化越强,小人使用降维攻击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样的团队成就的事功越来越大,控制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战车被能干的小人们绑架,时间就会变成我们的敌人,翻车的风险与日俱增。
在末世,成事的人容易追求速效,容易忽略对于朴拙君子的培养,容易向聪明小人和降维攻击低头。这种心态和做法也加速了末世的败亡。曾、张、左、李这四大名臣,造就了晚清的中兴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这样成事的人,大清朝很快就在内忧外患中烟消云散了。刚才曾国藩讲的事大于人、业绩大于价值观的用人原则,或许在他去世之后对晚清的速朽做出了重要贡献。